“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伯论文,模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10年年底以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相继发生政治危机，国内外学术界从不同学科、不同维度对这些国家发生的政治危机进行解读时，却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这些国家曾经或者目前正在以“阿拉伯社会主义”为其意识形态基础与发展指导诉求。“阿拉伯社会主义”作为中东民族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是阿拉伯思想家哲学抽象、理性认知与社会实践的产物，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推动阿拉伯民族统一以及经济上践行社会主义是其核心理念。而其最大特点则是付诸革命民族主义与中东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与实践互动，并对中东地区秩序、国际秩序与当代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阿拉伯社会主义”包括埃及的纳赛尔社会主义、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利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本文尝试以复兴社会主义的伊拉克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利比亚为个案①，以国家治理理论为研究视角，深入探究“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总结其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教训，这对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与建设有着深刻的意义。 国家治理理论与“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兴起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政治文化有序运行的关键因素。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治理的内涵尚无一致界定，在国家治理的理论范式方面尚存在争论。 第一是国家治理与统治的区别。二者都涉及目的性行为、目标导向的活动和规则体系的含义，但并非同义语。首先，“治理”(Governance)源于古希腊语和拉丁文，指使别人服从但不一定依靠强力，是民主时代的国家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统治(Government)原意是国家强制权力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前民主时代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其次，与统治相比，治理的行为体包含政府和非政府机制的诸多组织。②最后，统治和治理权力运行的向度也不一样，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后者是上下互动的逻辑进程。③ 第二是国家治理理论强调对政府、市民社会与市场的协调与统一。20世纪，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James N.Rosena)认为，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推进社会公共治理的新观点，不仅仅强调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更重要的是探求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调合作。④基于此，研究转型与治理问题的德国学者阿仁斯和缪尔斯将国家治理危机的特点归纳为：一个软弱的政府缺乏将制度付诸实施的能力，难以征收税款、化解利益集团的压力；半市场化半行政体制的公共产品采购程序，难以实施连贯的市场化改革政策；不发达的公民社会缺乏增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妥协与合作。⑤ 第三是认为国家治理理论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格里斯托克认为，国家治理的实现方式有：政府的权威、社会公共机构之间的相互借重，自主网络以及集体行为的形成。⑥奥兰·扬也认为，国家治理是不同集团的成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制定集体偏向的特殊机制。⑦这种机制展现出多种组织形式：即传统的部落组织模式、中世纪欧洲的治理结构模式、现代国家机制结构模式。治理体系似乎都满足3个核心功能：即在安全层面，威慑内部的挑战和外来威胁；使体系内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功能；确定集团及其成员身份的公民—政治功能。⑧ 第四是在转型国家治理模式的前景方面，一些学者提出3种重构方式：即以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为代表的中东欧模式；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独联体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转型模式。⑨中东欧模式指的是政治秩序剧变以来的中东欧国家由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西欧议会民主制转型，其特点是形成了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多党轮流执政的基本政治架构、较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和稳定有序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基础厚实与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⑩俄罗斯模式指的是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权力角逐中，强势利益集团隐性控制政府的治理模式。(11)中国模式具有渐进改革的特征与逻辑，其特征是：为确保经济秩序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具有强大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能力的强政府对社会进行有力调控。以上3种转型国家正在从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向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有序互动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迈进。 第五是关于在进行有效国家治理的路径方面提出解决之道。研究转型问题的国际知名学者埃尔斯特和奥非等人提出，通过分顺序、有阶段的制度瓦解、重新定位和制度巩固等阶段性过程来进行综合性的制度设计，目标是构建一种公民社会、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新秩序。(12)其具体方法包括：其一，提升国家政府能力，即完善政治体系的设计，构筑合法性基础，重视文化和结构性因素。(13)其二，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这现代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三大基本制度构成要素的关系。其三，处理好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历史传统与地缘政治因素与国家治理模式的互动，防止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中被“边缘化”，甚至退化成为一个“依附性”的“弱国家”，进而影响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未来发展趋势。(14) 具体到“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各种理论也是众说纷纭。“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与实践是国家治理的前提与基础，也是阿拉伯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秩序、宗教构建和文化认同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中东民族主义思潮中，“阿拉伯社会主义”以其严密的思想行为体系、有效的社会组织模式和独特的实践行动方式而驰名于中东。它在塑造伊拉克和利比亚等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格局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 “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是西方社会主义，实际上它是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与阿拉伯传统通过历史交往形成的一种新思潮。其信仰主体是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初以“阿拉伯复兴运动”的形式出现，其理论来源有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国安德烈·纪德和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15) “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产生背景是具有优势地位的西方世界对阿拉伯地区的挑战，由此激发起阿拉伯民众日益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阿拉伯国家涌动着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即反抗西方政治上的殖民、经济上的剥削和文化上的挑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此有所感触，他说，对阿拉伯国家来说，西方国家武器精良、科技发达，因而在精神文化上也占优势。(16)为此，一些阿拉伯精英用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融合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成为他们自己乐意接受的理念，这就为“阿拉伯社会主义”产生培育了沃土。“社会主义”也成了当时中东各阿拉伯报纸的热门话题，曼弗雷德·哈尔彭(Manfred Halpern)说：“社会主义是中东地区最受欢迎的思潮之一。”(17) “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可以追溯到埃及。穆萨(Musa)是埃及的社会主义者，他用阿拉伯语写了《社会主义》一书。1908年，留学法国的穆罕默德·贾迈勒(Muhammad Jamal)学成回国后成立了祝福社会主义党(Blessed Socialist Party)，该党强调农业土地改革，忽视民族主义，但该组织不久就分裂了。1920年，穆萨等人成立了第二个社会主义政党——埃及社会党(al-Hizb al-Misri al-Ishtiraki)。到1930年，其内部亦已处于分裂状态。“阿拉伯社会主义”在埃及的实践主要是纳赛尔社会主义。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对纳赛尔影响较大。后来，他明确把“社会主义”作为埃及的现代化道路，并将“纳赛尔社会主义”付诸实践。 1947年4月4～6日，阿拉伯复兴党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成立。1953年，阿弗拉克和比塔尔领导的复兴党同阿克拉姆·胡拉尼领导的叙利亚社会党合并，改称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该党在叙利亚是一个民众基础广泛的政党，并于1963年执掌叙利亚政权。1968年，复兴党在伊拉克发动“7月17日革命”。此后，伊拉克成为复兴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核心。1979年，萨达姆上台以后，在泛阿拉伯主义的旗帜下发动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他在理论上则系统提出萨达姆的复兴社会主义思想，其核心是突出伊拉克的历史作用和萨达姆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中的领袖地位。(18)海湾战争以后，伊拉克受联合国和美国的制裁。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伊拉克复兴党政权。1969年，卡扎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成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卡扎菲上台后，着手进行了以民众革命、石油国有化与对抗欧美为特征的革命民族主义行动。2010年，卡扎菲政权在阿拉伯变局中被推翻，伊斯兰社会主义也宣告失败。目前，只有叙利亚仍然宣称是复兴社会主义政权，也是唯一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 “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治理特征 政治发展是塑造“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一个关键因素。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对其社会和国际环境发生的变迁所做出的反应，特别是对民族国家构建、社会阶层整合和大众的政治参与和动员、全球化大势和民主化浪潮挑战所做出的应对。美国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将政治发展按以下4个经常出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理性化、国家整合、民主化和动员或参与。(19)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具体到伊拉克和利比亚等个案，“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治理的特征如下： (一)治理主体的一元性特征 治理主体的一元性在伊拉克表现为以萨达姆为首的复兴党一党执政。1968年，复兴党第二次登上了伊拉克的政治舞台。伊拉克复兴党通过清除纳伊夫—达乌德集团、打击军队政敌、与伊拉克共产党表面合作，实现了复兴党在伊拉克的绝对统治。可以说，复兴党复活了伊拉克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民众思想的先导和生活意义的寄托。在复兴党的号召、鼓吹与理论家的证明下，复兴社会主义众望所归，演变成神圣的文化符号，在民众中激发了巨大的凝聚力。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直接为国家权力服务，最终成为复兴党统治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力量。(20) 治理主体的一元性在利比亚则体现为卡扎菲控制下的革命委员会一手遮天。1969年政变是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逻辑起点。卡扎菲掌权后，在利比亚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带有革命性的治国方略。他在政治上提出了“世界第三理论”，这一理论集中反映在他的《绿皮书》上。在实践上，他着力推动民众革命，动员民众政治参与，建构政治合法性，并在利比亚进行了非同寻常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尝试。从原则上来说，总人民大会和总人民委员会是利比亚的立法和行政机构，有权做出一系列决策。实际上，革命委员会成为保护革命成果、捍卫革命的先锋组织。从1979年开始，革命委员会控制了基层民众大会的选举活动，能够对那些没有革命热情的候选人投否决票。通过这种方式，革命委员会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总人民大会的议事日程。革命委员会负责监督《绿皮书》在利比亚的执行情况，清除腐败与挪用公款等现象。1980年10月，革命委员会接管了国家的新闻媒体和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的功能就是捍卫革命，包括从精神上或肉体上清除“革命敌人”。(21) (二)民粹主义的国家治理特征 民粹主义(Populism)可以从3个层面来理解：从社会思潮层面看，其政治治理手段是将大众化和平民化视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以此评判社会历史的进步与落后。从政治运动层面看，坚持平民大众是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依靠力量，并把普通群众视为国家治理的唯一决定性力量，否认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政治策略层面来看，动员平民大众共同参与政治治理。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和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策略，也是一种社会治理和政治动员的手段。(22)“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民粹主义属性特点包括： 第一是威权政治领域的民粹主义。如伊拉克复兴党和卡扎菲的革命委员会在政治治理层面都强调全体阿拉伯人的普遍政治参与。复兴党在伊拉克执政后，更加强调民众参与政治治理，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吸纳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参与政治经济建设与国家治理。卡扎菲在利比亚先后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和民众民主，实行直接民主，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鼓动民众参与政治。二者在伊拉克和利比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试图把全体民众吸纳进入政治整合之中。正是在这一前提条件下，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流变为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其原因有三：其一，对于伊拉克复兴党和利比亚革命委员会来说，在正常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全民动员是很难的事情，必须借助于蛊惑人心的大规模鼓动、强制性的统一口径、对不同政见者的压制等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普通民众在特定的情况下，受到“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鼓动形成某种情绪性、非理性的氛围，成为威权政治的支持背景；其三，在许多情况下，众口难调是常见的事实，特别是萨达姆和卡扎菲都要求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这势必遭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而要强制实行，势必会采取高压政治。(23) 第二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表现出“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或“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的特点。尽管民粹主义并没有具体的含义，但有一点是清晰的，那就是民粹主义所蕴含的民族关怀的特质。(24)“阿拉伯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反对外来殖民、树立阿拉伯民族精神的结果。因此，“阿拉伯社会主义”被付诸实践后，其大众认同便转为民族认同，批判重点则是外部力量(欧美大国)与内部敌人(政治反对派)，即对政敌的严酷镇压与清洗，对外部交往的排斥性与警惕性，这也是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和卡扎菲治理下的利比亚与欧美国家交恶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民粹民族主义的显著特点。 第三是经济发展领域的民粹主义。经济民粹主义强调增长与收入的再分配，忽视外部制约因素和经济机构对非市场政策的反作用。”(25)伊拉克复兴党和卡扎菲政权的石油国有化政策已经表现出经济民粹主义的若干特点，如通过国有化政策将外部经济力量排挤出国民经济结构，限制外国企业，歧视私营企业，无视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制约。与此同时，当政者也采取提高工资与普及社会福利举措，以赢得民众的政治支持。其后果就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成为一种依靠政府的福利型国家，民众的创造能力不足。 (三)内部治理走向民主化的“工具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霍克海默在《理性的黯然失色》一书中提出了“工具理性”一词，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种限于工具而非目的之理性、追求工具的效率和各种行动方案的“正确”抉择。(26) 肇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世界性民主化大潮滂滂。尽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东地区民主化的表现是最不明显的，但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在“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它主要表现为权威政权的有限软化，特别在伊拉克和利比亚表现得尤为明显。海湾战争后，为了抵制联合国和美国的制裁、改变复兴党政权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赢得民众的支持，伊拉克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重建政治威信。1989年，伊拉克复兴党政府推进“民主改革”，如制定新宪法，实行全民选举总统，颁布政党法和新闻自由法，扩大国民议会的权利等。1991年4月，革命指挥委员会宽恕海湾战争期间的反政府人士。7月，伊拉克国民大会宣布反对党的合法化。(27) 1986年美国轰炸利比亚后，卡扎菲政权在国内外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阿拉伯民族主义统一运动效果不佳且遥遥无期，与西方对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此同时，卡扎菲尝试着在利比亚推进政治自由化措施。1987年和1988年，利比亚释放了大量政治犯。1988年3月3日，卡扎菲亲自开着推土机推倒了黎波里监狱大墙，释放政治犯。他抨击革命委员会成员滥用革命权威来实现一己之私。在卡扎菲的监督下，成千上万的利比亚民众档案被毁。同月，卡扎菲毁坏了突尼斯—利比亚边境的拉斯贾迪尔(Ras al-Jadir)哨所，声称利比亚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畅游世界。(28) 卡扎菲通过以下行动表明其“民主化”的姿态。其一，允许流落在异乡的反政府人士回归故里，对他们的以往过错既往不咎，并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其二，会见某些政治反对派，希望他们回到利比亚，支持革命政权，但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其三，主张民众享有自由，确认民众的人权，并采取措施，推进利比亚社会的法制化进程。他要求总人民大会制定法律，革命法院仅负责叛国罪的审判，其他工作由人民法院代替。1989年3月，利比亚成立司法部，以确保法律法规的执行与落实。其四，1988年6月12日，总人民大会通过了《人权绿色大宪章》。该宪章保证利比亚民众享有政治权利，包括成立政治团体，尊重个人自由。 尽管“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治理模式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合法性问题。合法性来自于民众的意识形态支持，也来自于民主程序，更来自于政府的政绩。但“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仍高度集中于政府，政府行为受公民制约有限，很难体现公共治理的功能。 “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模式的变迁 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变革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模式变迁的又一重要因素。法国思想家吉尔·德拉诺瓦认为，每个民族国家建构都按照以下3个层面发展：即军事领域的强制管理、经济领域的财富分配、文化领域的思想控制，它们使民族国家趋于统一。(29)“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者在排除政敌、巩固政权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正如印度学者帕尔塔·查特吉评价印度民族主义时所说：“只要民族国家这些前提得到落实，就不会再有什么‘教族’问题了，那时真正成为问题的问题，只有经济问题。”(30)“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道路，它不是这些国家自身现代性不断累积的结果，而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所进行的有意识的回应，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转型。 (一)“全能型国家治理模式” 对于“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要在短期内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仅靠自然推进的社会整合体系，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全能型国家治理模式”成为必然的选择。石油国有化就是典型案例。1972年6月1日，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宣布石油国有化。1973年2月，复兴党政府和伊拉克石油公司达成了最终协议。经过石油国有化，大多数外国石油公司都控制在复兴党政府的手中。伊拉克的石油国有化原因有三：其一，复兴党在1968年通过政变上台，但其民众支持基础并不稳固，复兴党对政敌的严厉打击，造成恐怖统治的形象。由于没能控制石油资源，复兴党在经济上毫无建树，而国有化则是复兴党实现其民族主义经济功能的主要路径。其二，国有化也是复兴社会主义理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中应有的内容。其三，政府通过石油国有化获取的滚滚石油美元，不仅可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生，培育福利型社会，增加政治精英的自信感，为构建魅力型统治奠定基础。(31) 20世纪70年代，利比亚革命政府实行石油国有化政策，其主要原因有：其一，产油国受到西方石油公司的多重压榨，迫切需要改变现状。其二，全球能源结构调整为利比亚石油国有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三，国家缺乏石油自主权，使利比亚长期蒙受巨额经济损失。其四，第六届联合国特别会议的胜利召开促使利比亚加快石油国有化的步伐。其五，油价斗争的胜利为利比亚石油国有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32) 通过国有化，“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控制了石油业，国家财政大幅度提升。1979年，伊拉克石油产量比1965年翻了一番。复兴党政府的国民收入从1973年的14亿伊拉克第纳尔增加到1976年的44.7亿伊拉克第纳尔。(33)其政治上的意义是相当深远的，石油国有化意味着“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控制了本国物质财富，其“革命”与“进步”意义表现得更为明显。石油财富导致了“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二)权威分配模式向市场导向模式转型 “全能型国家治理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权威分配模式(Authoritative Allocation)，即通过政治权威直接或间接分配资源，这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治理模式；而市场导向模式(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则指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各参与行为体都可以从中获取福利。(34)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放弃进口替代发展模式，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强调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这些国家提出从权威分配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导向模式(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既是国内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在外部压力下做出的治理模式变迁。 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强调，政府不是将私营和国营部门取消，而是致力于二者的共同繁荣。政府进一步发挥私营经济的作用，鼓励私人购买国有企业；开放市场价格，缓解商品短缺的矛盾。1995年12月，萨达姆还提出以“战略眼光”和“自力更生”来解决问题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实施效果明显。1996年，伊拉克通货膨胀有所控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35) 1987年3月，利比亚政府宣称，利比亚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但由于国际社会的制裁，这一政策随之搁浅。2002年1月，利比亚再提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到利比亚投资。随后，利比亚政府统一国家汇率，货币贬值，关税降低50％，以此吸引外商投资。2003年6月，卡扎菲宣布对利比亚的国有经济进行变革，允许外资进入石油化工、钢铁、化肥、农业等大型国有公司。利比亚政府列出361家国有企业改制名单，他们的所有制改革进程从2004年1月份开始，分3个阶段进行，其中241家小型企业将拍卖给本企业职工，其余中型企业则采取公开拍卖，至于大型企业，则在最后阶段由外资收购。(36)这一举措旨在减少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最大限度发挥私营部门的作用。这是自卡扎菲当政以来，利比亚政府首次允许外国资本直接进入国有企业。 (三)从国有化到私有化的转型 伊拉克战争后，利比亚政府放弃了国有化以及反对外国公司来利比亚投资的观念。2003年，卡扎菲政府宣布国有化失败了，将在石油等领域进行私有化革命。(37) 卡扎菲的经济原则是限制甚至消灭私有经济，防止出现剥削。卡扎菲认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只能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超过这个限度的各种形式就是剥削，是不允许的。(38)按照上述思想，利比亚商业体系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少数个体商贩从事零售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石油收入锐减、商品奇缺，利比亚政府逐渐放宽对私有经济的限制，允许建立集贸市场。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利比亚启动了私有化改革，后因洛克比事件而招致联合国和美国的制裁而被迫停止。1987年后，利比亚政府将国营中小型企业转变成合作关系的伙伴企业，同时出售国有资产，改变国有企业的性质，在制造业、零售业等领域允许私人经营。1998年，油价下跌导致利比亚经济拮据，由此政府鼓励私人经营工商业，允许将除石油与大型企业外的所有企业变为伙伴企业或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出口创汇型企业，放宽进出口限制。2002年，利比亚允许外国银行在利比亚设立分支机构或开办合资银行，也允许本国银行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参与世界金融全球化的浪潮。 伊拉克战争以后，利比亚政府全面推进经济改革，包括建立证券交易所、推进货币市场改革、启动加入世贸组织的基本程序。在2000～200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利比亚投入350亿美元改善基础设施，为投资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39) 自2003年9月国际社会解除对利比亚制裁到卡扎菲政权倒台，因恰逢高油价形势，利比亚石油收入大幅增加，带动了经济的发展。2004和2005年，利比亚加快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取消除烟草、汽车等奢侈品外其他商品的进口关税，放开私人经商的领域。2005年，利比亚境内出现了第一家外资银行和大型超市，超市里的商品大都来自欧盟国家。随着利比亚与美国、欧盟关系的改善，在利比亚的西方人也越来越多，的黎波里也不再是受制裁期间的萧条景象，一些革命式的口号已让位于商业性的广告宣传。 “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弊端在于，它经常受到政治权威诉求的影响。因为“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政治性取向是不确定的，发展经济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这就决定了经济发展进程难以持久，甚至会出现偏离现代化正常发展轨道的现象。国家治理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综合互动，全球化发展必然引起政治的变化，而没有政治的和谐治理，经济和社会也是不可能协调发展的。因此，理性的政治权威、高超政治技巧是确保成功经济治理的最重要因素，而上述因素正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所缺失的。 “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治理与认同的构建 按照詹姆斯·N.罗西瑙的说法，国家治理理论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的合作与互动。如上所述，“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府层面，有了“工具理性”的民主化；在经济层面，初步向市场导向模式转型；在社会层面，尽管中东市民社会有所发展，但其功能并不突出，市民社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仍然非常有限。(40)而部落文化认同、社会文化认同、历史文化认同和政治文化认同的构建，成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治理的突出内容。 (一)部落文化认同 人类学家卡尔·萨尔兹曼指出，有两种方式在历史上曾经统治着中东：即部落的自治和君王的中央集权制。(41)前者是理解该地区的关键锁钥，也是这个地区的特色。每个中东国家都起源于部落社会，虽然现在这些国家各有各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政治制度，但都有部落的存在。因此可以说，部落文化认同是中东社会治理的典型特征。 “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部落文化认同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将昔日没收的土地重新分配给部落，并给部落首领大量钱财。第二，恢复部落法。1990年，伊拉克复兴党政府修改法律条款，部落可以使用部落名字。1995年，约有60％的国民议员是部落领导人或其代表。第三，依赖家族和部落。复兴党高层更依赖于家族统治，马吉德家族被授予高职，如担任国防部长、工业和军事部长、内务部长、安全部门的要职。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政权也依赖部落力量维持其统治：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都来自部落，处于关键要职的军官大都来自卡达法部落，次要职位则由忠诚于卡扎菲的其他部落担任，如瓦法拉(Warfala)部落。卡扎菲通过利用部落力量，巩固了统治地位。因此，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政权的社会治理明显具有部落政治的特征。(42) (二)历史文化认同 我国学者钱穆先生曾经指出“故欲知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感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43)安东尼·D.史密斯也指出：“民族主义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它的历史积淀。”(44)显然，历史具有保留“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及逻辑思维训练的功用。这也说明，国家治理仅仅整合政治地域是远远不够的，难以发挥社会黏合剂的功能。而只有历史记忆才能发挥这样的角色。(45)正因如此，“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大力弘扬和强调历史文化认同，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表现得尤为明显。(46) 第一，强调古代两河流域历史和现代伊拉克的联系。伊拉克学术界以前并没有把古代两河流域人，如巴比伦人、亚述人与现代伊拉克人联系起来。伊拉克复兴党统治时期，伊拉克学术界一直在诠释一种观点：即现代伊拉克是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文明的历史延续。(47)伊拉克复兴党政府用古代历史地名、人名来命名现代伊拉克的行政机构，如巴比伦、尼尼微和伊斯塔尔(Ishtar)、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卡迪西亚(Qadisiyya)等历史地名都在伊拉克复活。(48) 第二，重新解读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关系。由于复兴党的世俗化倾向，许多学者认为，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反对宗教。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萨达姆曾经说过：“我们党不是在无神论和宗教信仰之间持中立态度，我们倾向于宗教方面，但是，复兴党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宗教党。”(49)这种宣传赢得了民众的一片喝彩。其目的是让伊拉克民众在历史的氛围中感受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和前伊斯兰时代所做出的突出成就，实现社会的和谐与治理。 第三，阐释两河流域历史传统与现代巴以冲突的联系。他们认为，现在的伊拉克是苏美尔、巴比伦、阿卡德、亚述、希腊、波斯以及阿拉伯人的历史延续。亚述国王击败了以色列国王，是阿拉伯人第一次解放巴勒斯坦的标志。接下来是萨尔贡(Sargon)二世，他把以色列人流放到伊拉克北部。但是，最具决定性的事件是公元前6世纪，尼布甲尼撒二世俘虏以色列人的“巴比伦之囚”。(50)上述事件从历史嬗变的角度暗示阿拉伯人有打败以色列人的历史传统，鼓舞着现代巴勒斯坦人继续战斗。 (三)社会文化认同 展示传统节日是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社会文化认同的主要内容。1969年4月10日，在贝克尔总统的授意下，伊拉克举行了摩苏尔第一次春节仪式。为什么举行摩苏尔节日呢？原因有二：其一，摩苏尔地区是阿拉伯少数民族、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交往的十字路口，是显示伊拉克各民族团结的最佳之处，有助于塑造库尔德人和复兴党政权合作的氛围。其二，通过摩苏尔节，萨达姆从两河流域历史中获得权力动量，拉进与民众的距离。(51) 作为社会治理手段，社会文化认同的构建在利比亚也有所表现。卡扎菲一直声称，利比亚的1969年政变及其后所发生的事情是20世纪一场伟大的社会解放革命。(52)卡扎菲在《绿皮书》里将利比亚革命看做是利比亚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并认为民众国将代替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植根于阿拉伯历史与传统且与利比亚文化与历史经验相一致的革命行为。这样做的目的是缩小民众与卡扎菲革命政权之间的距离，赢得政治合法性，实现社会治理。这也说明，刚刚独立的利比亚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通过弘扬文化认同的诸因素和阿拉伯传统，呼唤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此外，卡扎菲强调的社会文化认同还包括：叙述利比亚在西方国家控制下的悲情意识，强调西方剥削压迫利比亚的残酷历史，他通过将自己说成是奥马尔穆·赫塔尔等反西方斗士的继承者，将利比亚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构建了一种神圣的国家认同与团结意识。(53) (四)政治文化认同 政治文化认同也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治理的突出特征。在国际政治中，认同作为政治行为体相互识别的文化标识，能够对国际关系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认同是政治行为体界定利益、采取行动的主要依据。(54)不同的政治认同会建构出不同的政治利益，并导致不同的政治实践。在伊拉克，由于其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存在许多变量，因而统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利益需求，来定义和重新界定国家的政治认同。在伊拉克和利比亚，萨达姆和卡扎菲根据国家治理需求突出和强调了不同的政治认同，即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和伊斯兰宗教认同。(55) 伊拉克复兴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的主要内容是：颂扬萨达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1979年，萨达姆在清除政敌之后，开始为自己构建一种神圣的宗教个性，其名字和古代阿拉伯国家统治者联系起来。(56) 卡扎菲也认同阿拉伯民族主义，认为埃及的纳赛尔是一位全心全意为阿拉伯民族服务的革命志士，并能恢复阿拉伯世界昔日的辉煌。毫无疑问，卡扎菲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支持者，纳赛尔在万隆会议上的精彩发言以及将苏伊士运河成功地国有化，使他成为阿拉伯世界团结的象征符号。纳赛尔的反西方话语与行为吸引着利比亚新领导人的眼球。在卡扎菲看来，腐败的君主制政权允许利比亚国土上存在着英、美军事基地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 海湾危机以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阿拉伯世界敌视萨达姆复兴党政权，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已经难以发挥作用。但是，在萨达姆看来，美国在沙特的驻军就是在先知出生地出现的“异端”，这无疑是“十字军”反伊斯兰世界的重现。萨达姆攻击沙特国王和统治阶层不援助穷人。这种宣传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些伊斯兰激进分子称萨达姆为穆斯林的哈里发。(57)1991年1～2月，在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政权的话语中，“伊斯兰”的宣传越来越突出，大段引用《古兰经》经句，“解放”也成为宗教代表意义的象征。 利比亚开始并没有将伊斯兰教视为革命民族主义寻求政治合法性的一部分，强调伊斯兰教是个人与真主之间的直接关系。尽管乌莱玛由于附属于赛努西政府而名声扫地，但革命政权并没有放弃伊斯兰教及其体现的价值观。革命指挥委员会关闭了与伊斯兰教规定相矛盾的楼堂会所，禁止饮酒。从1972年起，缴付则卡提成为民众的正式义务，伊斯兰法成为世俗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卡扎菲还成立伊斯兰号召党，其任务是向全世界传播伊斯兰教。 余论：“阿拉伯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 综上所述，国家治理与统治有区别，是由不同组织形态、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所形成的制度系统，共同维系一个国家的治理手段。(58)从其过程来看，指的是从传统强制统治模式向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有序互动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迈进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主化、市场化和公民社会迅猛发展的情势下，中东国家开始由政府主导型国家治理模式转向一种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元共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但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仍徘徊于弱威权与强威权(政治)、国家主导与市场调节(经济)、多重认同构建(社会)等治理模式之间。 “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体，其运行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和干扰。民族、宗教、大国干预、领土纷争、现代化等因素正在产生着综合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又普遍兴起了3种诉求：其中政治诉求是全球公民社会，经济诉求是全球统一市场，文化诉求则是多元文化。(59)学术界则充斥着国家衰落或消解的话语，对全球治理的推崇将削弱国家治理的结构与体系。这些都对“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构成挑战。 历史发展到今天，“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泛阿拉伯主义”本身存在缺陷。“阿拉伯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涉及国家建设、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等内容。它积极追求的社会平等、发展民族经济、加强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等，都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其主张的泛阿拉伯主义过分强调阿拉伯利益，忽视阿拉伯各国的自身主权和利益界限，甚至成为某些国家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口实。萨达姆在阿拉伯统一的旗帜下发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卡扎菲也与周边国家展开一系列联合行动，均以失败而告终。急于推进阿拉伯整合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潮，使得该地区政治局势变数陡增。更为重要的是，以“泛阿拉伯主义”为口实所推进的战争，使得这些“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在阿拉伯地区和国际社会四处树敌，甚至遭受国际制裁。 第二，“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严重缺乏民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集体领导，其政治体制不能有效地创制政策，难以由国家采取行动来促进社会经济改革，也不能成功处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制度化权力的缺失，部落家族政治引发了结构性的腐败，国家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导致经济停滞不前。 第三，由于频繁地发动战争，或者支持恐怖主义，使得民心涣散，失去了民众的认同感，这在萨达姆的伊拉克和卡扎菲的利比亚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外部力量的影响。冷战结束和“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助长了美国的单边主义。美国为了推行其全球战略，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用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卡扎菲也一直以反美斗士在阿拉伯世界声名卓著。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承担洛克比空难的家属赔偿以及与欧美国家建交，但其统治所依靠的意识形态——革命民族主义中的反西方情结并没有动摇。这也是在利比亚战争中，以美、法为首的北约支持反对派、打击卡扎菲政权的深层原因。 第五，“强人政治”最终失败。“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也说明国际社会的变迁和中东“强人政治”时代的终结。用马克思·韦伯的话，就是从“魅力型统治”到“魅力平凡化”的过程。(60)在中东政治生态中，强人政治现象十分普遍。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完全凭铁腕和魅力赢得民众认同，推进政治变革，寻求制度合法性，显得日益艰难。 目前，“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仅存于叙利亚，但其政权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没有政府的治理——全球治理流行的今天，“阿拉伯社会主义”治理模式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犹豫不决的民主化政治治理结构、进退两难的市场化经济治理体系、徒有其表的市民社会网络，与多元化的全球治理诉求渐行渐远。而“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部落文化认同、社会文化认同、历史文化认同、政治文化认同的建构来弥补市民社会应发挥的功能，却不是长久之计。 注释： ①本文以复兴社会主义的伊拉克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利比亚为个案主要出于如下研究旨趣：一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伊拉克和利比亚分别是西亚和北非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均处于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二是复兴社会主义的伊拉克所实行的共和制制度模式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利比亚所实行的民众国制度模式在“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二者既能体现“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性，也能体现“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性；三是二者都经历了冷战和后冷战时代中东地区的风云动荡，能展现“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长时段演变轨迹，而其他国家则时间较短，如埃及纳赛尔社会主义。 ②[美国]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③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144页。 ④俞可平主编：前引书，第1～15页。 ⑤Joachim Ahrens and Martin Meurers,"Institutions,Governant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Postsocialist Countries: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Approach",http://www.Gov.si/umar/conference/2000/pdf/meurers pdf，转引自景维民、张慧君：《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载《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75页。 ⑥范铁中：《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载《理论前沿》2007年第13期，第19页。 ⑦Oran Yang,International Governance: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Stateless Society,Ithaca:Cornel/University Press,1994,p.26. ⑧[美国]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张胜军、刘小林等译：前引书，第6页。 ⑨景维民、张慧君：前引文，第79页。 ⑩高歌著：《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11)景维民、张慧君：前引文，第80页。 (12)Jon Elster,Clause Offee,and Ulrich K Preuss,et al.,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Rebuilding the Ship at Se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14. (13)[美国]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2页。 (14)杨光斌、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31-44页。 (15)彭树智著：《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365页。 (16)[美国]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 (17)Kamel S.Abu Jaber,The Arab Ba' th Socialist Party——History,Ideology,and Organization,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66,p.6. (18)彭树智主编；黄民兴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92～295页。 (19)[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政治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65页。 (20)韩志斌著：《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21)韩志斌等著：《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页。 (22)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89页。 (23)韩志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建构进程中的特点》，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6期，第41～42页。 (24)See Pierre-Ahndre Taguieff,Politcal Science Confronts Populism:From a Conceptual Mirage to a Real Problem,Telos,Spring 1996,p.38. (25)Rudiger Dorbusch and Sebastian Edwards,"The N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World Bank Policy,Planning and Research Working Papers,No.316,1989,p.1. (26)[英国]克莱夫·庞廷著；王毅、张学广译：《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人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27)Phebe Marr,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Second Edition,Westview,2004,p.262. (28)韩志斌等著：前引书，第89页。 (29)[法国]吉尔·德拉诺瓦著；郑文彬、洪晖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6页。 (30)[印度]帕尔塔·查特吉著；范慕尤、杨曦译：《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 (31)韩志斌著：前引书，第98页。 (32)韩志斌等著：前引书，第126～128页。 (33)Marion Farouk-Sluglett and Peter Sluglett,Iraq since 1958:from Revolution to Dictatorship,KPI,1987,p.231. (34)[美国]斯蒂芬·D.克莱斯勒著；李小花译：《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35)韩志斌：《全球化对复兴社会主义的影响与特征——对后冷战时代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个案考察》，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3期，第49页。 (36)韩志斌：《从革命民族主义到超越民族主义——利比亚现代化的跃迁》，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12期，第48页。 (37)Neil Ford,"Libya and Now for the Oil",The Middle East,August/September 2004,pp.40-42. (38)潘蓓英编著：《列国志·利比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39)Neil Ford,"Libya:Diversifying Success",The Middle East,May 2003,p.50. (40)姚大学：《论中东市民社会及其特征》，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1期，第68页。 (41)蒲瑶：《利比亚内乱的部落文化解读》，载《世界民族》2013年第1期，第21页。 (42)韩志斌：《后冷战时代卡扎菲思想的变迁》，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08～109页。 (43)王仲孚：《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秋之卷(总第25期)，第10页。 (44)[英国]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45)王建娥、陈建樾著：《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46)韩志斌：《民族主义建构中的历史认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的个案考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158～162页。 (47)Amatzia Baram,Culture,History and Ideology in the Formation of Ba 'thist Iraq,1968-89,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101. (48)Ibid.,p.101. (49)Adeed Dawisha,"Invoking the Spirit of Arabism:Islam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Saddam's Iraq",in Adeed Dawisha Edited,Islam i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114. (50)Amatzia Baram,op.cit.,p.114. (51)韩志斌著：前引书，第276页。 (52)Dirk Vandewalle,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24. (53)韩志斌等著：《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 (54)[美国]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55)韩志斌：《民族主义建构中的政治认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政治实践的个案考察》，载《世界民族》2006年第1期，第16～22页。 (56)Efrain Karsh and Inari Rautsi,Saddam Hussein:A Political Biograph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1,p.124. (57)Bassam Tibi,The Challenge of Fundamentalism:Political Islam and the New World Disorder,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98,p.59. (58)王鹏、魏然：《拉美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风险》，载《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5期，第29页。 (59)[美国]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张胜军、刘小林等译：前引书，第13～14页。 (60)韩志斌：《利比亚政治危机的历史探溯》，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第26～35页。标签：阿拉伯论文; 政治论文; 卡扎菲论文; 革命委员会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石油资源论文; 石油美元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民粹主义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