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动员”的异化：广东茂名PX项目事件①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茂名论文,广东论文,个案论文,动员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广东茂名PX项目事件是继厦门、大连、宁波、昆明等地之后的又一起PX事件。7年来，PX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发群体性事件，其传播原因是什么？与之前的几次PX事件不同，广东茂名PX事件因行动者的打砸行为以及网民的恶意动员引发了主流媒体的批评。然而，网民的看法却并不相同，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些网络言论背后的意蕴？本文将从电子动员的理论出发对其进行个案分析，探索其背后的中国政治与传播的特点。 一、“电子动员”及其异化：中西对比视角下的学理分析 在西方传播学界，对电子动员的一般看法是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使用互联网用于政治招募、组织和竞选活动(查德威克，2010，p.151)。 这一概念是在“国家—社会”理论视域下进行阐述的。诚如查德威克所说：“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经常性张力会持续引发政治对立。……互联网可不像公民社会中的其他方面那样如此被控制，它的流动与活力本性使得这个问题如此让人着迷”(查德威克，2010，p.3)。在这一意义上，电子动员被作为社会改变国家的一种力量，受到利益集团的关注，在社会运动中得到广泛运用。 在“国家—社会”视域下，电子动员被作为传统社会动员的延伸而存在。在“国家—社会”视域下，西方传播学者认为，网络动员与传统社会动员的本质是相通的，都是社会的媒体政治应用；所差别的只是媒介手段，即电子动员是新媒体政治应用。所以，“引人注目的电子动员案例，无论是跨国的还是国内的，现在都需要被放在传统利益集团的组织和战略革新的背景下进行考虑”(查德威克，2010，p.189)。网络提供政治精英建立动员渠道，同时降低积极参与者的参与成本(Delli Carpini，2000)，因此，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手段的出现，有利于形成动员。由此，电子动员被视作一种提高传统利益集团组织流动性的动员形式，从而成为传统组织动员的延伸，也就是传统社会动员的延伸。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电子动员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动员，则被认为是一种异化。如查德威克(2010)曾专门讨论了电子动员的极端异化形式——黑客行为主义，认为这种受到集体规范批判的政治参与形式尽管被主流媒体描写成妖魔鬼怪，但却动员了不少社会运动，如萨帕塔民族解放组织的运动(p.172-p.174)。这些造成道德恐慌的电子动员，在西方学界也引发了争议，成为考量我国电子动员异化的一种参照。 在中国语境下，一些学者补充并更新了对电子动员及其异化的看法。 在理论视域上，相关研究基本沿用了“国家—社会”的理论视域，将网络动员作为社会的新媒体政治应用，进而将其视作弥合“强国家—弱社会”的重要力量。有研究者认为，网络动员对中国的意义，在于“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以其开放性、互动性打破了单向度传播”，从而使“以往的媒体的政治叙事现在正在被改写为草根叙事”，“动员开始褪去激进的革命色彩”(李夏，2012，p.53)。简而言之，电子动员是运用新媒体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这一动员形式对于理解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不同，尽管也从“国家—社会”视域考量电子动员，但其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传统的社会动员的延伸，其特点自然有所不同。在中国语境下，电子动员未必能作为组织动员的延伸而存在，因为传统利益集团的动员作用本身显得不足。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性因素及政治文化传统导致的民间社团以及政治性人际交往十分缺乏，因此依赖民间交往包括一般性社会网络以及专门社会运动组织机构的社会动员力量非常薄弱”(孙玮，2009，p.119)。在地方性、社区性议题上，中国的民间组织容易受到地方力量的干涉，从而无法发挥明显的社会动员作用。我国对现有的民间组织在管理环节实施的是严格的追惩制管理模式，即组织若被发现有违法之处要受严惩。这“有利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行政性管制而不是从鼓励民间组织发展角度为出发点的”(王建芹，2005，p.13)，从而使得民间组织愈加谨小慎微，难以发挥社会动员作用。在社会支持系统相对缺乏的情况下，社会动员的出路何在？有研究者认为，“中国非营利组织如果要提升行动能力，只有多方寻求传播资源和渠道”(韩鸿，2008，p.93)。恰如塔罗(2005)所说，“出版和结社是社会运动发展中互为补充的两条途径，那么它们在一起就是一个爆炸性的结合”(p.69)，即社会组织必须寻求配合自己的媒介系统，以求支持自己的运动主张。于是，电子动员在中国社会不仅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必需。电子动员以及动员所形成的虚拟社群，被称为“网络结社”。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滞后性，已经成为中国网民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黄荣贵，2010，p.186)。 事实上，在中国，电子动员发挥了被民众夸大的作用。这种夸大作用使电子动员存在着被异化的风险。 在西方，由于网络动员被作为传统社会动员的延伸，有研究者认为其无法超越传统社会动员，其效果是有限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赵鼎新(2006)认为：互联网带来了信息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变化；互联网的综合性造成了社会动员的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互联网是个在兴趣和利益上高度分割的社会，网上公民社会支离破碎(p.273)。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不可能在没有面对面的接触下产生。由此，他提出，一个纯粹在网上发动的社会运动往往效果有限。大多数社会运动，特别是那些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动员离不开传统意义上的组织、社会网络和空间环境，而互联网在政治中所起的可能只是一个辅助作用(p.273)。 然而，在国内，电子动员发挥了无法比拟的强大动员作用。网络“正在成为行动、告知、招募、组织、占领与反占领的优势工具”(谢金林，2011，p.37)。台湾相关研究显示，大学生透过网络表达政治看法的情形远高于其它媒体(Chang，2002，引自，张依依，2010，p.27)。也就是说，互联网的聚众效应使其天然地成为社会动员的主要媒介载体。不仅如此，在“实体社会中民众自行组织起来的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网络形式的动员意义重大(王少泉，2013，p.41)。其迅猛扩散了相关信息，滚雪球式地增量信息，“有效凝聚散居在各处对政治有同样兴趣的网友”(张依依，2010，p.27)，以形成合力。这种合力反过来给予网民成功预期。有研究者发现，部分政府部门已经“无法阻止抗争议题在新兴媒体空间内的传播，自身却有可能成为共意动员的对象，被迫采取行动与‘共意’保持一致”(高恩新，2009，p.99)。这种成功的预期给予更多网民参与的动力，从而使得各种新生的网络传播方式，如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在线平台都被网民作为动员的渠道。应该说，电子动员在中国语境下的效果几乎不存在西方社会的有限性争议，而被充分放大。在放大过程中，网友的行动又使电子动员发生了进一步的异化。一旦这种作用被夸大到可以无视或曲解基本信息事实，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随意践踏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和法律底线，这就是一种异化。 二、广东茂名PX项目事件中电子动员的异化 在电子动员巨大作用的诱惑下，网民在实施电子动员时为了强化效果往往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这就使电子动员具有异化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引起舆论的争议：电子动员究竟可取吗？ (一)科学性异化：百度百科PX词条“争夺战” 2014年3月30日，也就是茂名PX项目事件发生的当天凌晨，有人将百度词条中的PX毒性由“低毒”改为“剧毒”。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发现后，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担保PX绝对称不上剧毒，于是将其改回“低毒”。部分网民并不认同，又把它改成“剧毒”。于是，近10位清华化工的学生开始与一些网民就PX是“低毒”还是“剧毒”进行反复修改，复旦等高校化学专业学生留言声援清华化工的学生，6天内该词条被修改36次，直到4月5日百度百科直接将词条锁定在“低毒化合物”的描述上。 在这场词条“争夺战”中，以清华学生为代表的“学院派”与执意将PX改成“剧毒”的部分网民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看法： 一方面，“学院派”对PX的毒性进行了论证，认为网民修改词条是“恶意动员”，即试图在敏感的PX事件时期用“伪科学”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清华学生指出，“对二甲苯毒性低于乙醇，乙醇就是我们平时所喝的酒的主要成分，酒都能喝，对二甲苯还能是剧毒么”(hydslagrange，2014，April 2)。基于此，清华学生表示，“我们清华化工有责任解(应作‘消’)除民众的误解，有责任捍卫科学的阵地”(913712607，2014，April 2)。在网民孜孜不倦地一次次将“低毒”改回“高毒”、“剧毒”后，清华学生愤而表态，“清华化工系今日誓死守卫词条”(ak47aug，2014，April 2)，要求“当前PX为敏感话题，望百度对审核行为负责”(ImhotepEgy，2014，April 2)。在清华学生的这些言论中，“科学”是关键词也是前提。在他们看来，“科学就是科学，一千万人的上街也无法改变化学物质的性质”(dislocation，2014，April 6)。在环保主题下，电子动员要在符合科学的前提下进行，只有运用环保知识才能进行环保动员。由此，清华学生对网民改掉“低毒”的科学判断极其反感，认为修改者“涉嫌恶意篡改”(ImhotepEgy，2014，April 2)，其意图是“使用‘高毒’字眼，对群众起误导作用”(847872000，2014，March 30)。 另一方面，网民并不认同“学院派”对PX毒性的鉴定，认为“学院派”已“被收编”，其言论其实是“替政府站台”。有网友反诘，“没毒你可以喝一喝试试啊”(红色铁碎牙2，2014，April 4)。还有网友尖刻地提出，“以我之见，PX项目造在清华园内最是合理，有那么多专业深厚的清华化工系学生在周围，产学研结合，必能发挥最大的效益”(深奥的卡哇伊，2014，April6)。在质疑清华学生毒性鉴定公信力的同时，有不少网友正面谴责清华学生，称：“清华学生，被利用了(sunshine0130，2014，April 7)”，认为其“作秀”，嘲弄道：“搞笑了，现在在中国修改一个词条……都要‘誓死’，都要‘捍卫’了么(rslitao，2014，April 6)”。一些网友进一步对清华学生进行了道德谴责，炮轰道：“别拔高自己的道德高度，建在你们门前，你慌不慌”(fcbalake，2014，April 6)，认为清华学生“说出这话是不怎么负责人(应作‘任’)的，特别是利用了公众对他这所学校的公信(songshaofei，2014，April 7)”，并直接批评清华学生“被政府收编”，表示“要严厉批评一下清华那群学生，这么着急替政府站台，宣扬PX项目无毒无害。你家里人知道吗”(一路傻愣，2014，April 7)。 事实上，两种言论并没有在同一逻辑层面展开，而且，在论争过程中越来越“各说各的”。清华学生的立论在环保知识上，其逻辑是“不懂科学不可乱动员”；网友避其锋芒从道德层面入手，其逻辑是“被收编的不可指责我们的动员”。如果从电子动员的理论进行分析，清华学生的言论更接近环保动员的传统逻辑。查德威克(2010)指出，“环境保护主义的话语—至少在温和派的‘轻度环保’的面貌下——很久以来已是美国政治辩论中主流组成部分”(p157)。在欧美环保运动的动员过程中，环保知识才是动员的基础，对知识的科学解释是捕获人心的重要手段。根据卡斯特(2006)的数据，已经有80%的美国人、三分之二的欧洲人认为自己是环境主义者(p.171)。所以，在欧美有充分的接受环保知识的公众基础，也形成了环保动员的固定模式。然而，在中国语境下，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网友着眼于“被收编”问题上的一系列看法，已经将问题转为对政治的讨论，脱离了环保动员本身。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早在2007年的厦门PX项目事件，网民就曾集体炮轰在事件中失语的易中天是“被收编的文人”，认为他没有“文人的骨气”(新浪网友，2007，June 3)。如今，网民又从同一逻辑出发，把清华学生也推到了所谓“被收编”的那一类人里。 网民的逻辑在之后的言论中愈加清晰。有网民指出，重点根本不在于PX化工产品是否有毒，为什么大家都舍本求末地去研究这个问题(“广东茂名反PX事件：清华化学化工系学生昼夜捍卫PX词条”，2014，April 4)。有网民进一步表示，“这件事关键不是有毒没毒，是民众根本对政府一点不信”(fcbalake，2014，April 6)，“说白了还是政府公信力的问题”(cheersend，2014，April 6)。这种政治不信任，使得科学范畴的环保动员发生了异化，背离了环保科学本身，成为了抗争地方政治的由头或幌子。由此，维权观念超过了环保观念，成为了动员的主旨。这种牺牲科学性的动员方式也成为中国复杂社会政治中的奇观。 (二)真实性异化：有关坦克进城等PX谣言 4月4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在广东茂名PX事件中有七大不实传言，包括：坦克进城、死亡人数、政府已偷偷开工、市民流血事件、中断上网封锁消息、警察暴力执法、停运巴士与火车。对此，人民日报一一回应：“坦克车进城”图片系训练旧图，事件无死亡，政府没制定开工建设具体时间表，市民流血照片系张冠李戴，网络业务正常，警察暴力执法照片系交通事故，交通无异常。 然而，主流媒体公布事实的行为并没有完全使网民信服。对此，网民主要提出了两种看法： 其一，在网民看来，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确实有问题，所以，不实传言所反映的问题是实在的，发挥的动员作用也是正常的。有网民发帖，“我知道茂名被封锁了。没事干嘛要封锁。我同学就是那里的人，发了很多照片给我们。现在2天没他消息了(曾近的沙，2014，April 3)”。在网民看来，即使政府没有中断上网，仍然采取删帖等方式限制信息的传播，所以，网络传言并不是完全“无的放矢”。事实上，网络谣言往往按照民众头脑中的社会文化解读模式，把事件纳入到民众可以接受的、反映民众利益诉求的故事中，如同情弱势群体、痛恨贪官污吏等都是网络谣言经常加以利用的。由此，即使信息本身是虚假的，同样能够产生共鸣。“被民众所传播、被新媒体所发布的叙事框架无论在经验的可信度、经历的可测量度，还是在叙事的重要性上，……更加符合人们心中的信念真实。正是借助于这些建构出来的、变形的，然而人们却信以为真的叙事，新媒体动员了一大批见识过相似‘伤痕’、相似‘怨恨’的人们”(曾庆香，2011)。网络谣言真实地反映了转型时期非均衡利益博弈使弱势群体出现的被剥夺感。当具体到环保问题可能产生不利于民众利益的潜在威胁时，民众惊弓之鸟般地群起而攻之，其深层表达反映的还是底层的被剥夺感以及在现实政治制度安排中缺乏相应的表达和泄愤渠道。 其二，网友认为，在主流媒体前期失语的情况下，网络谣言的滋生是“情有可原”的。有网民指出，“针对那些假消息是个响亮的耳光，打的余声还仍在耳旁回荡！但民众想知道的是，茂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没有任何报道？作为官媒，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去客观公正的给予报道，反而藏着掖着。实在藏不住了，寥寥数字轻笔带过，动则情况稳定，天下太平。出大动静了，再随便抓个反面做典型，洋洋洒洒千言万语批不净、骂不完。有意思吗？很有成就感吗？……好大的官威啊”(专用马甲122，2014，April 3)。由此，一些偏激的网友认为主流媒体“事后诸葛亮”的“辟谣”行为并不可信，表示“官媒要反着看就对了”(yangzhaozhang，2014，April 3)。在网友眼中，网络被赋予了与主流媒体对应的民间舆论的意义，成为知情权与话语权的代名词。即使存在真实性异化的问题，其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民是弱者，手中既无钱也无选票”(香热铜炉，2014，April 23)。也就是说，在公开的参与和利益诉求渠道十分稀缺的情况下，网民不得不试图建立其与上级之间的垂直网络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石发勇，2005，p.77)。所谓的寻找群众与上级之间的个人垂直网络，对缺乏与上级直接联系的弱势群体而言，要跨越“越级”求助的巨大障碍，如直接上访等形式的操作难度或阻力非常大，而在网络上匿名发表一些尖锐的言论以期得到上级重视的做法，则方便得多。 三、关于异化的政治传播再思考：中国语境下的电子动员与“亚政治” 从上文的网友言论可见，电子动员被民众赋予了政治意义，其异化其实是中国语境下“亚政治”的特殊表现。 (一)异化的电子动员意味着对“生活政治”的背离 在广东茂名PX项目事件中，电子动员的科学性异化，其实是对作为“生活政治”的环保动员的背离。 在一般意义上，由于PX项目事件关注的是生存环境问题，被理解为环保事件，其在西方语境中，属于“生活政治”的范畴。这意味着： 一方面，环境群体性事件等社会运动是针对细微的社会议题的，并不表现在历史的重大事件上。在后现代语境下，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的制度化构成，都是在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看起来支离破碎的活动中实现的。“生活政治”是“生活方式的政治”，要避免“解放政治”的宏大叙事，关注“解放政治”不曾关注甚至不屑于关注的微观政治问题。按照吉登斯(1998，p.251)的说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等社会运动，都是在后传统秩序中提出有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伦理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的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因而属于“生活政治”。 另一方面，环境群体性事件等社会运动不谋求结构性的革命巨变解放自身，是一种政治改良。吉登斯主张，随着新社会运动的深入发展，“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变，即由强调阶级区分，企图主要通过暴力方式打破不平等的权力格局，使个体获得自由和独立行动能力为诉求的“解放政治”向注重身份、相互关系以及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政治”转变，即诉求关怀的重点并不是物质资源的分配，而是保卫并重建生活方式，调整现代人的生活政策，实现了运动的“文化或建构主义转向”。这种政治改良方式，在西方后传统社会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宏观层面上的解放政治有时难以直接解决问题，这种多元的政治途径能够补充解决社会问题。 比较中国的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的PX项目事件不属于彻底的“生活政治”，反而具有一些“解放政治”的特点。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网民的话语并没有聚焦在环保本身，其背后仍是宏大的政治逻辑。环保在此是一个引导事件的中心词汇，或者说是一个“幌子”。所以，PX项目事件在网民眼中并不是“生活政治”范畴内的环保事件，而是对地方政治提出利益诉求，企图摆脱自身的弱势地位的“维权事件”。这恰恰符合了“解放政治”的特点。按照吉登斯(1998，p.247)的说法，解放政治是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观点。其包含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是力图克服某些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解放政治总体上关心的是要克服剥削、不平等和压迫的社会关系。它的主要取向是倾向于“脱离”而不是“朝向”(吉登斯，1998，p.250)。然而，由于网友针对的主要是地方政治，并不改变“国家结构”，所以，与传统的解放政治也有所不同。 这种一定程度上的“解放政治”倾向，最终落在了民众的行动上。除了上文所说的诉求中的“解放政治”倾向，茂名的PX事件由原来的和平请愿的“散步”到后来的打砸，在行动方式的激烈上也具有“解放政治”的特点。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背景和独特制度架构下形成的复杂的、本土化的政治。 (二)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异化的电子动员意味着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 作为社会动员新媒体形态的电子动员，其真实性异化，是“国家—社会关系”下的异化。在中国，是缺乏组织参与的特殊“国家—社会关系”的表现。 正如上文所说，在西方社会，主流利益集团尤其是民间组织，在社会动员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电子动员被作为社会动员的新媒体延伸而存在。组织，作为所谓“第三领域”的中介参与，通过带来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促进社会与国家进行实质性的交流，从而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端，使得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电子动员，在此，仅仅是动员方式的进步。所以，其国家与社会虽然是分立的状态，但其力量借助组织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整合。 然而，在中国，由于缺乏组织的整合和把关，电子动员作为一种直接的政治参与，承载了其在西方不曾承载的沉重政治意义。正如连岳所说：“厦门有的NGO，在PX事件中体现出来的畏缩及消解民众勇气的做法，让我无法对其有信任感”(刘炎迅，2009，p.84)。在事件过程中，厦门绿十字公开发表了“三不政策”——对散步“不支持，不反对，不组织”，绿十字的负责人马天南也坚决拒绝在媒体上表态，引来了无数市民的白眼(上官敫铭，2007，p.AA13)。在这样的环境中，电子动员加重了异化，甚至在缺乏把关的情况下发生了真实性的异化，也使市民运动残存了大量旧式政治运动的影子，热情有余，专业不够。正如许知远(2007，December 13)所说：“突然爆发的公众情绪，可能形成某种舆论压力，改变某些政府决议，但它很难形成持续的效果，愤怒的情绪经常像一阵风一样到来与过去。……民主、社会正义、自由、科学，这些让人心情澎湃的口号与主张，经常是无力的附着在中国社会之上，人们可以喊叫它们，却不感兴趣其真正含义，更没有对应的社会组织来将之实现。” 而异化的电子动员，则进一步催化了民众心中的“国家—社会”先验对立。《人民日报》的辟谣行动原意是回应民众的疑惑，寻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共识，却反而激化了民众对于主流媒体事前不告知、不尊重民众的负面言论。民众偏激地认为，只有通过互联网，才能质疑地方政府的解释，甚至推翻政府的结论，敦促政府部门受民众的驱使。由此，电子动员被赋予了夸大的政治作用，成为一种异化了的具有民主意义的政治参与。 (三)去异化：关于中国语境下“亚政治”的再思考 按照贝克(2004，p.50)的说法，“亚政治”(sub-politics)是外在于并超越国家—政府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制度的政治。即，政治体系之外的民间组织、人群，通过给政治体系以巨大压力的行为来影响决策，也就是一种个体从下方塑形社会，通过核心的公民自我组织能力实现政治目标的方式。这在PX项目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尽管在PX项目事件中电子动员带来了异化，但“亚政治”本身确实对推进民主政治有一定的意义。因为“现存体制内的改革被认为其边际收益已经接近为零，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在国家体制外的社会领域用功，即以社会领域的深入广泛的变革推进国家领域的变革，一个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可靠保证”(陈明明，2001，p.110)。这种国家与社会分立，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而是为了寻求两者的合力，即国家与社会“在‘元概念’上是互赖的(统一)，在行动上是互动的(交互作用)，在功能上是互补的(相得益彰)”(陈明明，2006，p.30)。 不过，西方的“亚政治”依靠未卷入实质性技术化和工业化过程团体的抗争。而在中国，却是依靠普通民众，通过网络去获得发言权和参与权，从而对社会和政治决策产生影响力。这一有中观特色的“亚政治”现象，值得我们去重新分析与思考：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去异化？ 要形成国家与社会的整合力量，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在权力扩张的过程中都是有限度的，面临互相的限制，以期达到平衡、和谐的发展。在社会向国家提出调整权力关系的意图时，同样需要限制异化。事实上，异化的社会权力与行动并不能达成“国家—社会”的充分共识，反而会有意无意地离间两者可能的互补关系。茂名PX项目事件中的异化就是例证。所以，形成有建设性的“亚政治”的前提，在于遵守政治传播的基本要求(也是传播的基本要求)——作为电子动员基础的基本信息必须真实、科学。也就是说，价值判断应该以事实判断为前提和基础。这是“亚政治”的逻辑起点。只有在这一起点下，才能进一步讨论如何通过民主政治建设去避免电子动员的异化问题。 一方面，主流利益集团尤其是民间组织的把关作用，可能有效地减少异化问题。西方主流利益集团组织下的新社会运动或许是一种参考。这种运动尽管也是自下而上发起的，但与传统政治解放运动不同，其意识形态特征也与工人阶级运动的集体行动理念形成鲜明对比。它不直接要求政权更迭，而是着眼于多样化的集体行动、身份认同等问题。它关注社会与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关系，成为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治补充的“社会政治”，不失为推动地方政治体制改良的一种途径。所以，主流利益集团或民间组织的培养与介入，或许是去异化的有效方式。 另一方面，媒介的“生活政治”取向，或许能够消解长期垄断意识形态的“解放政治”观念。媒体在其中应淡化“解放政治”意义上的宏观政治概念，而重视“生活政治”的文化取向。媒体对“消费者”、“环保者”这些身份的建构，其本质是一套新的分析社会构成以及权力结构的类分体系。因为“消费者”、“环保者”的概念与身份，跨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无产者”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划分方式，这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或环境保护等新型的社会观念建立起来的新的身份认同，并以此动员其社会群体、引发其信任关系、鼓励其参与行动。身份重构展现的新型意识形态，虽然不是统一的，但其观念和价值的多样性，及其趋于实用、具体的特征，无疑为改革国家现有的威权管理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由此，媒体所代表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政治，可以去异化地成为促进我国这一特殊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驱动力。 ①广东茂名PX项目事件发生于2014年3月30日。自上午8点起，有大量市民持“PX项目滚出茂名”等横幅、标语至茂名市政府，要求停建PX项目。至晚间，小部分闹事者开始扔石头、矿泉水瓶等破坏公共设施。最终，茂名市政府查处44人，刑拘18人，同时，宣布将尊重民意、民情，在社会没有达成充分共识前决不会启动该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