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本逻辑是资本在支配劳动以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客观规律。资本逻辑扩张的结果就是消费逻辑的盛行。这时的消费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项需要，主要目的在于竞争和攀比。在资本的消费逻辑的刺激下，资本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锐减。绿色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实现了绿色发展观对传统发展观的复归与超越。
[关键词]消费逻辑；资本逻辑；绿色发展观
消费社会是指受消费逻辑驱使而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社会，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给信息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所提出的另外一种称谓，其核心意义体现在从消费层面来对发达国家迈进消费社会之后的内外部变化及表现做出研究与解析。本文从消费社会及其特征切入，探讨绿色发展观对资本逻辑的超越及其扬弃过程。
一、消费逻辑与资本逻辑
美国社会学家里斯曼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第二次社会革命中，而其第一次社会革命历经了400年时间，对人类的绝大多数以家族或者家庭作为中心的人类生活方式进行了深刻变革。“在这次革命中，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它被第二次革命取代时，则是从生产时代至消费时代的逐步转变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范围覆盖全社会的革命。”[1]（p4）工业革命可谓是给商品大批量生产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而现代工业技术则为大范围流水作业提供最基础的物质保障。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加快了消费社会的到来，很多人口从农耕中脱离出来，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告别。逐步地，自由劳动与分工也悄然而生，这使得生产与消费分离开来，同时公共的消费空间与家庭的私人空间亦相互分离，如此一来，海量的消费者便产生了。列斐伏尔将第二次革命之后的人类社会叫作被控消费的官僚社会，而德波将其叫作景观社会，学者贝尔与阿兰·图兰将其叫作后工业社会，鲍德里亚将其命名为消费社会。其中，鲍德里亚对现代生活基本特性进行了清晰的描绘，即它是当今存在于我们周围的由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服务以及物所组成的一种惊奇的消费与丰盛现象：“现代生活是人类自然环境当中一种显著而根本的变化，换言之，较为富裕的阶层不会再如以往那般被人所包围，取而代之的是被物所包围。”[2](p1)费瑟斯通指出，消费文化随着实践活动、日常体验以及符号生产的重组而形成并累积。“资本主义生产扩张使得消费商品以及为了消费、购买所设置的各种场所、场地等各种物质文化的不断累积，而促使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活动显著增长与广泛蔓延。”[3](p18)
在这种语境下，不少当代学者，如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人类学家、环境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都对消费社会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有的则是对于消费社会发展趋势表现出十分消极悲观的态度，并把现代西方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归咎于消费逻辑。消费逻辑受人的不限制的欲望驱使，满足了人们的竞争、攀比、向他人炫耀的欲望。
叔本华指出，意志即为人之本质，而人全部本质为人的挣扎和欲求。由此可知，将意志诠释成需求和欲求，将其归结成非理性生命欲望，这是哲学家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核心及特色之所在。叔本华认为，实际上人完完全全地是具体而详尽的一系列需要与欲求的集合体。因此，根据叔本华理论可知，凡是人在其本质上所欲求和需要的，即为其最本质的内在期冀及其根据这一期冀所奔赴的目标。作为需求与欲望化身的人类，凝聚了成百上千种的欲求，而每一个需求在得到满足的同时，新欲求也会如期而至，这一现象则会循环往复，无所生息，经久不衰。“永无止境的欲望和需求却只能够通过较短的时间来满足。”[4](p273)如此一来，一个无限消费意义链就会形成。拉康通过提出的三元论，即人具有需求、欲望和需要，对其做出了解释。其中，需求为生理性需求，是人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所需的对象，在获得此特殊对象之后的人，其需要就可获得满足。人的需要正是从生命本身的匮乏而来。拉康通过柏拉图《会饮篇》中的篇章而解释道，原本人属于一种雌雄同体四腿生物，而之后因遭受宙斯的愤怒惩戒被其劈成两半，因此人所欲求的总是其失去的另外一半。这指出了人的欲望是从匮乏与分裂中诞生的。所以，人的欲望是为了解除匮乏而存在的，主体欲望即为对于他人之欲望，从本质上来说，个人欲望为被欲望，其实现是离不开他人与自然界的。所以“个人会一贯地欲望着他人之欲望”[5](p9)。消费社会中，此处“他人”实际上代表了由虚假需要组成的人的消费欲望。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从揭示和批判当代西方社会总体异化状况这一目的出发，提出了“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两个概念。所谓“真实需要”主要是指人对自由、解放追求的精神需要，其本质是人的自主需要，而非外部世界所强加的需要；所谓“虚假需要”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要，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6](p6)。在马尔库塞看来，“虚假需要”是由资本逻辑故意制造出来并强加给个人的，这意味着当地西方社会虽然物质生活富裕，但这不仅没有成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是更多不必要的额外压抑，“这意味着资本对人的统治已深入到人内心世界的总体统治，社会成了总体统治的社会”[7](p33)。阿格尔则断定当代西方社会的危机已经从经济危机变成了生态危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以“虚假需要”为基础的异化消费盛行，从而与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结构上的缺陷与不足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必须通过个人高消费的途径来探寻幸福境地，以此来推动工业发展，而这会使得原本脆弱不堪的生态系统压力倍增”[8](p493)。消费逻辑的盛行既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也是资本逻辑证明其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方式。它导致人们对商品的无止境追求和消费，并形成一种对商品消费的“应享”意识和期待，从而与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之间构成矛盾，最终导致生态危机。
在资本强大力量作用下，“现代社会就仿佛处在某种无法驾驭的漩涡中，漩涡中充满的力量则会把现代社会卷入到人类所制造出的一系列新风险中，灾难与生态破坏就涵盖其中”[14](p38)。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正亲身经历着这种风险，而这种风险最终将导致危机。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报告显示，环境恶化导致全球1/4的死亡人数与环境污染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人类所要消耗资源的将是地球生物潜力的1.8至2.2倍。换句话说，那时需要两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毋庸置疑，按照马克思资本逻辑观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出了巨量生产力，同时科技水平也有着迅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基本达到了马克思描述的资本极限。资本逻辑将必定导致生态危机，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手段下的内生性危机即为生态危机。美国学者罗宾斯说：“单单美国所使用的自然界能源便占据了全球的20%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则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总量的20%以上，众所周知，全球气温变暖主要原因就是二氧化碳排放过量。全球人均能源消耗大户为美国与加拿大，这两国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也位居全球首位，然而，他们却对《京都议定书》坚决抵制。”[15](p289)《京都议定书》为1992年通过国际谈判而达成的有关生态保护的一项生态保护协议，其宗旨在于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即把其排放量水平降低至20世纪90年代的排放水平。更有甚者，2017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停止对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拨款，并大幅削减美国环保局预算。因此，指望西方资本主义引领人类走出生态危机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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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指出资本并非为某一物，它是一种将物当作中间媒介的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9](p877)，即资本是隶属特定社会形态的、社会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它具备特殊的社会特质[10](p922)。也就是说，资本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一种社会存在物，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这种社会关系以物为中介或核心，从而使物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统治者。这种认识是深刻的，它把资本的本性暴露无遗:“资本仅仅具备某一生活本能，即自我增殖，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创造，通过自身生产资料这一不变的部分来尽量多的吸收剩余劳动。”[9](p269)由此可见，资本最为合理的意义在于价值增殖，让自身保持不断增大的状态，即资本逻辑。基于资本逻辑为原则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是各类社会关系表现出的根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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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为消费而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共有的经济规律。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说，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并进行着一种互为媒介的运动。消费被生产所中介着。消费材料源于生产的创造，若无生产，则消费对象就无从谈起。与此同时，生产也被消费所中介着，由于消费为产品缔造了消费主体，只有针对主体而言的产品方为产品，在消费过程中，产品方可真正实现。对一条完整的铁路而言，假如无通车，不被消耗和磨损，那么这条铁路绝非为现实中的铁路，而仅仅为可能的铁路。同样的道理，“消费离开了生产就失去了意义，生产离开了消费也丧失了价值，两者互为依靠，不可分离，离开了消费的生产是漫无目的的生产”[11](p15)。休斯指出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对使用价值生产和商品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即使用价值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商品生产的目的在于交换生产价值，并非为出于满足人的需求的目的……它是以扭曲和异化形式做好这一切的”[12](p280)。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进行生产的绝对规律，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如果想要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增殖资本的目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生产剩余价值，随即将其消费掉。剩余价值一定要通过消费方可实现。这主要是因为刺激消费能够拉动生产，从而使得资本日益增值，利润与日俱增。根据资本逻辑理论来分析，这里的消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资本会尽其最大限度地促进消费，这也就意味着扩大生产，从根本上获得更大的利益。
马克思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人类需要、工人需要以及动物需要进行了划分和对比，并对人类需求本质以及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根据马克思理论可知，动物需求旨在满足自我生存机能维持之所需，对比而言，“人类需要”则不仅包括维系身体生存的需要，还包括不断发展的精神需要，具有社会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特点。但是在资本逻辑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工人需要，却成了工人为了保障自身机能所产生的一种动物需求。这时，工人劳动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生存而出现的异化劳动，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仅相当于一种工作条件的需求或是生存条件下的需求。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真实需要包括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友谊等。马克思后期论述中表现出的需要所指的是资本逻辑为追求利润而被刻意制造的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虚假需要”。因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总是联系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来谈论人的需要的，“这表明人需求之满足的前提并非为生态恶化与资源耗损扩大，同时表明了马克思始终将人的需求之中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实现有关的那一系列要素置于首位”[7](p35)。
由此可见，特定的生产手段一定要和特定的价值发展观相契合，资本主义下的生产手段主要是追逐金山银山，属于“金色”发展观，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目标则与此不同，主要是为了满足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各项需求，契合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主张广大人民真正得到自由与幸福的观点，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我们奋斗的目标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主要追求的是绿水青山，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各项需求，最终获得人类本身的自由和幸福，这属于一种“绿色”发展观，主要注重的是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是由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这两部分组成的，可大部分情况下生产力均指向物质生产，即人类进行自然界改造的能力。曾经，马克思通过撰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资本“疯狂地发展生产力”展开了深入思考，进而引申出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假如基于资本的生产可以创造出剩余劳动，则它同时亦能够创设出普遍利用人的属性与自然属性的一个完整体系，这种体系具备普遍有用性，科学甚至也与所有精神的及物质的属性相同，体现为此体系的展现者，在此社会生产与交换范围外，则再无任何东西会表现成更高的自在的东西，再无任何东西表现为合理的自为的东西。所以，唯独资本方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缔造者，同时会创造出各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联系自身以及自然界的普遍占有。资本创造出的社会阶段有其独特性，对比此社会阶段，全部过往社会阶段均仅表现成人类对于大自然之崇拜以及人类的扩张发展。“唯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自然界方可为有用之物，是人的对象，资本不再为自为力量，资本的目的在于让自然界为人类需求而服务。”[11](p90)资本之所以疯狂发展生产力，其目的不在于使人在崇拜自然与扩张性发展的约束中解放与脱离，而是为了将自然界的有用性更好地实现。从此观点出发，资本生产既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对象世界，同时亦摧毁此世界。所以，“资本的利润追求并无上限，其目的亦非为进行一次盈利，它是一种对利润无止境追求与谋取的过程”[9](p179)。为不断扩大收益，则要对自然界的有用性进行不断挖掘，对自然界有一个全面的探索和认识，从而更好地发现其有用性，将多种气候条件之下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品进行交换，通过新方式、新技术进行自然物的加工，从而使其富有更多使用价值。在探索自然界时，要从多方面、多维度去探索，如此才可以更好地发现其使用属性，并为人类所用。所以，“必须将自然科学的潜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11](p89)。自然界对资本无休止需求满足的能力和自我平衡的能力却非常有限，在两种矛盾不断加剧之后，生态危机则会随之而来。
二、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阐释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资本逻辑扩张的结果就是消费逻辑的盛行。消费不单单是为了实现人在生活和生产中产生的各项需要，更是为了满足人们之间竞争和攀比的欲望。这种消费类型表现出奢靡之风，导致盲目生产，自然资源遭到更大程度的掠夺与侵害，使生态环境严重失衡，而在当下消费逻辑占据主流的形势下，生态危机表现出更严重的后果。而消费逻辑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异化消费。资本主义这种生产的手段导致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增长，创造出了前人无法想象的财富，同时，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不过其进行的劳动属于被动化，外在化的，会使劳动者在不断劳动的过程中，感受到枯燥与乏味。如果想解除这一种负面情绪，劳动者会往往选择盲目消费的方式，通过消费刺激来逃避现实中面临的灾难。而资产阶级往往为了达到强制消费的目的，营造出一些不真实的消费需求，通过各类宣传手段和广告蒙蔽消费者，让他们深切感受到自己对这些商品的需要。这种强迫性生产导致现有资本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导致生态环境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如果有限的资源和无限制的人的欲望间的平衡点有所偏差，就会导致二者的矛盾最终爆发，使人类面临巨大的生态危机。
解决生态问题的核心是保持可持续发展，但是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下，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资本逻辑基于追逐利润的本性必然要不断向外扩张，从而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无法得到调和，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以及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哲学价值观。”[7](p157)所谓生态危机就是资本逻辑超越了自然界所能承受的界限，并使自然反过来报复人类，其后果造成自然和人类都成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碎片。利威尔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单纯的生态价值观作用的结果，资本逻辑及其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利威尔延续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经济是利用交换来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商品则具备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但在资本逻辑的侵蚀下，人们更加注重商品的交换价值，忽略了其使用价值，导致商品被生产出来并不为了使用，而是通过交换来获得利润。其主要的后果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点，导致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商品化。自然界与生态系统自身的运行法则具备特殊的规律，货币化方式并非其运行方式，如此则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势必会日益恶化，最终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平衡将会被打破。第二点，假如自然环境恶化程度非常大，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也会被严重地损坏。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生产与生产条件间的矛盾就会越发恶劣，为了应对在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导致工人身体健康水平下降而增加的维护费用，导致资本主义者选择降低环境治理的投入，而这会加剧导致生态问题得不到有效化解的状况。可见，资本逻辑驱动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首要关注的不是如何实现生产、工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态平衡，而关注如何花费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和利润。所以，“资本自身对生态平衡非常不利，所有性质的抑制与平衡均为资本的敌对方”[13](p36)。
查村湖：面积15 km2，主要湖水补给来源于九华河，后期因围湖造田，湖水面积逐渐变小，湖区现主要用于水产品养殖。
㉝㊶㊾《魏书》卷六七《崔光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487、1487、1492～1497页。
三、绿色发展观的复归与超越
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可知，其论述主要集中在生态或者是生态经济学方面，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中外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马恩的生态学思想，从不同层面进一步阐发了绿色发展的思想。究竟何谓“绿色发展理论”呢？笔者认为其主要的内容在：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手段进行绿色化的批判。基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它深刻批判和剖析了资本价值观，同时也涵盖了绿色发展理念的推崇，重点突出绿色发展观对于人内在价值的影响，否认了人和自然处于对立面的观点，从而为绿色发展扫清理论障碍。通过深入的探究和分析可知，资本主义下的生产方式，表现出了严重的反生态性和反人道主义。在马恩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对于自然环境与工人遭遇所流露的深切关怀和同情，而这和当今绿色环保的理念不谋而合，表现出了同样理论关怀。而针对社会发展形态方面而言，绿色发展理论具体提出了只有共产主义才可以真正消除人和自然之间的对立状态，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马克思深刻指出：“社会化的人靠最小力量的消耗来进行人与自然物质的交换。”[16](p926)他的主要目光则汇聚在环境污染这一问题上，并强烈呼吁循环利用现行资源，促进人类在生产方式上运用科学技术进行创新和改造，促进人和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饱含着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寓意。这里，其实包含着一种观点：如果能有效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可以充分提高原料的利用率，以此来保障资源可以被循环使用，同时表现出了对科学家研发新型技术的认可，认为科技创新极大地推动了资源的循环利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如果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会造成原材料匮乏和商品价格上升，而生活与生产废物的回收利用关注度则会由此提高。马克思也提到，如果经济形态只限于商品经济，就一定会存在浪费的现象，原因在于，这种模式需要人类通过无止境的扩张消费来刺激需求。资本的本质是贪婪的，而如果想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激发出消费者内心对于商品的渴望，强迫性的制造出各种类型的消费需求，使其逐步异化为一个过度消费的社会。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资本扩张均为有限的扩张，人类或者资本主义一定会面临着最终的消亡。马克思的论述可以启迪我们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思考当今世界生态危机。西方学者广泛关注生态危机，出现了西方绿色思潮所倡导的“自然权力论”“人类中心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呼声，抽象谈论生态价值观的变革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绿色思潮借口共产主义社会追求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而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反生态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社会是与生态相一致的。因为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绿色发展观基础上，承认自然的有限性，排除了与人“真实需求”无关的“虚假需求”。鉴于此，阿格尔根据马克思的绿色发展思想，反复强调应当恢复马克思需求理论的真意，在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在追求商品消费活动中获得满足，通过理顺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来明确人的满足是通过消费活动来最终实现的。
绿色发展观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方式，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绿色发展观与只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截然不同，是基于一种全新理念下的可持续发展观。这一观念的哲学基础在于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共生的自然生态观，而这一观念的现实基础则是深切意识到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注重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如果想提高人类对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就一定要注重对内生增长变量关系间的理性认识，将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动态、生机的发展过程体现出来。
而绿色发展观最需要关注的点在于，经济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可以将其拆解为环境、资源有效利用以及代际公平的问题，以及对与此相应的价值观、个人行为以及社会制度等角度的分析和探讨，产生出满足经济社会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理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绿色发展观其核心内涵为可持续发展，它所体现的是发展的同一向，换言之，发展势必为内向性发展，由于和竞争者之间的竞争以及外部占有已经不再是人发展程度之衡量标准，人的内在财富积累即自由个性方为人们所关心和在意的真正的发展与成长目标。
增强MRI结果显示：34例肿瘤边缘清晰或较为清晰，其中21例，信号均匀，13例信号不均匀，未出现肿瘤强化。16例肿瘤边缘模糊，且范围较广，信号不均匀，肿瘤显著强化，4例肿瘤轻度强化。
总而言之，绿色发展观是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生态观基础上而构建的新型发展观念，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绿色发展思想，经历了我国几代领导人之间的不断深入探究和摸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完善和发展，并通过对其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归纳，对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现实与内生变量之间的重新考量，统筹各项矛盾关系，用科学发展的观念看待发展速度和价值取舍。习近平总书记深化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以及人和人和谐相处的理念，提出用绿色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指明必须兼顾人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的保护，做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人类才可以长长久久地生存与发展下去。基于此，我们从“美丽中国”发展目标可以看到，绿色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实现了绿色发展观的复归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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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8.004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8-002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绿色发展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工业分工与协作研究”（17BJY080）。
作者简介：邓欢（1984—），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生，武汉工程大学党政办公室秘书；冯兵（1970—），男，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