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假说”检验_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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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3-0017-07；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在经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进入了经济和社会双转型发展阶段，以往通过要素投入推动经济粗放增长的模式，日益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市场的快速萎缩和大幅波动对中国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发展纲要。

      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目的是使经济快速增长，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提高生产率，对此学术界已有大量文献进行研究，归结起来其机制主要是科技进步、内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换三个方面。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竞争均衡假设下，经济增长是劳动力增加、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和内生经济增长提高了部门生产率，进而促使整个经济效率水平的提高。资源存在长期的有效配置，部门间劳动和资本的转移不可能增加总产出，即不存在任何结构效应。而Kuznets(1979)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没有各种要素在不同经济部门间的充分流动，不可能获得人均产出的高增长率。Chenery(1989)认为，产业结构转变是理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区别的一个核心变量，同时也是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Peneder(2002)则认为产业结构推动生产率提高的机制在于：劳动和资本等要素从低生产率或低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流动，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由此带来的“结构红利”维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对于“结构红利假说”，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Salter(1960)最早对英国1924-1950年间28个制造业行业的结构红利假说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英国制造业间的要素流动显著促进了生产率增长。Timmer and Szirmai(2000)分析了1963-1993年间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中国台湾省13个制造业行业，发现结构红利假说只在印度得到了证实。Singh(2004)对韩国1970-2000年制造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结构红利假说仅在1970-1980年期间显著。Fageberg(2000)、Peneder(2002)等也得出结构红利假说不显著的结论。

      在国内，郑玉歆(1993)最早对1980-1990年间中国制造业行业间的结构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有促进作用。郭克莎(1993)、胡永泰(1998)、蔡昉和王德文(1999)研究中国农业和非农业以及三次产业间的要素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均肯定了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吕铁(2002)发现1980-1997年间中国制造业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作用不显著。李小平和陈勇(2007)研究了1998-2004年间中国省际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和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资本转移促进生产率增长，而劳动力流动作用不显著。干春晖、郑若谷和余典范(2011)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苏振东、金景仲和王小红(2012)研究发现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流动存在阶段性“结构红利”，工业内部结构变迁则存在“结构负利”。

      上述研究均从单个国家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中国地域辽阔，各省之间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差异甚至超过欧洲许多国家间的差异。同时，中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差异很大，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吸引FDI，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而融入全球产业链体系，多数省市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而绝大多数中西部省份仍处于相对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的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1][2]并且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中国地区间市场零碎分割现象十分严重。[3]因而，从一个省(市)的角度来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构红利假说”更具实践层面的意义。根据这一思路，本文以上海为样本，从区域角度来检验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假说”是否存在。

      二、研究方法介绍

      为把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分开，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采用三种方法：偏离—份额分析(shift-share analysis，SSM)，投入产出技术中的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和计量等几种方法。[4]其中偏离—份额法强调资源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投入—产出中的结构分解分析着重于分析需求变化和中间投入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计量方法则可以实证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修正前两种方法固有的机械性的缺点。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偏离—份额方法。

      (一)文献综述

      偏离份额法是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以该区域或一个更大区域的经济变量为参照系，构造经济指标，将某一时期的区域经济总量变动分解为三个分量，即份额分量(the national growth effect)、结构偏离分量(the industrial nix effect)和竞争力偏离分量(the shift share effect)，以此说明区域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可以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该方法由美国经济学家Daniel(1942)和Creamer(1943)相继提出[5][6]Perloff，Dunn，Lampard，Muth先后加以完善，20世纪80年代初由Dunn集各家之所长，总结成现在普遍采用的形式。Hellman(1976)，Ledebur & Moomaw(1983)，Barff(1988)，Andrkopou-los(1990)，Rigby(1992)，Haynes & Dinc(1997)，Knudsen & Koh(1997)，Karlsson(1999)，Hanham & Banasick(2000)，Sirakaya(2002)采用该方法以就业人数为变量，对制造业部门的增长进行了比较研究。[7]而Ledebur & Moomaw(1983)，Fagerberg(2000)，Tmmer & Szimai(2000)，Peneder(2003)以部门劳动生产率为变量进行了比较研究。Thirlwall(1967)提出了动态偏离份额分析的思想，Richard & Prentice(1988)用此方法对新英格兰地区做了实证研究。Esteban Marquillas(1972)增加了分配影响的第四分量，并用同位概念(homothetic concept)解释产业结构影响与竞争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Nazara & Hewing(2004)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中加入了空间结构分析，推导了20种包含空间结构和不包含空间结构的区域经济增长分解公式。姚芳、周密、孙林岩(2005)修正了产业部门规模标准化指标，将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应用于中国工业领域各部门，解决了该方法应用于国家层面的问题。刘伟、张辉(2008)曾用此法分析转型经济的结构变迁。[8]

      由于偏离份额分析模型对时间有较强依赖性，Sirakaya，Choi & Var(2002)认为该模型不允许对特定时间段内可能出现的变化进行调整。[9]同时L C Ledebur & R L Moomaw(1983)Knudsen(2000)认为，根据偏离—份额法得到的结果，虽然可以揭示区域变化中每个分量的作用，但不能解释变化产生的可能原因，从而不能对竞争优势或劣势的来源进行判断。[10][11]因此，为了修正这些缺陷，我们需要根据历史经验和经济增长的总体周期变化趋势，将1978-2010年这34年再划分为几个具体的时间段，用动态偏离—份额法进一步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构份额效应。

      (二)基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偏离份额法模型推导

      1.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模型

      

      则t期相对于基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上式被分解为三项：

      等式右边第一项

被称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静态转移效应，static shift effect)，用于度量劳动力向最初时期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产业转移时，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如果最初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产业吸收了更多的劳动，并提高了本部门劳动力在总体劳动力中的份额，则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为正，Dension称为“结构红利假说”(the structural bonus hypothesis)。[12]

      等式右边第二项

被称为动态结构变迁效应(dynamic shift effect)，用于度量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产业部门流向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业部门，所引起的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净影响。如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份额同向变动，则该项数值为正；如果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产业的劳动份额减少，或者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产业的劳动份额增加，则该项为负。Peneder将该项为负的情况称为“结构负利假说”(the structural-burden hypothesis)。

      等式右边第三项

被称为生产率增长效应(内部增长效应，within-growth effect)，用于度量不存在结构变动时，即各产业部门在保持原有劳动份额的情况下，各个产业部门由于内部的技术进步或技术效率变化等因素导致的产业内劳动生产率增长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2.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分析

      经济增长源于三种因素：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产业结构的变迁，实质是要素在不同生产效率部门的流动和组合。各部门要素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促使要素由低收益部门流向高收益的部门，这会同时改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对结构红利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可以分为两类：参数估计方法和非参数估计方法。参数法主要有收入份额法、计量经济学法和随机边界法，它们都要涉及参数函数的估计，并且都假设研究对象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能够解释随机噪音。非参数方法主要有数据包络分析和指数法，它们没有涉及参数函数的估计，也不需要假设研究对象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但不能解释随机噪音。[13]在应用上，收入份额法和指数法主要用来研究TFP的变动，计量经济学方法主要用来研究TFP变动和规模报酬，数据包络法和随机边界法主要用来研究TFP的变动、技术效率和分配效率等(Coelli et al.，1998)，本文采用收入份额法建立如下模型：

      假定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进步希克斯中性，意味着技术进步不影响投入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

      

      进而可以推导出

      

      将上式右边第一项称为内部增长效应(within growth effect)，用于衡量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第二项称为产出结构效应，衡量各行业产出的增长不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第三项称为劳动转移效应(labor shift effect)用于衡量劳动力在各行业间流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第四项称为资本转移效应(capital shift effect)用于衡量资本在各行业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总量水平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G(A)与部门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

之间的差额，就是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变迁效应。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之和称为结构变迁总效应TRE。

      上式可以写为

      

      

      在上式中，GDP的增长率G(Y)被分解为四个组成部分：1.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

。2.劳动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

。3.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的加权平均值

，即“净技术进步效应”。4.产业结构变迁效应TRE。在这个分解式中，全要素生产率被分为“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两个部分。据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各个年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各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计算出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进一步算出两种效应。

      三、结构红利效应的计算

      (一)劳动生产率模型的计算结果

      由于偏离—份额法本身无法区分时间波动效应，为平滑经济波动周期内结构变迁效应的波动性，使结构变迁效应能更好地被度量，本文参考董辅礽(1999)、陈佳贵(2006)和干春晖(2011)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方法，将1978-2011年划分为六个阶段，并以此为节点，分别计算第一、二、三次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上海劳动生产率在1978-2011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20.35%，增长主要来自于经济体本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占70.13%。而来自劳动力重新配置的结构效应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影响远小于产业内的增长效应，仅占29.87%，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向生产率高的产业部门流动。但分时期的分析表明，1978-1984年期间，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仅1.94%，但结构变迁效应明显。1984-200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快速上升，主要来自于产业内部增长效应，而结构红利效应并不明显。2008-2011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仅0.67%，但静态转移效应高达99.6%，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明显，但负的动态转移效应表明，劳动力流动使总体劳动生产率变低。

      综合六个时期分析，可以发现凡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时期，均是要素快速流动、产业结构快速变迁的时期，表现为结构红利现象明显。而在产业结构完成转换后，均会迎来一波劳动生产率快速上涨时期，上涨的原因主要来自产业内部增长效应，在此期间产业结构则相对稳定，结构红利现象并不明显。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可以发现“结构红利假说”是短期、阶段性现象，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各产业内部增长效应。

      (二)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计算

      为计算结构变迁效应在上海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中的贡献，需要知道经济总体和各个产业的劳动、资本的存量及增长率、边际报酬及产出弹性等数据。对劳动的存量、投资和折旧数据，本文采用上海统计年鉴中各行业从业人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指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价格指数、社会平均折旧率的统计口径；对于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基期资本存量采用徐现祥(2007)计算结果：1978年上海一、二、三次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分别为37.7亿、177.4亿和61.0亿[14]。计算公式为：

      

      对于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有两种方法可以计算[15]，一是参数法，即用经济计量的方法，通过统计回归模型估计上海34年来六个阶段的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二是非参数法，即使用要素的收入份额来计算(李京文，钟学艺，1998；涂正革，肖耿，2005)。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非参数法是假定规模生产报酬不变。胡永泰(1998)、李京文，钟学艺(1998)、樊潇彦(2004)、张军(2005)都曾证实或假定中国经济总量(或国有工业)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要素的边际报酬本文采取国民经济统计中的收入法来计算，其中“劳动者报酬”在收入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就是劳动的产出弹性；收入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资本的总所得等于“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三项之和，这三项之和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三次产业劳动报酬数据无法直接获得，故采用替代的办法，先用《上海统计年鉴》中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工资总额数据，计算出各次产业所占的比重，然后用这个比重乘以收入法计算的“劳动者报酬”，从而估算出各次产业的劳动者报酬；根据核算的定义，用各次产业的增加值减去劳动者报酬，就可以得到各次产业的资本报酬，从而我们可以估算出各次产业的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34年来上海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达10.17%，这其中0.51个百分点由劳动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贡献，6.7个百分点由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贡献，剩余2.96个百分点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增长。由此可见，上海34年的经济增长较多依赖的是资本投入的增长(占全部贡献的65.92%)，其次，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占全部贡献的29.06%)，劳动要素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占全部贡献的5.02%。

      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34年来上海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96%，其中91.91%来自于净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变迁效应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仅占8.09%。从分阶段的时序数据上分析，1978-2001年，上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处于递增阶段，由1978-1984年期间的-0.94%增长到1999-2001年期间的7.37%。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开始下降，到2008-2011年期间已降至0.91%。在这一变化趋势过程中，不论是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净技术进步效应始终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结构变迁所带来效应仅在改革开放的前三个时期(1978-1998)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其影响也远小于净技术进步效应。而在1998年以后，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已经到了微不足道的比例。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上海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技术进步。

      上面这一结论与前面我们对各时期上海市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分析，所得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主要来自于经济体本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而来自劳动力重新配置的结构效应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影响远小于产业内的增长效应”的结论大体相似。从不同角度分析，得到两个相似的结论，说明结构红利假说是成立的，但仅限于特定时期，经济增长主要还是来自各产业的内部增长效应，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劳动力流动和技术进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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