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实绩看其对改革的贡献（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绩论文,开放型论文,中国论文,看其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政策改革的作用与出口发展的动力[①]
（一）对外经贸的改革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先锋。
改革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是中国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环节，对整体经济改革的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特别是逐步推行的自负盈亏、放开经营的贸易体制改革，使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和经营体制，开始朝着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且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方向发展，使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取得了好成绩，进出口总额不断增长，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从而大大地加快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特点。
改革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中国的出口产品在80年代初期，除了初级产品外，相当多的制成品，如服装、生活用品等，只能摆在国外的地摊上。到80年代中期，中国的制成品开始进入超级市场，之后又逐步进入了较高档的商场。这一过程明显地反映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表明中国的出口品已从过去的低档产品，提高到目前的以中档产品为主。这一趋势在今后若干年内将会继续保持。尽管参照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品档次，中国对自己的出口产品质量仍不够满意，中国的经贸部门在不断地批评出口品质量问题，并提出了“以质取胜”的口号，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售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是个渐变的进程。
从出口产品的结构看，中国的纺织品出口产品，过去主要是两纱两布和针织品等增值不高的产品，后来中高档服装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彩色电视机和音响设备目前也占据了较高的份额，成为出口的拳头产品。这些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服装出口即是很好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发展迅速，1985～1995年的10年间，出口总额增长了5倍多，其中对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的出口增长9倍以上。服装出口的质量和档次不断提高。美国的海关统计表明，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服装的平均单价，1990～1995年间持续上升（见表9）。1990年时，中国服装在美国的进口平均单价，只是美国从全球进口服装单价的89.3%，1991～1993年间，分别上升为91%、93%和95.5%，199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服装的平均单价，首次超过了美国从全球进口服装的平均单价，为其103.2%，中国对美国出口的12种服装中有11种的平均出口单价都高于美国进口平均单价。1995年上述比重又上升为109.1%。这一年中国对美国的服装出口平方米数比上年下降7%，但出口额只下降1.9%，说明中国服装价格的整体提高和出口品质量档次的提高。
表9 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服装价格变化单位：美元／平方米
尽管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向市场经济发展过渡的阶段，但这种出口产品质量和销售价提高的趋势已成定局。只要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向开放型经济的目标发展，保持对微观经济实体的激励机制，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卖价的提高趋势自然会保持。二战以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产品品质演变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进口由“吃饭型”转向“建设型”。中国的进口产品结构中，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比例一直比较稳定，一直保持在30%左右的水平。近年来有较小程度的降低，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品进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产业特别是加工工业对国外原料的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少。
在80年代以前，中国进口总额中，粮食等基本食品的进口占有很大的比重，最高时高达26%的水平。改革以来，基本食品占中国进口的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一直保持在6～8%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改革以来资本品的进口比重则不断提高，由改革初期的19%，上升到近年来的45%左右。这说明，中国的进口已由“吃饭型”转向“建设型”，资本品的进口已经占有较大的比重。同时，这也说明中国引进了许多国外的设备和技术，对中国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消费品的进口在进口品中一直占有较低的比重，但人们可以在大型商店中看到应有尽有的进口消费品，从食品到电器，从服装到家具。这表明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已经较高，它所带来的竞争，对国内企业的产品改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进口品的结构反映了市场需求的选择。进口首先是保证国内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供应，同时，通过资本品进口加强引进技术。中国进口结构和周边国家（如“亚洲四小龙”）的结构比较相象，除了食品进口所占比例稍大以外，进口主体结构都表现为资本品进口占较大比重。这种进口特点，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古巴等有较大的差别。资本品进口占较大比例对于推动中国产业的升级，促进制造品的出口有很重要的作用。
（3）逐步转向进出口协调发展。在旧的经济思维方式下，很多同志习惯于把外汇短缺认作不变的前提，并把进口政策与出口政策完全分开考虑，认为维持外汇收支平衡的最有效办法，是在鼓励出口的同时限制进口（也意味着鼓励进口替代），同时强调限制进口对保护民族工业的重要性。这种认识长期以来影响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战略，也延缓了进口体制改革的进程。
经济分析表明，如果对进口实行过分限制，将会阻碍国内出口行业的发展。因此，进口与出口的协调发展是一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客观要求。进口政策制定得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出口的发展。在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把进口政策搞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高关税和行政性限制，是出口贸易产生飞跃发展的前提条件。
通过限制进口以保护民族工业的做法，实际上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这种代价的大小又因采用不同的保护手段而有所不同。例如，采用进口数量上的限制所付的代价，要比用关税达到同等程度的限制所需代价大得多。经济学家常常将这些代价分为消费损失和生产损失。消费损失是指受保护产品的消费者实际受的损失，这种损失的产生是由于贸易保护一般地使消费者要付出更高的价格，因而减少购买受保护产品的数量。生产者则因从较高的价格中得益，因此往往会增加产量，从而将用作其它经济活动（包括为出口的生产）的资源抽出，投入这项生产。由此就产生生产损失，因为这些资源作其它用途时可能更为有效。
国际经验和中国的经验均表明，改革进口体制，减少进口限制，可以支持生产与技术的更新；可以提高消费效用，丰富消费品市场，从而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通过进口引入的竞争，有助于促进国内工业的技术进步和提高竞争力，改善产业结构和提高工业企业的素质；可避免因进口投入品的限制，给出口产品生产者在财务和机会上造成的损失；可以防止由于外汇分配和进口审批过多而造成的行政性腐败；可以防止由于计划部门的失误而造成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可以使企业更加关注市场竞争力，而不是追求政府的优惠待遇所带来的寻租机会。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也开始逐步趋同。而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的深入和价格体系逐步趋于合理，也为减少进口限制、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创造了一些必要的条件，这些都推动了中国在改革进口体制和政策方面的进展。
2.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对经济的促进。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对外经贸一直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为整个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对经济发展不断释放出能量。
（1）通过出口创汇使技术引进有了巨大的可能性。由于出口的持续大幅度增长，使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较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可以有能力继续实行资本品份额较大的进口战略。到目前为止，全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设备已基本上全部更新过一遍，目前的生产设备已和改革开放以前有了天壤之别，这就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对生产设备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更新，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这是对外贸易体制和政策改革对经济增长作出的杰出贡献。
（2）对外贸易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变。建国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很不合理的，国民经济比例曾严重失调。这些问题既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又妨碍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效益的提高。如何进一步调整和转变中国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一个紧迫而又被反复强调的问题。
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变具有紧密的一致性。一国产业结构的存在和转移，影响着出口结构的构成及变化；而出口规模的扩大和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又能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变。
过去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之一，是未将国民经济的发展纳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总格局中去，没有能够根据国内生产需求的变化，以及国际市场格局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出口结构中长期以来初级产品出口占据了很大的比重。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这种特点的出口结构造成出口与国内生产和消费争货源的情况，这一矛盾制约了初级产品出口的扩大和发展。如今，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观念已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将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和已有的工业基础，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战略，已在产业政策中开始体现出来。而优化的产业结构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活力。
（3）出口的多样化与放开经营促进了企业改革的进程。有了发展出口的需要、机会和可能，就要研究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手段来实现它。要扩大出口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计划安排多出口，多收入外汇就多进口；另一种是主要依靠市场体制和正确的经济政策，使微观经济实体自愿地多发展出口。从国际经验比较来看，对于可供出口的自然资源缺乏、而需要发展多样化的制成品出口的国家来说，通过集中型计划来安排这种出口是非常困难的，从无成功的先例。其原因包括：①信息收集和分配非常不畅，且传递成本很高；②相伴随的出口财务待遇过于复杂，且往往失效；③资源配置往往不具有支持多样化、转型快的出口生产所要求的灵活性。其结果，是难以有效地发展出口。
从党的十三大关于外贸改革的“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方针的提出，到现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应该说是已经明确了依靠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选择。这样，在认识中国某些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较少的条件下，在决策上更加注重多样化、分散化并依靠制成品出口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战略转变，可以说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要利用市场机制走向开放型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依靠市场机制来发展出口的一个最重要的政策就是放开经营。改革以后，经历了利润留成、两步利改税、承包制及近几年的财税、价格、投资体制、金融体制等综合改革，企业的自主权逐渐扩大。虽然在改革初期企业自主权的概念还很狭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分配利润的比例和权力上，但也使得企业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实体，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企业寻找市场追求利益的动机。近几年的综合改革使企业自主权进一步下放，同时也加强了企业竞争的压力。企业采购原材料、决定投资及生产方向、以及新产品开发的自主权、销售自主权及融资自主权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大，这使得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大大增强，企业逐渐成为市场中的经营实体。
对企业进行的下放自主权的改革，特别是逐步放开外贸经营权的改革使我国外贸企业的数量增加较快，外贸企业的竞争不断加剧，导致企业对成本、对消费者的需求、对利润和亏损更为敏感。可以说竞争对提高外贸企业的效益，提供了一种强刺激，促使外贸企业在技术、组织和管理上取得进展。众多的外贸企业同国际市场接触，并将得到信息向其它企业进行传播，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推动出口收入增长，而且还在于众多参与外贸竞争的企业使国内市场更多地和国际市场发生联系，从而使中国的经济享有对外贸易带来的更多的间接好处。
3.对外经贸改革是中国改革起步期的先锋。
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人评价是由农村开始，当农业改革搞好之后，才开始向城市逐步推广；并认为，直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重点才转向城市，称为城市经济改革。但实际上，城市改革并不是从1984年才开始进行，只是从那时才总结出一些规律，提出了明确的纲领。
从中国1978年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起，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即开始了一系列的动作，并一直是改革的先锋力量。
（1）经过1978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在1979年出台了中外合资企业法，反映了开放型经济思维，在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和管理的同时，引入了外部竞争的意识。该法在中国首次引入了股份公司的雏形，以及董事会、公司结构等概念，是企业组织制度改革最早的探索。
（2）实行工贸结合、破除垄断、允许竞争。废除了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一个公司只干一行的专业分工，允许成立工贸公司。改革前被允许进行对外贸易的只有12家公司。到1983年，全国已有上千家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表明了外贸方面放开经营的步伐是走在全国改革的前沿的。
（3）在1980年底，决定采取贸易结算的内部汇价，即双重汇率制，以便纠正过去的价格扭曲和不合理。这是早期价格改革的杰出步伐，明显改善了国际收支平衡。
总之，从改革开放的早期看，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改革措施相当有力，其释放出来的经济增长的能量和引入的示范效应，推动了整个改革的进程，它对改革发展的促进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农村改革。
此外，其它方面的城市改革，主要是指在工业和内贸方面的改革，也与对外开放相互配合，在早期有较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1）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这一讨论是在1978～1979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必须要强调市场机制，要遵循市场信号。这个思想的提出，批评了以高度集中的形式靠主观估计来制订生产计划、再将产品分配给各环节的做法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库存而生产的做法。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的另一个重点是调整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只有发展消费品生产，才能使产品满足需求。同时指出，价格是调节供求的最灵敏信号，它可以使人们明确什么是市场需求的产品，并把信息传给供应方面。因此，这场讨论对工业与贸易改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关于物质刺激的讨论。这一讨论即是否可以运用激励机制的问题。引入市场机制所遇到的一个首要问题，是能否鼓励生产者按市场需求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集中计划体制下实行的做法，是认为生产能力和产量已由计划合理地确定了，不需要额外调动生产者去加班，原材料和成本的平衡分配也不允许额外加班，这就严重束缚了生产者的积极性。通过这个讨论，引入了对激励机制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多劳多得的原则，推动了消费品市场开始走向繁荣。
（3）放开一部分消费品价格。其中之一是纺织品，1982年和1983年分两步取消了“布票”这一计划经济的典型象征，导致了纺织品和服装市场的空前活跃。在日用品方面放开了五小工业品。初期价格放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价格放开，商品较以前有明显增加。同时也带来了对利润上缴制度进行改革的要求，于是1983年开始研究准备推出两步利改税。
这些改革和外贸方面的改革一样，都是改革早期非常重要的改革步骤，也都说明了不能把中国的改革进程，误解为城市改革在1984年之后才开始进行，是在农业改革使基础原材料方面的供应基本满足之后才逐步开始其它方面的改革。这种不确切的说法，被许多外国人所接受，原因是，他们强调农业改革是靠私有化，按照他们的理论这是较容易被接受的。换言之，在某些人眼中，市场取向的改革只有在私有化的前提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们注重描述的是农村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的崛起，三资企业和港澳的作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中国早期改革中对外经济贸易、工业与内贸方面的重大改革。
4.有关外贸法规的推动作用。
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推动了观念的更新，从而影响着发展战略的转变。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发展战略，已由改革之前强调扩大出口创汇，以保证进口所需，扩大到在鼓励企业出口的同时，适当地逐步引入竞争机制，并注重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对接，以实现充分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这方面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充分体现出来。
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除了对外经贸各个方面的改革均有不同程度的深化之外，还在几个以往比较薄弱的领域中取得了突出的进展，表现在通过若干法规引入了市场经济中最必要、最基本的概念和制度框架，包括企业组织结构、知识产权、反垄断和财务激励等。其中有些进展已经成为实施的政策法规；另有一些已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成为实践中的政策安排。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该法规于1979年7月8日公布实施，是允许中国引进外国资金的开创性法规。该法规中明文规定，中国政府允许外国合营者在中国境内举办合营企业，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根据公司组建、经营、投资和管理等方面的有关国际惯例，制定了相应的条例。这是在中国的有关法规中，首次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等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这一法规的公布，成为中国以后十几年的外资引进的契机，并对企业制度改革注入了新的内容。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在80年代初期开始尝试，并在实践中逐步成熟，需要有关法规对其进行规范。本法于1988年4月13日通过，它引入了合作制的概念，规范了中外合作双方的经营行为，并明确提出鼓励产品出口和技术先进的生产型合作企业，为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3）《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暂行条例》，1981年1月13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1985年5月24日发布。这些有关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的条例和制度，有助于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同时，条例中还明确提到了关于尊重工业产权的问题，已初具保护知识产权的雏形。
（4）《关于对进出口产品征、退产品税或增值税的规定》，1985年3月22日发布，同年4月1日执行。对外贸产品的间接税的出口退税和进口复征是国际通行的做法。1985年初步探讨和决定实行这些做法，充分体现了向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的转变。
（5）打破垄断的法规。从改革开放的早期开始，就发布了一系列涉及到打破垄断的经济法规，从而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8年以前的中国外贸管理权限全部集中在中央，主要进出口业务均由各专业总公司进行。这种行业垄断不适应改革开放。为打破这一局面，在80年代初期成立了许多对外贸易公司、对外承包公司和援外工程公司，开辟了新的经营渠道。1984年之后实行了进出口代理制，以及给一些生产企业外贸经营权，同种产品允许若干外贸公司交叉经营，开展竞争。1988年又进一步下放了进出口商品的经营权。各种法规中的关于反垄断的内容，对中国的外贸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和自由准入的思维方式的体现。
（6）率先利用经济杠杆，落实对出口的鼓励政策。在外贸体制改革中，由于国内价格体制的扭曲，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采用外贸计划对进口进行控制，对出口的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虽然计划管理、特别是指令性计划管理的范围逐渐在缩小，但仍在中国经济中形成了很高的反出口偏向。
为消除这种偏向，中国先后采取了几种出口鼓励办法。最初主要的办法是转为采取外汇留成制度。国家根据地方外贸计划和创汇指标完成情况，给地方和出口生产企业一定份额的外汇留成，对超计划完成部分给予更高的鼓励。其它的出口鼓励措施是提供低息贷款、退税和投入品保税等优惠政策，以及为出口企业技术改造所需资本设备安排融资等。在这些措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判断。80年代中期，在各项出口鼓励政策中突出了对机电产品出口的鼓励，使机电产品出口在90年代终于逐步跃为出口量第一的商品。随着财税制度中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以及汇率制度改革，对出口鼓励有了符合国际惯例的政策和调整手段。
出口鼓励政策促进了有能力在国际上竞争的工业企业及产业的发展，使出口企业自己有能力进行一些技术改造项目，从而提高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上述法规的制定，体现了对外贸易改革方面比国内其它改革先行的经济思想，即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较国内改革先行的，是整体改革中最先接触外部信号、最早接受市场经济的做法、体制和规定的部门。市场经济的有关做法首先在外向型经济部分实施，然后逐步在国内部分推广，这对整体经济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政策改革的普遍作用。
中国开放型经济在近年来增长迅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分工变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也有不断推动经济政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在诸多具体因素中，判断何种因素影响作用最大，或对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确定，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企业改革、宏观经济管理方法的逐渐转变、外贸企业间平等竞争的加强、汇率制度的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引进外资等因素，对推进中国外贸增长和走向外向型经济，都起到了突出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中国的政策改革，对推动出口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西方某些流派的经济学者，在分析东欧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时，往往只强调那些与私有化有关联的行动。他们强调，配合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微观经济实体必须是私有化的。虽然他们也强调政策改革，但认为政策改革仅对经济的私有成分产生积极作用。他们总是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归纳为一个相当简单的故事：改革从农村的私有化代名词——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取得成绩后向工业和贸易领域推广，但国有企业不能响应新的政策，只有私有制或接近私有制的成分才能够响应并发展起来，这就是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由于中国有港澳及海外同胞这一独特优势，经济和贸易从深圳特区和广东、福建崛起。总之，改革开放的所有成绩都是与私有制成分、私有化或私有制的港澳相联系的。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公式化的教条主义。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问题，必然会认为中国贸易增长的成就是来自于三资企业、港澳投资、特区发展以及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但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上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1.三资企业的情况。
三资企业出现在1979年。中国1979年通过了中外合资企业法之后，就对外资敞开了大门。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国内短缺的资本品，而且在传播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不仅如此，以国外独资，或国内与外资股份合作形式引进的外资，往往还给中国带来一些出口渠道，这对外贸的发展无疑起到了推进作用。但是，过分夸大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增长的作用是没有证据的，对其作用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
在1987年以前，三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业绩尚不突出。而1987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已从1978年的100亿美元发展到400亿美元，对外开放不仅已经起步，而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这一期间的三资企业对出口并没有很显著的贡献，1987年三资企业的出口，只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1%。直到1990年，三资企业的出口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才首次超过10%，达到12.6%（当年的出口总额已是621亿美元）。当然，三资企业随后的发展速度是较快的，到1995年，三资企业出口品在全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接近40%。
中国的进出口额在80年代已呈现出了相当高速的增长，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外向型发展的势头。而那时的三资企业，在出口方面的作用还相当微弱。因此，中国整个进出口的发展不是由三资企业推动的，不能认为三资企业在改革的早期就对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有较大推动，而只能说明，当外向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三资企业才承当起后起之秀的角色。
表10 外国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状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三资企业进出口
三资企业出口
三资企业进口
1987 46.412.2 34.2
1988 96.524.6 58.8
1989139.249.2 90.0
1990201.178.1 123.0
1991289.6
120.5 169.1
1992437.5
173.6 263.9
1993670.7
252.4 418.3
1994876.5
347.1 529.4
1995
1098.2
468.8 629.4
过高地估计“三资”企业作用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统计上忽视了优惠政策所造成的戴“三资”企业帽子的问题。为了吸引外资，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均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成为一些国内企业争相争取的目标。在政策管理不明确、概念不清楚的情况下，许多纯粹的国内企业也戴上了“三资”企业帽子。这在统计上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外资”或“合资”企业的贡献加大；另一方面，国内其它企业的贡献份额减少。这自然夸大了“三资”企业的业绩。
2.港澳的作用。
认为港澳是中国开放经济主要推动力量的说法，其根据是三资企业的投资来源和出口市场主要靠港澳。事实上，在进口方面港澳所占比重较大，接近占进口总额的60%，在出口方面则占30%左右。当然，这一数据仍然表明，香港地区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香港扮演的角色均主要是一个贸易信息、代理和转口的作用。这种现象在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是很独特的。有些人根据这种现象，判断在中国的外贸增长中香港作出很大贡献，甚至应该感谢英国人创造了香港、葡萄牙人创造了澳门，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埋下了能够生长的种子。这种分析过于简单化和表面化。事实上，如果没有香港这一具有贸易与转口绝对优势的口岸，人们必然会寻找其它的口岸来替代这一作用，这可能会减低贸易成交的总量，但究竟会减低多少是难以猜测的。毕竟贸易的最终交易是在原产地和目的地之间形成的，中介的角色会应市场的需求应运而生。
前面已经分析到，三资企业在80年代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中，尚不能起到十分显著的作用。因此，三资企业的投资来源尽管以香港为主，香港也不会对这一发展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更何况，来自港澳的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内地外流到港澳的资本，这种投资方式主要是为了追求优惠政策，这使资本来源的分析更为困难。总之，关于港澳在中国经济外向型发展中的作用，不能来自于想象，而必须作出更为详细的实证分析。
3.特区和广东福建的外贸发展在中国出口中的地位。
特区和广东福建两省的外贸发展速度，相对于全国来讲是较高的，但并不是中国出口繁荣的唯一源泉。特别是观察全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特区和广东福建两省也是90年代才开始有较快发展，在90年代之前，它们在全国的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很高。总的说来，1985年以前，特区主要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便创造较好的投资环境。1986年后，特区工作重点开始转向发展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1991年，4个特区（不包括海南特区）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7%左右，广东省（深圳除外）占17%，福建占4.6%。其余的出口额分布于全国各个省份。内地省份的外贸增长势头不容轻视，在1985～1991年间，所有内地省份的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18.4%，高于同期全国出口平均增长速度15.3%的3个百分点以上，其中还没有包括那些在内地省份生产、但由沿海地区的外贸公司组织的出口产品。不可否认，90年代以来，特区的出口发展是迅速的，但从其占全国出口的比重来看，也并非是起决定作用的。到1994年，5个特区的出口总额为17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4%。1994年特区实际利用外资58亿美元，占全国总数的17%。
表11 各省市出口增长情况（1987～1994年）单位：亿美元%
4.非国有经济的贡献。
非国有企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由于在1978年以前这部分几乎是空白，所以只看极小基数上的高增长率，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非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所占比重看，直至1988年，私营部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其它非国有经济类型在工业总产出中只占7.06%。
到目前为止，对外贸易公司基本上仍以国有为主。乡镇企业在80年代后期才开始搞出口商品。国有经济的出口仍在全国出口中占很主要份额。
总之，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联系在一起的教条主义一度风行，在前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之后，更演变为“民主化、私有化、市场化”的三驾马车，认定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是没有前途的。面对中国经济90年代的有效增长，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搞得好的原因，必然是私有经济成分的贡献，而私有经济在中国，是三资企业，是港澳投资，是私有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和福建，以及乡镇企业，因此，中国开放型经济之所以发展，必定是他们的功劳。
这种观点认为，贸易政策如果不普遍推行私有制，是不会有效的。然而，中国近20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政策改革恰恰是普遍适用的，能够普遍推动进出口的发展。当然，改革需要逐步深入，逐步渗透到微观经济的各个层面，但不能说政策改革没有私有化基础就是无效的。
注释：
[①]本节数据，包括图、表中的数据，除特别标明外，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历年的《海关统计》和1996年《中国统计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