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超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价值论争议的反思_劳动价值论论文

理论超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价值论争议的反思_劳动价值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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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2006)05—0004—03

经过十多年的论战,有关劳动价值论的学术之争似乎尘埃落定、趋于沉寂。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这场论争,主要与当时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有关,我国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是因为这一体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是因为这一体制可以激发各种生产要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有的作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实行的改革开放,使得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加上产业发展引发土地、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需求量的逐年增加,使得社会经济利益主体发生了显著转移。实践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理论给予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否则,就会出现危机。

劳动价值论,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创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跃然纸上。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其中存在一些非科学的成分,如:没对劳动进行划分,把商品、价值视为永恒的范畴等。这就决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可能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相关论点在解释和解决当时社会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如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贫困等社会矛盾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从而出现了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两者能否同存的所谓“李嘉图难题”。[1]

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著述中,没有对劳动进行划分,这正是其缺陷所在,也恰是马克思等人发挥智慧进行创新的地方。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最大创新,就是发现并深刻阐述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2] 马克思“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3] “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4] 这一理论的本质关键在于只有工人的劳动才是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由此,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示了工人与资本家对立的经济根源,也为工人反对资本家找到了合法性根源。正因为如此,作为剩余价值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就成为西方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口实。

劳动价值论之争从形式上看是经济学理论本身或学术观点之争,然而,隐藏在其背后的实则是一个重大的阶级利益冲突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体现了双方对发展私有制经济的态度问题。[5] 古典经济学家假定资本主义制度最优,侧重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而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是美好、理想社会的“神话”,被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打破,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与矛盾日益激化,难以调和。

传统劳动价值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文本解读和计划经济实践之中,这一理论在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外阶级斗争和矛盾还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用之具有合理性。但是,“在日益僵化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完全是成了一种概念化的东西。”[6] 作为具有意识形态的基础理论,它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理论界结合社会经济实际,对传统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新的延伸,大致有如下两种:

第一种观点是一元论,主要是指新劳动价值一元论。新劳动价值一元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活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物化劳动只转移自身价值。这与传统劳动价值论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传统劳动价值论虽然认识到物化劳动的作用,但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如计划经济条件下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存在生产要素私有化的问题;强调劳动的作用和货币等资本来源的不平等性而忽视了合理获得的货币等要素在生产经营中的风险和应有作用等,所以,未能将物化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条件作用与最终的价值分配相结合,未能充分说明除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从而割裂了两者的关系。[7]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价值论必须加以创新和发展,才能更好地解释现实。于是,新劳动价值一元论诞生了。其主要贡献在于拓展了劳动传统概念的外延,即劳动是“为由其生产的一定量的使用价值所体现或支出的劳动量=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8] 另外,新劳动价值一元论考虑到了市场经济中效率优先原则,各个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也即资本、土地、管理、技术和信息等非劳动生产要素不同,把使用价值的生产或劳动生产率加进来,认为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劳动时间,而且也取决于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

上述创新和发展实际上是将劳动创造的价值与社会财富相区别,克服了价值论之争中“三位一体”观点的缺陷。虽然商品的价值是由活劳动创造的,但是作为价值实体的社会财富则是由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相结合才产生的。如果价值用y表示,活劳动用f(x)表示,社会财富用z表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用f(x[,1]x[,2])表示,则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公式表达为y=f(x);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公式表达为z=f(x[,1]x[,2])。显然,影响和决定价值的自变量是惟一的,就是活劳动,而影响社会财富创造的自变量则是多要素,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9]

新劳动价值一元论,由于坚持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原,并且正确处理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关系,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制即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理论依据。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正是对劳动价值论进行创新的标志和结果。实践表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和做法,既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又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第二种观点是多元论,包括三元论、共创论、生产要素创造论等观点。主张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首先,这些观点实际上将作为实体的财富等同于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财富是以使用价值这一物质实体表现出来的,而价值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抽象,“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像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10] 其次,把价值创造过程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并列。 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体系中,一贯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这是人区别于一切动物的主要标志,因为人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起着主要的和能动的作用,物只能显示其消极和被改造的作用。“无论在使用价值或是价值的生产过程,这两种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都存在明显的差别。”生产资料不可能成为价值的创造者,“这同学校不能没有教学设备,但培养学生的是教师而不是教室、黑板、仪器的道理是一样的”。[11] 多元论的可贵之处在于正视生产要素在价值和财富创造中的作用,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如果为了说明资本、土地和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而将生产要素与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并列实为不妥,那种认为恩格斯一生都坚持“劳动价值论与价值效用论”的“二论互补”更是大错特错。[12]

上述观点实质上是崇尚市场至上,也是崇尚能力和效率至上的具体表现,只看到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繁荣而忽视了其中的公正、合理问题。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要坚持效率,充分发挥一切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鼓励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竞争和分配,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也要兼顾公正与公平,避免贫富差距悬殊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否则,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纵观劳动价值论的“超越”,无论是捍卫马克思的一元论,还是主张萨伊的要素多元论,都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争论的焦点在于:除了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对此,从斯密到萨伊再到马克思,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只是马克思认为只有活劳动才是价值的惟一源泉,而斯密和萨伊都把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与活劳动并列,作为价值创造的共同源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既不同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起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也不同于研究终点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状态,所以,有必要对历史上有价值的合理的经济理论结合实际进行借鉴、整合和创新。可以肯定,无论是在价值创造还在价值形成中,资本、土地等要素都起作用,不能因这些要素不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就不起作用,也不能因这些要素在价值形成中起作用就是价值的源泉,导致走向两个极端。

回顾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和超越,对今天仍在争论的问题及今后的学术研究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创新告诉我们,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就是不断被后人超越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是我们承认而资产阶级学者不承认的,因为根本出发点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有些具体内容和结论,应当加以修正和创新,因为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理论本身具有相对性。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这对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来说,任务的艰巨性不仅在于如何坚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修正和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死路一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劳动价值论的“超越”及其价值取向启迪我们:学术争论是不同利益的反映,这是古今中外理论发展的史实。由于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是改革,改革的实质是利益分配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所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现实中的学术代表,无疑也具有不同的利益倾向。关键是哪种理论或观点所代表和反映的利益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经济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本身就是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创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假如马克思等人尚存的话,他们也可能发现和不满其理论中的不足之处。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的早期代表人物赫伯特·斯宾塞所写的《社会静力学》,与《资本论》是同时代著作,但是,1890年作者鉴于他本人学术观点和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而对此书进行了修订。[13] 或许这仅是人类思想发展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从历史角度看,学术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之一。所以,要鼓励和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就参与争论的学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挑刺”,而是善于学习。“研究劳动价值论,必须有一个好的学术风气,要摒弃研究中的宗派主义倾向”。[14] 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可以说学派林立,学说纷呈,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总而言之,学习西方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实行拿来主义,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充分论证。这不仅是实践的需要,也是科学本身的要求。

收稿日期:2006—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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