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我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5年以来，国民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运动相对平稳。总体态势是发展速度从高位缓慢回落，正逐步向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趋近，从而带动了物价指数趋于回落，供求关系得以改善，未来宏观经济的运行环境相对宽松。然而，纵观“九五”期间我国经济的发展，还存在若干突出的问题。
一、国民经济效益下降与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并存
“七五”期间，由于社会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均处于扩张状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经济高速增长，效益也同步提高。进入“八五”时期，我国的经济情况有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在投资需求强劲的同时，消费需求却相对疲软，很多企业出现亏损，甚至资不抵债，银行贷款逾期难以收回，使效益好的企业也遭受拖累，以致全国效益下降，与高速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形成反差。国家信息中心宏观预测处的调查结果表明，1995年三季度工业企业的景气状况较二季度呈下降趋势。在全部被调查的数千家工业企业中，认为三季度本企业总体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所占的比例由二季度的20%降为16%，总体经营状况较差的企业的比例则由二季度的21%上升为24%。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1）工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差异造成供需错位；（2）企业生产价值无法实现；（3）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环境和合法权益无法保证，运营效率低下；（4）乡镇企业设备技术落后，资源浪费严重等。
二、高通货膨胀率困扰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八五”期间，我国的物价上涨指数曾连续两年超过10%，1994年高达21.7%。为强有力抑制通货膨胀，1994年9月，政府作出了在通胀率明显下降之前，不再出台较大经济改革措施的决定。从长期看，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诱发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因为我国资源需求缺口而引致的“资源输入型”通货膨胀，进而产生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这可归纳为来自发展方面的因素。这一因素在“九五”期间会日益显著和突出；其次是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内部存在的不良资金循环机制，形成用国家贷款生产的是市场不需要，只能积压在仓库里的产品。使贷款的一部分形成虚假的财政收入和银行利息，还有一部分则成为职工工资进入消费或转换成储蓄。而这部分新形成的国民收入或储蓄却没有实物量与之对称。随着企业体制改革逐步深入，那些资不抵债，经济效益低下和长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迟早将会走上破产之路，大量国有企业资产将会贬损，宏观价值量与实物量不对称的矛盾就会日益尖锐起来。这些可归纳为来自体制方面的因素。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我国“八五”期间的经济增长已经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停产待业、亏损增加、三角债累积和商品物资外汇的大量剩余等，几乎到了经济难以承受的程度。
三、巨额居民储蓄与社会消费疲软之间的矛盾
“八五”前四年，我国居民货币收入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6.8%，其中最高曾达到32.3%。到1995年，包括企业存款在内的各项银行存款增加9375.48亿元，增长31.8%，比上年增加1428.6亿元。其中储蓄存款除三月份受发行国债影响，当月增加较少外，其余十一个月均保持了较强的增势。截至十二月末，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29662.2亿元，比年初增加8126.1亿元，增长37.7%，其中城镇定期储蓄存款增加6087.7亿元，占新增储蓄存款的76.9%，比年初增加十三个百分点。1994年在零售物价上升高达21.7%，全国发行国债1000多亿元，股市不断增容的情况下，居民储蓄余额增加仍高达41.5%，全年净增储蓄6315亿元。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90年至199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仅20.3%，低于同期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五个百分点，在居民收入增长较快而消费疲软的情况下，居民收入中非即期消费资金大量增加，结余购买力迅速积累。
储蓄存款的持续增长，反映了我国目前还尚未形成新的消费热点，而居民收入用于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失调，有可能导致供需失衡。
四、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产出比例失衡
“八五”末期，为了防止物价指数的过高增长，开始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到1995年11月份，国有单位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量为909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5%，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20.5个百分点。但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一些新问题。首先，追求投资规模忽视技术改造，加剧了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新阶段，但仍然存在对内涵扩大再生产重视不够，热衷于追求上新项目、铺新摊子，搞外延式粗放发展的现象。1995年更新改造的投资一直落后于基本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到1995年10月份，更新改造的增幅比基本建设低9.4个百分点，占总投资额的比重比1994年同期下降1.6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固定资产在建规模已达到47000亿元以上，已立项准备建设的规模也相当可观。这主要是因为对更新改造这种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不够重视，加之各级政府从本地区利益出发，也往往更偏重于上新项目。
其次，新开项目增加较多，规模趋小。虽然自1995年初国家就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的数量，但该年度前十个月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新开工项目个数占施工项目总数的40.6%，比上年同期高出1.2个百分点。同时，新开工项目的计划投资规模趋小，主要是因为国家控制使新开工大中型项目数量比上年减少，一些地方为通过国家审批，也有意缩小建设项目的计划投资规模。
再次，建设资金缺口较大。因为国家从源头上对资金进行控制等原因，使一些投资项目的资金供应不能及时到位。仅1995年前十个月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项目拖欠的工程费用、机器设备购置费等应付款就高达310.4亿元，比1994年同期增长30.7%。这也是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下降，企业之间产生“三角债”的一个重要源头。
此外，现阶段很多产品供过于求，大量产品滞销也导致投资效益降低；我国目前投资约束机制尚不健全，一些企业只顾眼前利益，盲目追求投资项目，特别是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不适应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经济环境，生产经营跟不上市场需求变化，经济效益普遍低下，均是导致固定资产高投入低产出的重要因素。
固定资产的投入产出失衡，必将加剧更多的企业追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张，投资基金的过分膨胀，势必增加通胀压力，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五、基础薄弱的农业生产制约了经济的均衡发展
“八五”期间，中央对农业生产的政策倾斜收到了积极效果，这不仅反映在农业获得丰收上，而且还表现在农村经济出现了全面增长的好势头。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农业基础还相当脆弱，离农业小康目标的实现还有相当距离，远远不能适应工业化进程的需求，这主要表现在：
1.由于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使得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层次上，无法抵御较大的自然灾害。据统计，在我国现有的农业水利设施中，约有80%存在不同程度的失修和坏损。
2.在我国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不减，人口绝对规模急速增长的条件下，耕地面积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资料表明，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1.2亩，比1949年减少约1.5亩，而且全国农用耕地正在以平均每年递减700万亩的速度减少。特别是近几年不少地方一哄而上，建立了许多区县一级的经济开发区，以及各种各样的新村、别墅，这一切都使得我国耕地面积以几近失控的速度减少。
3.由于目前我国农业比较效益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往往被人忽视，甚至被某些地方的领导人严重忽视。近几年我国县改市的势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一些地方和个人在“无工不富”的指导思想下，轻农重工、重商，从而使一些地区出现土地荒芜，只种不管和粮食减产的现象，以至有些粮食调出省变成粮食调入省。
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以联产承包制为突破口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从今后发展趋势来看，现有的生产体制还远未形成现代化的规模经营，生产效益低，还无法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如此薄弱的农业基础，对我国“九五”期间国民经济的增长将产生极大影响。粮、棉、油等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短缺，极易引起工业品的成本增加，物价上涨，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同时，农业产品是工业生产原料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速度不同步，就会影响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制约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部门的发展。此外，农业生产落后还会引致农村市场容量萎缩，产业结构落后等一系列问题。
六、共同富裕目标与收入过分悬殊日趋冲突
“八五”期间，城乡居民收入持续高速增长。199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3179元，与1990年1387元相比，四年内翻了一番，增长1.3倍，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幅度仍高达39.2%，平均每年递增8.6%。
与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相联系的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从1978年至1994年，国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由31.6%下降到10%左右。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由43%迅速上升到70%左右。可见个人为最大收益者。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带动另一部分人富起来。但在此过程中，收入差距拉大甚至悬殊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全国范围看，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为500多万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2%，个人家庭财产在百万元以上的约有100万户。与此同时，约有1250万城镇居民处于人均月收入不到160元的贫困状态，占城镇居民总数的5%。在1993年底，城镇居民高、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比例已达3.8∶1，收入绝对差额为3316元，目前仍在扩大之中。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地区差别极大。据统计，从1987年至1993年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的年收入绝对差额，已由520元上升到2600元。在全国已实现人均收入超过1100元的80个县（市）中，80%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仅占20%；二是城乡差距仍在加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城乡差距由1984年的1.6∶1扩大到1993年的2.53∶1，若从全社会范围计算，城市中20%高收入户与农村20%低收入户比较，收入差距为13倍，在国际上也属偏大。
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剪刀差不断扩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过分悬殊的收入差距，不仅违背了社会公正的原则，也势必阻碍“九五”期间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甚至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针对上述若干问题和矛盾，我国“九五”期间，应主要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宏观思路采取对策。
1.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首先要从增量和存量两方面入手，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革、改组，改造国有企业，盘活现存国有资产，培育国际型的大型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调整外贸政策，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九五”期间，提高国民经济效益，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资金问题。在我国仍将延续适度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前提下，企业资金状况总体不会太宽松，故国家宏观金融政策应十分重视信贷资产的质量，重点支持基础产业，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适当倾斜，特别是支持产品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
2.抑制通货膨胀，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确保适度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得以实施
1996年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九五”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控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根据这个总体要求，我国1996年经济增长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物价上涨的控制目标是10%。首先，它体现了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要求，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2%，增速比上年回落1.6个百分点，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计划增长9%，又比1995年回落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平稳回落，有利于“九五”期间控制通货膨胀，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其次，它体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要求。计划9%的经济增长率相对前几年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来讲是回落到低位了，但就该增长率本身与国际比较而言，仍属一个较快的发展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九五”期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通货膨胀，把物价上涨幅度彻底降下来。这个任务仍是很艰巨的。第一，“八五”计划末期物价涨幅虽有回落，但仍处历史较高水平，回落基础十分脆弱；第二，农业基础地位仍很薄弱，经济总量平衡的基础尚不牢固；第三，相当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经济结构矛盾较为突出，就业和再就业压力较大。故针对上述状况，今后需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大力扶持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调整投资结构，增加国有大中型生产企业设备投资的力度，继续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抑制国民收入过度向个人倾斜，阻止国有资产的流失，继续下大力气整顿和理顺各种经济关系。
3.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真正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
“八五”期间，我国农业生产成就显著，主要体现在：一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在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获得丰收；二是菜篮子工程大见成效，肉、蛋、奶类产品超额完成计划；三是乡镇企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1995年全年销售产值比上年增长约40%；四是农民收入持续增加，1995年农民人均收入扣除物价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5%。
“九五”期间我们还应下大力气进一步做好相应的工作。首先，要落实科技兴农，实施依靠科技，提高单位产量的战略。其次，要切实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按照国家落实的用于农业的计划内投资额，“九五”期间约按25%增加。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也应有较大倾斜。鼓励效益较好的工业企业把农业作为企业新的投资方向。再次，要加强农村改革力度。如围绕农业与市场结合的问题建立中介机构等。总之，在“九五”计划期间，对农业生产要真正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领导力量到位、农业投入到位、科技兴农到位、扶持措施到位。
4.兼顾公平与效率，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收入分配调节机制
（1）在国家对个人收入分配总量和结构实现宏观调控的前提下，逐步建立起由市场供求关系调节工资分配水平的机制。与此同时，还应以财政、税收等经济杠杆为主要手段，建立起政府调控为主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调节机制。从而最终达到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的目的。
（2）合理调节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以及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建立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及时制定产业政策、财经政策和地区协调发展政策，并通过建立国家社会收入再分配基金，以调节地区收入分配关系；积极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
（3）目前我国的居民储蓄仍是投资的主要来源。在投资约束机制尚未健全，投资效益低的情况下，应在保证重点建设资金需要的同时，适当刺激居民的消费增长，引导建立新的消费热点，从最终消费方面给经济运行注入新的活力，使我国“九五”期间国民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基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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