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语境中的文化与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文化与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 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194(2007)04-0012-08
随着大英帝国和其他欧洲帝国在世界的殖民，西方文化逐步走向世界；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更加强有力地蔓延于世界。西方文化成为人们时时处处都要面对，且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存在，在中国亦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还有许多的偏差和片面，本文拟对众说纷纭的西方文化和文明作一描述，并简要讨论文化与文明的区别。
一、西方语境中的文化
“文化”是一个人们每天都用却很难定义的词语。在中国，人们喜欢用这个包容性很强且地位颇高的词为一些社会现象包装。例如，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登堂入室，便有了企业文化；IT主宰世界后又有了IT文化，不一而足。前几年有人还编了一本《中国文化一百种》，包括兵器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在西方，虽然文化一词没有如此事必躬亲，但也是含义最丰富、用法最多、涉及面最宽的词语之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日本文化与印度文化、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还有亨廷顿所说的“达沃斯文化”等等，在这无数组文化中，文化的含义有共性的成分，更有相异之处。半个世纪之前美国人类学家科鲁伯和科拉克豪曾专门对文化的定义做过研究和统计，结果是仅基本独立的定义就有160种之多。[1]之后，没有人再做过这类统计，但可以相信现在这个词的定义肯定要比50年前翻一番，甚至两番。
同时，文化一词的含义一直在变化，其着重点也在变化。在西方，文化一词来自古拉丁语cultura，意思为“耕作”或“照料”。据《牛津英语大辞典》，“文化”在1430年进入英语，从1805年引入了另一个含义：心灵、趣味和举止的训练、开发和雅化，但此义直到20世纪中期还没有成为重要含义，例如在1958年的《韦氏大词典》中还只是8个意思的最后一个。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这个后来者才很快成为文化一词的主要含义。随着20世纪后半叶社会科学的发展，文化一词的含义逐渐抛弃了古拉丁语的含义，转而成为一个意义非常宽泛，而且众说纷纭的特殊概念。
文化一词的现代学术定义，即社会模式的人类思想和行为，是由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首先提出来的。1872年英国科学发展协会专门组成一个委员会对文化的范畴进行界定。该委员会从人类学角度列出了76种文化涵盖的范畴，并在以后的岁月里继续此项工作，到1938年，在著名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等人的主持下，一个非常详尽的研究成果，《文化构成纲要》(另译为《世界文化大纲》)出版。这个成果一直应用于对世界范围的文化资料分类和跨文化研究，2004年出版其第5版。
著名人类学家科莱德·科拉克豪在其重要著作《人类的镜子》一书中列出了文化的12种定义：
1)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全部；2)个人从其所属群体获得的社会遗产；3)一种思想、感情和信念方式；4)行为的抽象；5)人类学家关于一个群体实际行为的理论；6)积淀学习所得的仓库；7)对常见问题的一套标准化指南；8)学到的行为；9)行为规范的机制；10)适应外部和他人的一套技能；11)历史的沉淀物；12)一种行为地图、过滤器或矩阵。[2]
1994年，约翰·鲍德雷根据科鲁伯和科拉克豪的研究，把他们1952年研究所得160种定义归纳为8大类，对文化作了更为实用的界定。他认为文化最少由三种因素构成：人们的所思、所做以及所制造的物质产品。当然这里也有问题，例如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和他们实际做的往往是非常不同的。同时鲍德雷认为文化还有几个特点：分享性、习得性、象征性、传承性、可适性和整合性。[3]例如在西方文化中，新娘穿白纱象征纯洁，而在中国，新娘穿红衣象征吉祥。同样，文化是习得的，而非遗传的，这是家庭和学校在文化传承方面至关重要的原因所在。
文化的定义还受到特定国家的特殊情况所影响。《美国传统英语辞典》关于文化的主要定义为：社会范围传递的行为模式、人文思想、信仰、规范及人类劳作和思考成果的全部。美国为什么要强调“社会范围传递的行为模式”？此语义的强化来自美国的现实需要。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忧外患”，国内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国外的越南战争欲罢不能，这使整个美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深切关注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等问题，亟待对国内外的文化差异和文化间的关系有概念上的描述和界定。由此产生了对“行为模式”含义的强调，同时逐渐形成了对文化原有含义(“耕作”或“照料”)的放弃。
在西方，文化一词虽定义繁多，理解各异(尤其在学者之间)，但在通常使用上，主要有两种：其一，“人类所能想到和知道的事物中最好的那一部分”，基本相当于我们常说的“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民间文化和群众文化相对，而且有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层次的含义。这种观点最早是由英国大学者阿诺德(1822-1888)所总结的，他断言，文化是“一种对完美的研究”，是“人类所思所知的最佳之物”，例如，贝多芬的音乐，达·芬奇的绘画，密尔顿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等。[4]
在19世纪，随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等新学科的产生，一种有别于阿诺德“高雅文化”的新认知开始出现。德国哲学家赫尔德(1744-1803)是早期代表之一。他强烈批判欧洲18世纪末那种欧洲文化的种族中心论，高度评价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旧约》中的诗歌，认为这些发自内心的自然抒发要比受教育的精英所写的那些人为文学产品优美得多。因此，只有欧洲文人垄断“人类所思所知的最佳之物”的观点是荒谬的，应该存在着许多优美的文化，而不是只有一种高雅文化。[5]79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发展了赫尔德的观点，并在1871年把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存在，包括知识、信仰、人文、道德、法律、习俗和社会成员需要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简单地说，泰勒的文化指所有精神产品的总和。这是文化从高雅走向普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6]到弗洛伊德时代，文化的第二种定义开始确定了下来，弗洛伊德认为，文化是人类获得和建构的总和，也是彼得·伯格后来进一步确定的：文化是人为之物的全部，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7]
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繁荣，文化的第二种定义被普遍接受，并成为主流的定义。从学科上分，前者又称为“人文派”定义，后者为“社科派”定义。
现在西方使用文化一词时多是用其“社科派”定义，即指人猿相揖别之后的所有人为之物。在这个大概念下，人们又根据不同标准把其分为不同的子系列。按地域分，有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再细分又可有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等；按科目有政治文化、经济文化、企业文化等；按时间可以分为古代文化、现代文化、当代文化等。不同地区的人由于受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生活习俗所致，其分类基点不尽相同，因此又有了一些不同的类别。例如，西人喜欢辩证地分类：单一文化和多元文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种文化和子文化等，这与中国人并列分类，如酒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的习惯非常不同。
时空因素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但客观而言，不好说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先进或落后，尤其从地域上更是如此。文化是所有人为之物，地域文化是那个特定地域的所有人为之物，是由那个特定地区的自然、经济、历史等一系列因素形成的，抛开这些具体的成因，或以一个地域的标准去评说另一地域的文化是无法得出客观评价的。因此，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也没有先进或落后的问题。由于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的不同，文化的内容也不同，但都有其存在的必然。如亚洲人多食谷物，欧美人多吃肉奶，这里没有先进落后之别。吃熟食被认为是文明的源头之一，但爱斯基摩人的吃生肉却是他们在没有蔬菜的情况下摄取某些维生素的唯一途径。因此，“先进”或“落后”这类主观性很强的词语是无法正确地描述他们这种“生肉文化”的。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中的“西方”是指：以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为文化渊源，以民主政治为政治体制，以市场经济为经济模式，以工业革命成果为科技基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国家群体存在；那么这里所讨论的西方文化是指：西方这个特殊国家群体存在的所有人为之物。
整体而论，文化与社会是相通的，有时甚至难分你我，但区别仍然明显。其根本区别在于，社会是以人为核心内容，而文化是以人为之物为内容的。文化与自然是相对的，即人为之物为文化，而自然存在或生成之物不属于文化。这里有一个悖论：人本身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目前学界的共识是：如果把人视为生物界中的一个物种，人类无疑是自然的；但如果把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看待，他又是文化的，因为是文化把人类与其他生物区分开来。换句话说，生物的人是自然的，社会的人是文化的，而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无疑既是生物的，同时又是社会的。
二、现代西方的文化观
同处于一个大文化氛围之中，但由于地域之别，历史之异等原因，仍然会存在诸多不同的文化观。在现当代西方，学术界对文化的整体理解主要有下列几类观点。
(一)历时性文化观
历时性文化观是一种起源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观念，同时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文化观。认为与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人类历史一样，文化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进，从传统到现代，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社会进化论把生物进化的模式运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斯宾塞从哲学(或他所谓的社会学)角度，泰勒、弗雷泽等从文化学的角度，摩尔根从人类学的角度，分别说明了同样的道理。社会进化论的主要论点有以下几点：
1)人类在心理上是一致的；2)人类生活条件大同小异；3)在一致的心理和基本相同的生活条件下，不同的民族能够独立地创造出大致相同的文化；4)不同地区的文明是平行地、逐步地进化的；5)不同民族的文化进化程度不同，处于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
关于文明和文化发展的阶段，社会进化论者主要有这样一些区分：文化上分原始、野蛮和文明三阶段；经济上分狩猎、畜牧和农耕三阶段；按生产工具的进化，分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期；按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进化，分杂婚、群婚、母系社会和父权社会等阶段；按宗教的发展，分巫术和图腾(万物有灵论)、多神论和一神论等阶段；按演进脉络，分为“三段论”、“五段论”，“单线说”、“多线说”等观点。这些分类都是建立在人类社会整体进化的理念上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一种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进化观。此外维柯、斯宾塞以来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持这种进化论的文化观。
欧洲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人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把人类社会历史粗分为三个阶段：
1)神明时代。人们相信他们在神明的统治之下，一切事情由神谕指挥，神谕是最古老的构建；2)英雄时代。英雄们统治着贵族共同体的属地；3)人类时代。人们认识到所有人在本性上是平等的，因此首先建立的是人类共同体，之后是王权，两者都是人类政府形式。
维柯的文化发展循环论十分著名，但他为理解社会或历史做出的最有创见的贡献在于他否认了永恒的自然法学说——一种自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我们作为西方传统之核心的观点。维柯强调文化的独特性：不管某种文化与过去或后来的文化之间多么相似，却表现了人类社会在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一种独特风格。[8]
进化论的另一代表是斯宾塞，他在1852年的《人口理论》中提出的“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观点，比达尔文和华莱士对生物世界的相同理解要早六年。他在《心理学原理》中全面提出了他的社会进化论主张。1857年的《进步：其法则和原因》一书则把进化论普遍地用到社会研究的各个方面——社会是个超生物的有机体。
从斯宾塞、泰勒等人的实证主义社会文化研究，到20世纪中的新实证主义的文化社会学，都持进化论的文化观。斯宾塞认为，文化是由简单到复杂逐渐进化的。泰勒认为文化的分布就像动植物一样是由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德国的利佩特认为，文化史就是人类由低级野蛮状态向高级文明状态发展的历史。
(二)共时性文化观
共时性文化观强调各种文化或文明的共时态并列，而否定超文化的全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论。它认为不同文化会有类似的“生命历程”，即都经过起源、繁荣、衰落与灭亡等阶段，而且其间有许多机制是各文化的生命历程中共同的或相似的。与历时性文化观不同的是，这里的文化生命历程并不具有“进步”的意义，因而一种文化衰亡后如果有另一文化兴起，那也不意味着由落后向先进的演进，而只是生命周期的又一轮循环。所以，尽管各文化或“文明”在经验上存在着时序的先后，但“在哲学意义上”仍可以把它们都看做是共时态的。共时性文化观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不强调文化有优劣或明确否认文化有优劣，因此表达了一种反种族主义、反特定文化本位主义的普世人文主义价值。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1744-1803)认为，不管理解什么事物，都是对其个性和发展过程的理解，这需要一种能力，他称之为对世界观——某种艺术传统、某种文学、某个社会组织、某个民族、某种文化、某个历史时期的个人——的感情投入。要想理解个人的行为，我们必须理解社会的“有机”结构，只有以此为根据，才能理解其成员的精神、活动和习惯。和维柯一样，他认为要理解一种宗教，或一件艺术品，或一个民族的性格，必须“进入”其独特的生活条件。因此，赫尔德热衷于维护对创造性活动有着独特贡献的原始文化，他喜爱人类精神的几乎每一种表现和充满想象力的作品，而且只为了它们自身的缘故。艺术、道德、习俗、宗教，从悠久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民族生活，是由过着一种统一的共同生活的整个社会创造的，是对共同的经历所做出的形象的集体反应，而且有其统一的表现形式。那种在它们之间或内部进行分门别类，完全是后来的时代中愚钝而教条的书呆子对它们的人为歪曲。
一个民族的歌谣、史诗、神话、庙宇和风尚，他们的衣着样式，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其作者是谁？是这个民族本身，是从他们的全部所作所为中流淌出的整个灵魂。最野蛮的行为，莫过于无视或践踏一种文化的遗产。所以赫尔德谴责罗马人摧残土著文明，也谴责教会(尽管他本人是个路德派修士)强迫波罗的海人民皈依教会，强迫他们适应与他们的自然传统格格不入的基督教模式。他还谴责英国的传教士对印度人和亚洲其他居民采取这种做法，由于把外来的社会制度、宗教、教育形式强加于他们，而这些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只会使他们偏离自然的发展，结果使他们精致的本土文化遭到了粗暴的破坏。赫尔德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不同的文化，就像是人类大花园里众多和睦相处的鲜花，能够也应当共存共荣。[9]
西方著名文化学者斯宾格勒用他称为“哥白尼体系”的方法对文化进行了独特的描述，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具体说人类有8种高级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墨西哥古文化。他认为其中任何一种与其他相比都不是更重要或更优秀。
同时，他认为文化是有机的，是一种“生物”。一种文化的各个部分的表达形式共同构成了一种紧密的相生关系。犹如所有植物和动物，文化属于歌德所说的那种活生生的存在，而非牛顿理解的那种僵死的存在。人们应该有一种歌德的眼光，即历史的眼光。用历史的眼光才能看到生命和发展，把世界看作生物而不是机械，活生生的本性而非僵死的本性。简言之，文化是活的，是发展着的。由此，作为活物的每一种文化，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有其固定的可预知的生命周期：产生、成长、衰落，然后死亡。每一种生物有其生命的节奏、形式和周期，而这一切由这一物种的素质所决定。
但斯宾格勒反对那种线性发展观，而认为进化是一种形式的圆满。例如一种文化从一具体的土地上繁荣，然后在精疲力竭时死亡。[10]这种来自歌德的历史观或文化生物观比那些僵死的文化观无疑更具合理性，但认为一种文化经过一个生命周期，“再也不会重生”，无疑是武断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上升和衰落，但有一些文化在一定的历史机遇下是可以以某种形式再生的。例如现代欧洲文化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再生，美国文化是欧洲文化的繁衍和再生，佛教文化在日本、缅甸等亚洲国家也获得了某种再生。
功能学派也基本持有共时性观点。功能学派主要由迪尔凯姆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年鉴派、英国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和20世纪中的结构主义学派构成。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不同的文化功能构成不同的文化布局，文化的意义取决于它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所关联的思想，以及所有的价值而定。[11]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化体系不仅决定人的价值观念，也构成人的行为准则。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自由与文化》中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样式，其组织的力量有它自己独特的安排，不管人性的天然构成因素是什么，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文化在其形成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决定着任何群体、家庭、氏族、民族、教派、党派、阶级活动的模式。[12]
(三)种族文化观
种族文化观与共时文化观一样，以共时态的各种文化横向并列，从而否定了历时性文化观的各种“社会发展阶段”的纵向演进观点。但与共时文化观不同的是，这种观点主张“文化”有优劣之分，因而往往站在某一文化本位的立场上，甚至从文化优劣论走向种族优劣论。法西斯主义的“雅利安史观”与“皇国史观”即为其典型。当代已不存在明目张胆的种族文化观，但是文化优劣论以及以文化基因优劣决定各民族历史不同进程的文化决定论仍然流行。
每一种文化(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尽量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普遍现象，有影响、实力强的文化尤其如此。与其他文化相比较，现当代西方文化更是如此。然而，这种单一文化的观点在多文化的世界里越来越失去市场，并越来越无法让人接受，在理论上已经走下了历史舞台。
1918年，斯宾格勒谴责流行于西方的把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阶段的狭隘的历史观，指出它仅仅适用于西方。他说，有必要用哥白尼的研究方法来代替这一“托勒密的历史研究方法”，并用“大量强大文化的戏剧性场面”来代替“历史直线式发展的空洞虚构”。[13]29-31
几十年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严厉批评了表现在“自我中心错觉”中的西方的“狭隘和傲慢”，即认为世界环绕着西方旋转，存在着“不变的东方”，以及“进步”是不可避免的等观点。像斯宾格勒一样，他认为统一历史的假设是无用的，即这样一个假设：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其他的文明之河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在汤因比之后50年，法国大学者布罗代尔同样强调需要努力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上伟大的文化冲突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然而，这些学者所警告过的错觉和偏见依然存在，而且已膨胀为普遍的和狭隘的自负：欧美的西方文明现在已经成为普世文明。
西方传统的科学知识观是以白人文化为基点的，忽视了其他种族和民族文化关于科学知识的观点，因此它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其文化观是种族文化观。然而由于现当代西方在经济和科技实力等方面的明显优势，以及西方教育、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西方在这些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都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标准和楷模，而且共同形成了一套互相支持的话语霸权系统，独步当今整个世界。这样，一种隐性种族文化观实际上仍然在流行，并且成为人们不得不接受的共识：与其他种族相比，白色人种的确有许多明显的优点，创造了当今世界的繁荣和辉煌，因此白色人种的西方文化也要比其他文化高明。这类理解和观点虽然已经无法在学界和社会上公开宣讲，但在西方社会和正在努力学习西方的整个世界却是不言而喻和心照不宣的。这是种族文化观已经成为今日世界的一个明显特点，一个值得充分关注的世界范围的文化现象。
(四)整体文化观
整体文化观以摆脱了“启蒙理性”，而突出后现代价值观的“新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新左派”为代表，它既否认社会阶段进化学说，也否认各文化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它认为人类历史是个整体，提倡从全球角度看历史，但同时反对“进步”观念。它或者把“世界体系”视为“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结构，两者可能有道义上的善恶之别(“中心”不公正地压迫“边缘”)，但没有进化顺序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别；或者连这种善恶对立也被解构与淡化，世界体系中各个部分的区别只被视为某种原因不明的长周期或超长周期循环带来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的变化。
回顾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思维方式上我们可以说，大体经历了“朴素整体论”——“传统分析论”——“科学系统论”这样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中世纪以前可称为“朴素整体论”的时代，在古中国、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朴素整体论”都是其主流思想。之后，由于西方分析性思维和这种思维取得了巨大成绩，整体文化观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经历了不同的沉浮。
冷战后，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独步当代世界，各个领域的全球化以惊人的速度进展，并越来越得到整个世界的接受和认可，整体文化观又开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影响越来越大。当代西方具有代表性的整体文化观有以下几种：
1)“历史终结论”。抛开其政治内涵，“历史终结论”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整体文化观。在苏联集团瓦解之后，日裔美国人弗兰西斯·福山提出了一个非常煽情、但却非常狭隘的观点：冷战结束不仅是西方民主的胜利，而且代表着历史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也是最完善的阶段。同时，这些变化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胜利，是“人类思想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14]不考虑这个理论的价值，仅从提出的思维框架不难看出，福山是以一种整体的思维，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提出这一理论的。
2)“文明冲突论”。在当代人文社科领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应该是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发表其论文的美国著名杂志《外交事务》称，亨廷顿的这篇文章是该杂志有史以来发表的反响最大、索引最多的文章。在此理论中，亨廷顿的思维方式无疑是西方传统的二分法，即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与以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为代表的其他文明的冲突将是冷战后世界上的主要冲突。虽然是二分思维，是谈冲突，但亨廷顿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而且是站在整体的高度上讨论其中的主要问题的。
3)生态整体论。生态整体论形成于20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是利奥波德和罗尔斯顿。作为一种系统理论，生态整体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将自然界(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将文化、生活在文化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整体地加以认识。同时，生态整体论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15]
三、西方语境中的文明
文明的观点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课题，是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因为它是识字的、定居的、城市化的。文明化的是好的，非文明化的是坏的。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的标准。
在对文明的研究中，对人类历史上和现当代存在的主要文明，学界基本上有一个共识，意见大体一致。西方学界对文明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共识是：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一些学者还加上了东正教文明，作为区别于其母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独立文明。出于认识当代世界的目的，除上述6个文明之外，或许还应加上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16]
西方学界历来对文明有一种批判精神，在肯定其对社会的贡献和作用的同时，指出其对自然和人类的罪恶，对西方文明的抨击尤甚。法国启蒙主义大师卢梭以“自然”来对抗“文明”，进而否定“文明”。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原始的、未开化的人是善良的、高尚的、纯粹的。在自然状态之下，没有工业、农业，没有法律，没有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没有战争、奴役与统治，天赋人权给予人们广泛的平等和自由。在与自然进行斗争，保护自己的过程中，人类发明了工具，引起了社会革命，私有制随之产生，“自然状态”结束，而“社会状态”取而代之。于是，人类天赋的自由、平等与和平都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妒嫉、谋害、欺诈等恶劣行为，为使个人欲望得到满足，产生了无数的社会邪恶。因此，卢梭主张“生活简单化，回到自然去。”[17]
伏尔泰也抨击文明的弊端，尤其是西方文明，但他认为，卢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其意在于寻求人的纯粹的自然本性，并借以论证当时法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同时尖锐地指出，卢梭把“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完全绝对地对立起来，美化前者而谴责后者，把“自然状态”美化为体现完善人性的人类黄金时代，这是反历史主义的，是历史的倒退。卢梭把产生社会恶习的一切罪恶都强加于科学、艺术和文明的头上，认为人的文明进化正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源泉是十分错误的。伏尔泰认为文明是应当提倡的，他歌颂理性，推崇文明，强调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历史的进步。[18]
阿诺德认为，文化是一种对完美的学习，文化可以通过恢复“甜蜜和光明”来使文明人性化一些。这来自斯威夫特关于蜘蛛与蜜蜂的预言。人们普遍认为蜘蛛非常勤劳，而斯威夫特认为蜘蛛只为他们自己劳作，他们织网只是为了抓捕他们的食物。而蜜蜂更值得尊敬，因为他们无私地为他人生产好处，蜂蜜和用来制作蜡烛的蜡，换句话说，就是甜蜜和光明。同时，阿诺德激烈批判维多利亚英国那种唯物主义，那种对机器和自由(换言之工业革命和民主)的崇拜，他担心这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沉闷的中产阶级腓立基主义，要么是社会无政府主义状态。只有文化才能挽救西方文明，挽救人类的命运。[19]
总之，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性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与无限物欲，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一直受到大多数学者的抨击，西方文明的腐朽和衰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让西方学者感到了末日的到来，从而对西方文明和人类前景产生了极端的悲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国文化学者斯宾格勒。
斯宾格勒提出了文化衰落的必然观。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必然有衰亡的一天，因为每一种文化都会成为一种文明，而这种文明就是该文化不可避免的结局。像其他持循环论的学者一样，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是一种文化的完成和终点。文明作为文化的一个了结，犹如死之于生。只有如此认识，我们才能理解罗马人是希腊人的继承者。或者说，罗马文明是希腊罗马文化的最后阶段。用斯宾格勒的话说，“希腊精神之于罗马才智，犹如文化之于文明。”[20]25
斯宾格勒认为，从文化到文明的转变有两个基本特征：大都市和金钱统治。大都市是每一个文明的主要象征物。这些大都市控制着周围世界的生活，并消解着周围农村的活力。在古代，罗马是一个典型的大都市；在现代，伦敦、巴黎、柏林和纽约是代表性的大都市。大都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出现了一个新生的城市无产阶层。这些大都市居民无根、无信仰，而且是纯粹的唯物者。对他们，斯宾格勒给予了非常生动的描写：这些寄生的小市民，没有自己的传统，没有宗教信仰，务实、精明、徒劳地忙碌着，却又非常看不起农村人。这就意味着在大步走向无生物性，走向尽头。
后期大都市的另一个现象是，尽管不断有新的人口进入，但人口逐渐减少。仅仅半个多世纪后，斯宾格勒的预见得到了证实，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今天都可以看到这类大都市，发现这些特点，遇到无数此等小市民。
从文化到文明转变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金钱越来越强的控制力，以及资本家和企业家阶级的升堂入室。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加上休谟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哲学标志着金钱权力的开始。斯宾格勒认为，今天这种文明政治之于昨天那种文化政治的分界线就是金钱。金钱意识已经渗入了人们生存的历史层面。在现代社会金钱的魔力之大有目共睹，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福音”。有钱几乎可以无所不能，没钱几乎无法生存一天。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钱对人的异化，人们已经不知道真正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文化的终结，也是文明的终结。[21]22-25
斯宾格勒诅咒他那个时代的核心词，就是“文明”，在他笔下文明的意思是文化的死亡和价值观的最后扭曲。从某种意义上，斯宾格勒与卢梭、苏格拉底一样，标志着一个文化的终结。
与斯宾格勒一样，汤因比也研究历史、文化和文明。汤因比是要发展一个文明成长和衰落的理论，而又不需采用形而上的理论，也不用斯宾格勒那种文化生物性的观点。他所要引入的是“挑战—应对”观念。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当一个民族对其生存环境的某个挑战，能够给以成功的应对时，一个文明就从这个原始社会产生了。[22]
一个文明的成长就在于对一系列挑战的成功应对，而如果它不能对最近的挑战给予有效应对时，其衰落则开始了。但是汤因比没有能解释为什么有的文明能够成功应对，而其他文明则不能，同时把所有的重要历史事件都视为一次挑战，并以此作为衡量是兴还是衰的标准，显然有些牵强。
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在其名著《文明史》中布罗代尔认为，文明至少包括两层意思，即道德观和物质观，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他看来，文明史就是许多世纪中相互不断借鉴的历史，同时每一种文明又保留着其独有的特点。进入当代，一种文明的某些关键内容被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所采纳，现代交流的速度加快了这种文明的传播。
布罗代尔认为，每一种文明依赖其经济、科技、生物和人的存在环境。物质和生物条件总是对文明的命运起着决定作用。人口的增长或减少，健康或患病，经济或科技的发展或衰落，这一切都深深影响着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从此意义上西方的第一个胜利无疑是城市文明对乡村文化的征服。[23]
与上述学者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它们演变着，调整着，而且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是“极其长久的现实”。[24]
四、文化与文明
文化和文明对许多人来说不好区分，在东西方都有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两个词都很大、很泛而且有时互换所致。例如，在《美国传统英语辞典》中，文化的几个释义要么直接就是文明，要么与文明词条上的释义基本一样。在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中，他一直没有用文化一词，而是旁征博引地讨论了文明，从起源，到发展，到消亡，但他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文化。[25]
由于文化与文明在含义上的丰富和两者的互溶，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学者们又各有其自己独特的意指，要严格加以区分、并得到一个可以用于任何时期、且为所有人接受的描述是困难的。
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认为，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包括技巧、技术和物质的因素，后者包括价值、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性、道德性。这一区分在德国学界保持了下来，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被接受。一些人类学家甚至颠倒了这一关系，把原始的、一成不变的、非城市的社会设想为代表了文化，而更复杂的、发达的、城市的和动态的社会是文明。然而，这些区分从未被多数人理解和接受，而且在德国之外，绝大多数人赞成布罗代尔对这种德国区分的观点，即想要用德国的方式把文化分离于其基础——文明，是虚妄的。
在19世纪欧洲的其他国家，许多学者经常把文化与文明对立。文明指工业革命中的技术进步，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与此相对，文化是对所谓启蒙思想、对进步总是有益的等思想的反对，同时也反对工业革命的丑陋一面，反对把所有一切人和事都用经济衡量的“钱核心”。如果说文明指那些肮脏之物，如工厂向空气中喷云吐雾，人们被视为可以被随时替换的配件等，那么许多有识之士把文化—人类最优美聪慧的表达视为另一极，用来拯救被过度文明化的人类。英国社会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弥勒曾写道，他被高度理性的逻辑和经济学训练折磨得到了神经崩溃的地步，经实验他发现只有读华兹华斯的诗歌，才能使他恢复正常。
对于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来说，文明是一种包围着一定数量民族的道德环境，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只是整体的一个特殊形式。[26]根据英国历史学家莱芒·道森的看法，文明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斯宾格勒坚信，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一种发达的人类能够达到的一些最外部的和人为的状态……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局。[27]22-26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联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共存。[28]亨廷顿则认为，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29]
从根本上说，文明是指文化中进取的、有成效的那一部分。人类开始用火是一种文明的表现，人类把所思、所想、所说、所做用某种方式写下来或持续下来是一种文明，公共浴池在古罗马的出现，从18世纪开始工业文明取代了农业文明等，这都是文明，即文化的正面。但文明经常被“异化”，即为人类造福的文明往往被更多地用在了征服甚至杀戮同类上。冶金术的发明、炸药的发明、铀的发现等都不例外。克隆是20世纪最重大的科学发明之一，但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成为对人类最大的威胁，而且是本质上的威胁。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如前所述，文化最少有数百种定义，文明也有许多，上面的描述只是多数人的观点，而不是所有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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