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存在的经济合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 —0672（2000）02—0013—03
我国长期实行的“普遍就业”政策，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竞争力下降，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后，失业逐渐显性化，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笔者认为，中国人口的相对过剩和绝对过剩，决定了失业将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讲，失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关键在于选择适当的政策，以达到整体上的最优。
一、中国人口的相对过剩和绝对过剩
1.中国人口的相对过剩
（1）人口数量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过剩
据研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增长，而就业机会的增长有限。中国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始终在65%以上，预计2000年其数量为8亿多，2010年为9亿多，2020年将接近10亿，2030年达11亿以上，将形成强大的人口就业压力。目前城镇在业人口失业率已接近5%， 估计将继续上升。[1]
（2）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人口过剩
我们曾经批判资本主义“机器排挤工人”。但是，公正地讲，机器必须“排挤工人”，科技必须“排挤工人”，这是进步的标志。因为从微观上讲，机器、科技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同等生产规模下，会减少原有企业的劳动者数量需求。当然，从宏观上看，与此同时，科技也在创造新的产业、新的就业机会。但新产业的壮大是需要时间的，劳动者也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培训、适应阶段，由此造成结构性失业。
在中国，暂且不谈工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够中国政府难受了。据估计，2000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达1.5 亿，2010年有可能超过2亿。1996年第一产业在业人口的比重仍达50.5 %，如果按照第一产业在业人口比重不超过20%作为现代型产业结构的最低标准，则意味着将有30%以上的在业人口要从第一产业中游离出来。[2]很显然，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不可能满足这种就业需求， 中国未来非农化人口产业构成转型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3）低层次的人口素质相对于现代化建设的过剩
中国人口文化科技素质和教育水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偏低，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95年中国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仍然达到14505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仍高达12.01%，而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2065人，总人口的平均在学年限男性不到7年， 女性不到5年，城市的也不到8年。[3]显然， 如此素质的人口不可能适应新科技革命的需要，更不要说知识经济了。
2.中国人口的绝对过剩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承认人口的绝对过剩的。他们认为，人口只存在相对过剩，即“人自身的生产”超出“物质资料的生产”，不存在绝对过剩，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不断发展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人口问题上的重大认识缺陷是：没有考虑资源的约束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没有考虑地球表层系统的承载能力，盲目乐观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并且，笔者认为，虽然考虑到人类的巨大创造潜力，甚至考虑到人类未来开拓太空疆域，人类拓展的自然承载能力是变化的，但是在一个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人口总是过剩，在此情况下，还去谈论一个遥远的可能的承载能力、并因此否定绝对过剩的存在，是否具有实际意义（且不说这个遥远的可能的承载能力实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现代科学证实，地球表层系统并不能无限度地为社会系统提供物质和能量，无限度地承受和吸收人类社会排放的废弃物。就是说，为使人们能在享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条件下生活，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讲，受地理资源和环境等因素的限制，是存在适度人口规模的。这个适度规模是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适度，也可以说成是在不降低该国家或地区将来发展能力和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可以承载的人口总量。这就是适度人口学说：在既有的资源约束条件下，一个国家和地区有一个适度人口数量。人口学家田雪原对适度人口的实现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模进行了富有卓见的探讨，宋健和于景元从控制论角度为适度人口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胡宝生和王浣光等明确提出了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应在7亿—10亿之间。[4]
而中国的现实是：人口规模继续增大。199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略高于1%，在实现零增长以前中国总人口规模仍将不断增大， 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字所作的预测，200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3亿，2010年将达到14亿，2040年左右将达到16亿（峰值人口可能为16.4亿）。[5]可见，中国人口已经并且长期过剩。
因此，中国人口不仅相对过剩，而且已绝对过剩。
二、失业存在的经济合理性
失业，历来被中国人看作洪水猛兽。改革开放以前，为了实现普遍就业，政府采取了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即便这样，仍无处不在60年代采用“上山下乡”缓解就业压力。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失业逐渐从隐性变成显性，对社会、对人们的心理千万了巨大冲击，在西方，充分就业也是国家调控的目标之一。美国1978年的《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汉弗莱——霍金斯法），把充分就业定义为4%的失业率，[6]而不是100%就业。 在西方看来，一定的失业人口的存在，起到了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并且对促进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挥了作用。那么，在中国，一定的失业存在，是否也具有某种经济合理性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1.从宏观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失业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生产，是劳动、土地（包括自然资源）、资本和企业家职能四种要素配合的结果。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某种资源过多，未能全部加以利用的现象，即存在经济学上的“资源失业”。下面，我们可以通过来说明这个问题。
设N代表劳动，L代表土地，K代表资本，E代表企业家职能，某社会的生产资源要素总量分别为X[,1]、X[,2]、X[,3]、X[,4]，国民收入为Y，则Y是各要素的函数，记为
Y＝F（N，L，K，E）
用数学方程表达的优先配置为：
目标函数：maxY＝F（N，L，K，E）
由数学知识我们知道，上述方程的最优解通常不在约束方程组全部取等号时成立。这就是说，很可能资源失业”。具体到我国，由于人口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资本和其他资源相对不足，人口失业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 据世界银行统计， 1995年我国劳动供给人口（指15—64岁人口）约为7.32亿，约占世界劳动力供给总数的29%，相当于高收入发达国家总劳动供给人口3.73亿的1.96倍，而中国国内投资总额占世界总量的3.4%。这表明，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得用不足世界4%的投资资源来解决占世界1／4 以上的劳动供给人口的就业问题。[7]
中国政府过去只看到失业是一种资源闲置和浪费，却未曾料到违背客观规律去追求普遍就业恰恰是一种资源配置“劣化”，不但不能促进发展，反而阻碍了发展结果适得其反。
2.从微观组织的角度看失业
任何一个微观组织，也存在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也有一个劳动力合理需求的问题，过多了非但不是“人多力量大”，反而有害。
中国国有企业冗员过多，以及由此造成的效率低下、效益不佳、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高，缺乏竞争力，是不争的事实。为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减员增效是必然的选择。
中国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庞大，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也是不争的事实。甚至现在的贪污腐败盛行也与此不无联系。为了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消肿分流也是必然的选择。
笔者认为，无论是国有企业的减员，还是机关的分流，都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促进竞争和发展。
3.从个人角度看失业
如果社会保障完善，失业对于个人，未必就是一个“天塌下不不得了”的事。一个人的效用函数除了包含收入因素外，还有闲暇等其他因素。如果就业增加收入的效用增量还不能补偿减少闲暇的效用损失，还不如失业。这就是国外存在的“自愿失业”的原因。
在中国，有些企业的工资比失业救济金高不了多少，还不如失业在家领救济金。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存在大量下岗工人，另一方面很多工作城市人又不愿做的原因。有大量这方面的报道。《当然，这种现象也说明原有的体制使相当数量的城市职工“贵族化”了，养出了一批贵族工人、“挑肥拣瘦”的工人）。另外，就业的机会成本不仅是闲暇。当年的日本，妇女大多留家操持家务、教育子女。
当然，对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上述说法的前提条件是：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养人”——现实的政策选择
中国的人口过剩问题由来已久。清代西方传教士的文章就已论及到这个问题。今日中国的人口过剩，已不仅是相对过剩，而且是给予对过剩，这决定了失业将是困扰中国的一个长期问题。怎样对付这个问题，是回到老路上，“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还是重新认识？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宏观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还是从微观组织的角度，以及个人的角度，答案只有一个：“养人”。
“养人”的理由是：政府没有为具体的每个人安排就业，在中国也没有可能为每个人安排就业。但政府有责任为创业和增加就业机会创造合适的条件，为失业者提供基本生存保障。政府应当鼓励创业，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但不是“养”企业。要知道，破产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应当完善破产机制，促进新陈代谢。政府应当鼓励个人“终身学习”，建立“终身就业机会的新思路”，同时，为失业者提供基本生存安全保障，这样，经济运行遵循了经济本身的规律规律：追求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现实存在的失业者，则采取“转移支付”方式，由社会保障体系“养”起来。反之，如果回到老路上，“养”那些没有前途的企业，只会越陷越深，并拖垮其他企业，甚至拖垮整个国有经济及国民经济。而关停一批没有前途的企业；实现优化配置，却可以达到整体上的最优。此即谓“既然都是政府掏钱，“养企业”不如“养人”。
“养人”的关键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失业问题显得如此尖锐，以及人们不愿消费，主要症结就在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人们缺乏安全感。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的调查，有81.5%的公众认为，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就必须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应该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也长期居高不下，但并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关键在于社会保障体系完善。
“养人”的资金来源：从长期看，应开征社保税；从短期看，应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并通过发行福利彩票、出售国有资产等方式弥补资缺口。当前，还有两个资金来源：一是向外来工雇主收费（如上海），每雇一个外来工收一定的补偿费，虽然不太合理，但因为外来工工资普遍低于本地工，只要数额合理，雇主仍可接受；二是大力反腐倡廉，将追回的赃款作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这种做法不但合理，而且具有政治意义。
收稿日期：1999—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