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优良传统在庐山会议前后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庐山论文,优良传统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无论是先期的纠“左”，抑或急转而至的反右批彭，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扭曲。究其原由，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割裂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集体领导体制在实际运行中背离正确轨道等等。笔者认为，由此导致的庐山会议及其后一段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渠道迟迟未能畅通，经济建设被无情的政治斗争所左右，乃至悲剧频仍：大跃进、反右倾、三年灾害、十年内乱等中国历史进程就在这些折腾与内耗中，耽搁了许多赶超的美好时光。
一、实事求是作风的失衡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实质是忽视中国国情，为“赶超”激情所驱使的盲动行为。刘少奇同志在1962年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对此有集中阐述：“中央有些同志常常只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于某些工作问题不能正确地判断。”这种背离实事求是的作风同样体现在庐山会议期间。对于跃进中的失误，相当一部分人仅仅看成“走得快了一些”，问题与成绩的关系比值仅为1:9等等。 出于“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而淡化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其结果只能导致决策时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偏听偏信。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由于路线本身的不容置疑，任何实事求是地畅所欲言大跃进中的失误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即使彭德怀以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根据实际调查秉笔上书，亦疑有个人“恶”的动机。而实际上，庐山会议前期，在会议讨论中，真正客观、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不是很浓厚。有一些同志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比较扎实的批评意见。正因有如此气氛，大会亦不可能就彭信所指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讨论总结，而倒是深究起彭写信的主观动机来，乃至对彭德怀后来贴上了“个人野心”的标签。至于跃进中的重大失误诸如关系国计民生之大事仅视为“头发卡子”一类小事，这种轻描淡写的认识实际上转移了全党及全民的注意焦点。笔者认为，这是因集中反右过度沉浸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放弃了对实际问题严重性高度警觉的结果。由于反右，对路线不可动摇的思维定势深深左右了全党，短时间内难以自拔；对彭等人的批评更升格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从而导致把清洗和迫害作为处理党内争议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理决定更使纠“左”演变成令人心悸的政治斗争，求实者被贬，谀媚者官运亨通（如林彪之流）。名为维护党内团结，实质上人为破坏了团结，所以问题症结不除，讲真话，办实事则很难蔚然成风，以后又导致左倾思潮继续发展升级。1962年七千人大会，党中央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基调依旧，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仍是进一步决策实践的根本依据，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对大跃进及三年困难的认识完全是因为“左”的困扰仍然停留在表浅层次的总结上，始终忽视从路线制度及对实践全过程进行反省，这也说明党的领导一旦越出民主求实的轨道，其决策与指导必然陷入主观、教条的盲区。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失衡
庐山会议期间以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党内政治生活中还不恰当地使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方式；甚至别有用心之人如林彪等，借批评之名行破坏党内民主和团结之实，使党内正常意见分歧人为地转化为宗派斗争，以致斗争升级。刘少奇在1959年曾指出党内这一不正之风，“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在实际行动上都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名义来削弱和破坏党的纪律，从而削弱和破坏党的团结和威信。”如不从团结出发，不以团结为根本目的，则批评与自我批评势必丧失其固有的价值功能与实际意义，这在庐山会议上更直接地显现出来。在纠左和批彭的过程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适用范围上因人而异地取了双重标准，即批评只适用于反击对方；自我批评更多地是文过饰非，旨在推卸责任。所以说庐山会议上的批评不是辩证统一的，而是被人为地割裂了。尽管当时有不少人对彭的观点持有同感也不得不违心地加入批评者的行列，使彭成为众矢之的。薄一波同志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说句心里话，在他受到严厉批评后，我已全然没有这个胆量去如实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事实上我也不得不和大家参加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这说明了当时会场上民主空气的严重匮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由于被歪曲而让位于一言堂。
由于被批评者丧失了批评的权利，而自我批评也绝不可能是发自肺腑的，只能是采取“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在众目睽睽之下，彭等只能“自我毁灭自己。”至此，批评与自我批评被演变成政治批判，同时掺杂了个人恩怨、感情等因素；民主的集体领导原则让位于个人主观意志决断；党内团结让位于宗派主义。如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论及与彭之关系时指出：“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跟我兄弟也是这样。”以后，党内政治生活更加异常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迟迟未能恢复，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正是庐山会议前后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与滥用批评武器的真实结果。
三、群众路线的失衡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而致的系列失误，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些部门、组织缺乏调查研究、脱离群众不无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得一些人在成绩面前不能自谦；由农村走向城市管理的转变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排斥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之风，“左”的狂热取代了实际工作的民主科学精神。毛泽东同志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僚做大了。”
1958—1962年间的群众路线在实际执行中已变异为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战争年代曾一度奏效的发动群众的方式，被简单移植到和平建设时期，并冠之以坚持群众路线，甚至创造了“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方式。其结果不是导向经济、政治变革的互动的良性循环，而是双方相脱节的灾难性后果。另外，盲目利用新中国建立后广大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饱满情绪，不注意切实保护这种热情和积极性，以至没有一种相应的间歇，人民将会头昏脑涨，精疲力尽。……领导穷于应付，根本无时间通过群众反映或干部调查研究的途径，去真正了解这些变化的效果。这样计划将可能泡汤，错误不是被纠正，而是可能被谅解，或进一步得到加强，发展到极端时，这种不断革命论将成为对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一种粗暴践踏。因此，只注重轰轰烈烈的空洞排场，是典型的冒进和盲动，这种形式主义必然与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归于同路，从而陷入脱离现实的弯子，使全民沉醉于乐观的创造奇迹的幻想中。
在庐山会议上，对群众路线的理解偏差更令人无所适从。彭德怀通过实地考察，对跃进中的失误进行了小结，向党作了汇报，这是我党长期坚持群众路线传统的要求。这一合理举措被指责为泼群众运动的冷水，是右倾主义的重新抬头，是对继续跃进的干扰，这种逻辑在当时天经地义地为相当一部分人所认可，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等极其自然地戴上了走群众路线的美丽光环。刘少奇同志在1962年对此批评道：“有些同志，醉心于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实际上脱离群众和违反群众利益的所谓群众运动。”
由于缺乏对群众路线及工作方法的深刻认识与正确把握，不恰当地采用群众运动方式；对经济规律深入探讨不足，使群众路线在具体实践中扭曲变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党的领导游离于群众之外。毛泽东同志曾言，群众路线“有一个时候可以说没有。……过去一层听一层，一级听一级，横直是那么听，就是不听老百姓的，老百姓的意见可难反映上来，”从而失去了群众的民主监督；并将个人意志贴上了群众路线的标鉴。结果最终“损害了群众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
四、党内民主空气的失衡
建国后，封建宗法的家长制作风一度左右党内政治生活，以致庐山会议参与者李锐悲叹，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大会上“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庐山会议批彭时，不少同志出于善意曾规劝彭等能“改过自新”。老帅们更是语重心长：“毛泽东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可见个人代替集体处理党务的行为已被相当一部分人坦然接受。所以庐山会议的批彭决定顺理成章地写上：全体同志“畅所欲言”，意见高度一致，“团结”亦是空前的，彭本人亦“坦白交待”，大家在一片“满意”的氛围中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会议，全国则继续吹响跃进的号角，为“赶超”而努力。
庐山会议上许多人并不就彭信所反映的问题本身进行议政，而是以领袖在关键时刻一贯正确的定论出发，关注的是如何“维护”领袖个人威信而置集体领导原则于不顾，这样的事实是颇耐人寻味的。这种神化领袖的极端做法难以保证党和人民在宪法和法制范围内有序健康的政治生活，以及在实践中必然酿成十年内乱等践踏民主与法制的悲剧。
综上所述，庐山会议前后以至相当一段时期，由于党内对民主集中以及各项子关系缺乏足够的辩证认识，集体领导体制未能充分显示其效率与活力。党内政治生活异常的教训表明，如何坚持民主集中制，并始终保持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使党的决策和实践纳入民主科学轨道，是执政党所要长期不渝追求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