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的本质”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人的本质”认识过程中具有决定性地位。在批判地继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以实践观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并以此为基础，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提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这既是对“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超越，也是“人的需要即是人的特性”观点的重要来源。
关键词：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性地位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演进的不同阶段，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具有不同的描述。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为《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人的类特性“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化为《提纲》)中，马克思通过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在批判旧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随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化为《形态》)认为“人的需要即人的特性”。简而言之，马克思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需要”等不同角度对“人的本质”作出全方面的规定。而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较为清晰地理解“人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分析三种描述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社会关系的总和”无疑起到突出的决定性作用。
一、“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人的本质”的表达
在逐渐走出人本学异化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不断清晰化。尤其是在唯物史观建立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新的实践观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在这一批判的理论进程中，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本质，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35。
(一)以实践为基础对“人的本质”的表达
《提纲》通过对“对象性活动”批判性继承，构建了新的实践观的内容，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以此构成了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对对象、现实、感性”“应当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去理解”。即把感性的人的活动与实践置于同等的地位之上，换而言之，实践就是感性的人的活动。这表明，马克思以实践作为自己新的唯物主义的重要标志，而这种新的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展开了更加深刻的批判。正是在这一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的阐述逐步揭开了“人的本质”的神秘面孔，并以之作为重要的批判工具。而以实践唯物主义批判以往旧唯物主义(尤其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过程是以实践为基础揭示“人的本质”的过程，换而言之，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人的本质”的阐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活动的两面性。
(二)通过实践揭示人的存在与发展
马克思通过新旧唯物主义的对比，指出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由于费尔巴哈把“理论活动”看作真正人的活动，把实践看作“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忽视实践活动对世界的改造作用。所以，对于思维的“现实性”“力量”“此岸性”，他只能在理论范围内寻求答案，无法真正解释人对外界环境的改造作用，“当费尔巴哈是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158。所以，对于人的现实存在和发展，他只能是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首先对费尔巴哈的宗教思想表达了赞赏，认为费尔巴哈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出发，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并向我们展示了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揭示了宗教的秘密，打破了宗教神学的束缚。但是，费尔巴哈所做的仅此而已。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感性的直观”[1]135，无法找到宗教异化产生的现实原因，更不可能发现颠倒云霄中独立王国的手段。在对费尔巴哈的宗教观表达肯定之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宗教观作出了进一步的批判性发展。在宗教的自我异化基础之上，马克思发现了“宗教世界的独立王国”产生的现实原因——“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进而指出如果要消除宗教上的幻觉，就必须抛弃需要或者产生幻觉的处境，“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
在马克思看来，人和外部环境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关系。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才能理解外部环境。对于外部环境，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获得合理性的理解。因此，我们只有通现实的实践活动，才能正确地认识人的存在和发展。
(三)对“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式表达
在异化理论的支撑下，马克思从各个前提出发考察了工人阶级的现实生存状况，指出劳动的四重异化。尤其是在论述异化劳动的第三重异化时，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3]51。即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把类当作自身的对象，同时把自身当作普遍的自由的存在物，随后，马克思指出“一种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53。
马克思在批判18世纪所谓“法国唯物主义”时，指出他们用环境或教育的发展，论证人的存在和发展，将人的存在和发展归功于环境或教育。这虽然是批判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实质上也是指出费尔巴哈存在同样的看法。因为马克思在前面指出费尔巴哈不懂“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没有认识到实践对世界或外部自然的改造作用，所以只能把人的存在和发展归结于非人的外部环境或者教育。然而，思维的“现实性”“此岸性”“力量”只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只有人现实的实践活动才能够实现人的存在和发展，达到改造世界或外部环境的目的，即“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不仅人是外部环境或教育的产物，人的发展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且改变人的外部环境或教育也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是一致的。而这一双向性的人与环境之间互动过程，只能通过人现实的实践才能获得合法性的解释，“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在批判费尔巴哈的过程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由于“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不了解实践的现实意义，因此，“撇开历史的进程，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孤立的宗教感情”。所以，费尔巴哈将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而脱离实践意义的人的本质是一种抽象的、内在的、普遍的类意识——宗教感情。针对费尔巴哈宗教观中的抽象的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手稿》虽然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在青年马克思思想生发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框架内，马克思以“异化理论”为武器对“现实物质利益问题”作出了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并在此揭示了人的类特性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在批判费尔巴哈宗教观时，马克思指出宗教的自我异化产生的原因是“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而这种分裂与矛盾根源于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的自我异化，现实社会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过程性构造。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只有与外界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通过对象性活动，才能确证自身的存在。“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算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存在物是非存在物。”[3]103而这种社会关系的构成是人们以实践活动的方式完成的，人们只有在实践活动中与他人或者外界形成一种对象性关系，才能确证自身，体现出自己的个性。同时，这种关系的构成也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活动构成了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全部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在人本主义异化理论之下，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费尔巴哈“类本质”人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异化劳动”理论，并提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实现了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一定程度上的超越。但是，由于当时的理论修养有限，马克思未能真正摆脱束缚，仍然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范围内，借助异化理论，形成自己的“人的本质”理论。因此，在未掌握唯物史观的前提下，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类概念，未能真正地摆脱费尔巴哈的气息。在这种抽象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马克思不仅陷入费尔巴哈抽象的“类”性的规定，而且未能在社会现实中为自身理论找到实际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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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对“人的本质”的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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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本质”的思想缘起
费尔巴哈在宗教批判过程中提出人的类本质等概念，在《手稿》中马克思虽然沿用了这些概念，但马克思赋予其新的理论内涵，将其批判的矛盾由宗教问题转向现实物质利益问题。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类本质“就是理性、意志、心。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行的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2]27。此外，费尔巴哈还指出“我所吃所喝的东西都是我的‘第二个自我’，是我的另一半，我的本质，而反过来说我也是它的本质。因此，可喝的水，即能够组成为血的组成部分的水是带有人的性质的水，是人的本质，正是因为人本身至少有一部分是具有含水的血和本质的含水的生物”[4]529。而马克思在《手稿》中虽然沿用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但赋予其新的理论内涵，使其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劳动在异化之前， 它作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 恰恰是人的本质特性的展现。”[5]而在《手稿》中，人的“类本质”的理论生成路径是由“异化劳动”批判铺设的。“类本质”的异化是人类本质在特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呈现形式，而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言的“国民经济学事实”。
(二)异化劳动批判中的人的本质
由于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费尔巴哈在其宗教观上，虽然用人的本质异化的相关理论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并指出宗教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题，但对人本质的认识仍然是直观的，感性的，带有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色彩。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上帝跟人的这种对立，分裂——这是宗教的起点——乃是人跟他自己的本质的分裂”[2]56。
由图1可知，采用XRF法测定PVC中Cl含量的准确性要高于氧弹法和艾士卡法，其测定结果为55.7%，接近理论值56.8%。而氧弹法和艾士卡法测出的Cl含量分别为30.49%和25.52%，与理论计算的Cl含量偏差较大。
(三)“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思维局限
世俗基础的自我异化和自我矛盾根源于社会生活中人的实践活动的异化，而“费尔巴哈的感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所以，费尔巴哈所能作到的只是把宗教本质归结为人的抽象的内在本质，而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对人的本质的“类”规定未能摆脱费尔巴哈的抽象直观。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批判基础之上，马克思将批判的理论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过程。在资本与劳动的奴役关系中，劳动者自身劳动生产活动的异化体验，作为这种活动之结果的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之间也是异化地相关联；工人不是在生产满足需要的使用价值，而是制造支配自身的外部强制；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关联，在由劳动对象支撑的世界中，工人不得不以异化的形式面对自身的类本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体现。在此异化劳动的四重分析中，马克思突出了工人与“类本质”的异化关联。而无论是异化的对象化方式，还是类本质的异化呈现无疑都内涵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换言之，作为“类”的人的本质规定不是社会历史性的生成，而是凭靠直观获得。虽然《巴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对政治经济学展开研究，但是作为其哲学理论的思想底色并没有随着这种社会历史研究而骤然消去，而是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之后，马克思逐渐走出这种感性直观的脚印，而生成一种感性活动的范畴规定。
三、现实的“人的需要”对“人的本质”的确定
在逐步确立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形态》中对“人的本质”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马克思指出“我们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表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索更加聚焦于“现实性”，将问题的着力点定位于“现实的个人”。因此“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的。”这种现实的个人是具体的、历史的、当下的存在。这种现实的个人在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在把“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作为人的类特性”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人和动物直接区别开来”。换而言之，“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而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因之，具有类意识的人能够将自身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与动物直接的、无意识的、片面的活动相比，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自由的、全面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53。一方面，与动物的本能的、被动的适应外界自然相比，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作为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它既是自然科学的对象，也是艺术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和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整个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正是在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过程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作为具有类意识的类存在物的类本质在这一过程中才能得以彰显。
(一)现实的个人的社会历史展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的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从事现实生产活动的人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所以，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中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人。而这种现实的个人之所以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6]514。在这里，马克思将人的需要归结为人的本质。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需要的满足是人的本质性追求，换而言之，人的需要的满足是现实的个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动力。而人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自然存在物，其需要的产生、满足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需要的满足方式也是受“生产力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的影响。因此，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物的人其本质属性乃是社会属性。值得指出的是，人的这种需要与纯粹动物式的需要是相异的，“当人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把自身与动物区别开来”。
试验地选在松阳县湖溪林场苗圃，圃地位于西北向东南延伸的狭长松古盆地的北端，东北面紧邻七都大林区，试验地海拔180 m，水源为七都源水系经农田水渠流入圃地池塘蓄集后利用。苗圃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6 ℃，≥10 ℃年积温6024 ℃，年均无霜期250 d，年均降水量1532 mm，年蒸发量1294 mm，年相对湿度79%。
(二)人的本质的双重论述
作为唯物史观的集中呈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为《形态》)较为系统地内涵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通过对唯物史观的论述，马克思认为生活是现实个人的生活，现实的个人是处于生活中的实际存在者。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中，马克思认为对于“人的本质”的考察应着眼于社会历史现实，从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环境出发。而这一历史性的考察方式不仅内涵社会维度，而且将自然维度的考察纳入其中。“因为人无非是通过自己的对象世界才能确证到的一种存在， 而这一包括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对象世界又只不过是人自己对象活动 ( 实践) 所引发和生成的。”[7]一方面，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对于有生命个人而言，第一个需要确保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对于唯物史观中的马克思而言，这种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内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双重考察。因此，作为自然存在的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作为社会性的人离不开自然。正是基于这种双重视角的社会分析，马克思使得人的本质嵌入唯物史观的整体视域之中。
四、“社会关系的总和”核心地位的确立
对于“人的本质”，马克思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论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人的本质的形象。而“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根本性质， 是在生生不息的宇宙万物及其有机整体中有别于其他事物、 其他过程的构成人的基本素质的内在规定性。”[8]“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需要”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只有理解三者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我们既不能对三者进行孤立片面地分析，也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种描述，否则都会造成理论上的误解，使“人”变得残缺不全。而三者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过程中，所发挥的理论作用程度是不相同的，其中“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的本质”问题中处于核心地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需要”都服从于“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述。
从当前公共实训基地的发展实际看，一方面资源投入不足，办学整体条件较差，公共服务能力不高；另一方面存量资源配置不合理，布局离散，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因此，必须树立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充分发挥政府、学校、社会、企业、个人多个积极性，通过政府主导、校企合作、校际联合等途径，采取“合并、共建、联办、划转”等形式，进行资源重组，改变分散办学、重复办学、资源配置不合理、办学效益低的状况，齐心协力推动实训基地可持续发展。
首先，“社会关系的总和”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是对人本主义异化理论内的“类本质”的继承和超越。这是马克思哲学变革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突出表现。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宗教批判基础上，借用相关异化理论，通过异化劳动批判，揭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使其成为人与动物之间的重要区别。而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在《手稿》中表现为“劳动”，一种抽象的、固定的类本质。而《提纲》在实践唯物主义确立的基础上，针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不彻底性，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述突出了人的本质的实践性、社会历史性。而且作为类本质的劳动，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成为社会历史性的实践活动，构成满足人的现实性需求的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同时，社会关系反过来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的必要前提，社会关系本身就是在人们之间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其次，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本质”，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现实中的人的社会历史性必然反映到人的需要之中。一方面，人的需要的产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的人的需要是各异的，而这种差异性的需要只能在当时的现实社会关系中才能寻得解答。另一方面，这种需要的满足只有在社会关系中通过现实的方式才能得以现实的完成。不仅满足需要的材料是社会关系的物质式反映，而且满足需要的方式是社会关系的发展的产物。
结语
总之，在“人的本质”的发展中，马克思的思想流变不是一帆风顺的，曲折和前进是常伴相随的。而“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表达，是马克思新世界观萌芽的重要支柱。“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和“人的需要”恰如“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两端，共同撑起马克思思想变革之“人”的体现。作为对“人的本质”的核心表达，“社会关系”无疑是接连“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和“人的需要”的关键性桥梁。唯有在变革的桥梁之上，我们才能欣赏到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的思想光芒。
观察组实习生出科时实践能力评分为（92.84±3.16）分，病案分析能力评分为（93.77±4.22）分；对照组实习生出科时实践能力评分为（79.23±5.66）分，病案分析能力评分为（81.76±6.85）分。观察组实践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4.31，P＜0.05），病案分析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76，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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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of “The Sum of Social Relations” in “Human Nature”:Text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DING Hao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human nature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basic issues concerned by Marx. As “the first document of the germination of the genius of the new world view”,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man.” On the basis of critically inheriting the thoughts of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of 1844, Marx formed h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and on this basis, put forward the scientific judgment of “the sum of social relations” on the issue of “human nature.” This is not only a substantial leap of “free, conscious activ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view that “human needs are huma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Human nature; the sum of social relations; decisive position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9)07-0106-06
收稿日期： 2019-03-15
作者简介： 丁浩(1995-)，男，安徽亳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