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周汉语中有无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代词论文,西周论文,有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周汉语中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呢？（注：研究西周汉语的语料，可以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大类。传世文献有《易经》中的卦爻辞、《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小雅》、今文《尚书》、《逸周书》。出土文献包括西周金文、西周甲骨文。西周金文的资料主要出自《殷周金文集成》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西周甲骨文的资料出自《甲骨文合集补编》。下面所做的一些统计，均依据上述语料。）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人讨论过，不过却有人探讨过上古汉语／古代汉语有无第三人称代词的问题。这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认为上古汉语有第三人称代词。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有王力(1944、1989)、周法高(1959)、黄盛璋(1963)、张斌和胡裕树(1988)、杨伯峻和何乐士(2001)等。
王力(1944、1989)认为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有“其、之”，还有与“其”相当的“厥”。周法高(1959)认为第三人称代词有“之、厥、其、伊、渠、他”。黄盛璋(1963)认为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有“彼、厥、其、之、夫、匪”，它们最先都用作指示词，代词的用法是从指示词来的。张斌和胡裕树(1988)认为上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有“彼、夫、其、之”。杨伯峻和何乐士(2001)认为古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有“夫、彼、之、厥、其、渠、他、伊”。
第二、认为上古汉语还没有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有郭锡良(1980)、崔立斌(2004)等。
郭锡良(1980)认为，先秦汉语中的“之”、“其”、“厥”等原来都是指示代词，在先秦时代虽然已经由泛指代词、特指代词向第三人称代词转化，但未完成它的转化过程，先秦还没有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崔立斌(2004)也认为在先秦汉语中还没有真正形成第三人称代词。
王力(1944)认为上古汉语没有第三人称的主格代词，“彼”并不是一般的人称代词，虽然偶尔借用为第三人称主格代词，但仍有彼此比较之意。
第三、认为上古时代有些代词虽然有单纯第三身称代的用法，但无现在意义上的第三人称代词。持这种看法的有姚振武(2001)、李佐丰(2004)等。
姚振武(2001)认为，上古汉语不存在指示代词与第三身代词的区别，指示代词可以自如地表达第三身范畴，其办法是“彼、是、此”做主语和少量宾语，“其”作领属性定语，“之”作宾语。对这类代词他主张用“古指称词”这个概念来概括，“指”表指别，“称”表称代。李佐丰(2004)的看法跟姚振武(2001)的很类似，他把体词性代词分成人称代词、指示代词、他称代词和无定代词四类。在他的人称代词中，无第三人称代词。他把人们通常视为第三人称代词的“之”、“其”叫做他称代词，而不叫人称代词，也不叫指示代词，认为他称代词是一种兼有称代和指示作用的代词。
对于这个问题该如何分析呢？
我们认为要从第三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密切关系入手。根据徐丹(1989)，许多语言的材料已经证明，指示代词的产生先于第三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代词是直接来源于指示代词的。例如英语第三人称的复数形式来自指示代词，法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指示代词，俄语、蒙古语和朝鲜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也来源于指示代词。
前面我们介绍了关于上古汉语有无真正第三人称代词的不同看法，尽管看法不同，但在第三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有密切关系这一点上还是有共识的。比如黄盛璋(1963)认为第三人称代词是由指示代词转化而来，这种转化已经完成；郭锡良(1980)也承认第三人称代词可由指示代词转化而来，但他认为先秦时这种转化并未最终完成。
姚振武(2001)认为，“古指称词”的指示代词用法和第三人称代词用法都是与生俱来的，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当然不存在谁向谁转化的问题。这种看法与徐丹(1989)的研究结论不符，也不尽符合实际。吕叔湘(1955)曾引法国人W.Bang的说法，认为初民先有指示概念，后有三身的概念，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比如殷商时代的“之”还不能视为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但到了西周时代，则可以这样看了。再以“彼”为例，在西周时代，它还是个指示代词，尽管有时表第三人称，但仍含有指示性；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彼”已产生出真正第三人称用法。又如“伊”，在上古汉语中只作远指指示代词，但到了中古汉语中则开始作第三人称代词了。
在第三人称代词源自指示代词的语言中，第三人称代词可能有下述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尽管第三人称代词源自指示代词，但是指示代词与第三人称代词已不同形了。如法语中的“il”和“cil”。
第二种情况是存在第三人称代词，但是与指示代词完全同形，只是在用法上有分工，如文言日语、蒙古语、朝鲜语。
第三种情况是有些指示代词虽已开始向第三人称代词转化，但这种转化尚未完成，如西周时代的“彼”。
上古汉语中，显然没有像法语中的“il”那样的专职第三人称代词，所以不存在第一种情况。姚振武(2001)和李佐丰(2004)的说法又缺乏根据，所以我们要论证的，其实就是到底是第二种情况还是第三种情况，如前所述，黄盛璋(1963)等认为是第二种情况，郭锡良(1980)等认为是第三种情况。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明白指示代词与第三人称代词的区别。
姚振武(2001)认为，指示代词与第三身代词的区别，实质上就是指别兼称代与单纯第三身称代的区别。指示代词是既有指别性又有称代性，第三人称代词只有称代作用，没有指别作用。造成第三身代词只有称代作用没有指别作用的原因是，第三人称代词一般处于回指（即照应）的位置上。回指性是第三人称代词只有称代作用、没有指别作用的根本原因。
我们认为，姚振武(2001)的下述看法是正确的：指示代词既有指别性又有称代性，第三人称代词只有称代作用。但是并不是处在回指位置上的就都是第三人称代词。对处在这种位置上的代词还要做具体分析。用于回指的代词，也有两种情况：一是既有称代性又有指示性，另一种是只有称代性。处于回指位置上只有称代作用的才是第三人称代词。举例来说：
John came in and he lit fire.（约翰走进来他点上火儿。）
I was born in London and have lived there ever since.（我出生在伦敦，自出生后一直住在那儿。）
前例中回指前边“约翰”的“他”只有称代作用，而后例中回指前边“伦敦”的“那儿”则既有指别性又有称代性，“那儿”不但称代“伦敦”，还表示说话的地点不在伦敦。
明白了上述的区别十分重要，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在西周时代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
通过对西周汉语相关语料的全面考察，我们认为在西周时代确实存在如同“he（他）”那样的处在回指位置上仅起称代作用的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
就上古汉语来说，第三人称代词都来自远指代词，如殷商时代的“之”原为远指代词（参见张玉金2001），到了西周时代已有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彼”原为远指代词，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才有真正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厥”和“其”都有指示代词和人称代词两种用法，作指示代词用时，人们一般都训为“那”。
既然如此，如果指代“第三身”的代词，并没有远指的作用，那么它就只有“称代”作用了，就是真正的第三身代词了。这种代词在西周汉语语料中是可以见到的。
“其”在《诗经》中有指示代词和人称代词两种用法。作为指示代词的“其”通常被训为“那”、“那些”。先秦汉语中作指示代词用的“其”大都被看作是远指代词（关于“其”，还有“兼指”和“特指”两说，皆可商榷，另详他文）。如果在上古汉语中，“其”在指代第三身的同时，仍鲜明地保有它的远指性，那么可以说“其”还不是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可事实上，有些指代第三身的“其”，已经没有了“远指性”。例如：
(1)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诗经·大雅·皇矣》）
(2)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诗经·大雅·皇矣》）
(3)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诗经·大雅·皇矣》）
(4)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诗经·大雅·桑柔》）
(5)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诗经·大雅·崧高》）
(6)杀时犉牲，有捄其角。（《诗经·周颂·良耜》）
(7)於皇时周，陟其高山。（《诗经·周颂·般》）
(8)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
上引例(1)中的两个“其”，都是回指前面的“王季”的，在“王季”之前又用了一个近指代词“此”，这说明说话人在心理上觉得“王季”就在近处。两个“其”，只能认为仅有称代性，称代“第三身”，而无远指性。例(2)中的三个“其”类此。例(3)中的“其”，回指前面的“此二国”。例中“此二国”和“彼四国”相对，“此二国”明显是在近处的。例(4)中的“其”回指前面的“此惠君”。例(5)出自《崧高》，这首诗歌即是吉甫做的，吉甫说话时，这首诗就在他的眼前，所以“吉甫作诵”一句应译为吉甫写下这首歌。例中的两个“其”都是回指前边的“诵”的。例(6)中的“其”指代前面的“时犉牲”（这长七尺的公牛）、例(7)中的“其”指代前面的“时周”（这个周邦）。例(8)中的“其”回指前面的“周”，做这首诗时，诗人就在周邦。
“之”（又写作“止”）在甲骨文中是一个远指代词，可译为“那人、那、那里”（参见张玉金2001）。到了西周时代，“之”完成了由远指代词向第三人称代词的转化，因为在西周语料中有些“之”应视为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例如：
(9)寺人孟子，为作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诗经·小雅·巷伯》）
(10)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复说之。（《诗经·大雅·瞻卯》）
(11)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诗经·大雅·皇矣》）
(12)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诗经·大雅·抑》）
(13)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诗经·周颂·时迈》）
(14)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诗经·周颂·时迈》）
(15)呜呼，三公！予维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兹皆保之，曰：康子之攸保，勖教诲之，世祀无绝。（《逸周书·祭公》）
例(9)中“之”所回指的“诗”前用了“此”，表明“诗”是在说话人眼前的事物。例(10)中的前一个“之”，是回指前面的“此”的，“此”是这个人的意思，回指“此”的“之”不可能再有远指性，否则就与“此”的近指性发生矛盾了。例中第二个“之”回指前边的“彼”，“彼”是那个人的意思。回指“彼”的“之”似可看成仍然保留它的远指性，仍未成为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但是，我们很难说例(10)前后两个“之”有很大的不同，应视为同一性质的代词才对。例(11)中的“之”回指前面的“此王季”（“载锡之光”的主语应是此诗前面提到的“帝”）。“之”所回指的对象已被说话人视为就在眼前。例(12)中的三个“之”都回指前面的“小子”。在这首诗的前面，有“於乎小子，告尔旧止”这样的话，这说明说话时“小子”就在说话人的眼前或者心理上觉得就在眼前，而不是在远处。例(13)中的第一个“之”，回指前边的“时”，而“时”是这个人的意思，“之”回指的对象就在近处。第二个“之”回指前边的“有周”，“有周”正是说话人说话时所在的国度。例(14)中的“之”回指前边的“夏”，而“夏”的前面又有了代词“时”，“时夏”是这中国的意思。例(15)中的“之”是祭公说话时用来指代周天子的，他说这话时周天子就在现场。
“厥”（出土文献中作“氒”）作指示代词用时，可译为“其”或“那”，所以也是表示远指的（对这种“厥”，另有“特指代词”和“兼指代词”说，皆可商榷，另详他文）。表远指的指示代词“厥”在西周时代是否已发展成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了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看到下引诸例中的“厥”明显没有远指性。例如：
(16)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诗经·大雅·大明》）
(17)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诗经·大雅·生民》）
(18)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开厥顾天，惟尔多方罔堪顾之。（《尚书·多方》）
(19)意乃怀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下，朕不宾在高祖。（《逸周书·度邑》）
(20)王呼师豦召盠。王亲旨盠，驹易两，拜稽首曰：“王弗望氒旧宗小子，茁皇盠身。”（《盠驹尊铭》，《集成》11·6011）
(21)
曰：“乌虖！朕文考甲公文母日庚，弋（式）休则尚，安永宕乃子心，安永袭身，氒復享于天子，唯氒吏（使）乃子万年辟事天子，毋又尤于氒身。”拜稽首。（《方鼎铭》，《集成》5·2824）
(22)王亲令伯诣曰：“毋卑农弋（特），事（使）厥友妻农，廼廪厥帑厥小子，小大事母又田。”农三拜稽首，敢对扬王休。（《农卣铭》，《集成》10·5424)
例(16)中的“厥”，回指其前的“文王”，而“文王”前又用了近指代词“此”。“其”也有这种用法，说明“厥”跟“其”一样，在西周时代都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厥”和“其”是前后相继的两个代词，“厥”和“其”有相同的用法这是很自然的，否则“其”也不会最终取代“厥”。例(17)中的“厥”回指前面的“后稷”，“后稷”是判断句谓语，其主语是“时”，“时”是这个人或者这个小孩的意思。可见“后稷”在说话人的心目中也不在远处，而在近处。例(18)中的“厥”回指其前的“多方”，而“多方”前又出现了“尔”（意思是你们）。可见说话时“多方”就在眼前，而不在远处。例(19)中的“厥”也是指代说话的对象。例(20)中的“厥”回指前面的“王”，而在说话人说话时“王”就在现场，就在他的对面。例(21)中的下加“·”号的两个“厥”竟然是指代说话人的，那样就更没有远指性了。例(22)中的“厥”，是周王对伯诣说话时用来称代“农”的。从“农”后来对周王行大礼来看，周王说话时，“农”就在现场。周王用“厥”称代“农”。
“彼”（又可作“皮”，还借用“匪”字）字在西周时代的语料中也已经出现了，不过经常用作远指代词。虽然也有表“第三身”的用法，但还明显有远指性。例如：
(23)此宜有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诗经·大雅·瞻卬》）
(24)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诗经·小雅·菀柳》）
例(23)中的“此”是这个人的意思，相应地“彼”是那个人的意思，而不是今天的“他”的意思。由于“彼”不是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而只是指示代词，所以又有例(24)中“彼”的用法，它用在“人”前，“彼人”也是那个人的意思。“彼人”中的“彼”还是指示代词。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彼”已经发展成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了。因为我们可以见到下面这类例子：
(25)景公有爱女，请嫁于晏子。公乃往燕晏子之家。饮酒，酣。公见其妻曰：“此子之内子邪？”晏子对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恶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请以满夫子之宫。”晏子违席而对曰：“乃此则老且恶，婴与之居故矣，故及其少且姣也。且人固以壮托乎老，姣托乎恶。彼尝托而婴受之矣。君虽有赐，可以使婴倍其托乎？”再拜而辞。（《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二十四》）
(26)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礼记.檀弓上》）
上引例(25)中的“彼”，是晏子用来称呼他的妻子的，他的妻子当时就在现场，而不在远处。在用“彼”之前，晏子还用“此”（这个人）称代他的妻子。所以这个“彼”已没有远指性，只有称代性。例(26)中的“彼”，是曾子说话时用来称呼“童子”的，“童子”就在说话现场，而不在远处。所以这个“彼”也已是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也正因如此，“彼”可以和纯粹第一、二人称代词“我”、“尔”一起使用：“尔之爱我不如彼”。
由上两例，还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时代“其”和“之”仍然是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例(25)中的“乃此则老且恶，婴与之居故矣，故及其少且姣也”是晏子对齐王说的话，他说话时晏子的妻子还在场，这可见话中称代晏子妻子的“之”和“其”已无远指性。在用“之”和“其”之前，晏子用“此”称代他妻子，“此”是这个人的意思，这更可以看出“之”和“其”已无远指性。例(26)“我未之能易也”中的“之”是指代“箦”，曾子说这话时，“箦”就在他的身下，所以这个“之”不可能再有远指性，而仅有称代性。
姚振武(2001)还谈到在上古汉语中“是（时）”、“此、斯”也是单纯的第三身称代，因为在有些用例中都是回指刚刚提到的第三者，而不存在任何“彼此不同”、“远近不同”等指别的因素。这种说法可以商榷。
这要从指示代词的不同指示参照点谈起。指示代词的指示参照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存在于语言之外的语境中，二是存在于语篇的言语之中。就近指代词来说，或者以语境为参照点，或者以语篇为参照点。无论哪种情况，都是近指的。例如：
(27)景公有爱女，请嫁于晏子。公乃往燕晏子之家。饮酒，酣，公见其妻曰：“此子之内子邪？”晏子对曰：“然，是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二十四》）
(28)齐大旱之时，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饥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广水，寡人欲少赋敛以祠灵山，可乎？”群臣莫对。晏子进曰：“不可，祠此无益也。”（《说苑·辨物》）
(29)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孟子·公孙丑上》）
例(27)中的“此”，是以语境为参照点的指代，也就是说，说话人在说话时，“此”所指代的人物就近在眼前，这种“此”当然是近指代词了。例中的“是”则是以语篇为参照点的指代，“是”所指代的人物，是刚刚在齐景公的话中提到的，也即是“子之内子”。这种“是”也是近指代词。例(28)中的“此”、例(29)中的“是”，姚振武(2001)都视为单纯第三人身称代，这不可信。例(28)中的“此”是以语篇为参照点的指代，“此”所回指的“灵山”，就在齐景公刚刚说过的话中。所以这个“此”，不但有称代性，也有近指性，不是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此例中的“此”，不是以语境为参照点的，因为若如此，灵山在远处，当用远指代词。例(29)中的“是”是指代管仲的，曾子说话时，管仲这个人当然不在场，如果我们仅仅知道以语境为参照点的指代，就不会认为它是近指代词。但若知道还有以语篇为参照点的指代，就会明白例中的“是”即指代曾子刚刚说过的“管仲”。所以，这个“是”不但有称代性，还有近指性，是“这个人”的意思，不是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
论证到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西周汉语，包括整个上古汉语，跟文言日语、蒙古语、朝鲜语是一样的，都有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但它们与指示代词同形。
姚振武(2001)仅仅因为“同形”，就合而为一，用一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做法并不妥当。文言日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和指示事物的指示代名词同形。例如：
近称
此（こ） 近称 此（こ）
第三人称 中称 其（そ）指示代词 中称 其（そ）
远指 彼（か）（代事物） 远称 彼（か）
研究文言日语的学者，都不把两者合二而一，不认为文言日语中没有第三人称代词；而是一分为二，认为两者是同形的。蒙古语、朝鲜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也与指示代词同形，但是没有人说这两种语言中没有第三人称代词。现代汉语中的“他”，是典型的第三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代词“他”来自旁指代词，这是大家公认的。问题是在现代汉语中，“他”虽已发展成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可是它的旁指代词用法仍然存在而且常用，例如“我远客他乡，把这些都睽违了。”（冰心）对现代汉语里的“他”我们是一分为二的，表第三身的是人称代词，表旁指的是指示代词；而并不合二而一，把它称为“什么”代词。同样，对古代汉语中的“厥、其、之”也要这样处理。它们已发展出第三人称代词用法，就一分为二：有的是第三人称代词，有些是远指代词。“合二而一”也和我们对“同形”问题的通常处理方法不符。在上古汉语中，有太多“同形”问题，我们往往是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的。比如同样写作“之”的，我们说有代词“之”、助词“之”、动词“之”；同样写作“而”的有连词“而”代词“而”。同理，同样写作“厥”的，我们说有第三人称代词“厥”、指示代词“厥”；同样写作“其”的，我们说有第三人称代词“其”、指示代词“其”；同样写作“之”的，我们说有第三人称代词“之”、指示代词“之”。这样处理并不会遇到什么障碍。
那么，研究古汉语的学者们，是如何一分为二，即区分指示代词和人称代词的呢？下面以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为例，看看古汉语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
代词“厥”：分成两类，一、表示领属关系，在句中作定语，可译为“他（她、它）的”、“他（她、它）们的”；二、起指示作用，在句中作定语，可译为“那”。
代词“其”：共分成四类，一、用于名词或名物化的词语前，表示领届关系，通常表示第三人称，有时表示第一或第二人称，可译为“他（它）的”、“我的”、“你的”等；二、“其”作小句的主语，等于“名词＋之”；三、表示“其中之”的意思；四、用于名词前起指示作用，可译为“这”、“那”等。
代词“之”：共分成两类，一、人称代词，指代第三人称，不仅可指代人，而且可以指代事、物、时、地等。既可指单数，也可指复数，在句中主要用作宾语，少数充当定语；二、指示代词，用于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之前，起指示作用，表示近指，作定语，可译为“这”、“此”、“这样的”等。
代词“彼”：分成两类，一、用在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之前，起指示作用，可译为“那”、“那些”、“那个”等；二、用作第三人称代词，也可以代事物或处所，在句中作主语、宾语、定语，可译为“他的”、“他们的”、“对方”、“那里”等。
上述四个代词，除“其”外，都被分成两类。“其”其实也可以归为两类，一、二、三为一类，四为一类。如《诗经》中的代词“其”就有人分成两类：一是人称代词，相当于“他、她、它、他们、他的、它的、他们的、你的”；二是指示代词，相当于“那、那些”。这种处理和前述对“厥”、“之”、“彼”的处理方式是一致的。
“厥”、“其”、“之”、“彼”都可一分为二，一类是第三人称代词，一类是指示代词。那么，这是怎样切分开来的呢？
细看上述的分类，我们就会明白。学者们是把用作定语、仅起指示作用而无称代作用的归入指示代词，此外的归入第三人称代词。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容易分开（当然也会遇到可此可彼的例子），但是否就是科学的呢？
前面说过，上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大都源自远指代词，两者的区别是远指代词既有指别性又有称代性，而第三人称代词则只有称代性。按照指别性和称代性的有无以及明显与否，从指示代词到第三人称代词可排成以下的发展序列：
①只有远指性→②称代性和远指性都明显→③称代性明显而远指性不明显→④只有称代性（“伊”在西周时代只有指示性，这说明指示代词最初可能只有指示性而无称代性）
上面表示的其实是由指示代词向第三人称代词的演变过程。前两个阶段还应视为指示代词，后一个阶段肯定是第三人称代词。第三个阶段处于由远指代词向第三人称代词的过渡阶段，由于称代性明显而远指性不明显，已近于第三人称代词，我们把这个阶段的代词叫准第三人称代词，而归入第三人称代词一类。
如前所述，此前学者们仅把“只有指示性”的代词归入指示代词，而把第二个阶段的代词排除在指示代词之外，这是不妥的。就远指代词来说，明显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类仅有指示作用，另一类是有指示和称代作用。以现代汉语的“那”为例，它就主要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示较远的人、事物、时间、处所的，另一种是指示和称代较远的人、事物、时间、处所的。所以不能认为指示代词仅有指示作用。
总之，我们与以往学术界的处理方式不同，把上述前两个阶段的代词归入指示代词，承认指示代词有的仅有指示性，有的则兼有指示性和称代性。把上述后两个阶段的代词则归入第三人称代词，既包括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也包括“准第三人称代词”。当然，从理论上容易说清楚，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可此可彼的情况，这时要根据上下文仔细分辨，力争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