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心理学--中小学生道德发展与教育的第八部分_心理学论文

道德教育心理学--中小学生道德发展与教育的第八部分_心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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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界曾经讨论过“德育的起点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是起点,有人则强调培养道德行为习惯是起点,还有人觉得道德情感的培养是起点。这些意见都是基于学生品德的心理结构提出的,虽然争论到最后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多少使教育者知道,在德育过程中,必须重视学生的心理因素。

德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心理学化,应该说是一件好事。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曾经搞过一场“教育的心理学化”运动。现在看来,那场运动所指的“心理学化”,水平实在不算高,无非是要重视学生的智力个别差异,提倡尊重和善待那些智力发展迟缓的孩子,为他们建立特别的学校、特别的班级,等等。但是我认为,那场运动在整个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如果没有卢梭、裴斯泰洛齐、蒙台梭利等教育家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作基础,没有精神病学家艾斯奎洛尔改变了人们对“心理发育迟缓”的错误概念,如果没有比内、西蒙编制的智力测验量表,当然,最主要的,如果没有当时执行激进的资产阶级新政的法国政府的支持(比内、西蒙智力测验量表就是他们接受法国教育部的特别邀请,专门为筛选那些学习困难儿童而编制的),那场运动就不可能有,整个教育史就要改写了。

但是可以断言,那场教育的心理学化运动即使当时没有在法国发生,迟早也会在另一个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因为那是时代潮流推动使然。换句话说,社会要进步,人的素质要提高,教育就必然地会日益心理学化。

教育要心理学化,这在当前中国也非常需要。搞文学的人经常说文学是“人学”,其实真正的人学是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学、心理学才是真正的人和人打交道的学问。一个人要教育另一个人,就必须直接与之交往、对话。在这种交往和对话中,教育者要用自己的思想、观念、学识、行为去感染、打劫、影响受教育者;同样,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以及他们对教育者教育行为的反应,也会反过来影响、甚至改变教育者,促进其人格的自我完善。

这样的活动,没有心理学参与,是不可设想的。因为心理学是专门研究人的心理、个性和行为方式的科学,而教育活动完全是要改变人的心理、个性和行为方式的活动,所以,没有心理学的教育,肯定是不会成功的。

孔子算是一个成功的大教育家,他懂心理学吗?他自然不懂今天的心理学,但他的心理思想实在高超。咱们现在天天说的“因材施教”,不就是他最先倡导的吗?对这一点,朱熹早就作了评价,他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另外,孔子关于教和学的一些思想,像“学而时习之”(学习和复习的关系),“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启发式教学),“举一反三”(范例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等,也因准确揭示了教育的基本规律而在当今有着广泛影响。

谈到他的学生的个性差异时,孔子也有精彩论述,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如他多次说到子路(由)的个性,“由也升堂矣”,是就子路的学业、才华而言;“由也果”,“由也”,“由也兼人”,是说他的脾气、性格,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气质。孔子认为,子路的优点是爽朗、果断,缺点则是鲁莽、轻率、好勇过人。用今天的标准,子路大概属于充满激情的胆汁质的人。

孔子的“因材施教”不是空洞的,而是体现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有一次,子路与冉求问孔子,“听到就干起来吗?”孔子对子路说:“有爸爸哥哥活着,怎么能听到就干起来?”然而对冉求却说:“听到就干起来。”学生公西华对此不解,问老师为什么在同一问题上作出不同的回答。孔子说:“冉求平日做事退缩,所以我给他壮胆,而子路一贯胆子大,办事轻率,所以我要压压他。”

孔子的这些思想,不仅对我国教育界影响巨大,而且对全世界教育界都有很大影响。我认识的好几位外国心理学家都非常赞叹孔子的思想,认为中国这么早就有这么先进的教育思想,真是不可思议。

孔子的思想好是好,但也只能领先到18世纪。18世纪以后,由于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革命,孔子的东西就落伍了,其之所以落伍,就是因为他的教育基本思想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戒律,如等级观念、师道尊严、血缘亲情至上、轻视劳动等,都是出自孔子。这些东西对中华民族发展所起的负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

说到教育的心理学化,不能不提到卢梭。他的思想可以说是近代一切进步教育观的渊源。像裴斯泰洛齐、福禄倍尔、夸美纽斯、蒙台梭利,都自称受卢梭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中国的普通教师对这些教育观知道的太少了。我们实在需要补一补早在200 年前发生的欧洲思想革命的课。

卢梭思想的核心,就是“天赋人权”,就是“人是最高价值”,就是人的平等和自由。这些思想,孔子是绝对没有的,孔子之后的任何一位中国思想家也都没有。如果我们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在卢梭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卢梭的思想曾经激励了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作为哲学家,他把基督教教义与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相结合,提出“智者的唯物主义”;在政治上,他提出“社会契约论”,主张所有人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平等,国家应该实行将公共财产资源与征收遗产税和奢侈品结合起来的财经制度,这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础。在教育上,他提出自然主义教育观,认为师生之间应该形成一种相互认可的“契约”关系。对一切儿童的教育应建立在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道德方面的严格要求的基础上。这成为现代教育改革运动的根源。

卢梭从他44岁那年,隐居6年,潜心思考教育问题,1762 年出版其教育论著《爱弥儿》。他在这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教育思想:

第一,给儿童以自由。卢梭认为人的最重要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由。宇宙万物的“动”分成两种,一种是外力作用下的动,一种是自动,“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是自动的,而我却是自动的。”人的这种“自动”就是指自由。

第二,把儿童当作儿童看待而不是把儿童当成“小大人”。“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须把人当作人看待,把儿童当作儿童看待。”这一观点在教育史上有重要意义。他主张儿童个性的自然发展。他认为,强迫儿童接受成人指导的东西,就抹煞了儿童认知和发展的特点。处于儿童期的孩子是不同于成人的,“儿童时期自有儿童时期的观察、思考和感觉的方法,企望以成人的方法代替儿童的方法,那是最愚笨的事”。

第三,给儿童幸福、欢乐和愉快。儿童生来是善良、纯洁无暇的,任何把儿童看成天生有罪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任何以此来压抑儿童个性的教育都是应当否定的。儿童期是儿童幸福、愉快、天真烂漫的时期,应“让他尽情地去享受他的游戏、他的嬉笑和愉快的本能”。那种让“天真快乐的童年消磨在哭泣、惩罚、恫吓与奴隶的生活中”的教育,只能使儿童成为这种“残酷教育”的牺牲品。

第四,师生之间应该建立平等的契约关系。在社会上,只有一种为全体人民所自由接受的契约,才能使一个人既受社会约束,又保留其自由意志。那么,在成人与儿童之间,也应该是这种关系,成人有什么理由强迫儿童服从自己?他们凭什么对儿童行使权力?作为教育者,这样做的效果肯定是不好的,因为儿童有办法对付成人。

第五,教育活动中的“儿童中心”论。他认为,事物、书本、知识都不能成为教育的中心,它们只是促进儿童发展的手段,儿童才是教育的中心。教育者只是儿童发展的帮手,其主要任务是创造能促进儿童自由发展的条件,不是强迫儿童按照成人的方式、方法去认识事物。他对以书本为中心的教育方式深恶痛绝,表示“我要从这种儿童教育中救出儿童;……读书可以说是幼年儿童的灾难,但人们都认为读书以外就没有教育”。

把卢梭的这些思想拿到中国当前的教育实际中比较比较,我们的教师们能做到吗?我看要打个大问号。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老师打骂、侮辱学生,不尊重学生,师生不平等,老师强迫学生做他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每天都还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也每天都在家庭教育中发生着。

我认为,从一定角度说,这正是造成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的问题不在智育方面,而在个性和品德教育方面。中国人的“智力”够不错了,就是现在,也足以和外国的孩子们比一比。我敢保证,如果我们中国所有学校的校长、老师们从现在起只保持现有的教学工作水平,而花大气力改进我们的德育工作,并且长年坚持下去,必能大见成效。我们和西方国家在人口素质方面的差距,必将逐渐缩小。

1998年7月初,我在瑞士参加一个心理学的国际会议之后, 曾参观日内瓦的卢梭故居和苏黎世的裴斯泰洛齐故居,身处高度发达的“中立国家”瑞士,我感慨万分。尤其是当我站在日内瓦大学里卢梭、狄德罗和孟德斯鸠三个大思想家的巨大浮雕像前,看到周围幸福的瑞士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在草坪上嬉戏玩耍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内心里像感谢“主”那样感谢浮雕上那三位思想斗士。感慨的同时,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祖国,想到了我们国家教育的现状,想到了我们的学校德育。我憧憬着有一天,我们中国儿童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能够真正得到教育者的尊重,他们的天性和潜能不再受任何压抑,到那时候,电视广告里孩子脸上的笑容才会更加灿烂,更让人充满由衷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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