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非关系与亚非文明复兴浪潮——关于当代中非关系特殊性质及意义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非论文,当代论文,关系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浪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8)09-0029-09
近年来，随着亚非国家发展进程的加快，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结构性变革。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非西方欠发达国家为外围的“中心主导并支配外围”的世界格局，正逐渐在向东西南北各文明平行对等交往、亚非国家自主性发展日趋明显的方向演进。虽然目前亚非国家整体上依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古老的亚非文明的现代复兴及发展使命之完成也还尚待时日，但是来自亚非世界的这一复兴浪潮的推进，已对国际关系结构及国家间的交往方式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一个更大范围且相互关联的背景上看，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关系的快速发展、双方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及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提升，正是与世界性的国际关系结构变迁趋势、与亚非文明现代复兴这一“世界性浪潮”互为因果、相互呼应的。
一 亚非文明复兴背景下的当代中非关系的性质
观诸过往，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任何重大变革与发展之意义与性质，身居其间者皆有不易明察之处，唯有置身于一个更开阔的历史平台上，登高望远，追本溯源，方可窥其全貌，把握本质。对当代中非关系之性质及其功过得失的议论与评价，就要有如此之眼光与境界。然而，考察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之相关议论，往往偏执一隅，甚或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与似曾相识的冷战思维痕迹。①事实上，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也包括非洲自身，其学术界、理论界和媒体似乎都没有做好足够的知识与理论准备来更具前瞻性地理解和把握正在迅速变化的中国及中国与非洲国家之关系。尽管当代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非合作在实践层面上的经验积累也相当丰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日渐复杂，但理论方面的提炼与思考却远远不够。
当代中非关系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演进历史了，它在近年的快速发展既符合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又有其复杂而深刻的时代背景与未来发展指向。正如非洲联盟轮执主席国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说：“中国奉行国家间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使非洲有机会与之建立以互信为基础的伙伴关系。50年前，我们在反抗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争取充分行使主权的斗争中，开始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50年后，我们再次重申中非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他还说，“非洲人民对中非新型伙伴关系抱有很高的期望，我们的人民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从中深受启发”。②梅莱斯的讲话代表了当代非洲国家政治家的观点。从一个更广阔的现代世界发展进程来看，50年来中非关系之所以能在不断变革与调整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从根本上说，在于中非关系建立伊始就是作为亚非世界追求民族复兴与国家自强事业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其中深刻地包含着20世纪以来非西方世界的人民寻求现代发展的持久的努力与愿望。③
自近代以来，中国国运沉沦衰败，任由外人欺凌鱼肉，已无自主外交空间可言，非洲大陆之情形，亦与中国相仿而尤甚之。新中国的建立与非洲大陆的解放，使双方改变这一状态的梦想成为可能。当时，中非双方在追求现代复兴与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发现了对方。④可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⑤这两个自近代以来就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压迫的世界，在初步接触之后便发现，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有平等待我之民族，有真诚助我之国家。⑥在那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便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发展起来。
从世界多元文明交往与平等对话的角度看，在人类经历了长达数百年西方主导和支配的所谓“单向度的”、“中心支配边缘”的世界体系演进过程后，中国与非洲这种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现代关系的确立与发展，是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的，因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文明交往的总体格局与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正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向着“多向度的”、“网状平等型”的多元文明平等交往、自主对话的方向转化。而这一过程的到来，尽管艰难曲折、路途漫漫，但它却昭示出过去数百年间以欧洲或西方国家为中心的现代性的经验与话语过程，终究只会是整个人类现代性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自然不会终结于西方文明的兴起与完成，它会随着亚非文明的复兴与崛起而继续向前推进。如今，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与曲折探索之后，亚非世界的发展速度已经明显加快，新的重大变革正在发生。这些结构性变化标志着世界史上一个意义深远的新时代正在悄然到来。⑦
二 中非关系悄然提升的特殊战略机遇
事实上，这样一种具有基础变革与结构转换意义的中非关系，在20世纪60～70年代已初显端倪，而到90年代初以后，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动的特定时代条件下，中非关系再次获得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而开始明显提升，并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跃上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
这一发展过程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其对世界的看法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既沉浸于“民主与冷战的胜利喜悦”中，傲慢地自认为世界历史进程已“终结于”西方国家当下最完美之民主形态，断定亚非国家已经失去创造历史的可能，因而普遍地忽略非洲、看低中国，全然不去认真研究与思考亚非国家未来可能具有的自主发展潜力与创新空间，西方世界对亚非世界的知识盲点正是在此背景下积累起来的。整个90年代，西方国家认为非洲战略价值已经下降，对非洲的关注与援助明显减少，而将在西方经验与语境下形成的新自由主义视为普世主义之理念与政策依据，要求非洲国家按照西方意志厉行改革。在内外力量推动下，非洲国家虽然不情愿，但因大多国穷民困，仰赖外援，被迫在内政与外交方面做出让步，接受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提出的私有化改革方案，并按西方价值观实行多党制，结果导致许多非洲国家出现纷乱的政权更迭。但西方国家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提出的诸多方案并非医治良方。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尤甚于前。一时间，非洲发展之路迷茫，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在西方眼里，整个90年代是非洲大陆“失去的十年”。漠视加悲观构成了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面对非洲时的基本倾向。
然而，由于有着不同的战略诉求和情感纽带，更基于不同的文明背景与历史观，当时的中国对于非洲的期待却似乎与西方多有不同，对非洲未来发展前景的认知也更具“一种历史的眼光与信心”。⑧一方面，1989年，西方国家掀起“制裁”中国的浪潮，西方媒体到处充斥着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中国面临着西方国家巨大的政治压力与意识形态的挑战。自1990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每年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集体提出谴责中国的提案，延续了冷战固有思维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西方等舆论也甚嚣尘上，中国对外关系一时陷于困境。然而，正是国际局势的这一变化，给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形成了深厚传统友谊的中非关系的提升带来了另一种战略性契机。事实上，基于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考虑，非洲国家当时并未按西方意愿加入“制裁”中国的行列，而是继续保持了与中国的交往关系。⑨从1990年起，在非洲国家的支持下，中国连续多年挫败西方国家在联合国进行的反华人权提案活动。在中国外交面临严重困难和挑战的特殊时期，中非关系对于中国改善国际处境、提升国际地位的战略价值与意义再次凸显出来。而整个90年代，西方国家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的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使得人权与民主已被当做讹诈发展中国家的“魔咒”，西方国家的这种行为既显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也反过来强化了中非战略利益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当非洲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被国际社会漠视而日趋边缘化的时候，中国却对非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1990年起，中国外交部部长每年度的外交出访，第一站无一例外都是非洲，中非关系的战略意义由此可见。
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并未如某些西方预言家所推测的那样走向“崩溃”，相反却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更重要的是，正当西方国家以悲观眼光看待非洲发展前景、纷纷减少在非投资的时候，中国却因与非洲国家有着重要的战略诉求，在保持与非洲国家传统友好关系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和长远的眼光看待非洲的发展，并且通过改革援助非洲的方式拓展出中非合作的新天地。到90年代中后期，中非经贸关系逐年升温，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已悄然上升。
新的过程虽是悄然开始，却是步伐有力的。90年代中期以后，按照“务实、理性、平等和互利”的精神，中国加快了援非改革力度，将援助与投资贸易适当地结合起来，在非洲建立投资贸易服务中心，推动中非企业扩大合作，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关系。90年代，中非经贸合作取得重大进步，双边贸易额由1988年的10.22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39.2亿美元，1997年增长到56.7亿美元。⑩随后几年，中非贸易开始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到1999年，已经有800多家中国企业和公司在非洲40多个国家从事工程承包、贸易和投资活动，直接在非洲开办的贸易投资公司也达到了近400家。1997年，中国与苏丹政府达成协议，由两国企业合作承建苏丹首都喀土穆到苏丹港的石油管道工程，项目金额达2.15亿美元。这一工程为以后中国与苏丹政府开展石油开发与能源合作奠定了基础。同年，中国与埃及政府签订了一项金额达1.45亿美元的年产130万吨水泥的成套设备合同。同时，中国土木建筑工程集团在国际招标中获得尼日利亚铁路修复改造项目，项目金额达5.29亿美元。(11)
应该说，中国企业走进非洲首先是从较低层次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及援助方式的转型开始的，然而这一过程对未来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和公司较早地熟悉了非洲国家的经济与投资环境，先于西方国家占有了非洲基础设施与工程项目的很大份额，并在非洲赢得了市场和声誉。事实上，当时西方国家普遍轻视非洲，企业和资金纷纷撤离非洲，而中国企业却从非洲大陆开始了它们进入国际市场的历史进程。对于许多后来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中国跨国公司，非洲往往是它们通往世界的第一站，它们最终迈开了适应国际经济激烈竞争环境的第一步。2000年以后，这一结果开始显现出来，中非贸易开始大幅度增长，几乎每年新增100亿美元，2006年中非贸易超过700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中国将超过所有欧洲国家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12)
正如2006年11月4日英国《独立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中国的成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一直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视为只能接受援助的贫困对象，我们自己决定给它什么东西”。文章还说，“在过去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当欧洲和美国普遍忽视非洲时，中国却在非洲寻找到了自己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中国商人提供了即使是边远地区的贫穷非洲人也买得起的商品，并为许多非洲国家提供了急需的基础设施和资金，这使得中国和非洲双方都从中获益”。(13)
应该说，今日的中非合作已跨越原则性的立场宣言，迈向切实的发展和改善民生的诉求之路，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务实、理性、前瞻、全方位与可持续的性质。当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还在偏执的意识形态世界里谈论种种空洞的原则，以旧有眼光随意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时，中国与非洲国家已按新的共同理想和愿景行动起来。面向未来、多干少说，正是当代中非关系充满活力并得以不断推进的重要原因。
三 中非关系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影响
当代中非关系之特殊，还在于这一关系在其初建之时，就具有超出中非关系范畴的更加广泛的意义。(14)在过去几十年中，“中非关系往往是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一个支点，是中国有尊严地走向外部世界的一个平台”。(15)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扩大和作用的提升，一次次地迫使西方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思考中国和非洲对于西方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代世界结构的转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原有世界体系中的各种力量和利益结构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来适应这种转变。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一直是欧洲的后院、后花园，是欧洲富有者度假狩猎的地方，也是欧洲显示优越感的地方。欧洲一些人的心里其实潜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版门罗主义”情结，他们将非洲视为“欧洲人的非洲”，“由欧洲托管的非洲”。作为欧洲旧时的殖民地，非洲一直受着欧洲的支配和影响，这种状况在非洲独立后虽有变化，但在许多领域依然如故。许多年里，西方人也已习惯于在这种早已安排好的欧非结构下来处理对非关系，既漠视非洲，又悲观地看待非洲，正如他们漠视中国、歪曲中国一样。
长期以来，对亚非或东方世界之历史与当代变革进程的漠视，造成西方累积起许多认知的“盲点”甚至“盲区”，一些西方人对过去几十年里亚非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几乎是懵然无知，傲慢与偏见亦使他们对悄然上升的中非关系和亚非文明复兴进程缺乏基本的敏感性。因而当中非关系在经过长期积累与发展后终于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获得快速发展与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呈现时，西方国家一时愕然而不知如何面对。于是一些西方媒体用“中国突然出现在非洲”、“中国对非洲石油与资源突然产生兴趣”这样的“时尚”标题来表达西方对于中非关系的看法，来给中非关系定性。当然，更让一些西方人担心的是，中非关系快速发展，可能使非洲“偏离”了西方预设的框架与结构，对欧洲在非洲的传统地位造成冲击。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启新的贸易和投资渠道，对于老牌强国来说是个令人沮丧的景象”。(16)因为这种困惑与焦虑，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中非关系始终有一种明显的偏见与傲慢。在这方面，他们的是非标准常常是双重的、情绪化的、习惯使然的：西方企业在非洲投资贸易，被认为是传播自由市场与平等理念；而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贸易，就被描绘成“掠夺”资源、破坏环境。(17)他们以狭隘的思维来面对变化中的世界，仅凭固有的知识与经验来推断和指责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18)更以冷战思维预言中非合作“将滋生与非洲特权阶层合谋攫取利益的结构”，中国对非援助“培植了非洲国家的政治腐败，巩固了某些专制体制国家的政权”等等。(19)这些将正常的国际贸易进行政治曲解的奇异观点，表明西方知识精英普遍存在着对亚非世界现代发展进程的认知盲区，也表明他们习惯性地动用意识形态主导的“认知剃刀”，有意无意地将于己不利的现实与真理剪除掉，并通过对话语权力的操持而控制世界的舆论。对此，世人从中不难看出西方知识界在历史认知上存在某种根深蒂固的道德优越感。
在若干重要的领域，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必然要突破和超出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关系体制的范畴，其中必有一种新的世界观念和国际交往关系随之形成。这一点首先反映在中非关系的一些原则立场上。例如，寻求平等对话与真诚合作，不向非洲受援国提出干涉其内政的附加条件，这是过去几十年中非关系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也是中非关系得以持久的重要原因。南非总统胞弟莫莱茨·姆贝基对《纽约时报》说：“中国并不是第一个抵达非洲的外来强权，但是它们可能是第一个不自以为是地自命为赞助人、导师或征服者的强权。在这个意义上，（中非）双方产生了共鸣。”(20)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中国在非洲有无殖民主义问题时，论坛下届主办国埃及外长盖特有力地回答说：“在非洲完全没有中国的殖民主义，在这50年中，甚至在未来的500年中，我们都会保持这种和平、友好的关系，而绝不是殖民主义的关系。”(21)
事实上，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世界，传统的知识与观念常常无法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它。从总体上看，西方与非洲的关系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其时间远早于当代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关系。然而数世纪以来，西方与非洲的关系似乎并没有给非洲带来多少现代意义上的发展，这在客观上自然会促使非洲重新考虑另外的发展空间与可能。(22)而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之经验及它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政策，给了非洲国家许多启发与联想，非洲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思考中国经验对于非洲可能具有的意义。(23)面对非洲的这种变革要求，西方应该回过头来重新思考自己与非洲的传统关系，包括从时代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它们与东方的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 中非关系于非洲发展进程之意义
当代中非关系的世界史意义在于它对亚非发展进程的有力推进。作为占世界人口总数1/5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在战胜贫困、实现发展方面的任何进步都是对世界的贡献。而如果中国能在互利基础上给非洲带来机会，能带动非洲国家的经济振兴，那将是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在21世纪自我复兴的过程中对世界做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有些西方媒体评论的那样，“如果说有一个大陆可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下翻天覆地，那将是非洲”。(24)事实上，韬光养晦、埋头发展依然是中国未来必须长期坚持的内外国策，中国并不需要充任世界发展的“导师”，但亚非国家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是可以借鉴分享的，因为当代亚非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变革，比起当年的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艰难的进程，外部力量不可能替代亚非国家的自主努力而去简单地左右这一进程、规定它的走向。(25)毕竟，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有其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文明结构，因而其现代复兴过程与发展之路，虽然会遵循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某些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构建方面对自身文明做改造，但这一过程当有不完全相同于西方的特点与模式。
近年来，一些非洲政治精英已经感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在许多方面挑战了西方在消除贫困、实行善治方面的主流观点”。(26)非洲国家是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中国对于非洲的意义的，非洲国家自然不会照搬中国的经验，但它们希望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获得有益的东西。今日的非洲国家，需要一个致力于发展并且有能力推行这种发展政策的政府，这是中国模式对于非洲更具吸引力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中国这种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真诚对话与平等合作，对曾饱经屈辱而今日确实也还十分贫穷弱小的非洲国家来说，更有着另一种精神情感方面的特殊吸引力。(27)“中国的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但它已经丰富了整个世界在消除贫困这个问题上的政治探索和智慧，它给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与政策。只要美国模式不能产生它所希望的结果，那么中国模式对世界穷国的吸引力只会进一步增加”。(28)
中国30年的发展是真实的、模式是创新的，这些都是今日观察中国及中非关系的国际观察家眼见的事实。尽管如此，对于现代发展已有自己的经验、对世界的多元化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已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已懂得没有必要刻意去标榜和推崇某种发展模式，而是相信需要从实际出发，相信各种文明间可以沟通学习、交流互鉴。科学发展、和谐创新，这是中国自己在探索中建立起来的新的发展观念，在近年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中已经充分地体现出来。长期以来，一些非洲国家能力缺失与政府行政绩效低下，一直是一个制约非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而中国国家能力与政府意志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良好表现则是中国当代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非洲国家关注且期望从中有所借鉴的领域。此外，在处理多民族国家之复杂民族关系、宗教关系、边疆地区发展问题等方面，中国国家政治传统所包含的智慧，对许多长期深陷内乱冲突之苦的年轻非洲国家来说，也可能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29)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自身也已经从与非洲经济贸易合作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进入世界市场和提升自己国际适应能力的机会。通过与非洲国家的合作而带动中非双方的互利发展与共同繁荣，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和平崛起于世界绝非威胁而是机会的生动例证。
中非关系对于非洲的国际战略意义也已经体现出来。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快速发展，非洲在当代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化状态已经有所改变，世界已经看到，非洲不是无足轻重、只接受援助的对象，而是可以给世界带来财富和机会的大陆。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大国力量重返非洲的现象，美、英、法、德、日、印等国相继与非洲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合作论坛，召开首脑峰会。值得注意的是，与冷战时期大国在非洲的对抗性争夺有所不同，这一次西方大国更多地会以投资贸易和市场拓展的方式重返非洲。只要秉持相互尊重与信任的态度，中国应该可以与西方展开合作对话，在共同推动非洲经济发展领域构建起新的利益交汇点，从而拓展出中非欧多边合作与共赢的新空间。
五 中非关系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革
当代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整个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之最终解决以及以此为标志的人类现代性发展的“合理收敛与终成正果”，这也正是当代世界发展“真正的普世要求”。
总体上说，近代以来，西欧一隅之地的率先兴起并进入现代发展进程，虽然开创了现代世界历史的进程，却并不是世界发展问题的最终解决。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直到20世纪80年代，只有占世界人口20%的西方国家解决了富裕与现代化问题，而占世界人口80%的非西方国家依然贫穷落后。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也是人类各种冲突根源之所在。然而西方国家不可能在一个仅仅自己富裕的世界上永享和平，富裕与和平应该是世界共享的。发展只有扩展到世界所有地区，惠及世界所有的人民，才是“世界问题之真正解决”，才是人类希望之所在。
这正是中非合作和中非关系发展对于世界的意义。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并非十全十美，现实的发展还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因而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发展，对于人类的未来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最近十年，发展中经济体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2008年4月11日，世界银行公布的《2008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显示，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崛起，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经由2000年的36%上升至2008年的41%。过去30年（1978～2007年），中非年贸易额由7亿多美元增长到730多亿美元，增长了100倍；2000～2007年，非洲对亚洲的出口由占其出口比重的14%上升到28%，亚非间的经济关系正迅速加强和提升，中国、印度、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与投资日益成为拉动非洲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是非洲经济的“新曙光”。(30)
这一切或许都预示着一种结构性的世界历史变革正在到来，它必将引起世界格局与国际关系总体特征的深刻变化，这是亚非国家地位提升的希望所在，也是亚非通过自身的发展而对世界做出的贡献。
近年来，“东方复兴”或“亚非复兴”已经开始成为人们持续议论的话题，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概念，诸如“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远景五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新钻十一国”（埃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墨西哥、越南、土耳其、巴基斯坦、韩国、孟加拉、尼日利亚和伊朗），(31)如果加上原有的东亚“四小龙”，事实上在过去20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已经开始了一个虽然缓慢但是长期提升的过程，只不过这一趋势在近年明显加快了。即使是非洲大陆，近年也已经出现了经济持续增长局面，200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达到6.1%。2007年1月，世界银行非洲地区经济顾问哈里·布罗德曼(Harry G.Broadman)在他的新著《非洲的丝绸之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新边疆》中提出，一个世界史上的“经济新边疆”正出现在将非洲、印度和中国相联结的地方。他认为，中印两国的中产阶级在不断增长，他们的购买力越来越强，对非洲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这条新的丝绸之路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加快国际一体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绝佳的、也是迄今为止很难得的机遇”。(32)
这个“经济新边疆”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和投资，它还有更为复杂的引起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成长力量。数据表明，“中国、印度与非洲的商业活动正在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打开一条道路，非洲已经成为初级商品的加工者，成为中国、印度的劳动密集型货物及服务的有竞争力的提供者。与非洲和欧洲之间长期不变的经济关系相比，这是非洲的一大飞跃”。(33)美国科尔尼管理顾问有限公司(A.T.Kearney)的一份报告也认为，近年来，投资和贸易的增长正在创造一个横跨印度洋、遍及多个大陆的市场。这份报告把这个市场叫做“Chimea”，它由三部分构成：中国和印度的技术、资金及它们对资源的需求（“Chi”），加上中东的资金和石油（“me”），还有非洲的原材料和机遇（“a”）。(3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7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也表明，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分化出来并在快速成长，而它们的发展动力越来越依靠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加强而不是依赖于发达国家”，他认为，“这种状况正好为非洲与中国等东方新兴国家的合作关系不断加强与提升提供了一个经济学上的合理解释”。(35)
六 基于亚非发展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历史的发展是自有其内在过程与结构的。对于非洲之现状与未来，对于当代中非关系之性质、得失及它面临的种种挑战与问题，都应该置于亚非国家现代发展进程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与主题下来理解与评价。应该说，目前，亚非国家总体上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其复兴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但是任何伟大的历史变革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印度、东亚、非洲乃至整个亚非与东方世界，都在发生着某种意义深远的变化，都正在逐渐地进入新的发展与崛起的过程中，虽然它们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崛起的前景依然艰难甚至不排除还会有反复与挫折，但从长远角度看，这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另一个“第三次浪潮”，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激动人心的“世界波”，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世界结构与面貌必将在未来发生根本的改变。
中非关系在近年的快速发展与提升，正可以由此得到某种合理的解释。事实上，最近30年来，中国在经历了过去数十年之曲折反复探索而最终得以真正进入现代经济快速成长阶段，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而非洲在经历了20世纪40～50年代之民族解放运动、60～90年代的“新兴民族国家构建”的发展进程之后，年轻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和国家结构已经成长起来。今天，非洲大陆上数十个历经动荡却依然生存下来的年轻国家，正在先后不等地逐渐向追求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第二次复兴”阶段过渡。(36)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中非关系开始获得一种来自双方内部变革的新的基础与动力，开始更多地由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导型关系，转向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合作且更为务实理性的关系。虽然中非关系在快速发展中会有新的矛盾与挑战，需不断调整与完善，但从未来更长远的战略发展前景看，这种新型的中非关系历史进程现在才刚刚启动，它所具有的全新性质，它对双方现实和未来可能产生的复杂影响，目前只是冰山一角，随着21世纪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浪潮波及非洲大陆，它将更充分地显现出来。
毫无疑义，中非合作与中非关系的发展，已经并且将继续给人类的现代发展事业带来属于新世纪的新的、更强有力的经验与感受。当然，在这种经验与感受日渐丰富的时候，理论本身的创新已经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但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发展理论中，许多内容反映的是上两个世纪源自西方主导的世界内部政治与经济的冲突以及当时中国和非洲各自的封闭与贫弱，现在，中国、非洲和整个世界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情形下，理论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力求创新。
当今世界，发展的问题还远未解决，但发展已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由发展引发的政治经济冲突也逐步成为新的世界冲突焦点。在当今西方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态度中，不难看到有一种明显的“发展厌惧”的奇怪情绪表现，在有这种情绪的西方人心中，竟将创造了脱贫与发展奇迹的中国视为“威胁、麻烦与不安”的根源。这说明，当发展真正出自发展中国家自主的选择，而开放与变革的真正力量也更多地来自这些国家历史与传统所蕴藏的文明根基时，某种“他者”的不习惯和旁观的猜测与不当评价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主动变革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发展与国际环境已日益交织在一起，当问题与影响愈发具有超越国家的全球化性质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合作不仅日益重要，而且也会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挑战。今天，中国这艘巨轮正驶入外部世界的惊涛骇浪之中，变革与发展已是势不可挡。面对挑战，我们唯有前行，但也更需要新的理论与智慧，其中当然包含西方已有理论中正确的原理与经验，但更需要有基于我们自己的经验与需求的新的理论，包括新的发展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史基础理论。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或许这才是当代中国对自身、对世界应该承担的责任。
［收稿日期：2008-05-31］
［修回日期：2008-07-23］
注释：
①D.Jardo Muekalia,"Africa and China' s Strategic Partnership," African Security Review,Vol.13,No.1,2004,pp.1-11; Chris Alden,China in Africa,London:Gutenberg Press Ltd,2007.p.70; Dorothy-Grace Guerrero,and Firoze Manji,eds.,China's New Role in Africa and the South:A search for a new perspective,http://www.fahamu.org/pzbook.php
chinabook; Stenphanie Giry,"China's Africa Strategy," The New Republic,Vol.231,No.20,2004,pp.19-23.
②《梅莱斯总理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6年11月6日。
③刘鸿武：《中非关系：文明史的意义》，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1期，第16页。
④Bruce D.Larkin,China and Africa,1949-1970,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
⑤《诗经·小雅·鹿鸣》。
⑥刘鸿武：《跨越大洋的遥远呼应——中非两大文明的历史认知与现实合作》，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32页。
⑦刘鸿武：《中非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1期，第12页。
⑧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⑨1989年12月，在西方国家一片对华制裁声中，应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了埃及，这是1989年后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访。同期，首先来华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与外交部长，也都来自非洲国家。
⑩吉佩定主编：《中非友好合作五十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11)吉佩定主编：《中非友好合作五十年》，第99页。
(12)Drew Thompson,"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From the 'Beijing Consensus' to Health Diplomacy," China Brief,Vol.5,No.21,2005.
(13)《中国对非洲的争夺》，载［英］《独立报》，2006年11月4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11月6日。
(14)Bruce D.Larkin,China and Africa,1949-1970,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p.83.
(15)刘鸿武：《中非关系：撬动中非欧三方关系的一个支点》，http://ias.zjnu.cn/Academic/kyyy.asp?id=4。
(16)科纳尔·沃尔什：《中国是非洲新殖民力量吗？》，载［英］《卫报》，2006年10月29日，转引自《外国舆论积极评价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载《人民日报》，2007年11月7日。
(17)Joshua Kurlantzick,Beijing's Safari:China Move into Afric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id,Development,and Governance,Publication Date: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November 2006,p.3.
(18)［日］福岛香织：《欧美对中国的非洲外交加强戒备》，载日本《产经新闻》，2006年11月5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11月6日。
(19)Joshua Kurlantzick,Beijing's Safari:China Move into Afric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id,Development,and Governance,p.1.
(20)http://www.focac.org/chn/wjjh/zyjh/default.htm.
(21)见中非合作论坛网：http://www.focac.org/chn/zyzl/hywj/。
(22)Cigdem Akin and M.Ayhan Kose,Changing Nature of North-South Linkages:Stylized Facts and Explanations,IMF,December2007.
(23)Wanjohi Kabukuru,"Kcnya:Look East My Son," New African,July 2006,p.26.
(24)［法］《解放报》社论：《中国的影响》，2006年11月4日，转引自《外国舆论积极评价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载《人民日报》，2007年11月7日。
(25)刘鸿武：《对20世纪非洲现代化进程的两点认识》，载《西亚非洲》，1998年第1期，第33～35页。
(26)《中国模式的魅力》，载［美］《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11月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11月6日。
(27)一百年前，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达于极点，当时的孙中山先生也曾这样告诉过自己的同胞，“凡世界上一切平等真诚待我之友邦，皆为中华民族可信赖之朋友与兄弟”。
(28)《中国模式的魅力》，载［美］《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11月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11月6日。
(29)刘鸿武：《发展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会通与综合——关于当代非洲发展问题研究的一种新探索》，载《思想战线》，1998年第1期，第38页。
(30)Femi Akomolafe,"No One ls Laughing at the Asians Anymore," New African,No.452,2006,pp.48-50.
(31)王嵎生：《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兴起及其影响》，载《亚非纵横》，2008年第2期，第30页。
(32)Harry G.Broadman,Africa's Silk Road:China and India' s New Economic Frontier,World Bank,September 18,2006.
(33)Harry.G.Broadman,Africa' s Silk Road:China and India' s New Economic Frontier,World Bank,September 18,2006.
(34)David Wessel,"The Rise Of South-South Trad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3,2008.
(35)Cigdem Akin and M.Ayhan Kose,Changing Nature of North-South Linkages:Stylized Facts and Explanations,IMF,December 2007.
(36)从世界各大陆各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进程上看，非洲大陆的现代发展无疑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要准确理解把握非洲的历史、现实及未来走向，必须要有相应的知识与智慧。关于如何全面而历史性地来理解和评价20世纪非洲大陆现代发展进程之成效及得失，笔者十多年前已有一些不同于流行观念的看法。在笔者看来，若从历史发展的大时段视野上看，20世纪是非洲大陆取得重大进步与发展之时期，并且经历了发展进程三部曲：40～50年代是由殖民地到主权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发展成就是获得了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地位，而这是一切现代发展的前提；60～90年代是非洲由传统部族社会演进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与国民文化构建”时期，其发展成就表现为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巩固与国民文化认同体系的成长。而21世纪的头20年，非洲大陆将在上述两个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逐渐进入以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为主题的新发展时期。笔者认为，这三大步是一个合乎人类文明与国家形态成长的“自然历史过程”，我们若要真正理解把握非洲之现状与未来，就不得不有这样的视野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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