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中国现代化模式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模式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探索
1960—1970年，在联合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制订的第一个发展计划中，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经济增长”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主要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低发展根源就在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太低，因而，GNP的增长被各国列为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然而，上述发展计划在实行了整整十年以后，以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越来越显出弊端。一些国家的人均GNP有了一定提高，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状况未得到实质改善，且出现了大量问题：经济结构片面发展导致恶性循环、国内社会混乱政局动荡、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等等。实际上，这十年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增长而无发展。
这一不成功的十年计划，引起了一些研究机构与发展组织重新探讨发展战略模式，于是又提出了“基本需求战略”，主张：（1）通过对陷入绝境的人们不断进行援助，以求尽快清除绝对贫困；（2）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如吃、穿、住。（也有人指出还要满足某些社会需求，如教育、人权及通过就业与政治活动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所谓“参与”。）这一战略核心就是实现社会公正和人人康乐，且以社会物质资源在全民中更加平等分配为基础。
邓小平的发展战略目标起点是“基本需求战略”，换句话讲，也就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战略。这一战略，是基于“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现实国情的认识之上形成的。“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为贫穷落后的国家”，尽管建国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9亿多，其中80%是农民……在生产力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就业都成为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不难发现，邓小平对中国的国情十分了解，中国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困，连吃饭、就业都成为问题，这就要求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将其看作具战略意义的特点。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体现了邓小平的这一战略起点的设想，成为后来的“三步”战略的第一步。80年代末，这一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的“基本需求战略”已完成。
然而，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不仅仅是基本需求的满足。早在1966年，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现代化的目标，当时限于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同志对现代化的思考设计没有停留在传统的思维。他的目标更为远大，也更具可操作性。在邓小平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模式中，有两个层次，一个是长远目标，使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另一层次，是近中期具体目标，即“三步走战略”。并且，邓小平同志在实现目标的时间问题上也更为现实。在1992年南巡中重申：“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即将进入21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人民生活水平正逐步接近第二步战略目标。事实证明，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必将如期实现。
二、现代化战略原则的确立
在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中，现代化是被看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综合运行过程，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身运动过程。现代化包括诸多方面：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科技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思想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那么，应该如何实现现代化？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在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构思了一系列成功的原则框架。
（一）内源性发展原则。内源性发展，就是要求充分利用本国人民的内在价值和本国相应的资源与潜力，探索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发展道路，其根本点在于强调民族性，强调本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与功能在本国发展中的作用。革命历史曾经给我们指出过一条道路，那就是“自力更生。”但六、七十年代，“自力更生”被理解为“独自发展”、“闭关锁国”，其结果是造成经济、文化体系的封闭性，中国比别国落后了。当然，这种封闭原因与革命环境、国际背景有很大关系。邓小平继承了“自力更生”的发展思路。在党的十二大上，他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自力更生”的首要，在邓小平看来，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原则，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这一点是绝对不能丢的。那么，“自力更生”就只能依靠自己，完全依赖自己的潜力、资源吗？回答是否定的。“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对于改革开放的态度，邓小平明确了“三个标准”作为检验各项工作对不对的原则。我们要吸收、借鉴一切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先进生产方式、管理方法、科学技术，要吸引外资，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也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对我们有用的知识、文化，包括社会科学，但“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归根到底，在根本制度与价值层次上，必须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出发点，而在作为人类共享的文明成就方面，我们应当大力学习与借鉴，这就是邓小平内源性发展原则的辩证所在。
（二）总体性发展原则。“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纲领性论述首先从思想上解放了人民，把改革上升到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对整个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同时也准备政治体制的改革，接着中央又作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的决定，开始了中国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全方位的改革浪潮。这是一次总体性的革命。不仅如此，邓小平把中国的改革看作是世界整体现代化浪潮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子系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在政治上对于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是重要的。从经济上讲，对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是有影响的。世界现代化是一种依存性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发展。”中国应该对“人类有大一点的贡献。”改革的总体性、全方位性还决定了改革的各方面内容应该是有秩序的、有重点的协调发展。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高屋建瓴地把握住了改革的总体性原则。中国的改革是从政治驱动起步的，即在“文化大革命”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指导方针下展开的。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首先又从农村开始。但是，随着经济体制、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突出了。1986年，邓小平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体制已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正是在改革的总体性要求下，各方面改革互为条件、互相交叉，从而促使改革不断全面深入、发展。
（三）稳定发展原则。邓小平稳定发展的思想包涵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硬件——发展环境的稳定；二是党和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方针的不变。“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但是，稳定不等于绝对的、停滞不前的稳定。“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稳定是一种动态，是发展的结果，稳定必须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不能失掉机会。稳定不等于低速发展。“经济发展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这也是稳定发展的要义。
外部环境的稳定是客观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但改革发展更重要的在于党和国家的政策路线不能变。“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在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实践中，要保证基本路线不变，关键取决于党和国家领导的决策模式。一般地，在决策理论中，有两种主要决策模式。一种为理性决策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决策者是充分理性的，能够得到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能列出所有的选择方案，对决策结果作出全面的评估，从而在比较分析中选出最有效的方案。另一种是渐进决策模式，该模式是对理性决策模式的批判，它认为决策者由于不能掌握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也不可能列出所有的决策方案并加以评估，决策过程只能是决策者基于过去的经验对现有政策稍加修改而已，因此，政策活动是一个渐进过程。邓小平的决策模式，是与这两种方法不同的又一种创造性决策模式，形象地被称为“摸着石头过问。”这种决策模式可行的依据就是实践标准，换句话讲也就是试验。“改革开放是一场很大的试验”，只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加紧解决。”只有在这种决策方法的运用中，才能保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的稳定不变，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相信，对于如些复杂宏大而又史无前例的改革工程，总的原则指导是不能变的，必须是稳定的，而具体作法则必须是试验、探索以逐步确立，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四）共同发展原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一直受到困挠的问题就是“效率与公平”关系。许多西方政治家承认，资本主义发展是以公平为代价追求效率的过程，西方社会结构的分化日趋严重，尽管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普遍彩取了高福利政策，然而，七、八十年代以来，高福利政策带来经济效率的徘徊停滞，又使得发达国家纷纷缩减福利、公共医疗等开支，出现了保守主义的回潮。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合理解决“公平”问题，这恰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大体现。邓小平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的两大本质特点是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少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共同富裕，共同发展，是邓小平继承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一个传统，同样，也是作为后发展国家在与历史、与国际现代化过程的实践观照后得出的经验教训。中国绝对不能搞两极分化，“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但是，共同发展并不意味全国人民同时并进地富裕起来，按照同样的速度比例发展，这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首先，资源分布在地区上存在差异，经济商品化、市场化过程中，要求资源合理流动，这就必然导致某些有资源优势的地区发展速度快一些。其次，作为个人而言，由于人们在知识文化水平上的差异，对经济知识、竞争观念的把握不同，在同等生产要素条件下，也会产生致富上的先后，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部分地区先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发展地区、先富裕的人带动后发展地区和人们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共同发展原则，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制度有办法解决先富后富的问题。“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对避免两极分化、共同发展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
三、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增长速度之高之稳定堪称世界奇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显著更为发展中国家所罕见。这一良好的发展形势表明在中国现代化背后必然有其内在的动力与外部条件的结合。毫无疑问，首先应肯定的是，中国现代化过程最重要的比较优势是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在普遍尝试了各种制度后的终极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于两个方面：（1）目标合理性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在于它确立的共产主义目标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不敢承认也无法承认的目标（因为与它的生产方式相矛盾）。如何将这一目标合理性优势发挥出来呢？邓小平把这一目标合理性转换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即“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第一代领导人更准确地领会社会主义目标的本质。（2）工具合理性优势。目标合理性并不等于目标实现的必然，必须有手段途径来实现。从某种程度上，历史给了中国社会发展以极其难得的机遇，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途径即工具合理性是一种结合物，表现为：市场经济与权威政府的耦合。这一优势既使中国超越了改革前计划社会的发展，又优越于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功能匮乏的现实，从而使中国现代化的条件得天独厚。改革前的中国社会，集权政府下实行的计划经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有过相当的推动力，但是，这一特殊背景下的推动终因违反经济规律而走上了曲折道路。而经济在西方的成功又使老一代领导人坚持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甚至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得中国错过了发展生产力的大好时机。（当时国际市场化潮流造就了现在一批现代化工业国家。）事实证明，计划与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与模式，中国改革开放又进入了一个高潮。同时，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政府转变集权模式但中央仍具权威的过程中顺利建立与运行的。比照许多发展中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因缺乏强有力政府的规范引导保障，始终无法摆脱经济徘徊衰退的境地。这也是邓小平强调中央要有权威的缘由。“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
其次，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优势。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后发展国家在发展的速率上一般要快于前发展国家，主要是因为前发展国家在发展道路、模式及发展过程中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发展国家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引用，从而减少了可能支付的成本费用，取得作为后发国家的发展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迅速抓住了这一后发的比较优势，大力借鉴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邓小平尤其强调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并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财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在视察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又提出，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是属于文化层面的东西，邓小平也肯定了西方文化中有一部分是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而可以为我们借鉴的。除了科技、文化方面，邓小平认为市场体系的营造、外资的利用，也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比如“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更可贵的是，邓小平又站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上，对后发优势作了态度坚决的扬弃。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资产阶级民主及其制度、西方的主导价值观，这不是作为后发国家的优势，更不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应借鉴的。“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是成功的，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化的实质，避免了经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倾向。
第三，时间优势。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前半世纪两次大战，世界各国与政治环境稳定、经济健康成长无缘。二战后，两个阵营的对峙与冷战的影响，意识形态又严重干扰了经济发展的进程秩序。因此，缺乏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经济发展也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深谙此道，他讲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国际社会从70年代末以来，和平的呼声一直占主流，任何破坏和平的举动都将受到国际社会舆论的谴责。尽管国际社会仍然存在不稳定因素，但只要我们“抓住时机”，利用好目前这段有利的国际稳定环境，努力提高生产力，“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从而对维护世界和平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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