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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这个命题是这样提出来的：中美关系不是一个孤立的双边关系，它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东亚国际关系、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影响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也反过来影响了东亚国际关系，影响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研究中美关系可以有许多视角，最根本的当然是研究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它们的汇合之处与分歧之处。此外还可以研究国内因素的影响，研究两国不同文化和传统对政策的影响，研究决策者个人的作用，等等。而东亚国际关系也是一个研究角度。
从1784年“中国皇后”号远航中国到现今，东亚国际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前近代时期，近代时期，后近代时期，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下面我们分别来大体考察一下，在这些不同的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的相互作用。
前近代时期
17世纪的英国革命开始了世界历史的近代时期。但在中国，一直到鸦片战争，中国仍然处在前近代的时期，中国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与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没有根本的变化。国际关系学界一般认为，在前近代时期，世界划分为几个彼此隔离的大陆和地区，国际间形成了几种各具特色的国家体系：东亚封贡体系（或朝贡体系）、穆斯林世界、欧洲秩序，以及刚出现的美洲殖民体系。[1](P1)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东亚国际体系与世界上其他的几个体系是相互隔绝的。中国由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力强盛，而且还有强大的“软国力”——具有强烈辐射力的儒家文化，成为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费正清把它称做“中国的世界秩序”，这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理论上都要向“中央王国”朝贡。中国统治者甚至一相情愿地把荷兰、英国也都列入朝贡国之内，所以这个体系被称作朝贡体制，或华夷体制。[2](P3-18)在这一时期，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虽然与中国有了贸易关系，也有一些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没有外交关系，这些国家不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角色。
近代时期
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受到内外夹攻、最后分崩离析，中国被迫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中国而言充满了灾难和痛苦，以至我们现在谈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在这个时期，美国不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角。主角首先是英国，其次是俄国和日本。但美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直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企图充当列强对华关系的领导。鸦片战争及此后订立的中英之间的条约促成了中美关系的建立。而中美关系的建立又强化了条约体系，加速了中国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过程。这一时期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开始受到打击的阶段，也就是条约体系确立的阶段；条约体系深化的阶段；这个国际体系最后崩溃的阶段。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中，美国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一阶段，条约体系开始确立的阶段。中美《望厦条约》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推动中美关系的建立，而中美关系的建立又强化了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一个典型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社会舆论的主流是谴责英国发动战争的。[3](P297)但在中英《南京条约》订立以后，美国政府却认为这是有利可图的机会，立即派遣顾盛(Caleb Cushing)来华，最后与清政府订立了《望厦条约》。与《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相比，《望厦条约》在两个方面都更进了一步，或有了更加明确、更加具体的规定。
第一，关税。条约第2款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率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4](P50-57)这就是协定关税的来由。从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被剥夺了。而在中英条约中只规定了值百抽五的关税率。
第二，领事裁判权。条约第21款规定：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
第25款又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各港口，自应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找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这样，中国政府对在华美国人的各种司法权力，包括逮捕、审讯、定罪、惩治的权力丧失殆尽。而在中英条约中只规定，中英民人纠纷应由两国官员共同审理，若确定英人有罪，由英国领事根据本国法律治罪；对英国人的逮捕权则没有涉及。
关税主权和领事裁判权一项是经济权利，一项是司法权利，这两项是条约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是清政府丧失的最主要的主权。但当时的统治者没有近代关于国权的概念，他们显然意识不到，这两项规定是对国家主权多么大的侵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首先收回的是关税自主权，其后的修约谈判主要谈的是领事裁判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美英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时，中国政府首先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而这个在此后整整一个世纪中对中国社会和中外关系产生了如此巨大影响的特权正是在《望厦条约》中完全确立的。
根据“利益均沾”的最惠国条款，美国得以享受中英条约中的各项利益，而英国也有权享受《望厦条约》中的各种利益。中英条约、《望厦条约》和《中法条约》共同构成了条约体系的基础，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使中国与西方列强刚刚建立外交关系，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第二阶段，条约体系深化的阶段。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通过一系列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缔结，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深化，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来说，条约体系进一步深化。在这个时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倡导的合作政策、清政府任命蒲安臣出使和《蒲安臣条约》的订立起了特殊的作用。台湾历史学家李定一将蒲安臣的合作政策归纳为7点，概括起来就是：列强应采取一致态度和政策与清政府办理交涉；各国决不越出条约规定攫取额外权益；英国要自律，不要处处显出优越地位；不得以上海的租界损害中国领土完整；帮助中国平定内乱仅限于通商口岸；外国人要了解中国文化，并对中国办理外交人员予以宽容。[5](P305-306)可见，蒲安臣倡导的合作政策实际上是美国维护条约体系、维护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与西方列强建立的关系的努力。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已成惊弓之鸟，他们对合作政策的欢迎是可想而知的。而列强当时基本赞成这种政策。这种政策确实也起到了作用，蒲安臣因此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这样也才有清政府任命蒲安臣出使。
清政府要派出这个使团，主要是出于对来年修约的恐惧。而蒲安臣本人则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最古老的国家第一次要求与西方各国建立关系，意义非同寻常。这个使团对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两个第一：其一，这是清政府派往外国的第一个使团。在清政府对于国际交往还非常生疏的情况下，派蒲安臣为使节是无可非议的。在蒲安臣于中途病逝以后，钦差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等继续前往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访问，完成了这次出使。以前，只是列强代表走进中国，现在中国代表开始走出去了。而蒲安臣走了这第一步。其二，蒲安臣不顾清政府的规定，遵从国际惯例，突破了清政府的“礼制”。在以“礼”治天下的儒教国家中，“礼制”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意义，因为这是“天朝定制”，事关“国体”。马嘎尔尼(George Marcatney)、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在乾隆、嘉庆两朝引起的震动，至道光朝仍余波未消。在《望厦条约》的谈判中，这个问题就表现得很明显。两广总督耆英以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阻止顾盛进京，顾盛则利用清政府惧怕外使进京的心理，不时以北上觐见相威胁，迫使耆英作出让步。结果顾盛很快取得订约的胜利。[3]（第六章）在蒲安臣出使之前，清政府对到底应该用什么体制（中式或西式）仍无一致意见，因此总理衙门给他作了许多规定，不让他直接向外国元首呈递国书，因为不知道该行什么礼，等等。但蒲安臣却不管这些规定，一概按照西方外交礼仪行事。他为中国制定了一面黄色国旗，这样，黄龙旗成了晚清中国的象征。他向美国总统亲递国书，按照西方惯例行礼。在他病逝后，志刚、孙家谷等继续前往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访问，顺理成章地照西方礼仪觐见三国君主，而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样蒲安臣最先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仪制。[6](P29-33)
第三阶段，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最后崩溃的阶段。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并在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不是西方列强发动的，而是本来属于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发动的。战争的结果是朝鲜最后脱离中国，这样，这个国际体系的最后一个象征也不存在了。因此可以说，甲午战争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最后崩溃的标志。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则是美国为应对这种变化而提出来的。在70年代末，史学界有过一场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争论，主要的争论问题是这项政策在客观上对抑制和延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否起过一定的作用。[7](P1-62)当时发生这样的争论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大概不会再有这样的争论了。实际上，这个政策不仅在客观上起了延缓和抑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瓜分的作用，就是美国决策者主观上，也是不赞成中国被瓜分的。原因也很简单，如果中国被瓜分了，美国以前根据条约享有的种种权益如果不是一风吹，至少也要大成问题，更不用说，美国还有进一步在中国扩张的企图。列强在中国的争夺有时形成合力，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有时它们的力量又相互牵制、相互制约，这也就是清政府要实行“以夷制夷”政策的道理。提出这个政策不是出于美国对中国特殊的好感或善意，而是出于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但美国的这种利益与中国的利益有某种汇合之处，这也是事实。20世纪初，日俄战争即将结束时，清政府担心东北被日俄分割和霸占，企图引进其他外国势力，尤其是引进美国势力，保持该地区各国势力的平衡，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完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8](P242-245)
后近代时期
这个概念纯粹是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这个角度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概念，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请不要与一般所说的近代史、现代史混淆。随着20世纪的到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20世纪初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日本的崛起（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和美国势力的扩张（通过美西战争）。美日竞争直到最后爆发太平洋战争是20世纪头几十年东亚国际关系最突出的现象。这个时期也可以大致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的头二十年。在头二十年的美日竞争中，可以说日本一直处于上风。1905年的《塔夫脱—桂太郎协定》，1908年的《罗脱—高平协定》和1917年的《蓝辛—石井协定》正是美日关系中的三个里程碑，每一次都是美国向日本作出让步，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9]一直让到巴黎和会，再也让不下去了，中国人民不同意，美国人民也不同意。威尔逊自己也因为在山东问题上的不光彩表演而众叛亲离，遭到国内反对派的猛烈攻击，以致一病不起。美国对日妥协的外交破产。
第二阶段，二十年代。这个阶段是美国联合欧洲列强遏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各国在华势力进行和平竞争的阶段。也是日本隐忍待时，积蓄力量，准备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的阶段。80年代国内史学界对华盛顿会议有过热烈的争论，学者们发表过许多不同的意见。[10](P66-69)但我看占主流的看法还是承认华盛顿会议是美国外交的一次胜利，是日本外交的一次挫折，而中国则是朝着恢复主权的方向走出了一步。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从1939年中国与列强打交道以来，这是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而是争回了某些东西。[11](P275)尽管中国从此次会议上争回的东西远比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方案要少，对这一点也要历史地看待。中国的利权是在过去80年间通过众多的不平等条约一步一步地丧失的，要通过一次会议就把所有失掉的东西都要回来，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之中，中央政府（北京政府）极其软弱、无能，也就更不能担当起收回利权的重大责任了。
历史上的许多东西有相似之处，有可比性。如果把《九国公约》和蒲安臣的合作政策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颇有相似之处。两者都要求列强协调对华政策，都要求列强与中国的当政者合作，都反对任何一国向中国要求超过条约权利的特权。可以说，合作政策是九国公约的雏形，而《九国公约》是合作政策在20世纪的发展。不同的是，合作政策要求英国克制，而《九国公约》则主要是为了约束日本的。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持东亚现有的秩序，保护列强在现有条约框架之内在中国的有序竞争。
第三阶段，从日本发动九一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突破东亚现有国际格局、称霸东亚的一次努力。美国（尤其是在罗斯福时期）不是不想维持东亚的现有秩序，但大衰退搞得美国自顾不暇，而日本也还没有做好各种准备，还不敢一下子就彻底废弃现存的东亚国际体系，所以日本发动战争是分三步走的：第一步，发动九一八，侵占中国东北全部和华北部分地区；第二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三步，发动太平洋战争。从九一八到珍珠港，共用了整整十年多，这十年也是东亚国际关系大调整的十年。总的来说，这十年中美国的政策是从对日妥协到对日强硬，从试图保持“中立”、竭力置身事外到投身其中，从对中日的不偏不倚到援华制日，直至联华抗日。这个过程是曲折的，中间有反复，但只要我们把握了这个总的趋势，许多事情就比较好理解，比如1941年的美日谈判。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敌我分明，东亚国际关系变得简单化了。但在盟国内部，在关于战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的看法上不是没有分歧。美国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老的殖民体系是维持不下去了，美国要代之以新的势力范围体制，把东亚纳入它的势力范围，而英国力图维护老的殖民帝国。在1942-1943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中，在关于战后香港的归属问题上，美英的分歧都表现得很明显。在罗斯福的设想中，战后的东亚将与战前大不相同：日本将被彻底解除武装，英国要从它的殖民地退出，中国将在东亚发挥国际警察的作用，美国的东亚政策将以与中国的密切合作为基础。（注：详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六章第二节——特殊关系的建立，上海人民出版社；陶文钊、王建朗、杨奎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八章——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他的这个政策受到苏联和英国的抵制，在有些方面他得以克服它们的抵制，如在中国参加1943年的《普遍安全宣言》和参加1944年底筹备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问题上，在有些方面，他也只得向它们作出让步，最明显的是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这种让步实际上是符合美国关于势力范围的设想的）。雅尔塔会议和由此次会议确定的国际格局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东西方两个集团的均势，以致朝鲜战争这样一场残酷的战争也不能将它打破。
冷战时期
在整个冷战时期，对中美关系起主要作用的第三者当然是苏联因素。具有戏剧性的是，在冷战初期和后期，苏联因素对中美关系起了截然相反的作用。在冷战前期，中美关系可以说是东西方关系的一部分。中苏同盟的建立对美国决策者试图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的希望以沉重打击，对中美对抗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12](P253)中苏关系的破裂使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共产主义世界不再是铁板一块，对中美关系的解冻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中美关系的解冻是冷战时期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的变化，它改变了地缘政治的版图，改变了力量的对比，形成了一个大三角的国际政治格局。称之为大三角，并不是说中国的实力与两个超级大国旗鼓相当。但中国这个砝码加在哪一边，都是另一边所不堪忍受的。在大三角关系这二十年中，情况也有变化。70年代，中国积极实行联美反苏的战略；1982年后，中国重又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与美国拉开了距离。[13]（第四章）美国几乎总是把对华关系置于从属于对苏关系的地位，当对苏缓和得势时，中美关系就出现停滞，而当对苏缓和受挫时，中美关系就改善。中国经常埋怨美国站在中国的肩上同苏联改善关系，这种埋怨恰好反映了中国的弱势，也反映了美国的政策目标。[14](P331)苏联从1982年后才开始对中国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仍然是曲折的，而且也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1984年的情况就比较说明问题。这年1月赵紫阳总理访问了美国，4月里根总统回访了中国，中美关系在1983年的挫折和停滞后出现了改善势头，中国向美国采购武器事宜也在商谈之中。而4月，苏联和越南在南中国海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中越的边界冲突达到1979年以来的最高峰。苏联第一副总理阿希波夫本来要在4月访问中国，却被苏联方面推迟到12月下旬。[15]顺便说，对于大三角关系和中苏关系正常化还有许多问题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
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其他的第三者因素主要的还有朝鲜和越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因素与苏联因素一样，在不同的时期对中美关系起了很不相同的作用。朝鲜战争的爆发，美中两国先后卷入战争，使中美关系对抗和隔绝的格局确定了下来。朝鲜战争后，美国仍然把中国当作“军事侵略者”，在东亚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主要变成遏制中国，这是朝鲜战争的又一后果。[16](P146-149)有意思的是，朝鲜在当年是促使中美走向对抗的因素，而半个世纪以后，它却又成了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安全关注，成为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1993年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对中美关系走出困境无疑是有帮助的。此后若干年内，中美两国在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方面、在四方会谈中进行了建设性的合作。这也是值得令人沉思的。
越南的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要更复杂些。在50、60年代，中国的南部边界是美国的一条遏制线，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是为了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扩张”。中国援越抗美是中国60年代支援世界革命的主要行动，也就是说，越南的战争促使了中国的革命外交路线的发展，促使了中国继续对美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后来，如果越南自己不首先迈出缓和与美国关系的步伐，中国领导人要作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定，至少会困难得多。从美国方面来说，这一时期中美两国在越南的间接战争，推迟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进程，但同时也为美国政府根本改变其政策创造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注：详见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267、321-322页；《中美关系史，1949-1972》，第394-396、472、475页。）后来，当邓小平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越南问题也是他考虑的因素之一。1979年1月末他访问美国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注：在1月29日下午正式会谈之后的小范围的会谈中，中美两国领导人就苏联支持下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野心由来已久。从战略全局考虑，有必要对越南的这种狂妄野心给予教训。只要步骤适当并有限度，我们估计，苏联将难以做出很大的反应。就是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中国也顶得住。卡特总统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他要和他的助手们商量后才能给予答复。现在越南因为侵略柬埔寨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不要因为中国军队向河内进军而在国际上唤起对越南的同情。邓小平还说，如果对越南不加以束缚，他们会变本加厉。中国将采取有限行动，然后撤回军队。他以1962年中印边界的军事冲突为例，说，越南人必须得到同样的惩罚。翌日上午，卡特总统与邓小平在椭圆形办公室单独见面，只有译员在场，讨论“教训越南”的问题。卡特总统拿出他亲自草似的一个便条，表示他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它“语调温和，内容明确，强调了克制态度的重要性，指出了国际上可能的负面反应”。邓小平对卡特的评论表示感谢。同时重申，中国必须给越南一个教训，中国完全有能力这样做，而且行动持续的时间不会长，就是10到20天。他估计到国际上对这次行动会有不同意见，但到最后，多数意见会赞成中国的行动。卡特说，美国不是怕苏联，美国是希望把苏联和越南孤立起来，不要因为采取军事行动而使他们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邓小平表示中国将对此问题做进一步考虑，但卡特得到的印象是，“决定已经做出，越南将受到惩罚。”鉴于这种情况，在邓小平访问期间，布热津斯基已经拟订了美国对中国行将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反应：美国将同时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和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并同时要求中国从越南、越南从柬埔寨撤兵。布热津斯基认为，采取这样的态度既可以避免国内和世界舆论的压力，又可以把美国的立场表达出来。见宫力：《峰谷间的震荡》，第25页；Jimmy Garter,Keeping Faith.A Memoirs of A President(St James Place and London:Collins),pp.204-209;Zbigniew 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1983),p.406,410-411。）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在1978-1979年，越南因素促使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后冷战时期
冷战什么时候结束，国际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从冷战是两个集团意识形态的对抗出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提出新思维时，两个集团的意识形态对抗结束，冷战实际上也就结束了。有的学者从冷战的主要表现是美苏在欧洲的争夺出发，认为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是冷战的结束。有的学者从美苏两个冷战的主角进行冷战的能力出发，认为1991年8月苏联解体是冷战的结束。（注：“冷战最后十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挪威奥斯陆，2002年6月17日。）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笔者认为，冷战结束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暂且把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阶段称作冷战结束的时期。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有一些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显著特点，诸如：两极格局解体，多极化趋势曲折发展；经济因素上升，意识形态因素下降；大国关系调整，伙伴关系成为一种时尚；每个国家都追求各自的民族利益，即使有同盟关系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同盟也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同盟。近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欧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发出与美国不同的声音就是一个例证。在亚洲也是如此。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日本就是在美国的盟国中最早起来打破这种制裁的。8月8日，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南方遭受水灾地区提供价值200万美元的紧急物资援助；9月，日本政府解除了对日本人访问中国的限制；11月20-21日，第四届中日友好交流会议在东京举行；12月5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近5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协议在北京签署；1990年1月，中国国务委员邹家华访问日本，8月，海部俊树首相访华，1992年4月江泽民国家主席访问了日本。[17]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下，中日之间的这些交往对于中国摆脱外交上的困难局面，重新掌握主动权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情况在冷战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50年代，日本极力想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但由于美国的反对和严格控制，中日贸易始终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对日本对华出口的控制始终比对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其他国家更加严格。[161]P118-119)这里笔者只就与本文有关的两个问题简要地谈些看法。
一、美国对中国新的遏制政策有没有可能？这是美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都很关心的问题。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消失，此后，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在辩论之中。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直有美国学者主张遏制中国，（注：有的学者则明白地主张遏制中国，如1997年6月华盛顿的凯西研究所在发表的声明中说：遏制论者夸大中国的实力，歪曲中国的行为模式和意图，认为中国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威胁在许多关键的方面都比冷战最激烈的时期苏联的威胁要广泛得多，要复杂得多。”(See Robert Ross,"Why Our Hardliners Are Wrong",in 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1997,p.42)他们认为，接触政策是幼稚的一相情愿，是绥靖的现代模式；互相依赖也不足以规范中国的行为，更加传统的强权和压力的方式是牵制和遏制中国所必须的。(See David Shambaugh,"Contaiment or Engage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2(Fall 1996),pp.185)《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是遏制中国论的比较全面的表述，但该书作者认为，“接触”或“遏制”“这两个词模糊不清，用以说明政策几乎毫无意义”。对苏联式的遏制政策对中国是不适用的。见《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70页。遏制论的最新表述见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谢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他在书中提出，大国为了最大限度地生存，势必进行无休止的安全竞争，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即国际体系中唯一的大国，因此整个世界注定充斥着大国永久的竞争。他力主美国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反对实施接触战略，力劝美国遏制中国。见《文汇报》2002年11月8日。）中国学者也担心美国对华政策的逆转。但笔者认为，遏制政策是一种过时的想法。第一，什么是遏制政策？遏制政策是一个与冷战相关的概念。在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那种政治上全面排斥，军事上对抗，经济上全面封锁，那就是遏制政策。现在美国对华政策与那时的政策显然不同。第二，现在有没有遏制政策？有的，如美国对古巴、伊拉克、伊朗、朝鲜的政策仍然是遏制政策，或者基本上是遏制政策，或者还不止是遏制政策。但那种政策与美国对华政策显然不同。第三，虽然在美国一直有人想遏制中国，臭名昭著的蓝队仍然存在，今年7月国会“中国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报告也是遏制论的反映。（注：国会“中国安全评估委员会”由国会指定的十三名成员组成，主要是国会议员的助手。今年7月提出的这个报告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会帮助中国政府和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因为许多技术都是军民两用的。报告主张建立一种强制性的“联邦公司报告制度”，每一个在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向中国转让的技术，在中国进行的研究和开发项目都要向联邦政府进行报告。(Neil King,Jr.Investment in China IS Under Microscope,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11,2002)这一报告公布后遭到美国实业界和有识之士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一要求是没有先例的，没有一个国家实行这样的制度，这是完全违反通行的国际商业惯例的要求。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首先，美国的对外政策不能建立在不让别的国家强大起来这样的目标之上；其次，对于真正敏感的军事技术美国是要保守秘密的，但这必须经过仔细筛选，有严格的范围。许多商业技术是保不住密的，美国不转让，别的国家同样转让，到头来吃亏的是美国自己。因此这个报告在美国没有什么实际影响。但它确实证明了在美国还是不断有人想方设法地提出种种遏制中国的主张。）但遏制中国的主张不是美国占主流的意见，既不是民主党占主流的意见，也不是共和党占主流的意见；既不是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也不是布什政府的政策。第四，即使美国想遏制，客观上能不能做到？显然不能。首先，中国的情况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了，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国际社会；其次，各个国家都在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已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追随美国了。洛德在助理国务卿任上时曾说：“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我们同中国人较量的时候，我们的欧洲和日本朋友袖手旁观，而且他们抓住机会同中国人签订了合同”。[18]1997年以后美国的一些主要盟国都没有再与美国一起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共同发起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这在冷战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上面关于日本的例子也很说明问题。而没有国际社会的合作，遏制也是行不通的。第五，中国是大国，而且是核大国，美国对待大国和小国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显然，主张遏制中国的人的思想没有与时俱进。时代发展了，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冷战时代。当然，现行美国对华政策中确实还有防范中国、牵制中国这一面，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对此我们也决不能放松警惕。
二、“亚太小北约”有没有可能？前些时候国外有人讨论亚太小北约，似乎美国可以把它在这一地区的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再加上菲律宾、新加坡等撮合在一起，搞成亚太小北约。国外有这种议论，国内就会有所反应。这种议论与两个问题有关：一是上面提到的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果然搞起这个小北约，显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二是北约东扩。北约确实还在继续东扩，但我们看到现在的北约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盟国体系正在向非传统的联盟体系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随着许多比较弱、比较小的国家加入北约，北约的军事功能在削弱，而政治功能在增强；美国的单边主义进一步发展，对盟国的依赖降低，这在阿富汗战争中可以明显看出；欧洲盟国不满美国的单边主义，跨大西洋联盟削弱，在巴以冲突和伊拉克问题上，一些盟国公开唱反调，这是冷战时期难以想象的。这一点美国决策者自己也感觉到了。9月初在美国国务院和国家情报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关于全球反美主义的讨论会上，国务院的工作文件中就指出：“跨大西洋关系的削弱是特别令人担心的，这是反美主义高涨的一个因素”。美国有的战略家开始设计以“后后冷战时期”的联盟结构来取代冷战时期盟国体系，就是在一个时期内针对一个主要威胁结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联合战线，类似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的模式。[19]所以我觉得亚太小北约缺乏现实可能性。
以上对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关系的描述是非常“粗枝大叶的”。在21世纪，中美关系影响东亚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关系反过来影响中美关系这种情况将继续存在。而且实际上，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影响中美关系的非双边因素将越来越多，不但东亚国际关系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而且一些全球因素也对中美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注：有的美国学者说，1990年的“沙漠风暴”挽救了北京政治风波后的中美关系，1993年的朝鲜核危机挽救了克林顿政府第一年的中美关系，2001年的“9·11”挽救的布什政府第一年的中美关系。这种说法不确切、不全面。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当前的中美关系确实是受到全球各种因素影响的。）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来，而其中居于首位的自然是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这一现象说明，中美关系的内容本身在发生变化，在不断拓展。我们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学者的思想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以适应变化了的时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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