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术个案看全民族的思想启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全民族论文,个案论文,时期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启蒙是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主调。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使启蒙深入人心。然而，五四后的历史似乎改变了启蒙的走向以及知识分子对启蒙的关注。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曾经发起过“新启蒙运动”，但毕竟只是昙花一现。那么，启蒙果真中断了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知识精英的觉醒，中国学术的艰辛发展并没有因战争而中断，思想启蒙亦未告中断，抗战救亡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刺激和孕育了民族的启蒙。“抗战时代的西南各大城市，聚集着中国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学者和文化人。重庆、成都、昆明、桂林，乃至一些县城和乡村，集中科学家和各类学者的密度之高，是前所未有，今日也难再现的”。那个时代，“砥砺志气，发愤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勤奋工作，切实研究问题的人，毕竟占大多数”。“那个时代的斗争，造就了整整一代人。那个时代是非常出人才的，社会科学领域还特别出成果”。[1] (P127)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解析这一关于启蒙的“反题”，我将认知的视角做了一定的转换：转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学术发展中的不同学科的学术个案，转向当时学人的具体研究实践，试图通过对他们的特殊学术经历、学术成果的研究和分析，揭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学术发展的真相，并且从中找寻出解读启蒙问题的真实答案。因此，我这里所强调的启蒙则更侧重于对中国社会、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认识。
一、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境界：侯外庐的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应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蓬勃发展。而在这一发展中，我国著名史学家侯外庐(1903—1987)所做的具体研究颇值得引起关注：他在翻译《资本论》的基础上，努力尝试如何尊重中国历史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开辟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境界。
侯外庐史学研究的归宿是关于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问题。为此，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他集中主要精力，乘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之余绪，着力于更深入的社会史研究和深刻的思想文化研究(侯外庐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坦陈：“我没有直接参加到30年代开始的社会史论战中去，一直取‘客观’的立场分析各家之见的成与败，不曾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我赢得了比较充分的时间来摸索自己的路。”这段话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侯外庐的学术研究理路，更能引起我们的深思)。
思想史研究必须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是侯外庐学术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从中国社会史研究起步的，而他的中国社会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又是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他从事这一研究直接导源于他对《资本论》的翻译，以及20世纪30年代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包括“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侯外庐回忆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前，由苏联学者提出来的，当时在苏联多次进行过讨论，争论得很激烈。在中国、日本历史学界都跟着或多或少地讨论过，但是人们并没有认为它已经解决。我在翻译《资本论》时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因此，当它被人们提出来讨论的时候，我就感到它是关系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懂得生产方式，不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就不可能科学地判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1] (P230)
为了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真实含义，侯外庐首先做了全面的(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尽最大可能的)理论研究，他深研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马克思遗稿，由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提供俄文译本，戈宝权翻译，定名《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等经典著作。特别是后者，对侯外庐的研究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他说，“这是我们能见到的马克思关于古代社会理论的文献中，一篇最详明的珍贵资料。我有幸在国内首先使用它。这份资料更使我增加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理论勇气”。[1] (P233)
那么，这份资料究竟给侯外庐怎样的启示呢？据他讲：“第一，这份遗稿对于古代(按：指奴隶社会)的生产形态，即东方的、古典的，是并列地论述的。这种提法，比别的文献讲得都明显、肯定。由此，表明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和古典的生产方式，是古代社会‘构成’的两种财产起源的路径，当是无疑的。第二，这篇文章不仅讲了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的相同之处，也阐述了二者的相异之点。它指出，‘财产的第二种(古典的)形态也正像第一种(东方的)，同样地产生了(它自己的)地方的、历史的等等本质上的多样性——是更为有变动、更为具有历史性生活的产物，是原始部落之命运注定的及其曾经变态的产物……在这里，各人的财产本身绝不是在第一种形态那样——是常由自然路径成熟的。’马克思把古典的古代，用‘常由自然路径成熟’这个特征表述出来，正说明这种‘发育正常的’与‘早熟的’东方形态之路径的区别。第三，文章还通过城市和农村的分裂，私有关系，以及生产过程的占有关系等，详细分析了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文明的具体路径的不同，指出了这两种‘古代’的路径，都是由氏族公社的解体过程而生长起来的，只是第一种和公社密切结合，而第二种在后来把公社的氏族躯壳完全冲破了。”[1] (P234)
基于这样的理解，1943年1月，侯外庐写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研究与商榷》一文(该文原题为《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1945年8月发表于《中华论坛》，收入《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论证了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基本看法。
1942年，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为准确起见，更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问世，该书前两章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争论，明确提出了自己对该理论的看法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认识。在重印本导读中，侯外庐的学生张岂之特别指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者“没有直接采取当时已有的某一种现成观点，而是重新作了追根究底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作者说：‘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中国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不同路径’。这一结论是作者研究中国古代的理论基石，也是读者理解本书内容的必要前提”。从准确把握侯外庐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特点的角度来看，张岂之的这一解说是十分贴切的。
在倾力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同时，侯外庐同样关注着思想启蒙的研究，特别是以明清为起点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研究，因为这也同样是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一条重要的线索。侯外庐的学生李学勤回忆说：“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分出单独的一卷，实在是含有深意的。前些时候(指2002年10月——引者注)，我在西北大学‘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到侯先生研究历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即要从思想史来研究社会史。对古代社会的考察，不能只从经济、政治等方面着手，还应从思想方面研究和切入，这个论点很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的辩证关系。侯先生重视研究明清之际的思想史，正是要由此深入认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通过分析明清间他所称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学说论作，来探讨中国传统社会怎样在走向衰亡中孕育了新的因素。《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是他这方面的早期代表作。到50年代末，他把主要精力用来主持编写《中国思想通史》唐宋元明部分，即第四卷，但对明清之际仍从未忘怀。第四卷下册的一大半，其实是这方面的扩大补充。作为他晚年对这段历史研究的纲领的，是他那时应苏联《哲学问题》邀请写的论文《十六七世纪中国进步哲学思潮概述》。细读此文，不难看出他的研究比之早年提高了很大的一个阶段。”[2]
李学勤对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的评价是准确的。的确，以启蒙思想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正是侯外庐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通过深入的研究，使他对启蒙的理解随之大大升华了，从而奠定了其“研究中国思想通史的基业”(侯外庐语)。
二、学术救国、学术建国：贺麟的新儒学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如果说五四时代是中国新文化的开创时代的话，那么，抗战时代就是中国新文化绚丽多姿的时代。何以然？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用基本的史实说话，特别要联系当时学人的认知和具体学术成果加以佐证，而不能做任何想像或推论。这里，我试以我国著名哲学家贺麟(1902—1992)为个案，结合他的著述，力图对抗战时期的文化建设做一历史的还原，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艰苦历程的认识。
我注意到，抗战期间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贺麟是这样从文化的角度解读抗战时代和知识分子的心态的：“八年的抗战期间不容否认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一个伟大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内，不但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革旧，而且也徙新。不但是抵御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每个人无论生活上感受到多少艰苦困顿和灾难，然而他精神上总感到提高和兴奋。因此在抗战期间内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鳞一爪，工作上的一痕一迹，意识上的一思一感，都觉得特别具有较深远的意义，格外值得回味与珍视。抗战期间，尤其抗战初期，所表现出来的健康的理想的乐观的思想，不幸容易为抗战胜利后所发生的种种令人悲观失望的现实情况(这些不良情况也可说是抗战期间潜伏着的病菌的暴发)所排除。然而我们应该尽量从各方面，特别从思想文化方面，去保持抗战胜利成果。”[3] (序言)显然，作为中国历史的独特时代，整个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状态和思想文化成果是非常需要进行深入挖掘和深刻分析的。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联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对抗战时期新文化的展望，贺麟谈到如何正确认识儒家思想、看待儒家思想发展的问题。他说，“儒家思想是否能够有新开展的问题”，就是“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复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复兴的问题。儒家思想是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3] (P6)显而易见，贺麟在这里郑重提出了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关键性问题，即儒化、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的命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对于“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文化观念，这一命题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它揭示出中国现代新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
在贺麟看来，思想文化的发展、民族精神的弘扬是学术救国、学术建国之根本，首先有赖于个体的觉醒，是由个体所体现的。“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我们最终“要求一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复文化上的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3] (P6)
贺麟还具体分析了“儒家思想新开展所须取的途径”，今天读来，仍感颇受启迪。他说，“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我们要能看出儒家思想与科学的息息相关处，但又要能看到两者的分界处”。“我们不必采取时髦的办法去科学化儒家思想。欲充实并发挥儒家思想，似须另辟途径”。这就是；“第一，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第二，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第三，须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3] (P6)应该说，贺麟谈到的具体途径是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路径，沿着这条路径进行探索，“会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3] (P6)
针对于抗战的现状，贺麟更期望在抗战救国、抗战建国的基础上，实现民族文化的真正复兴。为此，他坚定地强调：“我们现在的抗战建国运动乃是有深厚的精神背景和普遍的学术文化的抗战建国运动，不是义和团式不学无术的抗战，不是袁世凯式的不学无术的建国”，“我们抗战的真正最后胜利，必是文化学术的胜利。我们真正完成的建国，必是建筑在对于新文化、新学术各方面各部门的研究、把握、创造、发展。换言之，必应是学术的建国。必定要在世界文化学术上取得一等国的地位，我们在政治上建立一自由平等独立的一等国的企图，才算是有坚实永久的基础。”[3] (P20—21)我们中国人必须明白，“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任何开明的政治必是基于学术的政治。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而是理智支持情感，学术锻炼意志的长期抗战。学术不忘抗战，庶不致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因此，“要以战斗的精神求学，要以求学的精神作战”。[3] (P22)基于这样的深刻感悟，贺麟在抗战时期发表了40多篇“有自己性格的烙印”的论文，实践着学术建国的主张。这些论文在战后(1946年)结集出版，定名为《文化与人生》，他在该书的序言中特别告诉读者：他的书“有我”，亦“有渊源”。“绝少人云亦云地抄袭现成公式口号的地方”。虽然“你也许看不见科学、民主、工业化等口号之重见迭出，然而如何使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弥漫浸透于人人生活中，如何使工业化有坚实深厚的精神的基础，本书或有指出进一步的努力，并提出深一层的看法的地方”。他还告诫读者：既“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也“不作流行观念的牺牲品”。要格外警惕“有许多人表面上好像很新，满口的新名词、新口号，时而要推翻这样，打倒那样，试考其实际行为，有时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而不自觉”。[3] (序言)要明白“从检讨这旧的传统观念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叫做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3] (序言)
三、深入探究中国的“特殊”：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不仅中国学者关心着自己祖国的历史命运，西方学者同样对中国一往情深，关注着中华文明的兴衰。应该说，与中国学者相比较，外国学者似乎更为注意从学术与社会结合的深层，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发展特殊规律的探究。他们的关注，确实有助于弥补我们在既定“规范认识”下所造成的思维缺失，培育出新的学术增长点。这里，我想以英国已故著名汉学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1900—1995) 与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1901—1969)在抗战时期的学术交往为例，来佐证这一观点。
对我国一般知识分子而言，对王亚南的了解，恐怕除了知道他是《资本论》全译本的译者之一，就是读过他的传世之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1948年10月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再版)。作为经济学家，王亚南何以对政治学乃至中国政治史抱有浓厚的学术兴趣？解谜的话，就要从他和李约瑟的相识谈起。据王亚南回忆，“1943年，英国李约瑟教授因某种文化使命，曾到那时尚在粤北坪石一带的国立中山大学(在此期间，李约瑟曾在重庆与侯外庐讨论过“老子思想”——引者注)。我在坪石一个旅馆中同他做过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他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我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他是一个自然科学者，但他对一般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饶有研究兴趣。他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来，究竟是由于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对此发生疑难，或是由于他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我不曾问个明白，我实在已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当时虽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的话敷衍过去，但此后却随时像有一个难题在逼着我去解答。我从此即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了。”[4] (P14—15)经过多年的潜心探究，王亚南终于悟出了这项研究的奥秘所在；“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有许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经济发展规律固然很难，应用那种作为社会基础看的规律去解说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会文化事象更属不易。中国官僚政治形态这种文化事象，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成为我们所提及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4] (P14—15)王亚南的这段学术总结是富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的，它至少帮助我们解析四个至今仍令人困惑的疑难：研究中国社会必须从中国的事实、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硬套刻板的公式”出发；在整个世界文明当中，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独特的，有其特殊发展规律；社会文化的作用不应被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它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官僚政治不是一种政治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它的认知，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殊规律的认识。
王亚南的揭秘标志着他的学术思想的理性升华。它不仅使我们明白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真正学术含义所在，而且更使我们看重的则是这项研究与“李约瑟思维”的内在联系。正是从与外国学者的交流中，王亚南把握住自己“平素未大留意”乃至不想的真问题，从而开阔了研究视野，实现了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这亦应被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思想启蒙”。
四、战火中的反思：蒋梦麟的文化研究
我在研究中西文化差异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想法，这就是要以学术史为基本取向，通过中国近现代著名学人的学术传记(包括学术回忆)，审视他们对中西文化内在价值与独特性的理性认知，并且从每一个学术个案中发掘出导引我们继续深入思索的重要理念和理路。
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蒋梦麟(1886—1964)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躲避日军空袭的防空洞中写就的自传《蒋梦麟自传：西潮与新潮》(该书原是用英文撰写的。英文本1945年在美国出版，而中文译本则于12年后由《中华日报》发行。两种版本都颇受欢迎，于是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新潮》最终并未写完)正好是符合我的上述想法的一本难得的好书。如大陆版(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封面所介绍的那样：“蒋梦麟是从中国学究的私塾走进西洋自由学府的人，他从古老的农村社会，走入近代的都市文明；从身经满清专制的皇朝，去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他曾经在广大的外国人群里生活多年，又曾经在广大的中国人群里，尤其是知识青年人群里生活多年。他置身于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旋涡，看遍了翻云覆雨、沧海桑田的世局。”因此，他的心得体验绝对是特殊的。
在该书的第33章，蒋梦麟专门以“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为题，说出了自己在战火中的文化感受，并且对比西方文化，理性地指出了中国文化所固有的缺失。他告诫自己的同胞，要认真反思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吸收”，因为这一“吸收的过程多半是不自觉的”。而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而避免严重的副作用。此项工作有赖于实验与科学的研究，因为实验和科学研究是推动心理、社会、工业各项建设的基本工具。不过这些工具仍然是西方的产物”。[5] (P338)
蒋梦麟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在“道德与理智”，并坚定地深信不疑。“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于诗意，是否切合实用。古希腊的科学思想源于埃及与巴比伦。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埃及的几何学一样，都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但是希腊学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们概括并简化各种科学原则，希望由此求出这些科学的通理。这种追求通理的过程为天然律的发现铺平了道路”。[5] (P339)因此，他特别努力使国人了解发展理智的重要，学会探本寻源。从文化的教化意义上讲，这也理应视为“思想的启蒙”。
蒋梦麟在书中勾画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概况。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他见证了整个战时文化的变迁。虽然战争打破了他将北京大学建成中国学术中心的计划，但他却坚信“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为了中国教育的新生，他抱病筹建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使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和洗礼。对于战争的破坏性，以及知识分子在战时的颠沛流离，蒋梦麟充满乐观，并有其特有的看法：“学术机构从沿海迁到内地，对中国内地的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大群知识分子来到内地各城市以后，对内地人民的观念思想自然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另一面，一向生活在沿海的教员和学生，对国家的了解原来只限于居住的地域，现在也有机会亲自接触内地的实际情况，使他们对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的情形有了较真切的了解。”[5] (P303)总之，“大学迁移内地，加上公私营工业和熟练工人、工程师、专家和经理人员的内移，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西方影响一向无法达到的内陆省份，经过这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未来开发的机会已远较以前为佳”。[5] (P303)蒋梦麟的这一看法恰好可以成为我们全面认知战时民族启蒙的一个重要的注脚。
通过上述学术个案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正是抗战、民族救亡，孕育和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新的思想启蒙。他们的启蒙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内容各异，但归根结底，都突出显现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他们的启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其特殊意义。如果说五四时代的思想启蒙主要表现为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批判，以及对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和吸收，那么抗战时代的思想启蒙就更体现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以及如何把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同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探求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独特发展之路。应该说，上述学术个案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启蒙，从而揭示出启蒙的深刻内涵。文中所涉及的几位学人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初年，到了抗战时期，他们都已进入“不惑之年”，也就是思想的理性成熟期。因此，他们的思想觉醒、认知理路则具有更特殊的价值，值得后人倍加珍重。
价值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华知识精英为挽救民族危亡，虽政治倾向、政治态度不同，但共同为学术救国、学术建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之中构建中国现代新文化是他们的共识。他们不仅能够理性地看待本民族文化的复兴，也能够理性地认知西方文化。
价值之二：我们可以看到，与五四时代的知识精英相比，上述几位有代表性的学人尤为关注对中国社会、文化特殊性的探讨(像侯外庐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贺麟则提出“儒化”、“华化”、“中国化”西方文化，王亚南对中国官僚政治特点的探究，蒋梦麟就中西文化差异性所做的反思)，他们力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对特殊性的探究，发现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这种求真与务实，正是中华民族最需要建构的理性，是思想启蒙的硕果。
价值之三：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始终坚持学术至上，崇尚于“实学”，立足于客观的分析，反对空喊口号，反对把任何学理教条化、公式化，即便是对当时具有重大权威的理论和理论争论也要放到中国社会历史的实境中加以认识。
价值之四：我们也能发现，上述学人都具有深厚的学养和鲜明的学术个性，绝不盲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们各自的独特学术见解都是自我独立思想的真实结晶，是他们艰辛探索的自得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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