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增加农民收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收入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稳定论文,力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在经历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后,近两年来却面临不少困难,呈现出一种低迷的发展态势,1999年,大量产品滞销,市场不景气,物价持续走低,相当一部分社会生产力被闲置,就业压力日渐突出,经济增长幅度下降。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起因主要在于市场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并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使我国经济走出低谷,必须着眼于扩大市场的有效需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启动,农村市场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开拓农村市场,启动占中国人口70%的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是促使我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强劲动力源。而开拓农村市场关键又在于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将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一、当前农民收入的现状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1、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开拓农村市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大部分社会产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这标志着我国已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买方市场的形成,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对整个生产者、经营者以及整个经济运行体制带来了新的挑战,它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改变了原来的受资源供给的约束而愈来愈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市场需求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市场的依赖前所未有地增强。因此,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巨大的并且能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来支撑和推动。然而,长期以来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支柱的城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近年来不容乐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先来看城市消费,这几年城市消费处于升级阶段,一方面,作为普通的工业消费品如冰箱、电视机等已基本普及城市居民家庭,趋近饱和状态,另一方面,购房、买车等大宗消费由于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约暂且热不起来。因而,目前城市消费热点不多,需求不旺。此外,随着城市下岗人员的增多,城市的基本生活消费水平也有下降的趋势。再来看我国近年来的出口需求,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近两年我国的出口增长大幅度下滑,1998年度的出口额仅比1997年度增长0.5%,大大低于以往年度20%的增长水平。上述情况表明,仅靠城市消费需求及出口需求带动整个市场需求的增长以拉动新的经济增长是力所不及的。要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把眼光投向另一个市场即广阔的农村市场。
我国农村市场由于经济落后,购买力水平低,人口分散,交通闭塞,市场开拓难度很大,但它正处在一个快速生长的时期,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光明的前景,我国有着广大的农村,农村人口达9亿多,市场体制下这9亿多农村人口在作为基本生活资料生产者的同时,也是重要的工业品最终消费群体,蕴藏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8年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电冰箱9.25台,彩电32.59台,洗衣机22.81台,如果当前农民家庭的家电普及率达到1996年城市水平,则农民需要彩电1.68亿台、洗衣机1.7亿台、冰箱1.8亿台,由此可见农村市场潜力之大。1997年末我国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11986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并且有望进一步增长,如果能适应农民的需求和购买能力,适应农村居民生活环境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改进产品的设计和功能,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切实改善商品流通结构,使城乡经济增长都能建立在提高质量,提高效益和城乡人民增加收入以及扩大需求的基础上,真正使农村市场成为国民经济的强大推动力,则农村市场前景光明。
2、开拓农村市场,当务之急是稳定增加农民收入
当前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在农村市场扩张较快时期还是目前与城市市场规模扩张速度相比较,我国农村市场的发展明显滞后。农村消费需求不旺,以1997年水平论,占全国70%以上的农村人口消费额只占全国消费总额的43%,从全国来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即边际消费率,从“六五”的平均67%,降到“七五”的58.7%和“八五”的56.4%,导致最终消费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消费份额的大幅度下降,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整个80年代基本在35%上下波动,90年代以后,降到了20%左右,减少了15个百分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地位极不相称。农村市场的支撑作用并未显示出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可症结在于作为农村市场的主体——农民的收入过低且不稳定,购买力不足,导致农村市场需求扩张不起来。
一般说来,消费取决于收入水平,它跟当前可支配收入和预期收入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可支配收入多,预期收入稳定,相应地消费支出就多,反之则少。我国农村经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农村经济形势大为改观,但农民收入过低且不稳定的现状仍令人担忧,这极大地制约农民的消费支出,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全局。首先,农民收入过低。农民收入在改革中有较大提高,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到1998年,年平均增长10.6%,但从各个阶段来看则表现为增长率有较大的波动,增幅逐渐下降,1978-1984年为15.1%,1985-1988年为5.6%,1989-1991年下降为2%,1992-1998年回升至5.3%但仍然过低,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相比差距仍很大,1997年末,我国农民人均收入达2090元,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5160元,是农村的2.47倍,2000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仅增长1.8%,不仅大大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7.7%),也比去年同期的增幅低近3个百分点,预计下半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比较困难。由于受到收入过低的制约,农民虽有较大的消费需求但不能实现,农民消费水平一直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达到6651元,比1995年增加1777元,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1973元,仅只增加539元,9亿多农村人口的购买力低于3.6亿城市人口的购买力,农民消费支出仅及城市居民三分之一。农民的这种窘境,使得国家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种种政策措施大打折扣,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农民消费支出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收入的稳定性不够,波动性很大。我国农业是一个外部经济性强,自身效益不大而公共效益高的基础、弱质产业部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收入,受到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的双重影响;同时在转型时期,制度不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欠缺,农民收入缺乏有效的保障。近两年农民实际收入增长滞缓,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比上年回落4.4个百分点,1998年再次回落0.6个百分点,这更增加了农民对收入的不稳定性。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性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消费倾向,迫使他们削减消费支出增加保险性储蓄。据有关资料表明,从1990年—1998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0.8518下降到0.7737,边际消费倾向也由0.8141降至0.5987。同期,农村居民的储蓄额却以10%以上的速度连年递增,实际上到1997年全国农民已积攒了大约2.55万亿元的购买力,但是由于农民对未来两年增收的前景缺乏信心,强化了农民增收预期的不确定性,当年实际形成的有效需求只有1.4万亿元,广大农民延缓了自己的即期消费需求而慎重地选择了储蓄行为,1997-1998年政府先后六次调低银行存款利率仍不能抑制这股增长势头。这说明,由于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性,极大地抑制了农民的消费热情,直接制约着农村市场需求的扩张。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消费品总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总额的比重一直在45%左右徘徊而没有进一步突破,原因即在于此。
二、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宏观因素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更趋困难,就业极不充分。据统计,我国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超过5亿,“整、半劳动力”过剩已经超过3亿,且将进一步加剧。一是乡镇企业因资金加密和增速明显趋缓对劳动力的吸收相对减少,农业滞留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在农业投入增加,物耗比重提高的条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分缓慢,导致农民收入的减少;二是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增加,加大了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城市就业容量相对缩小;三是体制转型和社会转型所创造的制度空间、政策空间和就业空间相对有限,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又从1997年开始向第一产业回流,在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也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在工业领域就业机会减少,1998年虽然得到了遏制,但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1993-1996年相比,明显减慢。由于回流量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致使农村社会中原来的一些深层矛盾显性化。
2、国家、地方及农民个人对农业投入的力度不大,严重影响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农业的投入,认为农业增长与农业投入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因此农业投资需求的增长大大快于农业产值的增长。
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时期,尤其要重视对农业的投入,以投资需求的增长来推动农业产值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对农业投入的资金总量由1983年的1058亿元,增至1994年的5300亿元左右,但是农业投入资金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则逐年下降,“六五”期间为9.6%,“七五”期间为8.28%。“八五”期间,中央安排农业基建投资497.1亿,只占中央安排投资总额的4.8%,这说明国家财政资金中用于支农的支出并没有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增长。地方财力对农业的投入下降,各省、市、区预算内农业基建总投资的比重不断下降,1990年为12.66%,1993年为8.62%,1995年为6.88%。农户由于经营规模较小,积累能力有限,难以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一般多用于当年生产费用的补偿性收入,同时由于农民收益不稳定,使投资处于不稳定状态,近几年来,农户对投资缺乏热情,持观望态度。农业投入不足,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抗灾能力弱,发展后劲不足,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3、农民负担过重,实际可支配性收入减少。由于我国现行的二元经济结构和财政体制的影响以及政府行为不规范,部门利益膨胀,导致农民负担加重。农民在收入增长下降的同时,仍然承担着沉重的社会义务,据《瞭望》周刊资料,1997年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以资代劳”,社会其它负担等费用,全国人均180元,占农民收入10%以上,现金收入的16%,这进一步使得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大幅降低。
4、农产品供求关系结构性过剩,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持续偏低,农产品成本节节攀高,农业比较利益下降。近10多年来,我国农产品成本增长较快,成本收益率下降。据对6种农产品成本调查分析,每百元产值物质费用成本,1985年为56.71元、1990年为60.82元、1997年为72.16元,逐步上升。同期成本收益率则明显下降,1985年为70.83%、1990年为60.15%、1997年为34.1%。农民从事第一产业的收入增速有限。
由上述分析可看出:农村市场发展滞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并未完全显现,其原因在于农民收入的过低且缺乏稳定性,这决定着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支撑的农村市场较为狭小的作用空间。因此,要进一步开拓农村市场,拉动新的经济增长,当务之急在于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这也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长远之策。
三、稳定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与出路
解决农民收入过低且不稳定的问题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一项长期任务,更是当前经济形势的迫切需要,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抓好。目前农民增收的三个主要因素(农产品提价、增量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明显减退,农民正在失去增加收入的功能。自1978年以来,政府分别于1979年、1985年和1992年三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农业劳动力的实际收入出现了提价效应递减现象,粮食、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效果并不特别明显。因此,要实现农民增收的目标,关键是要跳出农业小圈子,探索增加农民收入的新思路。
1、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这是稳定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当前我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还局限在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停留在种植面积、产品数量的增减和比例的变动上,这种调整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远远不相适应。新一轮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是一次领域更广泛,内涵更丰富的全方位调整。既要保证农产品总量平衡,又要彻底摈弃单纯抓数量扩张的传统作法,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既要大力发展畜牧水产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又要发展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既要引导农民进入市场,使农业走向市场引导结构,又要充分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不能搞强迫命令。应以种植业区域布局、作物结构、品种和品质结构调整为重点,重点支持农村种养大户、种田能手、农村专业化生产基地,促进农业生产向规模化、企业化方向发展。
2、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的进程,扩大农民就业领域,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农民收入不高且不稳定,主要是因为农民的就业收益低且就业门路狭窄、不稳定。当前农民问题集中表现为就业问题,我国农民占十二亿多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群体,并处于一个大分化、大变迁和大流动的状态中,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对充分就业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千百年来形成的在家守业务农的传统观念正在改变。要使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就必须打破传统体制,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努力的方向则是加快当前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紧密关联的三道环节,产业化是首要环节,工业化、城镇化以产业化为契机协同发展。长期以来,农业效益低下,原因就在于经营还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状态,不适应现今的市场环境,在农业生产内部长期以粮为主结构单一,专业化程度低,进入市场的农户各自为战,组织化程度低,这使得农民的收入低微且难以提高。而实行农业产业化能够较好地克服以上弊端,既能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又能扩大农民在农业内部就业,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十分有利。当前,应按照产业化的要求,一方面对传统农业进行内涵扩张,调整农业中以粮为重的单一格局,从农业中分化出专业化的生产部门和非农产业部门。所谓专业化的生产部门就是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较大范围内具有特色的蔬菜、水果、渔业、牧业等专业化的生产,形成一定的规模优势和产业优势,并且利用科技提高专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强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使专业化的农户在市场上获利。农业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将带动社会服务比如:运输、技术、信息等服务产业的发展,为农村部分劳动力找到就业门路。另一方面,在农业内涵扩张的同时,对农业进行外延拓展,积极培育与专业化生产优势相适应的龙头企业和市场中介组织,实现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和市场利润,使农户从工商业中获利,提高收入。
龙头企业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为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契机。必须利用此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推进城镇建设,在对原有乡镇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和企业管理,增强其发展潜力的基础上,着重发展与农业专业化经营方式相适应的乡镇企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储藏、保鲜、运输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引导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把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逐步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开辟更宽的渠道,有利于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以上,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的过程,所以在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农村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工作应与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相结合,加大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力度,有条件的地方,可逐步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促进人口向城镇合理、有序流动,提高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3、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产品流通体制的不畅是我国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这直接影响到农产品价值的实现,进一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搞活农产品的流通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客观要求。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消除流通障碍。一是理顺农产品的比价关系,建立动态平衡的工农产品比价体系,确保农民从出售农产品中得到实际好处;二是搞好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流通体制改革,扩大农产品保护价制度的实际范围,使农民收入大起大落现象得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解决农村经济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此外,应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市场,尽快形成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为农产品的顺利流通、农民收入的提高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农民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制度环境和必要的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切实减轻农民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农民负担问题跟农民收入问题紧密相关,减负就等于增收,长期以来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大因素。农民负担过重除“提留”、“统筹”、“以资代劳”等行政性负担外,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农民承担过多的社会负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农村基础设施的不健全,农村电费、运输费、医疗卫生费、教育费等普遍偏高,此外,农民还直接承担着水利、电力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建设费用,这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须“两手抓”,一方面,坚决清理农村不合理的行政性负担、杜绝“三乱”行为;另一方面须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目前应主要加大对农村水利、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这样既可以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又可使农民得到实惠,使农民收入有个稳定的增长。解决的办法:一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农村税费负担过重的根源是农村行政机构过于庞大,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就必须对农村行政机构进行整治。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做到既有效减轻农民负担,又能够解决农业部门发展中遇到公共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就是要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利益关系,用法治的办法,靠制度来规范农村的收费和分配行为,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稳定和快速持续发展。因此,它是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二是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由于我国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就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业的必要手段,国家可充分运用价格保护手段、财政扶持手段、风险调节手段以及产业政策手段来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三是加强对农业投资的立法,激活农民的投资行为。农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响着农业的稳定增长和发展,影响着农村的社会稳定,因而规范农业投资行为,加强农业投资管理尤为重要,国家可尽快把农业投资纳入法制轨道,制定专门的农业投资法律,依法用好用活有限的农业资金。同时,在短期内要想通过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的投资来缩小城乡差距是不现实的,要想方设法放宽投资领域,改善投资环境,使农民成为投资主体,允许民间投资建立投资保险公司,为民间融资提供担保,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5、适应新的形势,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科技农业、出口农业,为提高农民收入培养新的“增长极”。我国农村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成就,伴随着环境、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沉重代价,因此要特别注重生态环境建设,开发绿色食品,改善农村面貌,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技术进步加速,对经济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快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移到依靠技术、知识为主的现代化增长方式上来,农业的概念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转基因技术和无土栽培技术的运用,极大地增加了它的资本和技术含量,农业的链条将因此而伸得更远,科技和智力将成为农民增收的根本动力。在经济全球化加快,我国即将加入WTO的情况下,农业将面临两个方面的严峻考验,一是在农产品供给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相比处于劣势;二是外资大量进入我国,将减少农业部门对工业及服务部门产品的需求。因此必须面对国际市场,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质量、安全、卫生的农产品,提高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出口创汇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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