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七）——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话题论文,冷思考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变革、制度创新、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何认识全球化的总体进程？全球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哪些影响？全球化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等等，这些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为此，本刊编辑部特约请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杨雪冬、王列两位青年学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经过整理和补充，形成这篇对话。
全球化的总体进程
▲目前，全球化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用语，经常被不同职业的人们挂在口头，以表明意识或行动的超前性。至于学术界，对全球化似乎也没有统一的定义，存在着多种概念，比如世界化、国际化、跨国化、一体化、相互依存、西方化、趋同等。这些概念在特定的背景下，就其所指向的目标而言，有相当的准确性，但是如果被用来描述全球化这一特定对象，就显得过于偏狭或含糊了，不如全球化这个词准确。
●的确像你说的那样，谈论全球化已成了时尚。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信息时代中流行文化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在于全球化已经深深触及人的生活的许多领域和层面，成了每个人都能亲身感知到的、实实在在的存在。这方面的例子众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的说来，全球化一词的流行直接反映了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影响的深入。
至于学术界关于全球化的争论，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全球化的影响无所不及，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在每个领域中造成的震动和获得的反应是迥然不同的，这自然使不同学科看到的全球化画面也存在着差别；其次，由于个人和团体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受冲击的程度以及各自的传统、价值和认知背景等情况的不同，所以对全球化给出的解释也会有所差别。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看到学术界对全球化的定义众说纷纭。这里我可以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定义。比如有的学者从信息通信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的自由传递，提出“全球村”(global village)的麦克卢汉是这一观点的重要代表；有的学者从经济角度提出全球化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自由主义经济学突出地代表了这一观点；有的学者从体制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许多左翼学者都持这种观点；有的学者则从制度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制度或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展，英国社会学者吉登斯就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世界的扩展；还有的学者提出全球化就是全球问题意识和全球共识的达成，罗马俱乐部是这一观点的突出代表。
▲你刚才谈了对全球化定义的多种诠释，那么你认为应该如何定义全球化呢？
●我觉得，要界定全球化，首先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原则，即全球化不是某一时段上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进程，就我们的认识能力而言，它没有最终的状态和归宿。在坚持这个原则的基础上，我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过程，这不仅指全球化在多领域、多层面上发生，而且还指全球化的参与者是多元化的，既有国家、民族、国际组织、企业，还有各种各样的共同体(comm-unities)以及个人。第二，全球化是统一和多样并存的过程。现在一些学者过分强调全球化带来的统一性、一致性，忽视了全球化造成的多样性、多元化。实际上，全球化在推动了统一性增强的同时，也为更多的参与主体提供了发言的机会和展示自己特点的条件，使它们有可能根据其他参与者的情况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统一性也会强化参与主体的自我认同意识。第三，全球化进程是一个不断出现冲突的进程。出现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新旧事物和意识的矛盾以及多种参与主体间的矛盾。它们体现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以及国内共同体间的冲突，不同民族间的冲突，不同文化或文明间的冲突，个人与共同体间的冲突等。这些冲突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发生频率会相当高，并且会激化，导致一定范围的暴力冲突。
▲现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像你说的那样，全球化正在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时时变化、影响到每个人生活的进程。至于全球化进程的开端也是众说纷纭，有人把全球化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理由是古希腊文明在当时代产生了全球性影响；有人认为基督教的出现标志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始，因为基督教构想的是一个整体性世界；还有人认为全球化开始于跨国公司的出现，因为它们推动了世界市场的整合和经济全球化。
●确定全球化进程开始的时刻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正如曼耐尔所说，“任何确认像全球化这样的重大社会变迁的确切开端的企图实际上都可能是误入歧途”。虽然存在着多种看法，但是有一种观点似乎更为合理，而且正在被不同领域的学者所接受。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进程发端于15世纪末的欧洲。航海大发现实现了汤因比所说的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西方人从它获得了好处，获得了比其他文明更为优先的发展，并迫使其他文明统一于真正单一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中。”当然，除了航海技术之外，欧洲特别是西欧在随后的16、17、18世纪中相对于其他文明地区还拥有其他优势。它们包括：出现了以追逐利润为根本目的的新兴资产阶级；围绕民族国家形成了包括常备军、税收等现代国家制度以及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现代国家体系；以机械大生产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高扬理性、进步旗帜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些优势使西方有能力同时在本质上也要求向世界各地的扩张。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拓展以及亚欧国家的殖民活动是全球化开始阶段的根本特征。
▲现在我们明确了全球化的开端，那么你能否概括一下全球化进程已经历的几个阶段呢？
●到目前为止，全球化进程大致经历了这样的三个阶段：单一中心对多中心的侵蚀和单一中心确立，单一中心的维持与更迭；多中心的复兴和单一中心的衰落。第一个阶段从15世纪全球化进程源起到19世纪70年代大英帝国霸权的确立。这个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拓殖，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西方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并把西方制度、文化强行施加于这些地区，西方中心地位就这样逐渐确立起来。大英帝国成为西方中心的中心，以其庞大的殖民地获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第二阶段，从1880年一直到1972年美元本位的终止，经历了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的转变。早在1880年，美国的经济实力就处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首位，美国中心的地位是在二战后确立起来的。在美国霸权维持的和平下，全球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一方面体现在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力量对世界市场整合的推动；另一方面体现为运输通讯技术的革新，使物质与信息的流动可以跨越空间的障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成为许多国家模仿的对象。当然，必须注意到美国中心地位在二战后也面临着两种力量的挑战，一种来自以前苏联为核心的东方集团，它虽然一度成功地遏制住了美国势力的扩大，但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影响转化为全球性的力量；另一种来自取得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它们虽然在政治独立上取得了国际认可，但无法彻底脱离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第三个阶段从70年代一直到现在，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在这个时期中，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或抵制；二是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呈现出多元化局面。许多曾经被压制的力量和众多新兴的力量纷纷登场亮相，并且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在这种多元格局中，全球意识、全球共识、全球行动也初露端倪。全球化进程正在摆脱由单一中心主导的特点，形成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强大趋势。
▲就全球化发展进程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力量主要来自技术革新和世界市场的扩大。技术克服了空间的障碍，市场则为经济生活的扩大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二者还相辅相成，技术为市场的整合和深化提供了物质保障，而市场则为技术提供了需求动力。在80年代金融市场的发展中，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现得最为明显。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国家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国家的发展是和全球化进程同步的，并且推动了后者的发展。
全球化进程与当代资本主义
▲苏东集团的解体一度在资本主义世界引起了狂喜。一些西方学者非常乐观地断定资本主义模式将会在全球获得全面胜利。但是进入90年代后不久，这种狂喜和乐观情绪也就沉寂下去，整个西方陷入了自我反思之中。布热津斯基的《大混乱和大失控》、阿尔贝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等书是这种反思的结果，这表明一些有远见的西方学者对于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命运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是的，这种忧虑出自对资本主义能否在全球化进程中解决自我内部矛盾的担心。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社会信奉的两大价值：自由与民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我们知道，自由是个人的自由，其实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形式是市场；而民主则更强调平等，其制度依托是国家。自由和民主无论在内在价值取向，还是在外在制度实现上都存在着矛盾。美国经济学家瑟罗在其199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就明确提出，民主主义和自由经济是一对根本性矛盾，前者是以投票方式决定问题的追求平等的世界，后者则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二者不断调整平衡关系的过程。对自由的强调，使资本主义发展充满了活力，但市场的扩张和个人的膨胀又威胁着共同体的存在。民主则弥补了自由的缺陷，用制度形式确保了共同体不被资本主义的利润追求所摧毁。虽然二者的关系一度比较和谐，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自由显然占据了上风，因为市场正在一步步侵蚀着国家的领地。资本力量的不断强大使它感到福利国家已经成为其继续扩张的累赘，因此，在言论上和行动上不遗余力地攻击着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已经取得的合法地位。国家被指责为影响社会效率、破坏自由和公正的罪魁祸首。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巨大利润的跨国资本把自由看作论证自我合法性的最有力的证据。
▲资本取得的强势地位固然加快了经济增长，但是很难带来综合的社会发展，因为资本扩张的最终目的是不顾一切地榨取高额利润，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指出了这点。而且马克思的观点对于后来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们影响很大。
●在90年代，对资本和市场最有影响力的批判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如布热津斯基、阿尔贝、索罗斯等人，他们都可以算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精英分子。他们的批判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市场影响的扩大削弱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造成了少数经济精英窃取公共权力的潜在危险，并且以效率的名义削弱着民主的合法性。其次，市场侵蚀着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民主理念。一些学者认为市场造成的物欲膨胀和消费主义蔓延，使无节制的享乐替代了清教徒式的勤俭，个人的满足替代了对社会共同体利益的服从，极端的自我主义替代了谋求权利与责任相匹配的传统个人主义。财富的多寡成了衡量个人成就的唯一标准。以至于布热津斯基警告美国人说：“以相对主义和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了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最后，市场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存在。索罗斯就认为市场强化了某些个人和组织的力量，极有可能造成新形式的专制，压制个人自由，威胁资本主义的“开放社会”。另外，市场影响的泛化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经济全球化除了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价值冲突外，还造成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的日趋明显。我们知道，二战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福利国家制度实质上是一种调节资本与劳工关系的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力量的过度膨胀，为劳工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障。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资本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它不仅能够摆脱国家的原有支持，而且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资本流向哪里，哪里就会出现经济增长，就业增加，这是任何一国政府都企求得到的。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了留住资本而降低税率，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出台优惠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的。据德国的《明镜》杂志报道，目前德国的税收制度明显有利于资本，因为一方面它靠专人理财，能够利用税收漏洞，同时利用跨国投资逃避税收；另一方面税率改革有利于资本。据调查，德国股份公司的税收在全国税收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由1960年的9.5%降到1998年的3.8%。而工资收入税所占比例则由12%升至28%。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相对于资本实力的增强，劳工作为一种集体力量出现了分散化迹象，难以组织起来与强大的资本抗衡。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传统工人阶级的冲击很大，一方面第二产业的缩小造成了产业工人数量的减少，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的扩大带来了劳工队伍的分化。第三产业的多变性和分散性，再加上消费方式的变化，消费文化的盛行，以及国家政策对工会活动的限制，大大削弱了劳工形成大规模组织的可能性。同时，劳工抗衡资本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移民和发展中国家成本低廉的劳动力的影响，使其必须接受资本提供的低工资和不断减少的社会保障。结果导致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欧盟统计局1997年5月份的报告说，有5700万欧洲人，即17%的欧盟人口生活在贫困家庭。法国总统希拉克曾经感慨地说：“与19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传统相反，欧洲，即欧盟，第一次处于贫困不断加重，不断扩大的境地。各种各样的穷人受排挤和排斥的现象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资本主义所面临的自由与民主，资本与劳工矛盾尖锐的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各国政府来说，这两个矛盾集中体现在用何种机制来管理经济的问题上，即继续推行福利国家制度还是转而依靠市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欧和美国持有完全不同的立场，并且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西欧长期的社会福利传统和完备的福利制度使得西欧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显得行动迟缓，经济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缓慢，不仅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且贫富差距也在拉大。而美国在经历了里根主义的改革后，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大幅度削减，解除了对市场的众多管制措施，在90年代，一直保持着低通货膨胀、低失业率和高经济增长的良好经济业绩。两种模式的不同结果使各国尤其是西欧国家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对策。虽然西欧国家承认美国的成绩，但并没有把美国模式看作自己的效仿对象。一些西欧政府如法德政府认为美国的“牛仔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着众多问题，具有经济上不安全和不平等成份，盲目地效仿美国模式虽然会取得经济增长，但付出的代价将是西欧人民辛辛苦苦建立起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消失和更残酷的非人道的剥削与贫困的再生。
●在对两大模式进行争论的同时，西方国家还在积极地寻找能够把两个模式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模式，并相信能够找到这样一种“第三条道路”。曾任美国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就认为发达国家不一定非得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存在着既能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又能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第三条道路。这“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要求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利益团体采取协商的态度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如赖克所说：“工人们必须放弃那些束缚雇主的僵硬法律，雇主们必须把增加的利润用于提高工人的技术和扩大他们的营业，而全球的投资家和银行家们则必须更加耐心，只要是为全力以赴提高劳动者适应能力而欠下的公共债务就应宽容。”有意思的是，荷兰由于近几年经济增长与福利提高保持了和谐关系而被看作“第三条道路”的代表，在去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成了谈论的焦点。荷兰的成功除了有着良好的社会协商传统外，还有赖于在投资、就业、雇用等方面采取了灵活的措施，尽量减少资本家的投资成本，同时实现多元化的就业格局。可以肯定地说，荷兰的成功有着其他国家不可模仿的独特性，因此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能否被更多国家采纳仍旧是个问题。
全球化与世界社会主义
▲刚才我们谈到全球化给资本主义造成的困境，那么全球化对于我们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全球化造成的最大影响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全球视野和全球思考框架，也就是说，我们要深入地认识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命运，就应该把社会主义放在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考虑和理解。社会主义从其出现之日起就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和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倡导的消除阶级剥削和各种各样的差别、歧视、压迫，实现不同层次、领域中不同主体间的平等是对长期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纠正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清肃。它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弱者提供了思想斗争的武器，并且在一些国家完成了从思想、价值理念向制度实现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体现在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上，另一方面体现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以及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上。社会主义由价值理念向制度实现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力量的过度膨胀，驯服了资本，扼制了西方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并且推动了长期被忽视的非西方力量的成长壮大，改变了由西方主导全球化进程的一元化格局。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是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的基本主题之一。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对抗的存在，才给更多力量、声音出现在全球化进程中提供了机会、条件与空间，有助于全球化进程的多元化、多维度局面的形成。
▲你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和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而且这种看法一度在“冷战”结束后非常流行，比如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这是否意味着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会逐渐被资本主义吞噬掉呢？
●你说的这种看法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冷战”后资本主义并没有一统天下，而是在世界各地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批判。在我看来，这种看法至少存在四个明显的缺陷：首先，这种看法依然没有摆脱单维的一元化思维模式，把全球化进程看作由一个中心推动，并会最终以这个中心为全球模本的单维发展过程。其次，这种看法忽视了资本主义本身在几百年发展历史中的变化。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古典意义上的浑身毛孔都透着血腥的资本主义，它采取的变革是在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压力下进行的，并且采纳了许多社会主义式的做法。特别是在二战后，社会主义倡导的混合经济成了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改革的榜样。在这个时期中，“资本主义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批评并且向它学习”（Carlos Fuentes语），社会主义的一些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再次，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更有助于使全球化摆脱由西方主导时产生的负面效应。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范式提倡平等和民主，反对等级制与压迫。这些价值理念是确保全球化和平发展，众多主体平等参与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不断摆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内在必然要求。最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重重困难证明了对市场的过度迷信也无非是一种乌托邦，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不会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惟一的可行性选择，它也有内在的弱点。著名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经说：“今天摆在东方社会主义经济废墟面前的不是胜利的资本主义，而是遇到麻烦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
▲无论我们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有一个事实是必须承认的，那就是绝大多数曾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转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事实非常有助于我们反思社会主义。
●从总体上讲，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清醒地反思社会主义制度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深入地思考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初创时期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但是，从30年代起随着个人专制的扩张及大国中心意识的膨胀，已经开始丧失制度活力。从全球化这一宏观背景来看，这种僵硬的、自命为中心的、妄图实现对外输出的制度模式是与全球化所追求的多元化、多维度相悖离的。
80年代末的变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悲哀，而是社会主义的万幸，它不仅解放了社会主义，而且至少可以使我们明确这样两个认识：第一，任何一种形式的制度都是一套价值理念的实现外壳，但是这种外壳一旦建立起来就潜藏着保守和僵化的危险。因为相对于价值理念而言，制度本身会滋长既得利益以及为了维护这种利益而牺牲整个制度的倾向。制度的变革往往是滞后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要在不同的情况下体现，就必须对既有的制度不断进行改革修正。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任何一种制度都要走出封闭，在同其他制度比较学习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创新，以更充分地体现潜藏在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为各种制度之间的交流、学习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使制度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第二，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倡导的一套以反对等级压迫和实现平等民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这套价值理念曾经鼓励了更多主体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保护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弱者，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向多元化、多维度方向发展。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将更富有价值，有助于在全球化进程中建立起更加平等的参与关系和对话关系，防止“中心论”的扩展。特别要提到的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与市场消极后果的警惕与批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显得更有说服力，并且被更多的个人与团体所接受。以至于有学者说，现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讨论核心已经转到了不受公共行动控制的资本主义和市场限度这些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矛盾上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反思社会主义制度在前苏联国家的瓦解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命运应该是大有裨益的。现在我国一些学者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你能否介绍一下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呢？
●在西方理论界中，关于苏东解体的原因有着众多说法，这里我只想介绍一下从全球化角度研究这个问题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苏东国家的解体是其无法抵抗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并且内部发生变化的结果。美国历史学家德里克的分析颇有代表性。他认为，生产的跨国化，这种跨国化创造的全球经济以及这种经济表面上的重要性把社会主义经济推向了边缘。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对全球经济开放了边界，但很快国内经济就陷入混乱，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加入全球经济实际上等于参加了由资本主义设定规则的游戏。这对于长期实行独立自主并且具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体制的苏东国家来说，不仅扭曲了社会主义目标而且破坏了其合法性。德里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加入全球经济是西方国家精心策划的，它利用了经济长期停滞造成的国内人民对社会主义信心的丧失以及共产党内部的变化。长期处于物质匮乏和精神专制下的人们开始容忍，甚至喜欢上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而一些从开放中得到利益的集团也开始放弃对社会主义的坚持。此外，70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现也使“第二世界”受到了“第三世界”的强烈冲击，与这些新兴国家相比，苏东国家出口部门失去了竞争能力，而国内部门更加封闭，滑向了“第三世界”的行列。德里克所代表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强调了长期封闭造成了制度本身创新能力的衰减，这种体制一旦突然开放，进入全球化进程，就显得手足无措，既无法抵抗外界的冲击，又无法进行及时的制度创新，从而无法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稳固的位置，并从中获益。
另一种观点认为，苏东国家，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全球化模式的失败。阿纳森在他199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系统阐述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苏联模式是一个由运动、帝国、文明组成的全球化模式。工人运动造成了1917年的胜利，但是苏联建立后，工人运动偏离了其原有精神和使命，成为官僚机构的附属品，从而扼杀了苏联的制度创新能力。帝国传统助长了苏联的国际扩张野心，苏联文明维持了苏联的扩张并使其模式合法化。所以，虽然苏联模式一直存在着向外输出的倾向，但内部各系统无法协调起来，无法提供持久的动力。其经济制度无力达到其资本主义对手施加的标准；其政治结构过于脆弱，不平衡；而文化上不能抵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消费文化和流行文化的诱惑。最终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冲击下，苏联模式解体了。
这两种观点虽然出发点有所不同，前者把苏东国家进入全球化进程看作是被动的，后者把苏联看作是尝试构建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但是都强调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制度建设的不足，封闭、僵化、一维是这些国家制度的基本特征。
全球化与中国
▲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化浪潮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过程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变迁的全过程。换句话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进入全球化进程的历史。
●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40年代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中国由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心被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强行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过程。包括费正清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以其发达的文化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建构了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平行于其他的世界体系，并且一度比西方世界体系更为发达。但是长期的封闭造成的政府腐败、经济落后、装备松驰以及心理上的抱残守缺、妄自尊大使这个庞大的体系逐渐失去活力，最后在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中被摧毁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在西方的强势压力下无法实现独立与自主，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依附地位。中国和许多一度沦为殖民地的社会一样，政府和民间力量在对待依附地位这个问题上有着鲜明的立场区别。代表着从全球化进程获利的集团利益的政府甘心成为西方的附庸，而民间力量则以各种方式抵抗西方势力的控制，力图摆脱这种不平等的全球化。中国共产党集中代表了民间力量的这种诉求，并且从苏联的胜利中看到了找到另外一条生存道路的希望。因此从1949年到1978年这第二阶段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人以苏联为模本的探索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共产党人进行的探索脱离了并抵抗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但是从广义的角度讲，这种脱离和抵抗是全球化进程的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因为这种脱离和抵抗不仅削减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而且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那些一度沦为殖民地的社会增强自身的实力和讨价还价能力，从而为营造更加公平和平等的全球化参与环境提供了基础。然而，必须看到这种抵抗和脱离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一是长期的脱离会造成自身的封闭和僵化，无法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二是在抵抗和脱离的同时所寻求的发展模式本身具有单一化、封闭化的特征。因此，对全球化主体潮流的脱离和抵抗虽然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造成了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落伍。最终结果是封闭者更封闭，弱者更弱。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78年，一直持续到现在。该阶段最根本的标志是中国主动地、深入地加入到全球化进程的各个领域之中。“世界是中国的，中国也是世界的”是中国这次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最生动写照。而“改革开放”则是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战略。由中央政府发动的“改革开放”一方面通过放权赋予了地方、部门、民众等更大的自主权，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打开国门使中国与全球的全面接触具有了合法性。具体而言，
在政治上，中国加强了与西方各国的接触，融洽了曾经因“冷战”而冻结的关系。在经济上，中国则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以经济特区为先导，接着依次开放沿海城市，沿江城市以及内地，形成圈层开放的格局，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从而比较顺利地加入到国际分工格局之中。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为加入经济全球化提供制度保障。在思想文化方面，“思想解放”运动打开了许多“禁区”，为国外先进思想的引入创造了条件，不断进步的传媒工具和更加频繁的人口跨国流动使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全面扩大。可以说，改革开放既使中国深入全面地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同时也使其从全球背景中获得了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知识以及变革的思想。
▲按照你的划分，中国第二次全面进入全球化进程已经有20年了。在这20年中，中国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瞩目，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了，对全球化进程的贡献也增大了。然而在这些有目共睹的成就基础上，中国要继续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中国现在面临的既有众多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有自身独特的问题。这些普遍性问题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承受着来自全球背景的沉重压力。一方面中国必须在短时期内实现自身的发展强大，赶上曾经主导，现在依然控制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另一方面自身的发展又需要接受主要由西方制订的国际制度、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在许多方面，这些制度、惯例、标准不仅相当苛刻，而且不为中国熟悉。同时不断深化对全球化进程的加入，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全球制约，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国家制订和执行战略政策的自主性。中国自身特有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近十多年来的迅速崛起，动摇了西方霸权地位，也引起它们的恐慌，因此处处为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前一段时期在美国兴起的“中国威胁论”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二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不断面临着众多棘手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些亏损的国有企业正在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诱因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腐败问题破坏了政治凝聚力；庞大的人口基数，相对短缺的资源以及落后的工艺技术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障碍；市场经济冲击下国内社会阶层的分化，贫富差距的拉大，利益的冲突需要一种行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地方、部门实力的增强和中央控制能力的减弱有可能限制国家的整体行动；民众思想分化严重，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政治淡漠的倾向，等等。以上谈到的各种问题为中国深入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并争取更平等的地位设置了障碍，甚至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有些问题会成为深不可测的陷阱。这是我们必须要清醒看到的。
▲对于这些问题，有许多研究报告都曾经提到过，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而政府部门也在这方面做着许多努力，比如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性的关于外资的讨论会。
●我以为，中国要克服这些棘手问题，首先要做到两点，一是明确确定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以此为制订全球战略的前提；二是不断进行思想解放、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以发挥国内各因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量在短时期内增强自我实力。就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来说，中国首先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这决定了中国必须学习和适应国际活动的各种规则，并要放宽视野，树立起全球意识。所谓全球意识就是要从全球利益角度考虑问题；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这决定了中国还没有能力去奢谈自己的强大，夸耀自己的实力；最后，中国是一个不断改革和有着巨大潜力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不能妄自菲薄，要坚信自己的能力。至于第二点，首先要强调的是思想解放，要突破一些僵化的思想框架，在新的条件下审视我们追求的价值以及实现这些价值的制度，这是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基本前提。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没有思想解放、制度改革与创新就没有中国目前在全球化进程中这样的地位，同样，不把这些改革继续下去，中国的明天也会黯淡无光。
▲去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一些人开始反对第三世界国家加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有的学者借用依附理论提出，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注定要沦为附庸。我觉得这种结论虽然有些悲观，但是非常发人警醒。它至少提醒我们要认清全球化进程产生的消极影响和风险。
●我认为中国应该从中汲取两个教训：一是不要对经济全球化抱太多的幻想，要认识到现有的全球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经济全球化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来自国际游资的投机行为；二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要注意时序问题。我所说的时序就是要根据自身的适应力、应变力和生存力来选择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领域的时间，以尽量减少风险和成本。在这方面，墨西哥金融风暴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的确，中国在进入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中有许多要反思的地方。不仅要反思曾经走过的发展道路，而且要反思自己的思想和心态。
●我同意你的看法。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中国在加入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中，一定要警惕“中国中心论”的抬头和蔓延。“中心论”是逆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会被全球化的深入所淘汰。现在有一些人利用中国近年来优异的经济成绩和“大国情绪”正在鼓吹“中国中心论”的论调，这种盲目自大的表现有着极大的危险，它不仅会影响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形象，而且会阻碍中国更深入的改革和思想解放。
总之，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全球化进程，我们既不能乐观盲从，更不能悲观排斥，而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以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责任编辑注：《热话题与冷思考》（一～六）见本专题1997年第9期和199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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