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定论文,宋人论文,科举论文,宋代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2-0099-08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如何？这无疑是个值得关注、也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社会心态”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且不同时期的社会心态不尽相同，情况极为复杂，而科举带给每个士子的际遇和感受又千差万别，甚至悬若天壤，欲进行考察，只能从形形色色的“心态”中寻找共同点。于是我们发现，在极重“科名”的宋代，由“科名至上”衍生出的“科名前定论”，是宋代科举制度下社会心态的凝结点。一个无论是“金榜题名”者、还是“名落孙山”者，甚至是与科举毫无干系的人都要接受或不得不接受这个理念，即便是时过境迁，也还会津津乐道。故本文从“科名前定论”切入，研讨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而由于反映社会心态的材料多来源于笔记和志怪小说，因而略及“前定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宋代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
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是由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决定的。刘壎《答友人论时文书》曰：
夫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光明远大之学。然为昔之士，沈霾於卑近而不获超卓於高远者，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於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籍之材，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於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1]（卷11）
刘壎是由宋入元的士人，他的这段话，可谓是对有宋科举制度的深刻反省。习时文，取科名，然后入官治民，虽然一生“皇皇焉”，“不识高明之境”，但却心甘情愿。不仅获得了心理平衡，而且得到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南宋人项安世曾作《拟对学士院试策》，论科举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略曰：“科举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实用日轻，以至于今。二百余年，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梼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习之既久，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复论矣。”[2]（4之43）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决定士人的命运，原因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仕进之途。也就是说，“科名”成为官场的唯一“准入证”，“含金量”极高。在唐代，先是明经科，后是进士科，虽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地位，但有此科名者不过是做“美官”，成“清流”，而入仕门径却不少，不像宋代这样“出是科”者就“必弃之”。
科举决定士人命运的严酷事实，给社会心态带来强烈的冲击。
首先，如上引刘壎所说，“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同样的话，早在北宋就有人说过，如孙觉在熙宁元年(1068)六月所作《上神宗论取士之弊宜有改更》中就曾写道：“今有道德之士，不由科举，则无以进仕于朝廷。是使天下之才，皆汨没于雕虫篆刻之技，弃置于章句括帖之学也。”由宋入元的赵孟頫也说过：“宋以科举取士，士之欲见用于世者，不得不繇科举进，故父之诏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长，非程文不习，凡以求合于有司而已。”[3]（卷6《第一山人文集序》）这种“科名”至上的后果，是使科举始终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有些宣称“绝意科举”或所谓“隐士”，也是在经历了多次下第痛苦之后，才不得已而放弃的，并非天生高尚或有“隐德”。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举不失为选拔人才的有效方式；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宋代科举制度也最大限度地做到了相对公正，可它的唯一性指向所造成的社会弊端，也为有识者所共嗟，如刘壎所感叹的：“可哀也！”
二是举国沉溺于时文。欧阳修曰：“是时（按：指仁宗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4]（卷73《记旧本韩文后》）宋元之际，舒岳祥回顾两宋时文盛而诗歌衰时，说：“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取第一，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从之列，举子盖鄙之也。”[5]（卷12《跋王矩孙诗》）前引刘壎《答友人论时文书》，曾说“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他又在《隐居通议》卷21写道：“宋初承唐习，文多偶俪，谓之昆体。至欧阳公出，以韩为宗，力振古学，……然朝廷制诰，缙绅表启，犹不免作对，虽欧、曾、王、苏数大儒，皆奋然为之，终宋之世不废，谓之四六，又谓之敏博之学，又谓之应用。士大夫方游场屋，即工时文；既擢科第，舍时文，即工四六，不者弗得称文士。大者培植声望，为他年翰苑词掖之储；小则可以结知当路，受荐举，虽宰执亦或以是取人，盖当时以为一重事焉。”既然“科名”重于一切，而要猎取科名，又必须靠“时文”，那么士子全力投入到时文的学习和写作，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是士子除“科名”之外，对其他则是“集体冷漠”，甚至“爱文而不爱国”。身历亡国之痛的刘壎在《答友人论时文书》中感慨良深地写道：“《南唐书》载：金陵被围，亡在旦夕，后主犹命伍乔于围城中放进士孙确等三十八人及第。史臣反覆哀痛，谓其不识事势，每读使人殆无以为怀。而比岁襄围六年，如火益热，即使刮绝浮虚，一意救国，犹恐不蔇，士大夫沈痼积习，君亡之不恤，而时文乃不可一日废也。痛念癸酉（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之春，樊城暴骨，杀气蔽天，樊陷而襄亦失矣。壮士大马如云，轻舟利楫如神，敌已刻日渡江吞东南，我方放解试，明年春，又放省试。朝士惟谈某经义好，某赋佳，举吾国之精神工力，一萃於文，而家国则置度外。是夏又放类试，至秋参注甫毕，而阳罗血战，浮尸蔽江。未几上流失守，国随以亡，乃与南唐无异，悲夫！爱文而不爱国，恤士类之不得试，而不恤庙社之为墟。由是言之，斯文也，在今日为背时之文，在当日为亡国之具。夫安忍言之！”[1]（卷11）科举制度对士人乃至全社会人格的扭曲，真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洪迈《容斋四笔》卷8《得意失意诗》记曰：“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金榜题名，举子下第，成了人们公认的大喜大悲的两个极端。当人们还在咀嚼或喜或悲的滋味时，三年一个周期的贡举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悲喜剧重又拉开帷幕。这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整个被扭曲了的人格，就是科举制度下宋人社会心态形成的背景，也是“科名前定论”产生的土壤。
二、“科名前定论”
那么到底这些悲喜剧是谁导演的？是知举官？科举制度看起来是那么严密和完善，并不是哪位考官说了算，何况上有“御试”，是皇帝？皇帝只不过是“御试”的挂名“主考”，阅卷、定等都是由御试班子集体决定的，何况谁敢将矛头上指？在这里，任何理性的解答似乎很难消除人们的迷惘。于是，人们只有另求答案。柳子文在元祐间任考官时，曾作《未试即事杂诗》二首，第一首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徒劳争墨榜，须信有朱衣。万事前期定，升沉不尔违。”[5]（《同文馆唱和诗》卷3）他所说的“朱衣吏”，代表的是“神”。（注：按：清杨潮观《吟风阁杂剧》收有《开金榜朱衣点头》，“朱衣”自我介绍：“吾乃文昌帝君殿下朱衣使者是也。”《菩萨蛮》道：“巍巍金榜云霄立，不凭文章凭天鯫。……”传说欧阳修知贡举，常觉座后有一朱衣人点头，然后其文入格（此事据说见赵令畴《侯鲭录》，然今本《侯鲭录》无）。）王安国曾在《举士》一文中，指出“有道德者往往耻于求举”，但同时又说：“贫者又多困于不售。夫不售者，古以为有司之罪，而今之操升黜者反咨嗟叹息，以为彼有所制，而吾亦无如之何。”什么叫“有所制”？据他说，那就是“有司不得行其志而归之于”。原来，是“神”与“命”在冥冥中主宰着士子的前程，是悲喜剧的幕后总导演。
“神”与“命”决定一切，宋人归纳为“科名前定”。上引柳子文诗，有自注道：“朱衣吏事，见《登科前定录》。”《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登科定分录》七卷，张君房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科名分定录》七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作《科名前定录》一卷。《麈史》卷中亦作《科名定分录》七卷。《郡斋读书志》卷9著录元符中无名氏《唐宋科名分定录》三卷，引其序云：“己卯岁（元符二年，1099），得张君房所志唐朝科场故事，今续添五代及本朝科名分定事，迄于李长宁云。”（注：参李剑国《宋代志怪叙录》，1997年南开大学出版社版，第70页。）由此可知，《科名前定录》（或作《科名定分录》）七卷，虽记唐人事，却是宋人著作，后又有人补入“本朝科名定分事”，重纂为《唐宋科名分定录》三卷。按：张君房，安陆（今属湖北）人，真宗景德二年(1005)进士，官至著作佐郎，曾编《道藏》、《云笈七签》等书。他是位笃信道教的官僚。从上述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科名前定”，虽社会上早有此说，（注：柳宗元在《送蔡秀才下第归觐序》中说，他始贡于京师时，曾向蓍者求卦，后来果然应验，因感叹道：“噫！彼莫莫者，其有宰于人乎？何其应前定若是之章明也。”（《柳宗元集》卷23）则唐代已有“前定”说。）但把它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著书公开宣扬，始作俑者则是张君房。
无论是《登科前定录》或《唐宋科名分定录》，都已久佚，我们无从获见收在两书中的包括前述“朱衣吏”在内的全部故事，但两书之外的同类作品，却仍在不断地创作，至今还大量保存在宋人文献（主要是小说、笔记）之中。
考察这些“科名前定”故事，大约可分两大类。
第一类是科名主于“神”。如《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4引荆伯珍《神告传》，荆伯珍自述他在太平兴国八年(983)省试时，赋中误书“焚”为“喷”，归而始觉，中夕不寐，于是向“二相公庙”（子由、子夏庙）乞祷，”是夕梦二神人，朱衣，坐大坛上，谓伯珍曰：‘莺鸣六合，数应二朱，亦须头戴金冠，脚蹈玉象。’怀中出一枝花，曰：‘桂也。’伯珍跪受之，遂觉。”后来他又遇二皂衣吏，自称是送今年举人的“冥中走吏”，告诉他本来落韵不合过，“二相公苦救之，前夜已命宋舍人与改了，今却注名过也”。所说“宋舍人”，指当年的权知贡举宋白。荆伯珍于是去见宋白，宋告诉他：“所试赋甚佳，一‘喷’字固知笔误，前夜已与贾舍人（指贾黄中，当年为权同知贡举）同改为‘焚’字了，勿忧！勿忧！”这年，荆伯珍顺利地通过了省试。宋代科举条制规定，凡诗赋落韵，便入“不考式”，是必定要落榜的，但“神”却可以“扭转乾坤”。而且上引二“朱衣神”所说的“莺鸣六合”云云数语，也都一一应验：“御前试《六合为家赋》，《莺啭上林诗》，名字在第二等末，徙尾第二人魏元枢之下、彭垂象之上。”又如《夷坚支乙志》卷2《邵武试院》，记淳熙十三年(1186)秋八月邵武解试，誊录院失火，文卷被焚。明日，治群胥，皆奔迸隐处，忽一黑物从空而下，状貌如鬼，携当三钱二十余，视案时有喜色，便置一钱于案头而去。吏自念：岂非得钱者预荐？因默记之，待揭榜，果与所料同。作者议论道：“名场得失，当下笔作文之时，固有神物司之于冥冥之中，无待于考技工拙也。”这是典型的“科名前定论”，那个所谓从空而下的“黑物”，便是“神”的使者，有如所谓“皂衣吏”。这类故事现存特别多，再如：
天圣四年(1026)，海州书表隽宗远梦有神告之，来年状元是王尧臣。宗远寤，题于司房北壁。是年秋赋，开封府解榜到，见王之姓名，因指谓同列曰：“此是明年状元。”洎省榜到，见王又预奏名，隽再题于壁。未几殿试，王尧臣果魁多士。至和中，毕景儒仲询之父知海州，亲访其事，备载之于《幕府燕谈录》。”[7]（卷8《隽宗（远）神告》）（注：《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8《隽宗（远）神告》。该书记“科名前定”的，还有同卷引《灵应记》的《刘悦第三》、《文缜状元》等。）
王安石以《三经》取士，遂罢词赋，廷对始用策。先是，叶祖洽梦神人许之为状头，惟指庭下竹一束，谓之曰：“用此则为状元。”叶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叶果为首，竹一束乃策（原注：又梦中神为设狗肉片为“状”字），定数如此。[8]（《制科词赋三经宏博》）
不仅科名前定，连科举考试的题目也是“前定”：
艾侍郎颖，少年赴举，逆旅中遇一村儒，状极茸闒，顾谓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贱子家于郓，无师友，加之汶上少典藉，今学疏寡，聊观场屋尔，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书一卷以授君，宜少俟于此，诘旦奉纳。”翌日，果持至，乃《左传》第十卷也。谓艾曰：“此卷书不独取富贵，后四十年亦有人因此书登甲科，然龄禄俱不及君，记之。”艾颇为异，时亦讽诵，果会李愚知举，试《铸鼎象物赋》，事在卷中，一挥而就。愚爱之，擢甲科。后四十年，当祥符五年(1012)，御前放进士，亦试此题，徐奭为状元。后艾果以户部侍郎致仕，七十八岁薨于汶；徐年四十四，为翰林学士卒。[9]（卷2）
更奇特的是，试卷中可以对考官起震撼性效果的妙语警句，竟也可由“神”授。如《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8引《灵应记》：
大观元年(1107)，孙鈜岁贡辟雍，乞梦于英显神君。是夕梦赴试，有一人赉策题而立。因就读之，见第一题问某事，余皆如之，其人曰：“‘锡燕津亭，郡国举宾兴之礼；计偕给食，多士忘奔赴之劳。’用之可以取高第。”既觉，记之于书。及就试，则所问策题皆协于梦，如其言用之，果中优选。岂特人之富贵前定，而文章亦自有阴相之者。
第二类是科名主于“阴司”。《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8引《张君房自占》三则，第一则《淳化看蛇》，谓淳化三年(992)省试后，梦入一大第，一妇人请其赋诗，“写讫，呈览次，忽大蛇自条床下出，或闻人大唱曰：‘看蛇！’遂惊觉。占之多不解。后逾纪至景德乙巳（二年，1005）年，君房始忝科第，岂蛇之兆乎”。第二则《景德随棺》，谓“君房应二举，败于垂成”。到第三次应举，“尘忝御试之夜”，乃梦随一棺椁，因而问之，曰“一人李沆，一人李至”。“因嗟讶而觉，自亦知其吉兆矣（引者按：洪迈《夷坚甲志》卷13《卢熊梦母》：‘人言梦棺得官。’故此称‘吉兆’）。来日果叨名第。”第三则题《戴昭领钱》：
君房三举及第年，梦涉昏雾，沿蔡河东行。旋憩一茶肆中，有公吏若承符状，人曰：“秀才将来名第，某必把手拽上也。”君房又谢之。然其人似有所求，复有言若邀其多少之限。君房曰：“若向及第，奉银钱十万贯。”其人大感，意似过所望也。既别数步，又曰：“秀才将来化钱必与谁？”君房曰：“亦不知与谁氏耳。”其人曰：“某姓戴，名昭，本江南人。奉钱日但呼戴昭，即自领也。”景德二年果登第。成名后三日，乃偿。其梦人之名第，阴司自有主者，孰非前定乎！
“冥司”的“公吏”居然索贿，真是人间社会活脱脱的“克隆”。又如：
韩宗绪，龙图贽之子，以父任补将作监主簿，皇祐秋镇厅预荐，偶于相国寺资圣阁前，见其家旧使老仆，呼谓曰：‘若非某乙乎？死久矣，何得在此？”曰：“某今从送春榜使者。”又问：“榜可见乎？”曰：“有司收掌甚密，不可得而见也。”又谓曰：“汝能密询有我姓名乎？苟无，亦可料理否？”仆许诺试为尽力。又问：“复于何处为约？”仆云：“复期于此，他处难庇某之迹。此地杂沓，人鬼可得参处。”他日如期而往，仆果在焉。遂开掌，见己之名在片纸上。揭其下，乃田宝邻也，仆曰：“此人明年当登第，官甚卑。郎君亦自有科名，但差晚耳。况身已有官，故得而易之。若白身，则不可。”因忽不见。明年韩登第，曾以兹事说于亲旧间。[10]（卷5《韩宗绪》）
因主之于阴司，故科名须积阴德方可得，如：
罗维藩，字价卿，吉水人。乾道五年(1169)省试罢，梦其父告曰：“尔在举场，不可与福唐杜申争，缘尔家较杜申亏了二十八年阴德也。”两人皆以治《诗》有声。暨榜出，杜为经魁，罗同奏籍，而在杜之下二十八名。殿廷唱第，杜居第二甲，罗第四甲，相去甚远。[11]（夷坚支甲志卷7《罗维藩》）
袁仲诚，绍兴十五年(1145)赴省试罢，还丹阳，夜梦人叩户，袁叱之曰：“汝何人，安得夜半敲吾门？”答曰：“来报省榜耳！”犹未信，自隙中窥之，乃一黄衣人持文书而立，欣然启门，取其书展读，见己姓名在第二，自余间三四名，或五六名，辄缺其一。复诘之曰：“汝所报若此，非全榜也。”曰：“不然，君知士人中第，非细事否，要须有阴德，然后得之。大抵祖先所积为上，已有德次之，此所缺姓名，盖往东岳会阴德司未圆故尔。”既觉，历历记其语，甚异之。后奏名，果居亚列。[11]（《夷坚志补》卷3《袁仲诚》）
在今天看来，“科名前定论”固是谬论，所有的“故事”也绝无科学依据。事实上，宋人早就提出过批评，范仲淹在庆历三年(1043)九月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之三“精贡举”中，就曾写道：“既乡举之处不考履行，又御试之日更拘声病，以此士之进退，多言命运而不言行业。明君在上，固当使人以行业而进，而乃言命运者，是善恶不辨而归诸天也，岂国家之美事哉！”[12]（卷上）但是，“前定论”的产生以及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欣赏，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前定论”诞生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张君房撰《登科定分录》的确年虽不可考，但可肯定是在他真宗景德二年(1005)登第之后，此前他蹭蹬场屋，断无作《定分录》的雅兴。我们知道，自景德间至大中祥符初，降“天书”、封泰山，赵宋朝野沉醉在一片“仙风”拂煦之中，故他此时出笼的“科名前定”（也就是“神”定）论，乃时代的产物。其次，科举制度的变革，即糊名、誊录制的普遍实施，是孕育“科名前定论”的温床。太宗时殿试已开始实行糊名制，咸平间又推广到省试，而景德二年御试则开始用誊录制，后来也成为定法。如果说中唐以后的“通榜”使人对谁登科早已心中有数而不感惊奇和意外的话，那么糊名、誊录制的施行则设定了许多神秘莫测的未知数，而中第得“科名”者又未必学业优胜，其中有太多必然、偶然或显性、隐性的因素制约，不仅使人无法把握，也让人难以捉摸，上引范仲淹所说的士之不以行业进甚至“善恶不辨”的事，可谓比比皆是，如欧阳修所说：“使学者不根经术，不本道理，但能诵诗赋、节抄《六帖》、《初学记》之类者，便可剽窃偶俪，以应试格，而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选。”[4]（卷104《论更改贡举事件札子》）对这类形形色色无法解开的“谜”，“前定论”正好给出了最简捷而又不容究诘的答案。再次，“前定论”对登科得志，然后据要津、获显爵的朝廷新贵们极为有利，他们可借此大肆炒作，自命不凡，以巩固既得地位，捞取更多利益，似乎科名、官爵本是其命中物，故这类人是“前定论”的坚定信奉者和积极宣传者，可以说，许许多多“前定”故事，就是由他们（张君房只是肇其端而已）一手制造，而“前定”故事的炮制，实际上就是自我造神运动。最后，落第者从“前定论”中得到了精神安慰，找到了求得心态平衡的支点，似乎科名原非自家所有，不必妄求。总之，“神”既是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扭曲，又是由人所“创造”，正如列宁所说：“普通的人的观念一旦离开人和人脑，就成了神的观念。”[13](P232)
我们可以从正史、野史或当时大臣奏章中了解宋代科举制度，以及三百年来甚至后人对其是是非非的各种议论和辩难；但似乎可以说，“科名前定论”弥合了一切是非，虽表面上它不过是“民间理论”，（注：统治者至少在表面上仍是鼓励“苦读”的，如旧题宋真宗《劝学诗》有曰：“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见《诸儒注解古文真宝》前集卷上。）且非“国家之美事”，却给统治集团帮了大忙：它不仅为科举制度、也为统治者自身涂上了神圣的色彩，而且成了上上下下化解矛盾的润滑剂，治疗心灵创伤的麻醉药，甚至是掩盖社会阴暗面的遮羞布，故虽显然谬妄，却能长盛不衰。
三、“科名前定”下的士子心态
“科名前定”的宿命论，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心态。既然“科名前定”，举子在科举制度下显得那么被动和无能为力，便不能不转而求助于冥冥中的主宰，除此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首先是乞神。如上文已引的荆伯珍《神告传》，因乞神而能成功地将试赋时误书的“喷”改正为“焚”字，即一典型事例。又如：
余尚书靖，韶州曲江人，天圣元年(1023)第进士，又中拔萃。始自曲江将求荐于天府，与一同郡进士刘某偕行。刘已四预计偕，行至洲头驿，有祠颇灵。余谓刘曰：“与足下万里图身计，盍乞灵焉。”遂率刘以楮镪、香酒祷祠下，乞梦中示以休咎。是夕，余梦神告召而谓曰：“公禄甚厚，贮于数廪，官至尚书，死于秦亭；刘某穷薄，止有禄六斗耳。”公谢而退，遂寤，其后出入清华，声望赫然，……刘某者，以累举不第，就南迁，遂摄一尉，才逾旬而卒。[10]（卷2《余尚书》）
其次是求巫。由于人神阻隔，士子欲与神“对话”，预知科名，就不得不依靠“中介”——巫。所谓“巫”，有僧人、道士、日者、相人，以及诸般自称深谙术数者流。如：
蜀人严储者，与苏易简之父善。储之始举进士，而苏之子易简生。三日为饮局，有日者同席。储以年月询之，日者曰：“君当俟苏公之子为状元乃成名。”坐客皆笑。后归朝，累亦不捷。太平兴国五年(980)，果子易简榜下登第。[14]
吕文穆蒙正少时，尝与张文定齐贤、王章惠随、钱宣靖若水、刘龙图烨同学赋于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乡先生。一日，同渡水谒道士王抱一求相，……文穆对席，张、王次之，钱又次之，刘居下座。坐定，道士抚掌太息。众问所以，道士曰：“吾尝东至于海，西至流沙，南穷岭峤，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谓贵人，以验吾术，了不可得，岂意今日贵人尽在座中！”众惊喜。徐曰：“吕君得解及第，无人可奉压，不过十年作宰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将入相三十年，富贵寿考终始。张君后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贵寿考终始。钱君可作执政，然无百日之久。刘君有执政之名，而无执政之实。”语遍及诸弟子，而遗其师。郭君忿然，以为谬妄，曰：“坐中有许多宰相乎？”道士色不动，徐曰：“初不受馈，必欲闻之，请得徐告：后十二年，吕君出判河南府，是时君可取解。次年，虽登科，然慎不可作京官。”延卿益怒，众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诏下，文穆果魁多士，而延卿不预。明年，文穆廷试第一。是所谓“得解及第，无人可压”矣。后十年作相，十二年，有留钥之命，悉如所言。延卿连蹇场屋，至是预乡荐。[15]（卷中）
这些巫的“神通”非常之大，不仅能知人科名，而且连考题也可预知。如：
进士董祐之，咸平元年(998)将赴举，颇怯于公战。常歇马于信陵君庙下，忽遇秣陵进士许骥自南来，亦将求荐于府，叙话久之，许曰：“适于院见一翁，云开禄命书甚灵，盍往谒之？”二子同诣，各说其生之年甲，翁曰：“据命，二君未见食禄之期。”许戏之曰：“今年状元谁也？”翁曰：“此却知之。”遂于禄命簿后揭出一页，上画一人极肥大，被金紫，下注曰：“咸平元年状元，三十。”董、许莫能辨。又问曰：“府试题可知否？”曰：“岂惟府试，虽省试、监试皆可知。”又于簿后揭一页，上画赫日一轮，此省试赋题也。又一页亦画日一轮，曰：“国子监试题也。”二子莫测。已而收其簿入于院，后莫穷其迹。后府试《离为日赋》，监试《迎长日赋》，省试《仰之如日赋》，状元乃孙仅，最丰博，年果三十。其年二子果不利于春官。此可以见科举题目且皆前定，况得失乎？（原注：出钱希白《小说》。）[7]（卷12《董祐赋题》）
再次是乞“先师”。读书人以孔子为“先师”，在决定命运的科举考试中自不能忘，于是让这位死去一千数百年的古“圣人”再做好事：
宋王沂公（曾）父，虽不学问，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纸，必掇拾涤以香水。尝发愿曰：“愿我子孙以文学显。”一夕梦先圣抚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欤。恨汝已老，无可成就，当遣曾参来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之，竟以状元及第，官至中书侍郎、门下平章事，封沂公。[16]（卷8附《郴学大成》）
除上述外，在宋人眼里，能预兆科举吉凶的还很多，形成了民间的各种传说、信仰和风俗。如《能改斋漫录》卷11《临川王右军墨池》曰：“临川郡学，在州治之东，城隅之上。其门庭之间有池，深而不广，而旱暵不竭.世传以为王右军墨池。每当贡士之岁，或见墨汁点滴如泼，出于水面，则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又《祥瑞谶应》：“黄冕仲未第时，尝有魁天下之意。元丰四年(1081)，南剑州谯门一柱忽为迅雷所击，口占绝句云：‘风雷昨夜破枯株，借问天公有意无？莫是卧龙踪迹困，放开头角入亨衢。’次年，冕仲遂膺首荐，又次年，对策为天下第一。饶之浮梁县有谶语云：‘青山圆，出状元。’邑人程瑀尚书在上庠，累为优等，而尚未登第。尝寄诗与乡人云：‘试问青山圆也未？不应久负壮图心。’明年，公试上舍，为第一人。”又《梦粱录》卷4《解闱》：“亲朋馈送赴解士人点心，则曰‘黄甲头魁鸡’，以德物称之，是为佳谶。”
应当指出，上述事例，无论是乞神求巫，还是相信所谓佳谶吉兆，皆非偶然的个别行为，而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在宋代，卜祸福、占吉凶的民间巫术，势力非常强大。鲁迅先生说：“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实在巫鬼。”[17]（《中国小说史略》）王安石曾作《卜说》，对当时的卜筮之盛进行了考察，据他估计，“逆斥人祸福”的卜者，举天下而籍之，“盖数万不啻，而汴（京师开封）不与焉；举汴而籍之，盖亦以万计”。何以此业如此兴旺？究其原因，是“以彼为能决”，能解决人们急于要解决的“惑”与“忧”。[18]（卷70《卜说》）对科场举子而言，最让他们“惑”与“忧”的，莫过于自己的命运和前程，故求神问卜，遂成常事，而“科名前定论”也就在这种气候下，拥有了最广大的市场，成为最为流行的社会心态。
当然，宋人也有不崇拜科名而相信自己能力的，如徐度《却扫编》卷下所记：“王文安公尧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青）始隶军籍。王公唱名自内出，传呼甚宠，观者如堵。狄公与侪类数人立于道傍，或叹曰：‘彼为状元，而吾等始为卒，穷达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顾才能如何尔。’闻者笑之。后狄公为枢密使，王公为副，适同时焉。”不过像狄青那样不靠科名，而以武功致高位的，毕竟是极个别人，既不足以改变科名在通往官场道路上的重要性，更难以影响整个社会心态。
若“前定”的命运是下第，士子们便不免失态甚至变态。刘壎《本州教授曾月崖墓表》记述一位在宋季下第的举子，入元许多年后，仍然追悔不已，死不瞑目。他为之表墓的墓主、所谓“本州教授”叫曾友龙，淳祐初试礼部不中，准备再试，而宋亡科废，犹琅琅吟哦，舌本流津，曰：“吾志也。”间遇曾擢第成名者，辄倾倒礼敬，曰：“吾羡也。”大德甲辰岁（八年，1304）六十九，“一日，怅然曰：‘吾试礼部时，吾与某人俱，吾赋与某人正同，然某人得之，吾竟失此一领绿衫（按：宋代赐新进士并诸科登第者绿袍），吾遗恨也，’吾闻之流涕，盖距科废已三十年，距属纩几日耳，愤闷未平犹若此。吾故曰：可哀也。”刘壎感慨道：
自唐赓进士科，宋因之成俗，凡齿章缝，亲觚翰，率以词章科目为儒者之极功，而它不皇务。得之者也，于人家国正亦未知其何如；而偶失之，即愁苦怨抑，如不欲生，如学佛而臻疾证，如修仙而不遂冲举，甚至垂绝犹耿耿凄断，为终古之恨，若吾故人曾君者，诚可哀也。[1]（卷8）
前面说过，宋代科举严重扭曲了士子的人格，而曾友龙可谓是又一典型，是“宋版”本范进式悲剧人物。确如刘壎所反复感叹的：“诚可哀也！”
四、“科名前定论”与宋人志怪小说
翻开宋人笔记（包括常说的“史料笔记”），特别是小说集，上述“前定论”故事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洪迈的《夷坚志》中，可谓连篇累牍。在我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中，很早就有所谓“灵验”、“报应”之说，而在佛、道二教中，“灵验”故事成为“辅教”材料，向为善男信女喜闻乐道，深信不疑。自从有了科举，“灵验论”很自然地延伸到这个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领域，成为“科名前定论”，也很自然地要进入文人的视野，成为志怪小说创作取材立意的丰富矿藏。
就“前定论”志怪小说的类型看，以“梦”与“神”通者为最多，如《夷坚甲志》卷4《詹烨兄第》、卷5《龚舆梦》、《汤省元》、卷7《青童送笔》等等皆是。再举《夷坚支甲志》卷7《姚迪功》为例：
建昌新城姚叟，政和三舍法行时为军学生，尝谒梦于神，以卜穷达。梦己著公服设香于所居门外谢恩，觉而不晓其旨。或云：老生当受恩科而不及赴者，列门赐敕牒，以为诸州助教。于是怃然自念曰：“岂吾旦夕预贡选，而蹉跎不第，至于特奏名乎？”已而累举不登籍，遂束书归休，绝意荣路。己卯（绍兴二十九年，1159），皇太后庆八十，霈恩锡类，姚以孙思贤，获乡荐，得迪功郎，实祗命于家门，距昔者之梦，恰五十年方验。
由本篇可概论这类故事的一般结构：先设举子梦中通“神”，“神”或给以约略可晓的谶语，或让你处于某种迷离恍偬的环境之中（如此篇），等等。总之“神”不能说破，而谶语或环境须是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然后经过人各不同的一番曲折，而结果似乎都可从“神”的指示中找到依据，也就是——“应验”，让人顿然惊骇“神”的先知先觉，证明“前定论”的正确性。这几乎成了套数。
“前定论”志怪小说除写人、神交通外，也有社会性较强、含义深刻的。如方勺《泊宅编》卷下（三卷本）《朱晓容》，就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朱晓容“尝为浮屠，以善相游公卿间，号容大师。后因事返初，惟工相贵人，他人虽强之使言，终非所喜，而中者亦寡”。他曾为大理寺丞致仕朱临的二子行中、久中看相，一见朱行中，“惊起贺曰：‘后举状元也。’”作者写道：
是秋至京师，二朱舍开宝塔寺，（朱晓）容寓智海禅刹。相次行中预荐，明年省闱优等，惟殿试病作，不能执笔。是时，王氏之学士人未多得，行中独记其诗义最详，因信笔写以答所问，极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经御览，神宗良爱之。行中不知也，日与同舍蔡冲允（蹈）、丁葆光（经）围棋。……未唱名前数日，有士人通谒，……延之坐，不暇寒温，揖行中起，附耳而语曰：“某乃梁御药门客，御药特令奉报足下，卷子上已置在魁等，他日幸相记。”行中唯唯而入，再执棋子，手辄颤，缘宠辱交战，不能自持。冲允觉而叩之，具述士人之言。冲允曰：“曾询梁氏所居否？”曰：“不曾。”或曰在州西，急赁马偕往，欲审其事。至梁门，日已曛，度不能返，遂复归。而行中念容，独往智海宿。容闻其来，迎门握手曰：“非晚唱名，何为来见老僧？必是得甚消息来。”行中曰：“久不相见，略来问讯尔。”师曰：“胡不实告我？冯当世未唱名时，气象亦如此。”行中知不可欺，因遭渠氏之事。师甚喜，为开尊设具。……
据《泊宅编》卷上，朱行中后来典数郡，方勺是其门客，故所记当有一定的真实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氏学”在当时科举中的重要地位，只要能记王氏新经义，哪怕是“信笔”写答，自我感觉“极不如意”，仍能置高第，从中不难体会作者的讽刺意味，此其一。其二，“梁御药”的预传消息，吩咐“他日幸相记”，科场内外相勾结的把戏，昭然若揭。
又如《说郛》（涵芬楼校本）卷30《隽永录》引王铚《来岁状元赋》，写大中祥符中西蜀二子赴省试的穷困之状道：“既得举，贫甚，干索旁郡，乃能办行。已迫岁，始发乡里，惧引保后时，穷日夜以行。至剑门张恶子庙，号英显王，其灵响震三川，过者必祷焉。二子过庙已昏晚，大风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祷于神，各占其得失，且祈梦为信。草草就庙庑下席地而寝。”贫寒举子的艰辛，千载之下仍让人鼻酸。小说接着写道：二子既祷，入夜，见一神曰：“帝命吾侪作来岁状元赋，当议题。”一神曰：“以《铸鼎象物》为题。”“既而诸神皆赋一韵，且各删润，雕改商确，又久之，遂毕，朗然诵之，曰：‘当召作状元者魂魄授之。’”二子尽记其赋，无一字忘，以为科名可得。至御试，果是《铸鼎象物赋》，二子却“懵然一字不能上口”，皆被黜。于是“二子叹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罢笔入山，不复事笔砚”。透过“神”的光环，作者为我们揭开了宋代科场的“假手”黑幕，有力者得助，而贫寒举子“命”中注定的便是落第，科名对他们来说，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月，镜中花”。
另一类“前定论”志怪小说的内容是“劝善”，如上引《夷坚支甲志》卷7《罗维藩》，就是叫人多积“阴德”。这里再举《夷坚支乙志》卷8《张元干梦》：
张楠，字元干，福州名士也。入太学为学录，既优列解籍，而省试不利，乃止土地祠致祷曰……。是夕，梦神来谒，语曰：“君当登科，缘比者受无名之钱四百三十几贯几百几十文，为此遭黜。楠觉而默念：身为寒士，安有是哉？时诸生从受业者闻师赴省，各随力致助，然度其数亦不能多，意其必以此故。试取记事小册逐一算计，正与神言合，贯百分文奇零不少差。然后大悟，遍以告人，使知非己之财，不可妄得如此。续以上舍赐第。
以“科名前定论”为主题的宋人志怪小说，一般篇幅不大，叙事简洁传神，其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尚待作进一步的专门研究，总的说来，它折射了宋代科举制度的方方面面，真实地反映了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应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宋代科举不仅大大刺激了小说的创作（如以士子赴举为题材的作品占了很大比重），而且促进了志怪小说创作的转型：小说家由唐以前热衷于搜奇猎异，描写山精水怪，转而追踪社会热点问题。这是值得注意和肯定的。
收稿日期：2003-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