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我国粮食供求平衡途径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入世后论文,粮食论文,途径论文,我国论文,供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粮食供求平衡途径的比较分析
一国调节粮食供求余缺的平衡途径主要有三条：粮食储备调节、国内粮食生产结构和布局的调整以及粮食进出口调节。表1详细地列出了三种方法的适用情况、相对优势和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适用情况的确定是在合理成本的前提下进行的。所谓合理成本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指一国财政收入能承担的合理范围内的调节成本，另一方面是指在比较优势的原则下，各种粮食品种生产的机会成本较为合理。若不考虑合理成本，那么只要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任何一种调节方式的适用范围都会有较大程度的拓宽。
在不同特征的粮食发展阶段应选择不同的调节途径组合。我们把这些因素分为两类：主导因素和影响因素。主导因素是指直接决定调节组合“因子”内容的一些因素。假设三种调节途径分别为A、B、C，则主导因素就决定调节组合是AB、AC、BC或者ABC，当然更极端的是由单一因子组成的调节方式。主导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该阶段的粮食供求关系。因为不同的调节途径的调节对象各有差异，所以对供求关系分析（注：需强调的是，这种供求关系分析主要是针对可预测性余缺的，一是因为可预测性余缺能进行较准确的统计预测，国家能提前做好准备；二是因为它也是余缺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的主要对象。不可预测性余缺始终存在，但无法事先预测，它需要政府进行随机调节，调节时间要求比较短。）的结果直接影响调节途径的选择并决定该组合的组成因子。影响因素是指那些虽然不能起决定作用，但能够影响各种调节途径选择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国内国际粮食市场差价、国际关系等。国内国际粮食市场差价直接影响调节方式机会成本的高低：当粮食供过于求时，若国内国际粮食市场差价为正，粮食储备的机会成本不明显，当差价为负时，粮储的机会成本增加；当粮食供不应求时，若差价为正，粮储调节的机会成本增加，反之则不明显。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粮食进出口贸易风险的高低：国际关系稳定，发生粮食禁运的可能性就很小，进出口贸易的风险相对较低，反之则粮食禁运的可能性增大，进出口贸易的风险也加大。除以上两个因素外，政府政策的偏好、粮食消费的总规模，也影响粮食调节方式的选择。若一国政府为风险厌恶型，则安全性在其决策时就会突现出来，国内粮食生产结构和布局的调整以及粮食储备调节就会受政府的偏爱；若政府为风险中性型，则对调节组合的选择无影响；如果政府为风险偏好型，则进出口调节会更受青睐。如果一国粮食消费的总规模巨大，一旦粮食生产发生波动，其供求缺口会相当惊人，那么政府就不得不重视粮食的自给率，安全性就非常重要。一般情况下，这些因素影响调节组合各因子之间的比例关系，但当某一因素强大到超过某一临界点时，也可能改变组合因子，这种情况较为特殊。
表1 三种粮食平衡调节途径的对比
途径 适用情况相对优势
局限性
A.国内粮食 1.优劣质粮、专用粮
1.风险小，政府易于控制 1.调节持续时间长,
生产结构和
的供求矛盾 2.有利于粮食生产结构的成本较高
布局的调整 2.总量型余缺的部分
优化2.在合理成本的前提
调节 下，对具有比较优
劣势的粮食结构性
矛盾无能为力
B.粮食储备 1.粮食生产的季节性
1.风险小，安全性高，政 1.动作成本高（包括
调节 波动 府可完全控制
额外的仓储建设费、
2.偶发性的丰歉年情 管理费和自然损耗）
况 2.粮食储备从储入到
3.粮食生产的区域性 调出时间长，政府
不平衡
滞留成本高
4.粮食生产结构性矛
3.对结构性矛盾的间
盾（粮食收购品种 接调节持续时间长
和优劣质粮之间的
4.丰歉年情况必须交
矛盾）
替出现
C.粮食进出 1.粮食生产的各种波
1.调节持续时间短并且非 1.风险较高（包括国
口调节
动（季节性的、偶 常直接 际性粮食禁运风险、
发性的、连续性的
2.运用成本相对较低运输风险和国际粮
甚至较大规模的粮
3.调节对象广泛食市场波动等）
食余缺）
2.不能深层次解决粮
2.粮食生产结构性矛 食的供求矛盾，只
盾（优劣质粮、专 能被动调节
用粮、比较优劣势
粮、区域性的供求
矛盾）
二、入世后我国粮食供求状况及各种影响因素分析
寻求入世后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途径，必须分析入世后决定我国粮食供求平衡途径选择的主导因素和影响因素。主导因素主要是入世后我国国内粮食供求状况，影响因素主要是入世后的国际市场粮价等。
分析入世后我国粮食供求状况可从人口总数、人均粮食消费量、耕地面积及粮食单产等四个方面着手。
1.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增长的绝对值依然给粮食的供给造成巨大压力。我国人口众多，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人口没有进行控制，人口增长率很高。80年代以后，由于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才使人口增长率降至1.5%以下，90年代平均增长率为1.34%。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太大，1.34%的人口增长率仍伴随着1250万人的年绝对量的增加，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给中国的粮食生产造成巨大压力，也迫使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问题特别关注。当然，随着中国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人口增长的趋势将得到抑制，不过这种情况几十年后才会出现。
2.粮食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直接粮食消费减少，间接粮食消费增加，且后者的增长幅度超过前者的减少幅度，总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将增加。1998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细粮208.97千克，占直接粮食消费总量的83.83%，城镇居民的比率更高。预计入世后随着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的人均直接粮食消费将不断下降，城镇居民的直接粮食消费将趋于稳定，直接粮食消费量的下降速度仍将低于间接粮食消费量的上升速度，总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将缓慢上升。
3.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下降。由于建设用地增加和耕地的退化，1952～1994年间，我国耕地面积从10793.3万公顷减少到9490.7万公顷，减少了1302.6万公顷。另一方面，随着蔬菜、水果等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持续下降，从1952年的87.8%减少到1997年的73.3%，下降幅度达14.5%。虽然1996年以后国家通过加大耕地开发力度及增加复种指数，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回升，但是增加的耕地单产较低，而且过度增加粮食复种指数会降低粮食单产，深度开发耕地也有一定的极限，开发耕地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因此入世后粮食种植面积回升的势头不会延续很久，之后仍将逐步下降，直到后工业时期由于技术投入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城市化扩张的完成，耕地下降才可能得到抑制。
4.提高粮食单产的潜力依然存在，但成本会越来越大。在耕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增加粮食产量的唯一途径是提高粮食单产。林毅夫1998年通过比较中国主要粮食品种的平均单产、世界平均水平、世界最高单产及中国最高试验田单产，得出中国粮食生产仍有很大增长潜力的结论。但他同时强调这取决于三个因素：为挖掘增产潜力进行的技术研究和推广活动可以得到多少政府投资；为保持土壤肥力、改良灌溉系统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采用新技术、保持土壤肥力的激励。以上三个因素都需要国家增加对农业的扶植和投资力度，并且随着现阶段政府对农业研究和支持体系投入日显不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激励作用逐步减弱，这种扶持和投资越来越显得重要。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土地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国际粮价普遍低于国内粮价，国际粮食市场风险逐步减少，我国政府的扶植力度会相应减少。同时，政府粮食储备能力已达到极限，有限的财政收入忙于支付改革成本，即使政府有意持续扩大农业投资，增加扶植力度，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入世后我国的粮食单产保持稳定已实属不易。可以预见，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粮食产量将出现持续下滑。当然，随着中国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农业利益集团逐步壮大到能影响政府决策，要求政府加大支持力度，而政府也有能力为农业提供支持时，粮食增产潜能将进一步被挖掘。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入世后我国粮食供求状况作如下描述：
第一，粮食总量供求将经历基本持平且略有剩余、存在供求缺口再恢复到基本平衡且略有盈余的动态过程，其中供求缺口的发展将呈倒“U”型曲线。由于1996～1999年政府对农业的制度激励仍将部分发挥作用，近期政府对农业继续加大投资和扶持力度的作用尚未完全消失，因此预计在2010年前中国粮食供求保持基本平衡应无问题，但粮食盈余总量开始减少。2010年后，制度激励逐步消失，政府扶持相对减少，耕地面积特别是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引起的产量下降，将无法满足因人口上升和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所带来的粮食增量需求，供求缺口开始出现，峰值估计出现在2020年（注：需强调的是，由于“转轨效应”及“大国效应”等其他因素的存在，粮食短缺的峰值并不像布朗(1994)所说的在2.07～3.69亿吨左右，而应该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数值（康晓光的实证分析结果为0.91亿吨），因此不会给世界粮食市场带来巨大冲击。）。之后，随着粮食单产的逐步提高，耕地下降趋势的抑制，人口增长率的进一步回落，人均粮食消费量将趋于稳定，供求缺口逐渐减小，2030年后又开始恢复供求平衡，中国总体上将成为粮食盈余国。
第二，粮食结构性余缺始终存在，但余缺内容会发生变化。入世之初，“重量不重质”的粮食政策导致的粮食总量盈余和结构性短缺并存：优质粮和专用粮供不应求，劣质粮和普通粮大量过剩；东北、华中等粮食主产区粮食大量过剩，华北、东南沿海地区、西北、西南等地区仍是主要的粮食消费区和调入区，具有比较优劣势粮食品种的供求矛盾并不突出。随着粮食生产布局和结构的逐步调整，优质粮和专用粮的种植面积将有所扩大，劣质粮和普通粮的种植面积将得到控制，各区域的粮食生产更多地体现比较优势原则，优劣质和专用粮的供求矛盾有所缓解，具有比较优劣势粮食品种的供求矛盾突出出来，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区域之间，而且体现在整体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品种，如大米、玉米供大于求，具有比较劣势的粮食品种，如大豆、小麦则存在短缺。入世后，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平衡途径选择的各种因素可作如下预测：
1.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内国际两个粮食市场将接轨，粮食进出口的动作将更为容易。
2.国际粮食市场供给稳定，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普遍低于国内粮食市场，由于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这种价差将持续存在，使得在粮食短缺时期进行进出口调节将更显优越。
3.中国作为世界一极的地位逐步确立，国际关系日趋稳定，发生粮食禁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粮食进出口调节的风险相对降低。
4.90年代后期连续四年的粮食大丰收以及政府大规模的粮食收购，使得入世后国家的粮食储备存量规模依然过大，财政负担过重，而且超期储存和陈化变质的比例不断加大。目前全国粮食部门库存粮食超期储存和陈化变质的数量约为4000万吨，其中不能食用的陈化变质粮约占20%。粮储调节的余地不大。
5.政府决策偏好中性化，粮食供求平衡决策更趋合理，注重成本收益分析。
6.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并且中国的粮食消费总规模较大，因此安全性考虑在政府决策中仍占重要地位。
三、我国未来粮食供求平衡途径选择
粮食生产关系国计民生，我国必须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重要位置，但粮食生产也要注重科学化合理化，而不能像以前那样“重量不重质”和片面追求自给自足。事实上，入世后我国粮食的结构性余缺会始终存在，在一段时期内还将出现总量短缺，这就要求政府寻求合理的供求平衡途径。
根据对粮食供求平衡途径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粮食进出口调节极为重要。目前，国际粮价普遍低于国内粮价，进出口贸易风险较小，入世后国内国际粮食市场将逐步接轨，为粮食进出口调节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国内粮食生产布局和结构的调整有利于粮食生产结构的长期调整和优化，有利于深层次解决优劣质粮和专用粮的供求矛盾；粮食储备调节虽然余地不大，但适量的储备能较好地发挥安全保障作用，这对我国尤显重要。因此，入世后中国应采用粮食进出口调节和国内粮食生产布局与结构调整为主、粮食储备调节为辅的供求平衡途径，三种调节方式要相互补充。在此原则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1.加大粮食进出口调节比重，优化进出口粮食品种和数量的决策系统。分析1982年以来我国每年主要粮食进出口品种的净进（出）口量与当年产量，我们发现两者的相关性很差，其增长率的相关性也很差，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粮食进出口并未有效调节结构性矛盾，政治因素在粮食进出口决策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应该优化进出口粮食品种和数量的决策系统，根据国内粮食供求的实际情况确定进出口的数量和种类，减少政治因素的干扰，切实发挥粮食进出口的结构性调节和总量调节作用。
2.通过国内粮食生产结构和布局的调整，提高各区域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品种、优质粮及专用粮的种植比例。在专用化生产上，要注意食用粮、饲料用粮以及工业用粮的搭配；在优质化生产上，东北地区应解决玉米的高水分问题以及大豆供给不足问题，华北地区应提高优质小麦的种植面积，华中、东南沿海地区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劣质早籼稻的种植面积，增加优质水稻面积，西北和西南地区则还须解决粮食的种植量问题。在政策导向上，要从“只重量不重质”转向“既重量又重质”，初步达到优质粮、专用粮的供求平衡，最终力求以优质粮和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品种的出口来支持劣质粮和具有比较劣势的粮食品种的进口，以此更好地配合进出口贸易调节粮食的结构性矛盾。要加强区域间、省际间粮食调配，对有条件的沿海省份可进行应急性的粮食进出口调节试点，从整体上逐步解决粮食供求的区域不平衡问题。
3.逐步消化部分粮食储备存量，把粮食储备作为安全性保障的后备工具。中国自给自足的粮食政策事实上形成了以粮储调节为主的供求平衡途径。由于1996年后连续四年的粮食大丰收，造成规模空前的粮食储备，这一方面使得政府的财政负担过重，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粮价普遍高于国际粮价，一旦发生粮食短缺，粮食储备调节的机会成本将会很高。因此我们建议通过出口和竞价拍卖逐步消化部分粮食储备存量，争取将储备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保持在国际一般水平（考虑到粮食消费总规模，该比例可略微高一些），使粮储调节对供求平衡仅起辅助作用。这样，既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可以发挥保障作用，还可缓冲粮食短缺时期粮食进口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