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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0）06-01-18
“中国模式”曾经是两个不同的话题：一个是中国人固有的话题，并不曾得到西方的响应和参与；另一个是由西方原创并引发的中西共同参与的话题。二者之间的中文表达看似完全相同（完全相同的四个汉字），但其形成的条件、历史背景及其内涵和影响还是有着极大的不同的。第二个或第二次“中国模式”话题的兴起是西方概念或话语体系的“中国移植”或“中国化”的过程，尽管在中国思想界或学术界它可被视为中国原来固有的第一个或第一次同类话题的继续或发展。而这种继续或发展（同时也是“移植”或“中国化”）很难说具有积极的价值或意义。事实上，第二次“中国模式”的话题与第一次大不一样。首先，从概念上来讲，它是对西方原有概念的错译，是将中国原有的概念和西方原创的概念生拉硬扯地当作一回事，或生搬硬套地进行互译，将两个不同的话题硬当作相同的一个。其次，原来中国固有的关于“中国模式”的概念和话题的讨论并不是很热烈，这个提法并不是很确定，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响应或关注。现在，人们将第二次“中国模式”的话题看作第一次中国固有的“中国模式”话题的继续是一个误会；以中国原有的“中国模式”概念翻译西方的相关概念是另一个误会；对这一概念突然热情倍增属于第三个个同时也是最大的误会。这里，我们对“‘中国模式”话题的讨论首先从国外的提法开始，而且基本将其看作一个与中国学界固有的但又不被重视的“中国模式”说关系不大的概念。
“中国模式”提法的内涵及产生的背景
“中国模式”首先是一个国际流行话题和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随后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热门话题，以至于显得比外国人更投入、更热心、更狂热。因此，“中国模式”的标签首先是外国人，尤其是西方社会，推荐给我们的，而我们一些人也不假思索地予以笑纳。殊不知这个特殊的礼品或“桂冠”不是那么好接受的，其结果或后果并不一定那么让人舒心。中国社会或中国学界对此显得应对仓促，多少有些懵懵懂懂，表现得较为被动，对这一说法会产生的国际和国内负面影响认识不足。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英文原创或英文原文是“Chinese Model”。“Model”本身有着榜样、样板之意；既有成功，成熟的意味，更有值得学习、借鉴和仿效的意思。而中文“模式”实际上对“model”的翻译是有所节制的，取其最低容量，尽量使其客观而低调。这种翻译实际上是对此前中国已经流行或使用的“中国模式”概念的不恰当的套用式翻译或借用。然而，这一中文翻译对英文原文及其对中国的相关评价也多少有些走形或误读，降低了西方学者借此表达的本意。
用“模式”翻译“pattern”，“paradigm”，“type”或“mode”是合适的，也足以描述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和形成的所谓“模式”。但是西方一些学者没有用这类概念，而用了“model”，就说明他们觉得这个词汇或概念才够分量或级别。那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否足以配得上“model”这个词呢？而那些对“中国模式”赞扬有加的西方学者为什么要用“model”而不用“pattern”或“paradigm”之类呢？而中国学者为什么不将“Chinese Model”翻译为“中国样板”，而翻译为“中国模式”这个略微低调的词汇并从而掩藏了英文原文所蕴含的完美、完满、成熟色彩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中国模式”概念提出怀疑或审慎质疑是应该的。西方人是不是借“model”提法在“忽悠”我们呢？如果是这样，这种提法是危险的。
另外，又有多少热衷于加入“中国模式”大合唱的国人明确地知道这一概念的英文原文“model”的真实含义呢？一旦他们了解到这一概念背后的某些真相，会否因此热情顿失、信心大减呢？拾人牙慧背后的对于常识的无知其实是一种最大的尴尬。因为这必然导致对基本概念的误解和学术的缺席，也必然会导致此类问题的研究偏离理性的轨道和学术的目标。总之，这里我们首先想强调一点，中文“中国模式”这个词汇几乎可以被当作一个中性的词汇——好的或坏的，定型的或实验性的，成熟的或半成品。总之，只要是一种客观存在都可以被看作“模式”。而“Chinese Model”这一英文表达则不然。它指的就是一种堪称样板和榜样的“模式”。它干脆就是“样板”或“榜样”。这一概念在西方产生的过程及所涉及的内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很多谈论“中国模式”的中国人根本无视这一点，在其讨论中完全撇开西方人这一概念的原意重新定义“中国模式”概念。这样做当然也无可厚非。然而，这不是西方人所说的概念。分别使用这两个不同的核心概念的两个群体怎么能够就同一个话题展开对话呢？他们怎么能算在议论或讨论同一个问题或同一个话题呢？
许多年来，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社会一直争论不断，形成过几次较大的讨论或辩论。近十几年来，在国际社会曾经流行过“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崛起”论、“中国责任”论、“中美争霸”论、“中美G2”说、“中美共治”论、“北京共识”论与“中国模式”论，等等，不一而足。国外“中国模式”的提法直接源于“北京共识”论。它可以说是对中国发展成就和全面崛起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中国正面评价的最高级。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主张“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他说：“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上的一件大事情。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但‘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和争论却发生在本世纪。”[1]1他还曾指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但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得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民主政治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2]2
可以说，“北京共识”几乎等于“中国模式”或“北京模式”；而“华盛顿共识”几乎等于“美国模式”或“华盛顿模式”。“华盛顿共识”的提法产生于1989年，当时被美国的经济学家推荐为拉美经济改革的药方。但由于它在第三世界国家水土不服，药方无效，结果有点名存实亡。在“华盛顿共识”日渐式微、遭人冷落之际，“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提法却横空出世，逐渐走俏。
2004年，时任美国《时代》周刊助理主编的乔苏亚·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他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经济发展的体制称作“北京共识”。他认为“‘北京共识’更符合世界的真实情况”，主张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2]据中国媒体报道，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于2004年还曾出版过一本名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①。
可以看出，所谓的“北京共识”与当下流行于西方的“中国模式”提法实际上具有差不多的含义。其产生的原因，正如郑永年教授所言，“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1]3
国际社会对“北京共识”的热议在2006年11月北京召开“中非峰会”前后达到高峰。当时，共有53个国家的非洲大陆，有48个国家元首来到北京，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共同商讨中非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前景。这既开创了国际合作的新纪录，也在世界外交史上写下了前所未有的一笔。
“中国模式”或“北京模式”提法的产生与流行已有好几年了。早在2006年11月2日“中非峰会”即将开幕的前夕，美国著名的《国际先驱导报》就曾发表《中国模式的魅力》一文，对所谓的“中国模式”盛赞不已，认为“许多参加中非首脑会议的非洲领导人并不只是被援助与贸易的机会所吸引”，“也是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所吸引”②。毫无疑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如郑永年教授所说：“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1]4
郑永年教授还指出：
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还是很低调，但在海外，对这个模式的讨论有增无减。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1]2
实际上，在2008-2009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达到高潮之际，“中国模式”似乎更加引人瞩目，西方人更是对此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2008年12月2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美国经济模式遭受重创，为中国模式走向世界铺平道路》的长文。这是对此前发表在美国《外交》杂志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两篇文章——《西方世界的衰弱》与《中国模式的崛起》——的话题的继续。[3]华东师范大学刘擎教授在总结2009年发生在西方学术界的大事时，发现“中国模式”是他们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他的跟踪与观察告诉我们，2009年2月下旬，Glasshouse论坛在巴黎郊外为此举办学术会议；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在2009年两次刊登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日本《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刊登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和访谈；马丁·雅克斯（Martin Jacques）2009年发表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引起了新一轮的大辩论。[4]他们的中心话题都是“中国模式”。
西方人对“中国模式”的热议或肯定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国全面发展所取得成就的充分肯定。但这并不一定代表他们的友善，更不说明他们真的主张“中国模式”比西方模式优越以至于连西方也应该学习“中国模式”。这里面有更为复杂的原因。郑永年教授认为：“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价值问题。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1]2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最近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所说的话可能更为真实，也更具代表性。他说：“中国的崛起证明人们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也可以繁荣富强，这才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中国依照自己的体系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对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根基提出了最强大的挑战。”[3]其实，正如郑永年教授所言，“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5]事实上，很多西方人不但不接受“中国模式”，连“中国模式”说是否成立也表示怀疑。
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执行主编、路透社资深编辑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最近在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提出“从中国的复兴中能学到什么”的疑问，认为“最危险的错误结论莫过于‘威权主义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6]他反对“中国模式”优于“美国模式”的观点。甚至，他的结论还远不止于此。他还说：
这种观点在当今时代显得尤为诱人，尤其是在今日的美国，无论左派右派的大批人士都对美国政府的效力大加置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商两界的诸多顶尖人士对中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效率则表达了公开的艳羡。
剑桥大学政治学者Stefan Halper和美国外交政策专家Ian Bremmer等人注意到，目前学界流行的一种思潮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模式（即所谓“北京共识”）似将取代美国模式。
这真是大错特错。在贫穷的农业社会向工业时代转型过程中，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的确效果斐然，尤其是在转型所需的科学技术已经由别的国家发明出来以后。例如，在1930－1950年代，苏联的经济模式一度显得欣欣向荣，就是这个道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就是对原本极度贫困的农业经济进行工业化改造。即使在今天，中国的人均GDP仍只有3,600美元，与萨尔瓦多或阿尔巴尼亚大致相当。中央集权的中国能否迈出下一步，在尖端的技术和金融创新方面与别国展开竞争，目前还不得而知。而当韩国在1980年代经历过同样的转型期时，其政治体制已变得更加民主，经济也向更加自由的资本主义演化。[6]
他认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不是优势的体现，也不值得美国学习，而且这种模式因自身的局限而会成为发展的障碍。他说：
实际上，中央集权的威权政体对技术革新构成威胁，中国即是一个实例。一直困扰历史学家的一个大问题是，14世纪时的中国已处于工业革命的边缘，但为何后来却似乎放弃了根本性的科技变革，将主导权拱手让于欧洲？对于这个问题，最为人们所接受的答案也恰恰能够解释目前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_[6]
西方“北京共识”的说法产生之后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可谓应者寥寥。尽管中国新华社在2006年“中非峰会”召开前夕表示“我们期待2006年的中非论坛形成中非关系的‘北京共识’”③，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接受西方所说的“北京共识”的概念。中非关系的“共识”与作为发展模式的“北京共识”是两回事。温家宝总理对“北京共识”这个概念明确表示拒绝。2009年11月8日，他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
许多人在给非洲的发展开药方，诸如“华盛顿共识”或者“北京模式”。但我认为，非洲的发展应从非洲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非洲模式。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需要学习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但都必须根据本国实际，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归根结底靠自己人民的努力。任何企业到非洲发展，也都要从非洲的实际出发。[7]
可以看出，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解释，“模式”意味着各个国家自己的发展道路或各个国家能够解决自己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的集合或切实可行的制度。他并不提倡国家间的互相模仿，也不认为哪个国家的所谓“模式”已足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固有的关于“模式”或“中国模式”的定义。这种定义与西方人所说的“中国模式”（Chinese Model）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中国模式”的提法在中国受到的重视和欢迎要明显大于“北京共识”概念。这可能是因为它显得更加明确、直白，更加动听，因此从中国媒体和学术界那里得到了较大的共鸣和呼应。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概念，因而接受起来没有障碍。可以说，西方人所说的“中国模式”是“北京共识”概念的升级版，而且里面包含着较为充分的肯定和赞美。尽管翻译成中文后这一基本概念原本包含的善意的夸张和让国人意外的仰慕之情从字面上消失了，但这已足够引发一批跟风者的激动、感激和热情。于是乎，一场关于“中国模式”话题的热潮很快在中国掀起，以至于给人一个此类“话语”中心已经东移中国的印象。如果将“中国模式”的国际讨论比作一出大戏，那么现在无论是导演、编剧、主演、美工和乐手似乎都换成了中国人。无疑，中国人对于这一话题的热情和投入的程度是外国人难以比拟的。然而，透过热闹的表象，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话题在中国更多遇到的则是质疑和反对。实际上，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在国内比在国外还要激烈。
对于那些赞成西方“中国模式”说的中国人来说，在引入和讨论“中国模式”概念和问题之前，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应该搞清楚，或者说应该引起他们的注意。那就是，西方的“中国模式”概念是为了西方学术和西方世界服务的，而不是为中国学术、中国社会和中国的发展服务的。它首先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中国人的问题或中国的命题。而中国人，即便像西方人一样关注这一问题，但这些中国人的态度和目的应该是不同的。这一课题或话题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和价值也应该是不同的。
立场、价值取向和判断力的差异无疑会导致分歧和争论。然而，有时候一些知识性的失误或对常识的忽略也容易导致自说自话和交流的困难。这无疑会增加相互理解的困难和达成共识的难度。关于“中国模式”话题的研究或讨论，还有一个略显尴尬的客观事实我们也不得不指出：那就是对“中国模式”这一核心概念或定义的误解。实际上，很多赞成派关于“中国模式”概念的解读仍是基于中文定义做出的。他们或多或少地误读甚至降低了西方“中国模式”概念的原意。然而，即便如此，一些高调已经足够让人担忧的了。一些赞成者的随声附和太缺少发现，也没有新的理论贡献。他们所做的基本上只是唱一些没有思维的高调，发一些缺乏理智的狂热。问题不仅仅关乎“中国模式”是否是个真实的现象、是不是客观存在的一些东西，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怎样对待这个存在或事实，哪怕是一个话题的存在。一种自满情绪，或者说将“中国模式”看作是成熟的制度存在，不利于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和进行。撇开中国的现代性、现代化问题或相关概念与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的提法或概念，谈论“中国模式”是不合适的。中国人必须在关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话语体系中或背景下讨论这一问题，不能有逻辑链条的断裂或一些基本概念的缺失，不能别人说什么我们都跟着鹦鹉学舌，并赶快丢弃原来属于自己的概念和话语体系。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成就和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此前一直是较为理智的。即便是高调的乐观派在信心十足之余实际上也在透出一些保留或含糊，或者说略微显得心虚。然而，当下中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说法对中国的全面发展、国际地位及国际影响的肯定和拔高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高度。这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是一个危险的讯号。不少人认为西方的“中国模式”的提法是别有用心的，是“忽悠”，其目的是“捧杀”。也有人虽然不把来自西方的高帽子看作恶意，但主张国人保持冷静和清醒，以防冲昏头脑。这种做法或态度无疑是值得欣赏的。
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
关于国外“中国模式”的提法，中国人需要搞清楚它的内涵、价值与意义。这首先要求我们拿出比外国人百倍的认真进行研讨，而不是空有热情与狂热。郑永年教授指出：“不过，尽管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策研究领域，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已经很浓，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媒体对中国模式概念的传播，还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1]4他的这一批评既是针对国际学界的，更是针对中国学界的。在中国学术界，“中国模式”的理论尚未成型，一些著作漏洞百出，不成体系，甚至难以自圆其说。倒是泼冷水的观点显得颇有见地。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在这种争鸣和辩论之中，关于“中国模式”的观点或看法日趋理性，一些深层问题也逐步得以挖掘，相关的主要问题也日渐清晰，趋于系统。看来，如果我们将中国的“中国模式”论看作一场不确定的争鸣或大讨论，可能会更合适一些，这可能会更有益于中国的发展和“中国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当然，关于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也是没有定论的。中国的相关争鸣也是国际学术界争鸣的继续。下面让我们从国际社会的相关争议谈起，然后再转入中国的相关争鸣。
总的说来，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有三种态度：一是看好中国的发展与发展模式，认为中国的发展与发展模式前景广阔、潜力无限，同时也将中国当作国际社会的一个积极的因素，将中国的崛起看作一个积极的现象；二是将中国看作威胁，认为中国无论发展得好还是坏都会不利于国际社会，尤其是不利于西方国家；第三类是对中国的发展现状与前景不看好，认为中国的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甚至有可能出现大的衰退或崩溃。这三种态度与西方看待“中国模式”的态度也约略一致。
按照郑永年教授的观点，西方对“中国模式”的看法或态度可以分为三类：赞扬派（在中国人眼中是捧杀派），威胁派和否定派④。这三派与其说是西方人自己的立场差别，不如说是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人的派别差异。第一种派别被郑永年教授称为“捧杀派”就是明证。这能说明这群西方人热议“中国模式”或创造“中国模式”概念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心险恶地“捧杀”吗？显然不是。但在不少中国人看来，或许他们主观上出于善意，但在客观上势必会造成“捧杀”的结果或后果，因此他们就成了危险的“捧杀派”了。而且这是最危险的，比明显的敌意和冷漠还要糟糕。
对于“捧杀派”，郑永年教授的总结如下：
第一种是人们所说的“捧杀派”，就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杀派”内，人们“捧杀”中国的出发点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中国相关。因为利益相关，他们也很希望“中国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人的确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模式来。这些人往往对西方模式已经失去了信心，也不认为西方模式一直可以持续下去。而中国这些年来的高速发展，给这些人一个希望。中国一些人说他们是“捧杀”，并不见得。很多人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并没有多大的恶意。当然，很容易发现他们往往光看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的代价和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5]
的确，在西方社会，真正热捧中国和“中国模式”的学者或社会名流并不多。热捧中国的人应该说是少数。相反，批评者甚至是抱有敌意者应该更多。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冷静地面对国际舆论，全面了解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认识或反应，而不是有选择性地接受信息，那么何来“捧杀”之虞或“捧杀”的担忧呢？成熟、理智的处世态度是：面对赞美或吹捧我们能保持清醒、低调和谦虚，面对批评或敌意也能保持自信和干劲。一个国家面对国际舆论时的态度也应如此。总之，不论从中国客观存在的发展状态或所谓“发展模式”方面，还是在国际社会的表现上，只要自信、成熟，信心百倍，就不会出现被“捧杀”或“吓杀”的情况。当然，这种自信还要建立在中国各方面非常健康、非常成熟的发展状况的基础之上。
下面让我们看看郑永年教授所说的“威胁派”的情况：
和“捧杀派”相对的是“‘中国模式’威胁派”。“威胁派”不仅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国模式”对西方的长远影响。这些人看到中国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发现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已经颇具竞争力。他们相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模式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威胁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国模式”提高到价值论的高度，认为“中国模式”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不仅对西方价值构成竞争，且说不定会取代西方价值。[5]
关于这一派的代表，前面提到过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就是一位。这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重点做了系统的介绍。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批人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意外，惊呼连连，才激发了西方“中国模式”大讨论的热情。然而，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倒是第三派，即“否定派”的意见。如果我们是好的倾听者和学习者，反对者或“否定派”的意见最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真正的“中国模式”的形成。实际上，这一派的意见不但在西方占多数，而且对中国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的判断可能比较准确。“反对派”里面尽管不乏“唱衰派”和“崩溃论”者，但他们的言论主要还是一些客观冷静的分析；有的观点并无太多的主观色彩很浓的敌意或恶意。著名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观点可算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在中国媒体发表观点表示：“中国在经济上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其政策的核心还是集中于亚太地区及国内经济的发展。虽然她的经济模式（所谓的‘北京共识’）对于一些国家有号召力，但还远远不具有全球意义。”[8]他还特意不无警告地提醒中国人：“需要指出的是，夸大地相信美国正在没落或者中国实力在崛起，都将导致冒险和危险的政策。”[8]这种口吻略微让人感到讨厌，但愿这是出于善意的忠告。但我们不应因这一不合时宜的告诫而拒绝他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软实力”的分析。
对于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言论，我们应该采取一种较为客观、冷静的学术的态度，而不能仅凭其是否动听而定取舍、定好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最近更是明确指出“根本不存在一个‘中国模式’”。[9]这个论断也够冷酷的。难道我们也要将他视为敌人？当然，否定派中，也的确有对中国抱着一贯的敌视态度的人。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往往是恶意的、负面的。这是他们的悲哀或荒谬之处，但无损于中国的伟大，也并不能对中国造成什么伤害或危害。
关于西方的“否定派”，郑永年教授总结如下：
和“捧杀派”与“威胁派”不同，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中国模式’不定论”。这些人大多看到中国的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比较了解中国发展的，能够从比较深的层次来看待中国问题。他们看到了中国体制内部的种种弊端，评估着中国会不会解体甚至崩溃。但是，也有一些人则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个模式。[5]
在以上三类观点中，第一类和第三类观点有较大的影响，中国学者对二者均有一定程度的接受，但也都有所保留，并非完全照单全收。至于第二类观点，缺乏响应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中国人针对中国人的问题，即便是看法与西方人相近或结论一致，但是其出发点和感情色彩也可能会完全不同。事实上，在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问题上，中国人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否定者，与西方人相比，从出发点到内容上都是有着较大的差异的，更不用提其目的和感情色彩了。然而，一个共同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郑永年教授所指出的：“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都存在着高度政治化的认知错觉和幻觉。”[5]
“中国模式”不仅仅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崛起趋势，不仅仅意味着中国发展的潜力，也不仅仅意味着来自异域的外国人的遥远的感觉或想象。“中国模式”究竟怎样，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感受和中国内部发展的成功和外部的影响和成就，取决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长远而真实的影响力和巨大的作为。不可否认，很多人对“中国模式”说盲目跟风，人云亦云，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中国模式”或“模式”的概念本身认识模糊，不知道这一概念的真正内涵是什么，都涉及哪些问题。这首先表现为不知道人家所说的“中国模式”是什么，进而连自己到底在说什么、该说什么都搞不清除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中国模式”理论存在着这一悲喜剧的特征。
“中国模式”说在中国得到的反应也大致可分为三类。或者说，对待“中国模式”论的态度，中国人大致可以分为三派。第一类是误会赞成派；第二类是修正赞成派；第三类是否定派。如果需要我们在这里对第一类和第二类群体做出明确的定义或界定的话，实际上是较为费事的，需要在做一定的铺垫之后才能解释清楚；而否定派的立场相对较为统一、清楚。所以我们这里首先从否定派谈起。
当然，也不能说否定派已经形成了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或形成了否定“中国模式”说的系统理论。但是，他们对中国现阶段全面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和未来改革方向的认识是比较冷静、理性的，见解也是较为深刻和系统的。对此，我们在后面会有进一步的介绍。这里暂时不涉及这些。这里主要介绍他们对“中国模式”提法的否定及其原因或理由。下面就让我们介绍一些引起了较大反响的对于“中国模式”的批评意见。
据新华社报道，在2009年11月19日举行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表示，中国各方面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讲“模式”有定型之嫌，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10]他随后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我并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我主张‘中国特色’”。[11]他还说：
邓小平曾经希望我们到2020年，中国各方面体制能够定型。但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因此，我赞成“中国特色”，而不赞成“中国模式”。“中国特色”，指的是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体制机制。其中，包含了不断探索的含义和要求。[11]
学者秋风先生对“中国模式”无论从提法还是存在上都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尚未形成模式”。[12]百岁老人、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也曾断然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认为这种盲目乐观的提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与改革开放。他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13]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华裔学者黄亚生也否认有“中国模式”的存在。他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做出独特的贡献或形成独特的制度优势。他最近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指出：
在成功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是一模一样的，并不具备所谓的“中国模式”。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工程等。第二，是经济改革。这是市场化的成效，和别的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进行了渐进的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力，避免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涉。
……
所以从好的方面来讲，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其他国家也有；负面的东西，中国有，别的国家也有，我想不出中国很特别的地方。“中国模式”就是中国人在做，这也许是唯一可以往“中国模式”上套的地方。[14]
秦晖对奈斯比特和张五常等人过分吹捧中国的体制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而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即便是中国特有的，但也不一定是好的，甚至有可能是一种积弊。他说：“我觉得中国模式其实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某一类国家归纳出什么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15]
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最近明确反对“中国模式”的提法。他甚至将所谓的“模式”视为体制的“缺陷”，“并对其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斥欧美文明的情绪保持警惕和担忧”。[16]他对“中国模式”提法背后的不健康原因和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分析如下：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17]
黄亚生也持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还没有宏观的积极性的特征和制度性的优势表现出来以形成模式或“中国模式”。他说：
“中国模式”的缺陷早就看出来了，其特征就是GDP高速增长，但是人均收入增长得很慢，另外就是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它只关注经济，不关注社会，很多社会的成本推向了家庭和个人，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它的一种极端表现。
有人就说中国政府是很关心民生的。这种说法的逻辑缺陷在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说自己关心的是“民死”，追求的是“民死”，如果说所有的政府都在关心民生，那就没有必要讲了。所谓的“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有一种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别的国家没有。对于关心民生，其他任何国家都是这样，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特征。[14]
可以说，否定派的论点构成了对“中国模式”这一话题的真正的争鸣。赞成派不仅理由不充分，而且学术性不强。而否定派倒显示出充分的学术真诚和对中国发展状况的深刻把握，以及对中国未来前景的关注。相比较而言，赞成派，无论是误会的赞成还是修正的赞成，都显得新意不多，不少理论只是在概念上做了更新，而内容却仍是在重复好多年已经流行的人所共知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最大的学术性努力就是概念的代换，对已有的旧的理论或提法进行了新的包装，但并无实质性的新内容。这多少造成了概念不清、逻辑混乱的毛病。而且，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涉及不多，甚至是避而不谈，其主调像是在做单面或片面的总结报告、动员报告或宣传打气，充满了盲目乐观和一厢情愿，学术性不强。坦白地讲，我们这里也相对更支持否定派的意见。
关于“中国模式”认识的误区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作为一个话题的存在或得到理论的探讨无疑是一种现实，但这种理论探讨或议论还是存在着不少想象和误判的成分的。这在国际社会尤其如此，无论这种探讨或议论是出于期盼、善意或友好，还是带有担心、恐惧或恶意。毕竟，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里发生的真实的情况或存在的问题还是有着不少误解或认知的空白的。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中国模式”作为理论的研究对象或话题没有现实的基础，而完全建立在想象之上。然而，所谓的基础应该是非常薄弱的。况且，某种现实的基础或存在的雏形并不意味着“中国模式”的赫然存在。除非你置西方学者原初的“中国模式”（Chinese Model）说于不顾，重新定义这一概念，或赋予这一概念以新的内涵。不少中国学者就是这么做的。实际上，此“中国模式”已经不同于彼“中国模式”（Chinese Model）了。
前面说过，对于“中国模式”的提法，中国的赞成派分为两类，一派是“误会赞成派”，一类是“修正赞成派”。所谓“误会赞成派”就是对国外流行的“中国模式”概念的本意没有真正搞清楚，在接续人家的这个话题时想当然地用自己理解的“模式”或“中国模式”进行任意发挥，因而不知不觉中已经对国外的“中国模式”概念进行了篡改或修正，并自以为是地大谈自己的相关主张或理论体系。这种误会的修正从一开始就缺乏学术的严谨、在内容上缺乏真正的思想贡献就不足为怪了。不少此类言论似乎只起到了凑热闹、乱起哄的作用。而“修正派”的做法则基本上是站在对国外相关话题和概念有着比较清楚的了解的前提下，在展开对话的基础上对国外的“中国模式”概念进行了修正并试图建立自己的相关理论体系。毫无疑问，他们的理论体系或观点较为言之有物，比“误会赞成派”要高明许多。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的，误会与修正也是同时发生的。有时候，“误会赞成派”和“修正赞成派”似乎也难以区分。所以这里我们在讨论“赞成派”的观点及分析他们的失误时，有时候很难做严格的区分，不得不一并讨论。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分析“误会赞成派”理论的缺陷所在，同时也介绍一些“修正赞成派”的观点，然后提出我们自己的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思路，进而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发展建言献策。当然，在展开相关问题的讨论时，“否定派”的一些观点还会继续做一些介绍。
关于赞成“中国模式”提法的中国学者的观点，我想从一个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谈起。这就是2010年6月19日“中国模式论恒”的“启动”。据报道：“国内外六十多家媒体目睹了这一盛况。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蒋正华出席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主办方中国投资协会、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及国际中国模式研究院（ISCMSCS）发布了论恒宣言、论恒价值和论恒歌词。”[18]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中国模式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中国模式论恒主席邹东涛代表中国模式论恒组委会宣读中国模式论恒宣言。他郑重许诺：“中国模式论恒目的是激发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爱国主义情怀、民族责任感和智慧，打造一个多纬度的转知识、践识、德识、过失为慧识的四维平台。”[18]
不仅所谓“中国模式研究院”的成立与“中国模式论恒”的“启动”本身就已足够耸人听闻，其宣言中关于“中国模式”的宣扬和态度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可以说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致。无论从姿态或态度上，还是从提法或内容上都堪称我们前面定义过的“赞成派”的代表。与邹东涛的《宣言》的内容和所造的声势相比，其他类似的言论简直是微不足道。下面就让我们从着重介绍邹东涛《宣言》中关于“中国模式”的态度和定义开始，展开我们关于中国学术界或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内涵或内容的理解或定义的讨论。
邹东涛指出：
到底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能够走多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证明，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中国模式发祥地的中国人民，不应该、也没有必要讳谈中国模式，而应该坦坦荡荡、理直气壮地承认并注释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如果以“局外人”心态，对中国模式或者躲躲闪闪，或者不予承认，或者评头品足横挑鼻子竖挑眼，那至少是不明智的态度。[18]
可以看出，他是高调支持“中国模式”的提法的。他还用到了“中国模式”“发祥地”一词。这个“发祥地”说法真是莫名其妙！照此逻辑，任何土产或本土的东西都必定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了。通过这个词汇他似乎想告诉我们“中国模式”已经走向了全世界，“中国模式”与中国的关系只剩下“发祥地”或“原产地”关系了。然而，对于这一概念，他的理解或界定是什么呢？与流行于西方的对应的概念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他说：
中国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是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经过不断地、反复地实验，能够推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人民普遍幸福、国力不断增强，而形成的一整套改革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构架。
中国模式包括：道路、方式、动力、目标、战略等一系列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着眼于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而中国模式则主要着眼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与路径，这更有利于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从世界视野考察中国的现代化。
……
对世界各国朋友关于中国模式之誉，我们当致以崇高的敬意。而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意义上的形形色色“中国模式”之说，则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捧杀者所诱，不为威胁者所惧。[19]
可以看出，他所理解的“中国模式”与国际社会流行的“中国模式”概念毫无关系，根本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面。他还甚至将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看作西方“中国模式”说的不同表现。至少，这是对西方的“模式”概念和“中国模式”概念的曲解。我们前面讨论过，在西方，“中国模式”从来不是一个贬义词，绝不可能源自于对中国发展状态的否定观点。他所说的“中国模式”是“中国化”的“中国模式”概念或中国人的“中国模式”理论。但这种曲解别人的同时又借别人的概念或话题做文章、造声势的做派或行为难道不显现出某种尴尬吗？
他所说的“中国模式”就是我们一直沿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成功经验”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中国道路”。这种说法一点都不新鲜，此前有无数的人在用。近年来做这种总结的人可谓层出不穷；这种观念也早已流行于各类宣传、学习材料和媒体了。我们随意可以从普通的媒体或一般的研究成果里抄录到足够多的证据。有学者早说过，“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差不多是一回事。[20]还有：“中国模式”就是所谓的“社会发展模式”，从制度而言就是“社会主义制度”。[21]还有学者早就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22]
可以看出，早在国外“中国模式”的提法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中国模式”的提法。然而，正如前面所言，这个老的“中国模式”的话题与新近由国外引入或引起的“中国模式”的话题或概念是不一样的。但有些中国人不顾二者之间的差异，以旧有的概念翻译了几乎完全不同的西方“中国模式”（Chinese Model）的概念。结果，我们原有的相关概念和方法不仅没有升级，原来的理论体系不仅没有深化，反倒是把原来已有的一些不算很成熟、很深刻的结论或理论搞得更加混乱和浅薄了。可以看出，我们从西方这一概念和没有交流的相关“对话”中收获的只有夸大和盲目的乐观。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中国模式”的提法或是对它的研究，都是让人感到担忧的。
然而，一些中国学者的感觉良好和自说自话的状态似乎是水泼不进的。有些学者面对关于“中国模式”说的质疑和挑战，试图将他们自己的“中国模式”论打造成一个开放、弹性、不断发展而又无所不包的概念或体系。邹东涛指出：
中国模式来源于中国实践，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模式，同时中国模式又反过来来指导中国实践。中国实践→中国模式→中国实践→中国模式……，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中国实践之树常青，中国道路坚定不移，中国模式理论升华。
中国模式奠基于中国，同时又以博大的胸怀包容、吸纳着全世界的思想文化精华，广泛借鉴着各国各地区积累的丰富成功经验。[19]
如此看来，“中国模式”的内涵不仅是不确定的，而且拥有无限性。这种“弹性”界定“中国模式”概念的做法似乎是为了撇清因将其过分绝对化而展现中国自满情绪的嫌疑。然而，一些自相矛盾的进一步阐释似乎是更加重了这种嫌疑，而不是相反。这不是画蛇添足，而是思路混乱。邹东涛还说：“中国模式博大精深，无秤可称，无尺可度，无量可衡，无形可具，无顶可极。”[19]这种夸张的语言不仅仅是美化，简直是无以复加的神话了。不过，他接着的“宣言”则更进一步让人大惑不解了。因为这又带来了更大、更深的自相矛盾。这一自相矛盾的解说等于宣布没有什么“中国模式”的存在了，干脆沦为“中国模式”取消论了。他说：
从宏观上来说，包括“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和谐发展，政治清廉民主，文化创新复兴，国家和平崛起，世界话语增强”等。从微观上来说，则包括民生、市场、产业、科技、环境……等各领域各行业，并涉及金融、能源、房地产、教育等方方面面。因此，中国模式必然关联着每个企业、地区、家庭、个人的大事。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各类社会问题频发时期。这表明中国模式的实践还任重道远。因此，必须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找到中国模式的真谛，把它变成全民族精神财富和激发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19]
他上面这些话不等于说中国还没有形成什么“模式”吗？他这一长篇大论是否定“中国模式”的现实存在呢，还是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想明白呢？抑或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实际上，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中国模式”的概念在中国绝非是一个新的话题，甚至并非舶来品。我们这里早有一个，而且一直持续存在至少20多年了。中国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已经有了“中国模式”的概念，而且得到了国家领导人、政府部门、学术界和理论界的权威确定和广泛使用。
1988年5月，邓小平同志曾经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西萨诺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提出“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23]当然，正如前面所言，这主要指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或全面发展模式，与西方近来所说的“中国模式”毫无共同语言。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广大社会也是这么定义的。比如：
就我们的理解，所谓“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也称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可以看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实际上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指代的内容大致相同，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反映，只是二者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但是在考察视角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着眼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取向，而“中国模式”概念着眼于社会发展，更便于人们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从世界视野考察我国的现代化。[24]
实际上，此前人们多用“中国发展模式”概念，“中国模式”的使用频率和接受程度远远低于“中国发展模式”。然而，从一些专家的定义上又实在难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请将下面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定义与前面的“中国模式”的定义作比较：
中国发展模式的形成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结合的结果，是富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崭新模式。它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以及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上体现出来的特色，实质上是回答了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也就是如何走出一条不同于新兴大国的创新发展之路。这是研究中国发展模式的真谛所在。[25]
正如前面所说的，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政府领导、媒体人士、普通群众还是理论家，“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几乎没有区别。当然，中国的“中国模式”概念的使用者或创造者原来也不曾想过这一“模式”足以做很多国家的榜样并引得不少美国人、欧洲人和其他很多国家的人士都羡慕无比，以至于我们不少人都产生了中国已具备了“制度输出者”的资格，甚至误认为在制度和体制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日本、新加坡、西欧而成了世界第一了呢。说实话，这种感觉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久违了。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在这方面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变得低姿态或低调。这次，外国人给我们定了高调，以至于不少国人也跟着高奏凯歌和大唱颂歌。这实在是一种惊人的变化。所以不少理智的学者反对模仿来自西方的“中国模式”的提法，不仅反对西方的“中国模式”概念，也反对中国人自己这样提。
俞可平先生是较早明确提倡使用“中国模式”概念并主张以它取代“北京共识”概念的学者。[26]然而，他正是在不同意西方学者热捧中国发展状况的情况下才提出来“中国模式”概念以与西方的“北京共识”概念进行对抗的。他所说的“中国模式”与西方人所说的“中国模式”大不相同。他也没有邹东涛对于“中国模式”概念自相矛盾的理解和定义，而是一直一以贯之的。他早已指出：
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但我们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对“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以为“中国模式”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既可解决国内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又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而且对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甚至是有害的。[27]
俞可平的观点可以作为我们对待、解读或评价国际和国内、新的和旧的不同的“中国模式”提法和观念的参考。他不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否定派”，但也不是随声附和西方学者观点的盲目跟风派。他是中国原有的“中国模式”论的发展派或“建设派”。他的观点无疑是建设性的，同时也是中肯而积极的。
中国尚有待于实现全面转型与真正的崛起
“中国模式”本来应该指中国现阶段，或改革开放以来，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总体成就和发展状态，也可指相关阶段的发展经验、发展过程或发展“模式”。但现在看来，它更表现为一种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现阶段发展状态的一种研究方法或态度，也可以指相关的总体的判断或评估。“中国模式”之争的关键其实是方法和态度之争，是如何对中国目前取得的成就和国际影响力（国际地位）做出基本的判断的问题。
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或发展状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一直比较低调。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中国政府和人民也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并没有任何骄傲自满的情绪流露。关于中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我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提法和目标，但都体现出探索和实验的性质。比如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口号、“小康社会”与“翻两番”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和平崛起”与“科学发展观”理论等。这里面体现的都是奋斗目标和道路的探索，没有任何自认为目标已经实现、道路已经找到、体制已经完善的自骄、自大、自负或自满。即便“中国可以说不”或“中国不高兴”之类的言论也只是代表一种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情感，而不代表一种沾沾自喜的狂妄或骄傲自满。中国人几乎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发展“模式”——不管是哪种意义上的“模式”——已经非常完善，足以成为世界的榜样。迄今为止，中国人还没有找到这种感觉！即便是上面讨论过的西方“中国模式”论的赞成派也几乎不这样认为。然而，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会因西方的“中国模式”论的出笼而引起这么大的激动和跟风呢！不可否认，这里面有一贯流行的官场浮夸风、媒体的造势与炒作陋习和学界的弄虚作假风气作祟的原因。当今中国仍不乏“放卫星”的“人才”。现在既然外国人在替我们“放卫星”，那么中国人自己为何不趁势放出自己的“卫星”呢？何不跟他们比比谁的“卫星”更大、谁的“卫星”飞得更高！
那些“赞成派”，无论是误解的赞成或是修正后的赞成，或多或少都会因篡改或修正基本概念而导致概念含义模糊或偷换（篡改）概念的后果。而那些热衷于“放卫星”的狂热者更是逻辑混乱、思路不清。他们的论点缺陷和理论失误是很容易识破的。下面让我看看百岁老人周有光对他们的分析：
据我看到的资料，关于“中国模式”国内外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中国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后来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于是经济就发展了。还有人想模仿我们，越南模仿，也很成功。
第二种讲法，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国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国的模式起来了，大国崛起嘛。这种说法鼓吹说，将来世界中国模式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13]
这实际上已经说明，关于“中国模式”的说法，中西学界缺乏基本的共识，尽管使用的几乎是同一个概念，但表达的却不是同一个意思。受西方“中国模式”概念和理论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的“中国模式”论是误解的产物。这或许可以称得上是误解修正派。而中国固有的“中国模式论”不仅比中国“误会派中国模式论”高明，也比西方的“中国模式”论高明。至少，此前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模式”论反倒能够自圆其说，而且较为低调，有其价值；而目前这种受西方“中国模式”论影响而又变了形的“中国模式”论却是大成问题的。当然，西方的“中国模式”论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并不值得我们重视。西方的“中国模式”理论和提法并没有对我们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相反却使我们不少人丧失了自我和自我判断能力，以至于对我们固有的“中国模式”理论都产生了负面的冲击，更不用提在一些盲目跟风者那里造成的消极影响了。至于说“中国模式”是否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有没有哪个国家来模仿，作为样板或榜样是否能够得以推广，有没有得到检验，这些问题他们一概不考虑。
事实上，国内不少新“中国模式论者”也是由老“中国模式论者”变化过来的。但这一变化不仅不代表进步，反而是一种退步。还有一些人所做的就是将原来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中国道路”与“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等提法贴上“中国模式”的标签，增加了不少大话、“空话”、“套话”或高调，在缺少理论发展的情况下将一些基本概念升级了。但也有一些理论家既清楚西方“中国模式”理论的内容，也了解此前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模式”理论的观点，更了解中国的现实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他们也提出或支持“中国模式”的提法和理论。然而，他们理解的“中国模式”理论有其特色，既不同于西方“中国模式论”，也不同于中国的老“中国模式论”，更不同于新出现的“误会派的中国模式论”。他们有自己的理论贡献。甚至可以说，他们的“中国模式论”既是对中西新旧“中国模式论”的发展和修正，又是他们自己关于中国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和挑战的一整套思路。当然，这里面也有对历史的检讨和经验总结。我们可以将这一派称作“修正派”的“中国模式论者”。他们的见解或理论体系是富有建设性的，虽然有的地方也不一定非常完善，甚至总体而言也不见得比“否定派”高明。
前面说过，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他认为“中国模式的范畴当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六十年”。[1]3但他是一个“修正派的中国模式论者”，而不是一个习惯于歌功颂德并缺乏学术发现的人。在他的笔下，“中国模式”绝非完美或成熟的存在，而是有待完善、问题严重的现实。他最近撰文认为中国“改革停滞不前”；“从改革而言，方方面面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或者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28]他还指出：
正是在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的主导下，中国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解体也在加速。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以社会的解体为代价的。社会解体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显著表现就是近来高涨的社会暴力，尤其是个体化的社会暴力。暴力发生在社会和政府之间、社会和资本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这些角色之间的暴力已经充塞媒体。[28]
对此，他补充说：
……更为严重的是，在暴力背后隐藏着社会对政府和资本的极度的不信任。政府部门生活在权力的城堡里面，免受市场力量的冲击，资本有赖于自身财富或者“权力资本”，可以从容应付市场，但普通老百姓面对无情的市场力量则无可逃遁。这种分配格局有悖于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社会和政府、资本之间的不信任度加剧，社会的暴力程度也随之加剧。当社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的时候，政府治理失效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无论政府做什么，都赢得不了社会的认同。当然，社会的不信任，也是政府的政策失效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暴力足以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已经开始逃离本土，用各种方式移民到被认知为比较安全的社会。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当政府不能减少或者消解产生暴力的深层次问题的时候，只能强化暴力工具来强行控制暴力。这就很容易走上以暴制暴的道路。[28]
实际上，对于“修正派”来说，与其说他们主张接受现实的“中国模式”，不如说他们在指出这一现实存在的缺陷的同时，提出或描绘了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中国模式”的路径或方法。他们关心的不是维护“中国模式”的说法，或“中国模式”论如何成立，而是关注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此，郑永年教授指出：
很显然，如果不能脱离这种恶性循环，中国各方面的局势会变得越来越严峻。好几年前，政府已经提出了“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没有人会怀疑进一步改革的重要性。中国目前的局势，就是因为不改革或者改革不足造成的。没有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就会继续凭借其本能，继续以破坏社会的方式来求得经济的增长；没有改革，社会也会继续感到无力和无助，继续其各种具有破坏性的抗争或者暴力。这种局势表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改革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不改革，没有任何出路。[28]
萧功秦教授曾经主张过“中国模式”的概念或提法，但他也应该是一个“修正派”。他说过：
中国模式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用语，人们用其来证明中国发展道路的优越性，以起到鼓舞人心与宣传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作用。一些西方学者在反思西方经济与社会困境时，往往把中国加以浪漫美化，以此作为参照物，来反思西方的毛病，这种西方的非主流思潮往往又与中国模式优势论来呼应，形成当下“中国模式观”的主流。另一种用法是中性的社会结构分类学用法，即从体制内部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角度，对这种由特殊历史路径发展起来的国家与社会结构予以客观的学术定位，实事求是地考察其优势、弱点、内在矛盾与发展前景。这种发展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从学理层面来反思，深化对现行体制的认识，也有助于对国际学术领域中的发展政治学本身作出贡献。[29]
他还指出：
我认为，当下要关注的不是标榜政府主导经济的“中国模式”，而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即从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的经济，而政府的职能应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
中国经济的发展呼唤新的改革议程，在新一轮经济改革中应以政府职能转换为中心，重点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国家资本社会化、土地收益分配公正化等。[16]
刘吉先生尽管被聘为“中国模式研究院”名誉院长并出席了所谓“中国模式论恒”的启动仪式，但对于“中国模式”的提法，他却持相当大的保留态度。他在“中国模式论恒”的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冷静地指出：
尽管国外那么忽悠，但是我们自己要清楚，我们这个模式还不是一个成形的东西。这个模式要成形还需要很长时间研究它，它不是一个成形的东西。至于这个时期局部有成形的东西，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深圳发展的这样一些模式，这是局部在某些方面成功的。但是作为中国整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还是在研究过程中，还是在探讨过程中。
在他看来，中国目前取得的成就还非常有限，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
就像胡锦涛同志讲的，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中国才能真正走向小康。真正达到小康水平，就不能先是说的1000美金2000美金，我看至少得5000美金左右才叫小康。1000美金、2000美金只能是温饱。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得几十年的时间，那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19]
西方人的“中国模式”论产生的基础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关注的重点甚至就是GDP的增长。中国的GDP近几年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更是在今年第二季度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有关报道称：“中国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官方证实了这一消息。日本第二季度的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中国第二季度的GDP为1.33万亿美元。”[30]这似乎更是给“中国模式”论提供了足够的论据。然而，这能说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或强国了吗？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外交部还是商务部都赶紧出面解释，希望消除以此在国外和国内引起的错觉和不冷静。商务部官员姚坚解释说，即使按照中国人均收入1300元贫困标准线，中国还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这都是中国的现实。[30]他还说：
GDP数据只是国家经济实力一方面的反映，我们不仅要关心GDP数据，更要关心人均的数据，大家知道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也就是中国是一个人均GDP在100位以后，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30]
早在去年，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NIESR）在7月末发表报告说：“中国的GDP总额将在2019年超过美国。”[31]然而，即便是GDP超过美国也还有很大的不足。况且，这种一味追求GDP的经济模式能够持久高速发展吗？约瑟夫·奈曾经指出：“即使中国的GDP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这两个经济实体也只是在规模上相当，在构成上并不平等。中国仍然拥有广大欠发达的农村，并将开始面临计划生育延迟效应带来的新的人口问题。再者，一个国家在多年高速发展之后，可能会出现增长率放缓。”[32]
黄亚生曾经指出：“中国模式”的缺陷早就看出来了，其特征就是GDP高速增长，但是人均收入增长得很慢，另外就是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它只关注经济，不关注社会，很多社会的成本推向了家庭和个人，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它的一种极端表现。”[14]况且，GDP的统计数据是否可靠，我们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许小年先生指出，中国GDP数据存在着地方的虚报，这是公开的秘密。[33]他强调说：“地方政府发布了上半年的GDP，据媒体的核算，各省GDP之和比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多出了1.4万亿，两者差了9.9％。”[34]
中国的改革和“中国模式”的建立首先意味着经济模式的全面转型和制度的根本改革。许小年强调：“真正需要的，是制度变革。没有体制上的重大突破，就难以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场深刻的改革。”[34]他还指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以来，十几年过去了，现在重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唯一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加快”两个字，这说明十几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可见问题之迫切，我们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中，几乎每年都在讲转变发展模式，却又年复一年地复制传统模式。原因到底何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上问题，主要是对转变发展模式迫切性认识不足，在经济过程中重短期轻市场，重GDP，轻长期可持续性；二是落实措施出现偏差，重政府轻市场，重正式规划轻企业和民众在市场中的创造力。[34]
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和中国模式的形成在于民营经济的崛起，制度的变革也在于培植并保护民营经济。他指出：“‘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那就是温州模式，就是民营经济，金融开放，产权有一定的保护。”[14]但他也认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探索和发展“没有形成制度”。[14]
黄亚生还认为中国光发展不改革的路子行不通。[14]在他看来，中国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受到热捧的“东亚模式”也不一样，而且远远不如那个模式。他指出：
我也不觉得中国实行了东亚的模式，我们不要老把中国跟东亚在政治上相提并论，韩国30％的人口信仰天主教，教会是完全独立的；台湾地区有农会，有各种各样的NGO，在当时的威权政治下，还是有一定的民间空间的。从经济上来讲，也不能说是东亚模式，而是越来越像拉美模式，贫富不均，这是东亚没有出现的问题，但拉美出现了。[14]
中国曾经以“东亚模式”为体制改革模仿的对象，然而并未奏效。后来体制改革的话题干脆不提了。无论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理论与实践领域都很少有人问津。尽管GDP一直在增加，但“中国模式”其实一直变化不大。秦晓认为：“与‘东亚模式’相比较，这种体制具有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利益结构，因而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转型更具挑战性。”[16]因此，就目前而言，我们的“模式”，无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行政管理体制的角度，都很难说超越了“东亚模式”。其实，不少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质疑在于中国的改革目前裹足不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尚未实现；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甚至没有列入改革的议程。
也有一些海内外学者明确主张中国应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郑永年教授也指出：“不提政治模式，很难提中国的经济模式。”[35]关于中国的政治发展或政治改革，世纪老人周友光指出：
政治上，民主是必由之路，但是中国搞民主是很难的，传统里没有民主思想，历史又长，包袱越大，改革越难，所以要有耐性。国外估计，中国快的话需要30年，慢的话需要150年。慢一点进步也是进步。总之，中国不可能不走上民主道路。
……
共产党内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我都认识，他们都是有民主思想的。从专制到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某个国家要不要的问题。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民主是自然趋势，会慢慢走的。[13]
2010年0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工作时指出：“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36]他还特意提到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
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全面持久地推进改革，才能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36]
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时发表讲话，提出了推动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决心，其中也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说：
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努力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源泉。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住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症结，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快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质量，创新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结构，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力度，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37]
中国的转型首先意味着制度或体制的转型。而所谓制度或体制，首先应该指政治制度或政治体制。不完成这一转型，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胡锦涛主席与温家宝总理最近的讲话非常鼓舞人心，也得到了举国上下的热烈拥护。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的体制改革或政治体制改革定能取得成功。
中国面临的改革任务依然非常艰巨，未来的发展目标并非易于实现。中国的“转型”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在社会领域都还远远没有实现；中国的改革本身仍有待于深化而不是基本完成；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进行中而不是已经大功告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待、评价或衡量中国的发展过程和未来之路，都不该忽视其曲折性和艰难的一面，都不应该忽视现存的问题和挑战，更不应该盲目乐观。过早的欢呼、庆贺和满足只会干扰我们正确地判断形势、正视困难和发现问题，进而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产生负面影响。就像我们曾经淡化“主义”之争或搁置关于改革方式的意识形态的标签争议一样，我们也应该淡化“模式”意识，而专注于中国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挑战。忘掉它或不提它会有多大的坏处呢？而使用它、重视它又有多大的好处呢？
结语
“模式”或“中国模式”概念今天已经失去了它原来曾经具有的客观、理智的外表和内涵，源自西方的“中国模式”的提法可能会导致一种缺乏理智的狂热。甚至说这一概念本身就不具备太多的积极意义，而从一开始就标志着一定程度的非理性的倾向。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戒备和警惕。我们不应该用自满、自负的眼光和字眼去评判我们业已取得的成就，而应该谦虚、谨慎、低调、冷静，并将完成“转型”看作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或使命。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中国模式”的说法或概念，就应该从发展、变革、探索、追求的角度去理解它、定义它，其英文对应应该是“Chinese Pattern”或“Chinese Paradigm”，而不是“Chinese Model”。对于我们来说，内外的压力、挑战和问题仍然很多，仍然巨大，已经存在和潜藏的各类威胁和危机仍然需要摆脱或消除，中国崛起的道路上仍有很多未确定因素。这些都不应该是一个成熟的发展样板所具备的特征。中国仍需继续探索实现长治久安和全面崛起的路径或良策。
收稿日期：2010－09－05
注释：
① 参见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7/54488/54490/3802561.html。
② 参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06/1108/14/7653_253179.shtml。
③ 参见http://finance.ce.cn/／macro/main/rdgz/hgzt/zfhzlt/zhbb/200611/01/t20061101_9232008.shtml。
④ 第三派郑永年教授没有给出名字。这是笔者根据他的意思归纳之后的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