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问题的历史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到底什么时候毛泽东思想开始在全党居于指导地位？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居于党的指导思想地位的标准是什么？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居于指导地位以后是否就一劳永逸不再发生变化了？本文就此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居于党的指导思想地位的标准
学术界多数同志认为，由于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和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此，七大是我们党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标志。看得出，学术界的这些同志是以党的重要会议和文献是否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标准，来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居于全党指导地位的。
我认为，这种以党的重要会议和文献是否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党在事实上是否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与党的重要会议和文献是否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二者有联系，但从根本上说，二者是两回事。例如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大会及文献不仅没有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甚至连“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也没有使用，但在事实上，八大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基本精神的指导下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1〕相反，“文化大革命”时期党所召开的九大和十大，不仅在会议文献中明确规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而且从形式上看，把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提得很高，但在实际上，“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2 〕党的十大则“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3〕我们知道， 党的九大和十大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的，而这一理论则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这说明，当我们判断党是以什么理论体系为指导的时候，主要应该看党在事实上的情况如何，而不能仅仅看文字上是怎样规定的。当然，党的七大在事实上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七大文献也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而七大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党的指导思想的关系，在这里就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党的文献明文规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际上全党也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例如党的七大；二是党的文献没有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实际上党的工作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例如党的八大；三是党的文献明确规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实际上党的工作并没有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甚至直接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例如党的九大和十大。由此也可以看出，仅仅以党的会议和文献是否明文规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标准确实是不科学的。
从另一角度看，如果认为到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才在全党居于指导地位，那么从1921年党的创立到1945年党的七大的24年间，党的工作是以什么为指导的？难道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斗争历史只有从1945年到1949年这最后的4年才是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吗？ 如果这样的话，怎么能让人信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 〕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居于指导地位，关键是这个基本点在全党居于指导地位，也就是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全党居于指导地位。据此我认为，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在全党居于指导地位，其标准应该是：从全党来看，是否按照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党这样做了，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否则，不管文字上怎么规定，都不能算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二、毛泽东思想何时开始在全党居于指导地位
毛泽东思想何时开始在全党居于指导地位呢？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提出在中国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革命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反帝反封建。党的一大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照搬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提出了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党对中国国情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还没有认识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还没有开始实现二者的结合。因此，尽管党的一大宣告了党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但会议并没有按照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而毛泽东思想也就没有在全党取得指导地位。
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了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党以马列主义原理为指导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具体的理论探索，开始于1922年，这同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启示与帮助密切相关。早在1920年7 —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作了报告。在提纲和报告中列宁提出必须把世界各民族明确区分为少数的压迫民族和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两部分；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即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组织，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而且从一开始就应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要支持农民反对地主、反对各种封建压迫的斗争；要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联盟，但同时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等思想。列宁这些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当然对中国革命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列宁的这些思想当时并没有传入中国。
1922年1月， 列宁指导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大会的主题报告系统阐述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并就中国革命的问题明确指出：“现在中国革命群众和群众中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 ”〔5〕正是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1922年1月， 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首次译载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前五条，这表明列宁的这一思想已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
在列宁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22年4月1日，《先驱》以“记者”名义发表《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在初步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思想。它指出：“经济的和政治的状况，影响了中国阶级战争，使它分成两段程途。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有产阶级起来推倒封建主义的战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起来推倒有产阶级的战争”。“为了要使我们的事业得到胜利，中国劳苦的群众，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统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同年5月， 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团纲，6 月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起草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等，都阐明了中国革命要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的思想。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的基础上，1922年7 月党的二大正确分析了我国国情，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明确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重要文献的形式，阐明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二大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正确分析，以及会议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最初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开始萌芽的标志。因此，从全党来说，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起点，这一结合所产生的理论成果，指导了二大以后全党的斗争实践。依笔者在前面所提出的标准来判断，可以说，二大是毛泽东思想首次在全党居于指导地位的标志。如果说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才刚刚开始萌芽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从党的二大开始，萌芽状态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是党的指导思想。
我们作如上分析，并非降低党的七大的历史地位。党的二大事实上是以萌芽状态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而党的七大则是以已形成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在党的历史上又第一次以重要会议和文献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三、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三次丧失和三次恢复
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取得指导地位以后，是否还会丧失呢？截止目前笔者还没有见到学术界对此进行分析研究的论著。从对党的历史的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取得并非是一劳永逸的，1922年7 月党的二大以后，毛泽东思想又曾三次丧失其对全党的指导地位，继尔又三次被恢复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一次恢复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自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开始，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的半年多时间内， 党内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并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核心是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无原则地妥协退让；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甘居“在野党”的地位，自愿放弃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在对待工农群众运动问题上，采取压制的态度。所有这些，明显地违背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及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表明党的指导思想背离了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萌芽状态的毛泽东思想在这半年多的时间内丧失了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作用。事实上，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科学分析当时我国的具体实际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标志着党第一次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或者说，从八七会议开始，萌芽状态的毛泽东思想再次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是由于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胜利地实现了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第二次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如前所述， 八七会议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但是，会议同时也为“左”的错误倾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时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恨，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怕重犯右的错误；“左”比右好的观点已经发生，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这样，“左”倾思想就在党内滋长起来。八七会议没能恰当地估计敌我力量的对比，不承认组织正确退却的必要性，一味强调进攻和城乡武装暴动。八七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实践中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另一方面，党内“左”的思想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并分别于1927年11月到1928年4月、1930 年6 月到9 月和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的三个时期内，在党中央三次占了统治地位。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达四年之久。犯“左”的错误的人，不懂得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的问题，靠背诵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因此在“左”的错误思潮统治中央的时期内，从总体上看，党背离了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思想再次丧失了其对全党的指导地位。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恢复了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根据这一原则总结了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思想。所有这些，标志着我们党第二次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同样由于如此，党又成功地领导了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并进而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系列伟大胜利。
第三次恢复是在1978 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1966 年到1976年的十间，毛泽东根据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当作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事实上，这一理论的左倾错误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6〕自1976 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中，“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7〕总之，在1966年到1978年的12年中， 尽管这一时期党的会议和文献多次明确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事实上，党背离了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思想第三次丧失了其指导地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会议根据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为党重新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此后，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四、两点基本的启示
上述分析，给我们两点基本的启示：第一，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既要在党的会议和文献上明确加以肯定，更要注重在实践中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以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对待毛泽东思想是如此，当前对待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绝不能形式上搞一套，实际上是另一套。第二，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例如毛泽东思想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在全党居于指导地位以后，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不能高枕无忧，而是要时刻注意“左”、右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既要在新的实践中发展科学的理论体系，又要注意维护和坚持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
收稿日期：1996-02-15
收修改稿日期：1996-06-04
注释：
〔1〕〔2〕〔3〕〔6〕〔7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5页，第26页，第27页，第23页，第34页。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6页。
〔5〕《向导》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