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1]2014年在《庞德《比萨诗章》思想内涵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研究对象是《比萨诗章》的思想内涵。重点聚焦以下问题：第一、《比萨诗章》中的新柏拉图主义。论文阐述了庞德所理解的新柏拉图主义,认为庞德所理解的新柏拉图主义是“光的形而上学”,是强调“理智”的哲学。所谓“光的形而上学”本质上关于善和至善的哲学,而“理智”是庞德对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本质的另一种理解。在庞德看来,理智是光抵达万物的媒介,或者说是神智在可感世界得以显现的媒介。依照庞德对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解,论文在《比萨诗章》的碎片文本中勾勒出了一条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回归之路,亦即灵魂上升之路——从可感的美到永恒的美、从世俗之爱到神圣之爱的升华。此外,论文还揭示了庞德所理解的“人神合一”(灵魂回归的最高状态)和神秘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普罗提诺的人神合一和神秘主义的内在联系。第二、《比萨诗章》中的儒家思想。论文梳理分析了《比萨诗章》中的儒家思想,认为《比萨诗章》中的儒家思想是诗化的、变形的儒家思想。所谓诗化的、变形的儒家思想即诗人用诗的语言、诗的情感、诗的想象和灵感以及诗的形式对某些儒家思想内容进行独特加工和变形之后,在新的语境中所呈现出来的庞德所理解的儒家思想。这种诗化的儒家思想包括情境性儒家思想、表意性的儒家思想和审美性的儒家思想。论文认为诗人庞德之所以对儒家思想进行思想、情感和审美加工,是以此为尺度或标准,衡量、审视西方世界伦理道德上的是非曲直,并试图构建儒家思想和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联系,搭建彼此对话和融通的桥梁,为西方世界乃至人类社会的未来规划蓝图。第叁、《比萨诗章》中的多元神话。论文挖掘了《比萨诗章》中丰富的神话内容,认为《比萨诗章》中的神话都是变形的神话、再创造的神话,即经过诗人的思想、情感和想象加工和改造后的神话。论文认为对于身陷囹圄的庞德来说,这种变形的神话意象的塑造不仅是诗意栖居的一种方式,也是身份重建和天堂幻想的一种途径。论文认为,在想象的神话世界里,诗人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到了理想的天堂。他似乎不再是比萨训练营里的囚徒,而是一个奥德修斯似的探索者、一个游走在西非沙漠中的行吟诗人(“加西尔”)、或者流浪在古爱尔兰丛林山川中的王者(“凯尔特王”),或者希腊神话中能预测未来的盲人先知忒瑞西阿斯等等。也就是说,他似乎不是一个受惩罚者和被观察者,而是一个积极的思考者和主动的观察者,一个哲学家和智者,思考、评判世间万象,探索、规划世界未来,幻想、构筑人间天堂。最后,在不朽的古城——“迪奥切的古城”和“瓦嘎都”中,庞德看到了理想天堂的缩影。第四、《比萨诗章》中的亲法西斯和反犹思想。论文揭示了《比萨诗章》中庞德亲法西斯和反犹思想种种表现,重点分析了庞德从追求至善走向暴力的深层原因及其迷惑性、危害性和危险性。论文认为,庞德之所以从追求至善走向暴力与其对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权的理解有关,也与其对犹太人、犹太教甚至希伯来文化的态度和偏见有关。论文认为,在庞德个性化解读中,法西斯主义和反犹思想与新柏拉图主义和儒家思想,或者说,与他的哲学之思和天堂的构想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我们认为是暴力的东西在庞德看来并不是暴力。在庞德眼中,墨索里尼不是暴君,而是杰弗逊似的理想明君,马拉泰斯塔似的政治精英,以及“新柏拉图主义化的儒家智者”。同样,庞德认为反犹思想也不是暴力,其反犹思想的实质是反高利贷,反犹太教,甚至反对整个希伯来文化,目的是复兴和拯救西方文化。论文认为,庞德这种亲法西斯和反犹思想表面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实际上却具有极大迷惑性、危害性和危险性。其最大的迷惑性是他把墨索里尼同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15世纪意大利里米尼城邦君主马拉泰斯塔和中国古代圣人孔子混为一谈,相提并论。另外,他还片面地把犹太人同高利贷联系在一起,把西方文化的堕落归于犹太教和希伯来文化。最后,《比萨诗章》思想内涵的矛盾性。论文认为,庞德思想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极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一神论与多神论思想的对立,以及两种对立的天堂观。庞德的个人主义思想与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有关,也与他的多神论、异教思想有关；庞德的极权主义思想也与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有关,同时还与他对新柏拉图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理解有关。至于庞德的一神论思想则体现在他对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解上,而他的多神论思想与他对神的理解和信仰自由联系在一起。庞德两种对立天堂观在于：一方面他认为天堂存在于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天堂不是人造的”,仅存在于彼岸世界和神话世界。论文认为,在庞德思想中,由于极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必然导致他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的对立；而一神论与多神论思想的对立则导致他在人与神的关系问题的对立。这两种对立又最终导致他的哲学之思相互矛盾和天堂梦想的破灭。
郭英杰[2]2016年在《庞德《诗章》的互文性阐释》文中提出庞德是20世纪充满争议性的大诗人,他也是英美诗歌界最难懂的作家之一。他花费五十二年时间仍未创作完成的诗歌代表作《诗章》,被公认为是一部"天书"。除了二十多种语言文字造成的阅读障碍,还有支离破碎的排版印刷、杂乱无章的文本结构、意识流式的表达陈述和透着神秘主义面纱的思想主张,这一切使《诗章》变得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同时也给欧美和国内的诗歌评论家带来困难和挑战。多年以来,在对《诗章》进行解读和阐释的过程中,有很多细节和篇章一直无法有机联系到一起,而且由于没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全面的分析,致使读者在理解和认知方面容易陷入僵局。朱丽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认知视角,帮助读者转换思维和理解方式,可用来解决这个让人困顿的难题。《庞德<诗章>的互文性阐释》就是基于上述考虑着手进行研究的。纵观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欧美学者围绕庞德和《诗章》主要展开五方面的研究:第一,把庞德生前撰写的各类文稿进行汇编整理,结集出版,为读者进行研究工作准备第一手素材;第二,对庞德的成长经历、个人境遇、人生起伏等展开个案研究;第叁,对庞德的诗歌或翻译作品等,以导读和文本指南的形式进行概述;第四,对庞德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思想主题进行挖掘和整理;第五,对庞德的个人身份、历史地位和他在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等进行讨论。国内学者围绕庞德和《诗章》也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其中五大板块最引人注目:第一,就庞德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展开具体研究;第二,借助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讨论庞德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外在联系;第叁,借助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庞德的创作历程和诗学思想进行文学考察;第四,围绕庞德的《休·塞尔温·莫伯利》、《比萨诗章》等诗歌作品展开风格、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和讨论;第五,从美学视角对庞德的《神州集》、《诗经》等翻译作品进行解读和透视等。经过文献梳理可知,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学者正式提出以互文性为视角对庞德的《诗章》进行系统的文本研究的。劳伦斯·S·瑞尼的《一首蕴含历史的诗:<诗章>的文本研究》(1997)、理查德·泰勒的《<诗章>的文本》(1999)和詹妮弗·玛丽·努尔米的《埃兹拉·庞德<诗章>里的认识论以及互文性实践》(2007)涉及文本及互文性理论,但是明显有一些缺陷。国内学者主要关注庞德翻译理论及翻译实践方面的研究,对庞德在诗歌领域的贡献,尤其对他的诗歌代表作《诗章》进行文本细读方面,还有待开拓和创新。截至目前,国内还没有博硕士论文旗帜鲜明地借助互文性理论对庞德的《诗章》进行综合评价和系统研究的。鉴于此,本研究希望以互文性为视角,对庞德的《诗章》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讨论,以弥补国内外学者在该方面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除绪论和结论两部分之外,主要涉及五个章节的内容:第一章讨论作为诗歌艺术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用诗的语言和诗的形式艺术地再现了庞德一生中的所见所闻和真情实感,实现了诗言志、歌咏言的诗学功能。从互文性的视角看,《诗章》是一部众声喧哗的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有富含诗意的意象在相互唱和,而且还有意象构成的漩涡充满各种回声和余音。此外,《诗章》作为诗歌艺术文本,其字里行间镶嵌着荷马、但丁、惠特曼、布朗宁、叶芝、艾略特、H.D.等诗人的影子,是一部众星闪烁、杂语纷呈的抒情戏剧史诗。实际上,《诗章》对史诗《奥德赛》和《神曲》进行了思想体系和叙述风格的戏仿,同时融合了惠特曼的自由体诗风、布朗尼的戏剧独白体、叶芝的象征主义风格以及艾略特、H.D.等诗人的叛逆文风。这一切造就了庞德独一无二的艺术体验和特立独行的诗学品格。第二章讨论作为人类文化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不是狭隘的宣扬美国文化至上的表述和话语,而是相反,庞德认为美国文化充斥着腐朽和堕落的内容,问题重重,只有借助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批判精神和东方文化的包容精神,才能使美国和美国文化走向光明,重新焕发生机。这也影射了人类文化文本之间相互作用、全面对话的倾向和事实。从互文性视角考察,庞德的确主动地在《诗章》里借助多样性的文本形式,展现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一方面有的放矢地再现各民族文化的对话和狂欢,另一方面淋漓尽致地呈现庞德要真实表达的文化诉求。第叁章讨论作为社会历史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名副其实地承担着历史记事和历史警示等社会功能。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文本,《诗章》不仅吸收和改编历史上前人或后人的文字作品,而且借助戏仿、拼贴、引用、模仿等手段,对同时代的社会历史文本进行了文本间的重组和改造。庞德的诗就是要整合古往今来的历史力量,并相信这些历史力量会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在《诗章》中,读者不难读到许许多多历史事件转化为历史文本,历史文本转化为社会公众意识,社会公众意识又转化为文学的事例。第四章讨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自出版以来之所以争议不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庞德把自己不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完全暴露在《诗章》的具体情节。庞德最初受到家族传统的影响,后来因为笃信激进主义者奥拉格·拉奇和道格拉斯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学思想,希望为民族振兴撰写教科书。与此同时,他还不识时务地寄希望于像墨索里尼这样的法西斯头目,以为"公牛"可以将理论付诸实践,结果成为政治糊涂虫。他还在《诗章》中流露出一种反犹太主义思想,那是一种带有民族偏见的反犹太主义的罪恶。虽然庞德对自己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有所忏悔,但是显然不够深刻。庞德的政治经济学带着伤疤,但也不是没有好的方面,比如,庞德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有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的影子。第五章讨论作为道德哲学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是庞德道德哲学思想的宣言书,里面点缀着闪光的细节,充满对正、明、仁以及真、善、美的追寻、叩问和反思,是庞德道德意识和哲学观念互文作用的结果。纵观《诗章》,不难发现,其字里行间不仅仅是庞德自己的人生感悟和道德理念,还有古希腊古罗马哲学、英法的启蒙哲学、德国的理性哲学、美国的超验主义哲学,甚至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哲学。这些不仅反映了庞德对西方哲学思想的融会贯通,也反映了他对东方道德哲学的开放式理解和接受。庞德对中、诚、仁、道等哲学思想的吸收和消化,使他自觉地与治国治民的实用主义哲学建立互文性的联系;他对是非、美丑、正邪哲学观念的阐释和发挥,使他对社会道德标准有了全新的诠释。在《诗章》中,还会发现庞德是新柏拉图主义理念的热情崇拜者,他也是平民主义道德哲学的代言人。庞德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维护社会正义,认为那不是权力而是职责,同时希望他维护百姓利益的话百试不殆。互文性理论是解读《诗章》的一把钥匙。借助该理论来关照《诗章》,不难看出,《诗章》作为文本的确具有开放、多元和跨语境的特征。当然,通过解读《诗章》再反观互文性理论本身,会发现对《诗章》的互文性阐释,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互文性理论的一种贡献,或者说是一种开拓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庞德的《诗章》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品,该研究只是借助互文性视角对庞德的《诗章》进行尝试性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因此只能是管中窥豹,不可能面面俱到。虽然依据克里斯蒂娃等文艺理论家的文本理论和互文性理论,可以把《诗章》视为诗歌艺术文本、人类文化文本、社会历史文本、政治经济学文本和道德哲学文本,但是不可能穷尽这些领域所有现象的研究,因为《诗章》本身就是由各种所指和无数话语组成的集合体,充斥着无限的可能性;而且,从一首诗的所指可以引申出更多的所指,以至于从某个诗歌话语中可以读出无数隐含话语。或许正因为这样,关于庞德《诗章》的研究才充满了扑朔迷离;或许正因为这样,关于庞德《诗章》的研究才变得趣味横生、意义无穷。
王贵明[3]2001年在《《比萨诗章》中的儒家思想》文中研究说明庞德的《比萨诗章》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基础表现社会文化历史重大主题的伟大诗篇。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比萨诗章》中庞德所引述的儒家经典章句及其引用的汉字在诗中的意义 ,来阐述诗人表达思想情感和加强诗歌艺术表现力的独特方式 ,进而阐明中国文化使《比萨诗章》更具有哲理和诗学意义 ,中国文化对庞德的道德思想情感和文学创作 ,乃至对整个美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王伟均, 陈义华[4]2017年在《庞德《诗章》中儒家文化的视觉化分析》文中认为埃兹拉·庞德是二十世纪英美诗歌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诗人,对中国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他的代表作《诗章》,时常引用自己儒学翻译作品的片段,列举中国古代儒家圣人君子典范,使用具有儒家文化意蕴的汉字,表达了他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独特理解。在《诗章》中,庞德结合自身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与阐释,将中国儒家文化视觉化地呈现了出来,充分体现了其希冀以中国儒家文化医治西方社会弊端的社会理想。《诗章》中儒家文化的视觉化,由表及里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利用汉字的图像结构与画面效果及其表意功能,实现儒家思想的表征;二是提炼中国古典诗歌语法结构,从英语诗体格上对儒家文化进行视觉审美处理;叁是儒家文化视觉场景与视觉事件的并置与展示,呈现视觉化的儒家文化情景。
陈玉洁[5]2015年在《从《诗章》看庞德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文中指出埃兹拉·庞德,20世纪英美新诗运动的伟大旗手。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包含世界文学、艺术、建筑、神话、经济学、历史等内容的现代主义长篇史诗——《诗章》,作品的诗歌内容和创作理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诗人和学者。同时,庞德也因自身政治言论牵涉法西斯,在二战时被捕入狱身陷精神病院十二年。东西方学者对庞德褒贬不一,学术研究也颇为争议。本文以《诗章》为研究对象,从“比较诗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解读,运用比较诗学理论探讨中西文化差异,我们可以条分缕析出庞德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首先,《诗章》中存在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呈现诸多儒家思想和东方艺术形式。庞德对儒学极为尊重,有意排斥基督教,但儒学虽好只是良药,基督教却是食粮。他渴望美国能在杰出领袖的指引下,成为同中国一样“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理想国度。其次,庞德与中国传统文化结缘是人生的必然。在英美新诗运动的大背景下他得到费诺罗萨遗稿,并在好友比尼翁和布热泽斯卡的引领下走进中国文化殿堂,这一路除了家人和好友的陪伴,庞德还得到了出版商马修斯和蒙罗几十年如一日的支持与鼓励。最终,庞德《诗章》创作完成。庞德对东方的热情不仅激起了西方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诗学的兴趣,对中国“五·四”新诗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庞德向西方传播儒道思想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去中心意识,使东方文化发扬光大,两种异质文化得以平等对话,使西方世界进一步认识中国。庞德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对中西文化和中西诗学一视同仁的态度让20世纪的美国文坛掀起了“中国热”,中国文化得以传到大洋彼岸,同时庞德也动摇了数百年来西方文化一家独大的强势地位。从比较诗学视角进行文本解读,能间接打破西方文艺理论中心地位的偏见,将中国特色的文化和理论介绍出去,实现世界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美好期许。
叶艳[6]2017年在《《诗章》之秩序：由新柏拉图主义光的“流溢”而思》文中研究表明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埃兹拉·庞德(1885-1972)的代表《诗章》全诗长117诗章共800余页。长诗包罗万象,多种语言并用,多样素材并举,因而整部诗篇费解难读,实有“天书”之感。然而,《诗章》是否存有一个潜于文本之下、能把表面上支离破碎的诗篇联缀成整体的结构?诗篇中纷繁复杂的典故大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出处而得以基本一致的解释,然而,如何理解并阐释《诗章》中存有一个使得部分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的结构却是见仁见智,众多评论家,如休·肯纳、唐纳德·戴维、丹尼尔·柏尔曼对此都有涉及且有精辟而独到的见解。本论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研究这一论题。从整体上看国外学界对《诗章》结构的研究,主要是从美学视角如史诗传统、时间主题、宗教神秘主义等多侧重西方文化内涵来论述《诗章》的结构。而国内学者主要是从中国古典文化诸如汉字、诗学,尤其是从诗篇中的儒家思想的角度来评析《诗章》的结构。本论文就是把庞德对中国文化的偏好与他的思想中固有的西方文化情结联接起来,利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流溢说”探析庞德在《诗章》中对“秩序”的呈现。具体而言,本论文就是由剖析孔子“一人”的秩序含意与普罗提诺的“光的发散”之关联开始,进而阐发《诗章》的整体结构。新柏拉图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普罗提诺在第15诗章中是带领诗人走出地狱、走向光亮的向导,这象征着他的精神指引力量。而他的主要学说“流溢说”于《诗章》结构的理解也同样具有指引意义。普罗提诺“流溢说”中的“流溢”、物质世界的“堕落”、向太一的“回转”、以及“理智”等四个重要的概念,为阐释《诗章》中的“秩序”提供了哲学参照,对应出的是庞德对西方现代社会的乱与治的思考与探索。本论文除了序言和结论,主体共有四章构成。其内容安排如下:序言中的文献综述主要是就国内外学界对《诗章》结构研究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和归纳,并进而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论文的四章主体内容就是对秩序的四种内涵——个人内心秩序的发散、西方社会秩序的堕落、基以人类历史上典范的文明国度所体现的律法公义向秩序的回转、自然神性秩序的显现——的详细探讨。第一章运用太一“流溢”的概念主要分析庞德在诗篇中塑造的英雄形象群。太一流溢而发散的运动机制暗合着“一人”所表达的内涵。“一人”语出《大学》中的“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传达的是其影响如光的流溢与发散般的扩展过程,表明了“一人”将内心秩序向外围发散而创建家国秩序的典范作用。庞德在诗篇中以“轴”为喻,从中流淌出的内心秩序会传播到他的周围而使他的家国也井然有序。而且,这一典范作用的实现却要依赖于行动,靠的是“一人”不仅要身心兼修而得的内心秩序,还有将“思想付诸行动”的能力,也就是把个人内心秩序外化为创建更大范围的秩序的切实举措。为此,庞德在诗篇中以史诗英雄奥德修斯这一有勇有谋的行动者及秩序的创建者为原型和蓝本,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中,塑造了以“行动”努力创建国家、社会秩序的一系列的英雄形象。无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修建神庙反叛宗教主流的马拉特斯塔,还是意大利现代社会中的庞德错误认为“锐意改革”、重建秩序的墨索里尼;无论是引领新生国家在荒原中创建新秩序的杰斐逊和亚当斯,还是中国古代维护儒家正统地位而维持社会秩序的“贤君们”;无论是同罪恶的银行作斗争的数位美国总统,还是创建并改革西亚那银行的数辈大公爵,他们都是诗人庞德心目中“行动中中的英雄”,是以切实行动向外围播撒内心秩序而创建家国安宁与秩序的“一人”的典范。第二章运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中的“堕落”这一概念分析庞德在诗篇中呈现的“暗”,即秩序已失的地狱般的西方社会现状。最高本体太一是绝对的“一”,是至善,而从太一逐层流溢而出的物质世界是杂多体,是距太一最远的,因而物质世界的堕落和罪恶就是必然存在的。在《诗章》中庞德以“光”与“泥”两种力量的对立象征性地展现了一部道德斗争史。前者是创造性的、智性的、神圣的力量,以论文第一章中的“一人”为其精神的典范;后者则是分裂的、混杂的、破坏性的力量,主要以诗篇中被称为“知识阻碍者”、“分配阻碍者”的罪恶高利贷为代表。这两种对立的力量转化为诗篇中对立的两样世界,一边是文明及秩序的创建者、维护者,另一边是秩序破坏者、地狱制造者;一边是第13诗章中“孔了行教图”所呈现的安宁、秩序的氛围,另一边是地狱诗章中呈现的现代西方的混乱与黑暗。在一线光明反衬的漫天的黑暗中庞德概要地再现了西方社会的堕落。前50诗章,依照庞德自己的说法,就如“一个侦探故事”,要探寻西方社会的过去及现状。《诗章》以奥德修斯驶向地狱开篇,这暗示庞德自己戴上史诗英雄的面具在西方历史中探寻。其一,庞德溯源而至神话、文艺复兴时期,呈现了战争、谋杀、经济罪恶及宗教堕落而导致西方社会日渐黑暗、混乱的历史。其二,地狱诗章更是展开了一幅当代英国伦敦的肖像画面,更加鲜明地勾勒出英国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腐朽与混乱。再有,伦敦肖像作为一个缩影,其腐朽、混乱的状貌也是战后西方社会这一现代冥府的普遍特征:腐败的政客和金融家,唯利是图的高利贷者,大发战争财的军火商人,以及出卖语言、混淆视听的新闻界人物,这些就是庞德所言的“知识阻碍者”、“分配阻碍者”,是他们阻挡了智性之光的发散与播撒,进而把西方现代社会制造成一个“所有的光都熄灭了”的黑暗的地狱。“侦探故事”不仅要求探查“罪证”,还要求揭露“罪犯”。“侦探”庞德也不是止于地狱状貌的呈现,而是要深入查找制造现代地狱的根源。庞德对此的看法与其经济思想密切相关。庞德经济思想的中心观念就是,高利贷是西方社会的万恶之源。财富应源于创造性的生产,而高利贷及银行从乌有中制造钱财,是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罪魁祸首”。因而,庞德在诗篇中对高利贷予以猛烈的抨击,甚至将其变形为叁体有翼怪物吉里昂、女巫喀耳刻、或“城市毁灭者”海伦等具体形象,揭露高利贷带给宗教、艺术、经济的极大破坏。诗篇中高利贷不仅是一经济术语,源于人对财、利欲望的高利贷还演变为滋生罪恶的思想状况,庞德称之为“意志误用”,包含揭示人性缺陷的两种形式,其一是人性贪婪。庞德晚年试图更正他曾对现代西方所作的诊断,认为其混乱黑暗的根源就在于人无尽追求利益的贪性,因此,高利贷并非万恶之源,而是人性贪婪这种思想状况所催生的一种罪恶形式。其二就是与论文第一章中“一人”的典型品质——行动——相对立的“意志瘫痪”。这是指缺失行动、坐视罪恶的泛滥及秩序的丧失而无动于衷的思想状态,以第7诗章中的现代西方人及地狱诗章中的地狱居民为典型体现。现代西方人仅是“躯壳”,只能发出虫鸣般虚弱的声音;庞德地狱里的居民更是缺乏但丁地狱中的罪人的尊严之心和悲剧意识,他们就是一具具行尸走肉,对周围的乌烟瘴气、恶臭、腐烂和粪便熟视无睹。庞德对他们深恶痛绝,认为正是现代人生活于黑暗混乱中却心安理得的思想状况才放纵了现代地狱的蔓延。可以说,现代西方地狱部分源于“误用的意志”的两种形式——人性贪婪及“意志瘫痪”,两者都因人内心的秩序腐化而致,庞德自己也因内心秩序的缺失而陷入地狱般的比萨监狱中。二战中庞德的错误彻底改变了诗人自己的命运,也部分改变了《诗章》的创作方向。从《比萨诗章》开始,诗篇的自传性成分渐浓,记录了被囚于比萨监狱里的诗人的真实经历和思想情感。一方面,比萨监狱是心灵的极度黑暗之所,是庞德的地狱,正如《比萨诗章》的首篇第74诗章的标题Nekuia所示,暗合了第1诗章中奥德修斯下冥府的经历。先知提阿西瑞斯的预言“失去所有的同伴”在比萨监狱却成现实,孤独黑暗中的庞德反思自己的性格弱点,意识到自己缺失的正是自己一直信奉的——“如果个人内心没有秩序,就不能把秩序传播到他的周围”——孔子“一人”的秩序内涵,意识到“说”得过多而违背了“正名”原则。然而另一方面,正如奥德修斯必须游历地狱,经历如此仪式性的死亡而后方能重返家园,地狱般的比萨监狱也是诗人经受煎熬而实现精神重生之所,这就是比萨诗章中庞德重建个人内心秩序的过程。而具有博大胸怀的庞德还不止于此,他更是在后期的《掘石机诗章》、《王座诗章》中探寻整个西方社会向秩序回转的途径。这乃论文第叁章所要探讨的内容。第叁章运用“流溢”后的“回转”分析庞德对“治”的探索,也即为诗人自己、也为战后西方社会探寻重建秩序之途。与“太一”向下流溢相并行的运动机制是灵魂向上的“回转”。个体灵魂来源于太一,虽堕落于物质世界,但仍不全失原初之善,当然就有回到太一的渴望,达到与太一的神秘合一。回归太一的途径就是个体灵魂的净化与提升,这以诗篇中两个类比灵魂向上的意象为体现。其一是出现于第16诗章中紧握石板于沼泽中努力向上的胳臂,它犹如黑暗中的光亮、混乱中的秩序,不仅象征着诗篇中那些于腐朽、破坏中的创建之举,更是长达800多页的《诗章》从但丁式的黑暗向光明天堂的进程的指引。其二是第40诗章中迦太基将领汉诺的领航西行,庞德称之为从混乱中寻找出口或出路。汉诺的海上航行也是远离腐朽、混乱的现状而航向光明与秩序的尝试。光、光明的意象遍布诗篇,具有丰富的内涵,无论是艺术之美、女性仁爱的力量,还是自然的生命力、神秘的神性体验,庞德都以光的意象加以具体化。诗篇还数次援引神秘主义哲学家埃里金纳“一切存在皆为光”的观点:光存于万物中,是万物的本质特性,即使黑暗究其存在本质也是光,只不过是无知遮挡了智性之光。这也正是诗篇中引用的诗句“除了无知,没有什么是黑暗的”所表达的思想。如此说来,黑暗的地狱——“一处所有的光都熄灭了的地方”——的存在就是智性之光被完全阻挡的后果,那么走出地狱重建秩序的过程就是恢复智性、向“光”回转的过程。诗篇中个人及人类“家园”的原型具象化了这一“回转”,具体而言,即奥德修斯的“返家”以及人类的“地上乐园”概念性地界定了庞德为自己,也为西方社会探寻重建秩序之途。此外,庞德更要在过去和历史,中进行更为具体的探寻。他认为,时间或历史是人类错误的炼狱。历史犹如但丁的炼狱,是介于惩罚罪恶的地狱和光明的天堂的中间处,是引人走向至高境界的必经之地,因而,在历史的炼狱中庞德试图寻找疗治个人及西方社会的错误的“药方”以重建秩序。就诗人个人而言,在《比萨诗章》中,庞德回忆过去、反思错误。在回忆中诗人净化记忆,感受了善与大爱带来的新生的精神力量。此外,诗人也在观察沉思现在的过程中感受了自然的治愈力量而重获内心秩序与身份。就现代西方社会而言,庞德更是在人类历史中挖掘向秩序回转的通道。具体而言,高利贷的罪恶阻挡了智性之光的撒播而使现代西方社会笼罩于黑暗中,它破坏经济的自然增长,造成生产与分配的失衡,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因此要冲破无知的黑暗就是要在西方价值观念中重新注入与之抗衡的智性之光——公义。《掘石机》诗章中诸多光的意象甚至汉字形象化了公义本身及公义施行者的智性的光辉。而且,《王座》诗章更加突出的则是律法的制定与实施而维持的社会秩序。换言之,公义的智性之光更具体呈现于人类历史上叁部法律文书,即,智者利奥的《埃巴尔克圣训》、爱德华·科克的《英国法总论》、以及康熙帝的《圣谕》。律法是实现公义、秩序的保障,是人类社会从原始无序状态到繁荣有序发展的最大进步,典型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与成就。若说论文第一章里的庞德在历史中寻找“行动中的英雄”典范以表现“一人”“发散”的表率作用,那么在这里,庞德对历史的探寻超越了个人情节,诗人的“英雄崇拜”转为对人类律法公义的信念。也就是,是作为整体的人类、而非个体的英雄承担了发散智性之光的责任,这些维护良好社会秩序而带来“太平盛世”的人类律法就可视为现代西方重建秩序的基石。这也就是标题为“王座”的诗章的内涵所在。第四章运用新柏拉图主义叁层本体中的第二层本体“理智”探析“回转”后神性的呈现及自然的神性秩序。在普罗提诺的“流溢”说中,“太一”是万物世界及灵魂回转的本原,然而庞德的兴趣不是通过流溢产生万物而又超然于万物之上的第一本体“太一”,而是既是本体又是存在的第二本体“理智”。作为纯粹的精神本身,太一过于神秘和抽象,而理智比太一更为具体,不仅是物质世界存在的本体,也存在于物质世界的具体形式中。由此,庞德的观点——神性是一种“永恒的思想状态”,就可有两方面的内涵,也即神性呈现的两种方式。一方面,灵魂回转到本体理智的层次上可获得对神性的顿悟,另一方面,人在物质世界——理智的具体存在形式——中就可以感知神性的存在。《诗章》又从两方面展现了灵魂向更高层次的回转而得的神性体验,其一是“变形时刻”,其二是诗篇中以伊洛西斯为代表的秘密宗教仪式。前者是指“从寻常世界进入神性的或永恒的世界”的“魔力时刻”,典型表现为诗篇中作为至上化身的阿佛洛狄忒的变形所象征的爱的神性力量。后者是指神秘入教仪式中灵魂在由混乱黑暗而受神启转生(也就是物质生命象征性死亡及精神生命新生)的再演过程中对神性的神秘体验。古希腊伊洛西斯秘密仪式主要是祭祀谷物女神德墨忒尔及冥后珀尔塞福涅以祈祷自然丰产。庞德运用伊洛西斯秘密仪式呈现了人与神性的密切关系:一方面,第36及39诗章中光的意象具体呈现了仪式中人对神秘神性的体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伊洛西斯秘密仪式建立了人与具有神性的自然之间的关联,也就是,伊洛西斯秘密仪式作为丰产仪式之一种,不仅表明了人对自然之神性最原始的认识和崇拜,而且,以仪式再演的性交感召自然中神秘的生命力以祈祷丰产,更说明了人与神性自然的密切关联——存于自然里并化身为丰产神的神性能够回应人类的虔诚与崇敬。神性存于自然,这恰恰与庞德认为神性从未远离的观点相符,因为除了个体灵魂从未全失原初之神性,因而可能向更高层次回转而体悟神性,还有就是,被感知的神性并非形而上的、不可言喻的,而是就在物质世界里、在自然中,这就是上文提及的神性呈现的第二种方式,即自然秩序,也就是庞德在诗篇中所言的“道”。庞德在《诗章》中将其与儒家思想关联起来,不仅在“道”的字形释义中凸显了秩序和理性的内涵,更是以数次出现的诗行“风亦属道,雨亦属道”表明了人应尊重自然中无处不在的秩序而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儒家自然观。风雨皆属“道”,一方面的内涵是,自然神性秩序内在于自然中并显现为自然中那些随处可见的“形态”;另一面的内涵就是,自然神性秩序也应内化于人类价值观,以导引人的活动及社会发展,这也是庞德对查尔斯·鲍尔克《垂钓的艺术》及中国古代经典《礼记·月令》进行改写和翻译充分表现的思想。就如汉字“中”——不动摇的枢轴——所表达的思想,神性秩序是存于万千变化的宇宙中的恒定与枢纽,规束着人类与自然息息相关的关系。只有观察自然才能体悟神性;只有将人类社会及其文化植根于对自然秩序的尊重、遵从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神性境界,这一境界也就是第49诗章“七湖诗章”意在使人感受的“第四维静止”,而中国诗画描绘的这种神秘静谧、天地人和谐的“静止”境界也确在古老的中国纳西族人的自然风景及自然崇拜仪式中现身。本论文的结论主要有叁点。第一,《诗章》的结构是以“秩序”为中心,以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维度而延展的“弹性的形式”,这种动态、立体的解读方法是对但丁从地狱到天堂的精神之旅中所表现的线性发展结构的突破。第二,本论文的研究创新性地把静与动、理性与神性、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神秘主义相结合进行尝试。尤其是以普罗提诺的“流溢”与“回转”为哲学参照对处于诗篇核心地位的秩序进行文本细读与分析,这使之得以新的理解和阐释,也就是,秩序不仅是论文前叁章里探讨的现世的秩序,也包括第四章中自然神性秩序的意义,因为庞德思想中非理性的一面究其实质仍是诗人的现实关怀。说到底,他以超验的自然秩序表达的仍是社会性质的内涵。第叁,本论文论述的《诗章》井然的结构与其断裂、碎片式的现代主义诗歌特征不是抵触的,相反,以秩序为中心而不断延展的“弹性”结构正好印证了庞德的漩涡主义理论所体现的动感艺术的能量和张力。把动态与中心静止相结合的漩涡主义使现代主义诗歌从短小的意象主义经典发展而为包罗万象的鸿篇巨制《诗章》成为可能,而漩涡主义强大的艺术容量也恰在本论文阐释的结构中得以佐证。结论也主要论及论文的不足之处。总之,《诗章》结构研究是以此论题投射到《诗章》研究的一种研究视角而已,折射出的是对《诗章》中蕴含的博大深厚的中西文化内涵的探索。也就是,研究《诗章》的结构又不囿于结构研究,而是从西方文化的视角切入,以此更深入研究《诗章》中的中国文化内涵,从而重新发掘诗篇中儒家思想的智慧,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和久远意义。
胡平[7]2013年在《论庞德《比萨诗章》中诗化的儒家思想》文中认为庞德《比萨诗章》包含丰富的儒家思想元素,但其中的儒家思想都是变形的、诗化的儒家思想。庞德不是机械地把孔子、孟子的经典语录、语段移植到《比萨诗章》的字里行间,而是根据情感变化和审美需要,把精心挑选的儒家思想片断进行艺术加工、变形,有机地糅合在自己的构思、创作之中,成为自己的思想和意识的一个部分。
郑佩伟, 张景玲[8]2016年在《谈《比萨诗章》中的儒家思想》文中指出庞德在美国文学史上有着"诗人中的诗人"的称号,他花了50多年时间创作的《诗章》堪称英美现代派诗歌的一座丰碑。特别是其中的《比萨诗章》部分,因融入很多的中国元素,尤其是大量引用儒家四书经典,颇受中国读者青睐。本文主要结合具体文本详尽阐述庞德与儒家思想的历史渊源,这对正确评价庞德其人其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丹丹[9]2018年在《世界主义视野下看《比萨诗章》中庞德对儒家文化的阐释》文中研究指明《比萨诗章》是埃兹拉·庞德《诗章》中的精华共包含十一首诗,也是庞德思想的集中展示。本论文以《比萨诗章》中的儒家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世界主义理论的叁种表现形式,个人主义的世界主义、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以及普遍主义的世界主义分析儒家文化对于个体、国家和世界发展的指导意义,旨在发现庞德借鉴儒家文化表达的世界主义思想,即认同文化多元化和文化差异,在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寻找文化共识和普世价值,体现了庞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借鉴儒家思想阐述对个人和国家发展的见解,试图构建一个和谐发展的世界。本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章简要介绍《比萨诗章》的社会背景、诗歌中的儒家文化、世界主义理论、研究目的及意义和论文主旨句。第二章介绍国内外研究《比萨诗章》的情况和本论文的创新点。第叁章探究庞德对个人发展的建议,因为个人是世界主义的出发点,在《比萨诗章》中庞德借鉴儒家思想中尊重个人自主性,遵守伦理秩序和自我反思的观点,反映了庞德对个人成长的关心。第四章研究庞德对美国社会发展的关注,因为爱国主义是世界主义的根基,个体只有热爱自已的国家才有可能跨越国家界限去关爱边界之外的他者,庞德在《比萨诗章》中借鉴儒家仁政思想,将儒家思想视为可以救治美国社会疾病和重建美国社会秩序的良药。第五章分析庞德在《比萨诗章》中对儒家和谐世界的阐释,个人作为世界的一份子承担对陌生人的社会责任,世界主义的普遍价值要求个人和国家的利益应该服从世界的整体价值追求,不同种族和国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应该加强沟通与交流,实现世界和平友好发展。第六章结论,总结庞德在《比萨诗章》中对儒家文化的借鉴,得出结论,庞德立足于现实文化的需要,对儒家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比萨诗章》中借鉴儒家思想表达对人类和世界发展的关切,体现了儒家思想与庞德思想融合的世界主义特点。
袁婷[10]2015年在《庞德史诗对中国儒家经典文化之解读》文中提出中国儒家经典文化典籍对世界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埃兹拉·庞德倾其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和儒家经典文化。庞德《诗章》内容庞杂、内涵丰富,体现了庞德作品与中国儒家文化的深厚渊源,庞德的《诗章》等史诗架构与儒家的社会秩序性相通,庞德的功能论与儒家的正名论密切联系,其在儒家因材施教基础上推陈出新,庞德的道德仁爱与儒家的格物致知高度契合,庞德对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的解读体现在意象、联想、情感、审美四个诗化角度。
参考文献：
[1]. 庞德《比萨诗章》思想内涵研究[D]. 胡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2]. 庞德《诗章》的互文性阐释[D]. 郭英杰.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3]. 《比萨诗章》中的儒家思想[J]. 王贵明. 国外文学. 2001
[4]. 庞德《诗章》中儒家文化的视觉化分析[J]. 王伟均, 陈义华. 外国语文研究. 2017
[5]. 从《诗章》看庞德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D]. 陈玉洁. 安徽大学. 2015
[6]. 《诗章》之秩序：由新柏拉图主义光的“流溢”而思[D]. 叶艳. 山东大学. 2017
[7]. 论庞德《比萨诗章》中诗化的儒家思想[J]. 胡平. 中国比较文学. 2013
[8]. 谈《比萨诗章》中的儒家思想[J]. 郑佩伟, 张景玲. 管子学刊. 2016
[9]. 世界主义视野下看《比萨诗章》中庞德对儒家文化的阐释[D]. 王丹丹. 大连海事大学. 2018
[10]. 庞德史诗对中国儒家经典文化之解读[J]. 袁婷. 管子学刊.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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