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图书馆的概念及其在事业发展中的实现_图书馆论文

知识图书馆的概念及其在事业发展中的实现_图书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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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25

1 知识组织的理念和“知识图书馆”的萌芽

第69届国际图联大会及理事会于2003年8月在德国柏林市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的主题是“知识之门——图书馆:媒体、信息、文化”,这一主题大大超越了图书馆的传统研究领域,在知识和图书馆之间构建起了联系的桥梁,使已萌发的知识图书馆概念变得更加清晰。

1.1 知识组织的概念萌芽

知识组织思想的出现与图书馆密切相关。布利斯(H.E.Bliss)在《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1929年)和《图书馆的知识组织》(1933年)两部专著中,最早阐述了以文献分类为基础的知识组织理论与图书馆工作的关系。1965年,谢拉(J.H.Shera)也先后出版了《图书馆与知识组织》、《文献与知识组织》,对知识组织在图书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

1989年,国际性学术机构“国际知识组织学会”(ISKO)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并开展了一系列有关知识组织的研究活动。从历届ISKO大会的主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发展的脉络:知识组织工具与人类交往(第一届,1990年);知识组织与认知范式(第二届,1992年);知识组织与质量控制(第三届,1994年);知识组织与变革(第四届,1996年)。此外,ISKO设在一些国家的分部也组织了不少有关知识组织的学术会议。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届ISKO大会上,将国际性学术刊物《国际分类法》(IC)改名的建议得到了ISKO执委会的赞同,并于1993年将其更名为《知识组织》(Knowledge Organization)。同年,ISKO执委会还将《分类与标引人名录》(1983年出版)改名为《知识组织人名录》,并重新出版。

在国内,自刘洪波1985年首次使用“知识组织”术语以来,众多的研究者也相继使用并重新界定了这一概念。其中,蒋永福对“知识组织”的定义:“知识组织是以知识为对象的诸如整理、加工、表示、控制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及其方法”[1],较为贴近图书馆的本质。

1.2 知识组织理念及扩展

知识组织的理论基础是:知识不能靠自己组织和表示,必须用知识单元及许多词语或句子的可能组合来表示。对知识进行的任何组织都必须建立在知识单元的基础上,而知识单元由概念及概念元素(特征)组成,依靠这些因素,可以构建概念系统(分类系统就是这样的概念系统)。知识组织的目标是通过对知识存贮的整序,进而提供知识。

知识组织是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分类系统或叙词表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今,知识组织的研究领域已不再局限于图书情报领域,而广泛涉及了图书馆学、情报科学、计算机科学、术语学等学科,成为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教育界等领域的专家所共同关注或研究的对象。

1.3 知识图书馆概念的形成

图书馆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历史渊源。作为知识贮备和流通的社会机构,图书馆很早就开始从知识关联的角度来组织和揭示文献,有人曾将图书馆内部活动的全过程归结为“对文献依据知识内容进行的组织过程”[2]。只不过在传统图书馆工作中,这种组织更多地体现为对知识载体——文献的组织,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在知识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美国匹兹堡大学图书信息学院的A·德本斯(A.Debons)教授指出,知识组织是信息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势,怎样对知识进行组织将是下一个世纪人们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国图书馆学家沈祖荣早年曾将“智慧与服务”作为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校训。1998年,程焕文又将它定为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训,其深刻含义在于图书馆应为人类提供知识,并在知识服务的过程中体现图书馆人的智慧。陈雅等人将知识与图书馆联结在一起,诠释“知识图书馆”的概念,指出知识图书馆是面向知识、面向用户的图书馆,是以人为本、提供知识的图书馆。知识图书馆以现代立体结构式的服务模式进行着把知识与人、知识与知识、知识创新开发贯通起来的人文活动,它富有现代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充满人文价值观念[3]。

2 知识图书馆的理念及其内容实质

2.1 学习化社会的知识中心

学习化社会是20世纪60年代富勒、赫钦斯等一批欧美学者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教育及其相互关系的设想。意指生活在本国社会的公民能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接受教育,同时整个社会对每个人的学习和教育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提供充分的学习机会[4]。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学会生存》一书中肯定了“学习化社会”的提法。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学习:财富蕴藏其中》一书中再次强调,“终身学习是打开21世纪光明之门的钥匙”。加拿大学者C.康纳德也指出,“学习社会有两层意义,一是强调一个日益依赖知识的社会,二是指学习的普遍性”[5]。这种普遍性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学习在时间序列上的延续。继续教育、终生教育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在信息化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需。二是学习在空间范围的扩展。世界各地区、社会各阶层、各年龄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终生学习者。终身学习的观念己成为本世纪最具有革命性的观念。

传递科学知识、开展社会教育、开发智力资源的社会职能,赋予图书馆推动学习化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任,使其在社会知识组织和传播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知识图书馆从这一角度强调图书馆是门类齐全的知识信息服务机构,是知识集聚中心和知识传播基地,理应为知识经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提高社会成员总体知识水平,以及培养和造就更多的“知识人”做更多的工作。正如Kay Raseroka(IFLA新任执行主席)在《为了终身素质的图书馆》一文中所指出的,图书馆的目标是保证“世界上所有的人有同样的机会参加信息社会,而没有物理、地域、社会或文化的障碍”[6]。以“促进学习、阅读和终身学习”为职业优先原则的知识图书馆,将在促进“所有人的学习”方面有所作为,它们包括:基础学习(使用的能力,理解和应用印刷、写作、讲话和视觉信息以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阅读(辨认印刷和其他标志形式的能力,理解字符语言和其结构的能力,理解字符意思的能力)、信息素质(收集和分析信息需求的能力;标记和评价资源的能力;定位、检索、组织、存储信息的能力;客观解释、分析、综合、评价信息的能力;评价信息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能力)、终身素质(满足所有学习者的需求,无论正式或非正式,帮助各个年龄层和能力层的人们实现所追求的目标)[6]。这些目标不仅体现了IFLA的核心价值原则,而且使知识图书馆的活动得以聚焦于“信息、思想和想象力作品的检索自由,以及对它们公正、自由的表达”[6]。

2.2 连结数字化个体的桥梁

Kay提出的“连结数字化个体的桥梁”,意指创造一种环境,图书馆在这一环境中的任务是“使来自不同社会的人们享受信息检索的自由与公平和表达的自由”[6]。21世纪是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网络化成为这一时代的典型特征。据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统计,1999-2000年度,该馆印刷书籍流通量下降了6%;2000-2001年度,又下降了2%;平均每种图书的流通量只有0.27。而同一时期,占馆藏总量很小部分的电子资源的利用率却相当高[7]。面对E-book、电子期刊、文献数据库等“新生代”文献,及其在网络环境下的多种传播方式,图书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实现“连结数字化个体的桥梁”这一目标,仅靠原有的知识组织方式(分类法和主题法)和知识服务方式(文献服务)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图书馆有所改变。

知识图书馆顺应了社会信息化的潮流,它们更加关注数字资源体系的建设,积极探索数字化、网络化文献资源的结构特性和组织方式,并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数字化文献资源的生产、存贮、组织、利用等各个环节的标准制定工作中。同时,不断地追随现代信息技术进步的步伐,通过持续的技术应用和开发,确保其高效的知识传播能力和知识服务能力。知识图书馆重构自我的种种努力,增强了自身在信息化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强化了其作为社会知识中心的应有地位。尽管这种地位仍时刻受到来自信息中心、网络中心、数字内容服务商、数字化资源开发商等众多竞争者的挑战,但无论是为了生存的调整,还是为了发展的重构,作为传统图书馆的转型,知识图书馆确实使我们的事业向着“连结数字化个体的桥梁”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

2.3 作为本体论的知识图书馆

图书馆的基本职能是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与组织,并籍此提供服务。邓凯等人曾撰文探讨了知识图书馆中片断知识(knowledge segment)的分类、组织和存放的本体论模型和相应的知识图书馆逻辑结构[8]。我们认为,作为本体的知识图书馆至少应体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①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从文献层面深入到知识单元,强调面向知识内容的知识组织。②能以合理的结构组织和表述以数字化、网络化形态存在的知识内容,还原知识组织的本来面目。③在知识组织中实现知识创新和知识的价值增值。④提供知识服务,通过知识服务过程中的知识转移体现图书馆价值。⑤强调在公共知识模型基础上的个性化知识组织和传播利用。

3 作为事业发展重点的知识图书馆

3.1 深化知识组织

图书馆在长期的知识组织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分类法和主题法为主的知识组织方法体系。分类法用类目名称表征知识因子,用等级体系以及参照、交替、注释等方法来直接显示类目之间的关联关系(知识关联);用学科区分及分类号的层累序列作为组织知识集合的基本方式,是以学科聚类为基础的知识组织方法。主题法用主题词表示知识因子,用参照系统来显示主题词之间的关联关系(知识关联),用主题概念的语义区分及主题词字顺序列作为组织知识集合的基本方式,是以主题概念的语义网络为基础的知识组织方法。图书馆正是以分类法和主题法为基本的知识组织原则,为其庞杂的馆藏——片断知识的集合,搭建起基本的体系结构框架。

但是,正如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在20世纪70年代所指出的,为图书馆所广泛采用的、现存的各种分类法和索引法,更多地是用以组织文献,而不是组织知识。按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系统只能向用户提供文献线索,用户通过这一线索获得原始文献,还需要花大量时间阅读分析才能获得所需要的那部分知识内容。为此,布鲁克斯提出了他理想中的知识组织方式——认识地图,即通过对文献中的逻辑内容进行分析,找到人们创造与思考的相互影响及联系的结点,像地图一样直观地标示出来,以展示知识的有机结构。为验证他的想法,布鲁克斯曾用关系索引建立了一个小范围的试验模型,来揭示概念间的联系和文献间的内部联系,以真实地再现人们研究活动中的认识脉络和联系[9]。马费成教授充分肯定了布鲁克斯在探索知识组织时所表现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指出认识地图可以使我们看到知识系统的动态结构,并直观地观察到知识单元在系统中的运动。同时,马费成教授也对布鲁克斯认识地图的二维结构提出了批评,认为即使在一个狭小的领域中,知识体系的各种关系也绝不可能是二维结构,而是多维网状结构[9]。对于这样一种结构,平面地图明显缺乏表现力。

在数字媒体时代,大量多媒体、超媒体资源的出现以及互联网本身为我们还原了知识组织的本来面目:即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信息空间中,各种片断知识以节点的形式存在,而纵横交错的链路网则成为知识节点的连接纽带。严锋形象化地描述了这一“无限庞大而自由的文本空间”:“一个个节点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一篇篇文章或一本本书,这些节点没有等级,没有高下,没有谁拥有特权地位,也没有谁能一眼望到超文本的边缘。超文本是没有地平线的,有的只是节点与节点间的无穷链接”[10]。对于知识空间组织更为严谨的研究,来自MIT媒体实验室的“美学与计算研究组”,该小组成员本·弗莱用“装饰性帷幔”软件对“有组织的信息”的形象化展现,让自称为信息设计师的R·S·沃尔曼经受了从未有过的“驾驭信息在天空翱翔”的体验[11]。“装饰性帷幔”软件可以渐次地读取文本中的每一个新词,将其添加到三维空间中,并根据词频决定哪个单词将在空间竞争中占据更为突出的位置,最后用连线将文本中彼此相邻的词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梦幻般的立体文本。在这一结构中,语词表示知识因子,连线代表知识因子间的关联,而空间位置则显示出某一知识因子在知识组织中的相对重要性。

综上所述,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对图书馆深化其知识组织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图书馆不仅要将知识组织从文献单元层次深入到知识单元,还要在分类法和主题法等现有知识组织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能反映知识体系本来面目的、并有利于揭示和利用数字化馆藏的新型知识组织方式。

3.2 进行知识创新

知识重组是图书馆进行知识创新的重要方式。一般认为,知识重组包括知识因子的重组和知识关联的重组两种类型。知识因子的重组,是将原有知识或原有知识集合中的知识因子抽出,并对这些知识因子进行结构形式上的归纳、选择、整理或罗列的过程。其结果一般表现为对原有知识的整序或浓缩。知识关联的重组,是指在相关知识领域中提取大量知识因子,改变各因子之间的原有联系,对知识内容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与加工,使各知识因子间取得新的联系,形成更高层次上的概括和综合的知识产品。由于这种知识产品改变了原有知识因子间的联系,因此其重组的结果,更多地表现为某种新的知识产品。

知识图书馆正是利用其丰富的馆藏知识资源,通过对知识因子或知识关联的分析、整序、精炼和整合,来实现其知识创新。在纸质媒介时代,这种创新的结果往往表现为某种形式的“信息产品”,如目录、索引、题录、书目之书目、文献指南等以二次文献形式存在的“知识产品”,以及综述、述评、词典、手册、年鉴、百科全书等以三次文献形式出现的“知识产品”。对于图书馆的知识创新,周文骏教授有着极富诗意和激情的表述:“把科学、技术、信息、知识、思想和感情等等联系起来,并触发其碰擅、激荡、融合和升华而产生智慧的光芒与果实”。

在数字化资源日益丰富的今天,知识图书馆依托数据仓库、知识挖掘、知识发现、数据融合、推送技术、智能搜索等多种智能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帮助,在更为广阔的数字空间中开展知识创新活动,为人的全面发展、基本技能与根本素质的提高提供知识资源。基于新技术手段的多样化的知识创新形式,如各种专题文献数据库、特色资源数据库、跨库(平台)信息检索系统、分类信息导航、网络学科导航、分布式学习资源保障系统等,将技术与知识组织以前所未有的形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指出,“数据库的结构和语法创造了不同信息单位之间的诸种关系”,也许这些关系在“数据库之外的原有关系中并不存在”,但“数据库通过操纵不同信息单位之间的关系构建着个体”[12]。较之数据库技术中隐性化存在的知识创新,各种基于网络资源的知识导航系统,则对这种由知识关联重组而来的知识创新,有着更为显性的表现。王崇德教授认为,“伴随着超文本的出现,将论文中所涉及的相关文献在文末一一罗列出来的引文制度已从网络上消失了。我们在网络上所看到的相关文献只不过是一段用绿色或红色标识出来的热链接的超文本”[13]。Grolier1998年豪华版百科全书有2.1万个Internet链接,Encarta百科全书通过Web链接了1万多篇参考文献,而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络版甚至提供专门的配套服务eBLAST,以指导用户利用书中所推荐的12万个网址。这些链接覆盖所有知识主题领域的网络资源筛选工作,将“文章与文章间的界限摧毁殆尽”,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知识组织的“文本同性”[10],实际上起到了知识引擎与主题指南的作用。

3.3 提供知识服务

作为事业发展的基点,为社会提供知识服务,已经成为图书馆人的共识。经过长期的努力,图书馆已建立起体系完整、结构合理、组织有序的强大文献资源体系,并以此为依托,开展了借阅流通、参考咨询、文献传递等大量卓有成效的知识服务工作。然而,随着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图书馆知识服务也面临着向纵深拓展的问题。对此,张晓林提出图书馆应以信息知识的搜寻、组织、分析、重组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根据用户的问题和环境,融入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提供能够有效支持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服务[14]。这种服务定位,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社会信息化进程中知识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从发展的角度看,图书馆知识服务应沿着两个方向变化:

一是从文献单元深化到知识单元,提供面向知识内容的知识服务。这一变化以图书馆知识组织方式的变革为基础,一方面,强调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创造性,即图书馆利用自己独特的知识能力,通过信息的分析和重组来形成符合用户需要的、能为用户创造价值的知识产品,并通过显著提高用户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效率来实现其价值增值。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图书馆知识服务的专业性,即围绕具体专业或课题领域,通过系统集成、服务集成、团队工作等多种方式联合、协调、利用多种知识、资源、人员、系统、服务来组织和提供知识服务。由此可见,图书馆知识服务不仅是一种理念上的变化,而且会涉及到图书馆工作重心和工作方式的具体调整。几年前,吴建中在谈及上海图书馆的发展时,特别提到了咨询服务部门的变化。该部门集中了一批高学历人员,专门负责追踪和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信息,为上海市的决策层和相关部门提供咨询服务。而最近的趋势表明,一些研究院所的图书馆,也开始从单纯地提供文献服务转向以知识服务为核心内容的咨询服务。

二是从共性的知识组织到个性的知识转移,提供用户驱动的个性化知识服务。作为社会的知识组织,图书馆所建立的知识组织结构是模拟全体社会成员知识记忆状态的“公共化”产物。而图书馆知识服务的过程是面向用户的知识转移过程,转移哪些知识,要根据用户已有的知识结构、知识能力和知识需求而定。因此,在图书馆知识服务过程中,应充分体现其面向用户的、灵活的知识组织和传递能力。即把握用户问题和用户环境,跟踪用户的决策过程和全面信息需求,提供动态性的连续服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个性化具体体现为两个过程:图书馆对信息和知识不断查询、分析、组织与提供的过程,以及图书馆帮助用户进行知识捕获、分析、重组、应用的过程。图书馆正是在这两个过程的交互中,动态地、连续地提供用户驱动的个性化知识服务。

3.4 培养用户知识能力

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写道:“我们被信息的海洋所淹没,却因缺乏知识而饥渴。”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信息化进程中,没有控制的和没有组织的信息不再是一种资源,反而成为信息工作者的大敌。一些为技术资料所压垮的科学家曾抱怨说:做实验所用的时间远比了解这项试验是不是已经做过要少。美国图书馆协会亦在其信息素质报告中指出:“在信息浪潮的冲击下,原本具备的素质已不足以应对工作,原本有用的知识已不足以解决问题,原本受到的良好教育也已无法适应时代……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已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建立新的信息素质基础。今天,知识——而不是矿产、农产品或工业产品——是国家最珍贵的财富,而具备信息素质的人——那些知道如何探求知识和利用知识的人——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15]。

因此,图书馆有责任帮助自己的用户(读者)提高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内化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从而为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学习化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必要的个人素质基础。在这一点上,国外的一些大学图书馆已经先行一步。美国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不仅明确提出:“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心任务是培养终生学习者。信息素质是终生学习的关键,它使学习活动延伸到了课堂教学体系之外,学院的信息素质教育为学生进入社会和第一任职岗位后的就业自我引导提供了锻炼的机会,增强了学生在一生中各种生活情境下的责任感”[16]。而且在其起草的《高等教育信息素质标准》中,将大学生信息素质的培养细化为88项指标,并指出哪些方面由教师负责,哪些方面由图书馆员负责,哪些方面由教师和图书馆员共同负责。此外,在许多以图书馆为基地开展的信息素质教育活动中,图书馆员、学科专家、任课教师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将信息素质培养融合于核心课程的教学之中,使学生的信息体验不再是孤立地学习传统的检索课程,从而极大地提高于他们的知识能力。

4 结语

网络的开放性与自由性决定了网上信息巨大庞杂,要求知识图书馆以个性化为服务主流,进行必要的加工整序,才不致使大量的知识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传播的也才是真正为人所需的知识。以知识图书馆为发展方向的大学图书馆,应重视学术界用户最需要的网络知识资源,提供那些权威准确、来源可靠、可信度高、内容真实、有深度的专业知识、专业网站/网址、专业期刊、专业论文、行业知识、学术研究报告、外文资料、国内缺乏的经典期刊等文献信息源。同时,要密切关注网络资源的进展与动态,对各种重要数据库或知识库予以及时报道和更新。我们相信,在高等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中,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将传统知识资源与数字知识资源合而为一的知识图书馆,将会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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