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苑】
顺从与认同：中国古代顺民意识探微
张舒婷
摘 要 华夏文明绵延千年却从未中断有赖于总体安定的社会环境，这缘于中国古代先民脑海中的顺从意识和对这种意识的强烈认同。顺从意识的形成是在先民对自然的探索、对封建专制王朝的适应和对家庭意志的遵循中逐步成型并愈加稳固的，它表征着中华民族早期的生存经验与生活智慧，今人在继承这种先民智慧时应当做到有所顺、有所弃。
关键词 顺应自然；天人合一；无违即孝
一、顺民意识之外在表现
(一)对自然强大支配力的恐惧
在混沌的远古时期，水火雷电皆能对还未完全开化的人类构成生存上的威胁，出于对拥有强大威力的自然的恐惧，古代先民对自然界的事物产生了一种原始崇拜。明末的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连年低温和旱灾，加之社会动荡和女真族的入侵，一时间饿殍遍野，中国人口总数几乎倒退至春秋战国水平。古代先民通过巫术等祭祀活动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族人丁兴旺，并且依据人类社会的社会格局臆想出许多天神，每逢年节之时请送恭迎，做法行礼，不敢怠慢。
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但是在古代中国，与之相关的一切都是有严格的程式与肃穆的仪式，家中如有妇人待产，先民便会去跪拜送子观音之类所谓掌管人间新生儿降生之职的天神；如有长者去世，其家人一般会请僧人或道士念经以求亡灵能够超度。而古人对疾病的思考则更能体现上天强大的威力，中国古人大多把疾病当作上天降罪的工具，西方亦然，如《伊利亚特》第一部中，阿波罗为惩罚阿伽门农诱果染上鼠疫。即便该流行病不被认为是上天对某个群体的审判，但只要从结果一路追溯到源头，它势必就变成了上天对该群体的一种审判[1]。
(二)对君主专制权力的畏惧
上承人们对上天的畏惧之心，所以一切代表上天旨意的存在都是至高无上的，从中国古代宦官颁布皇帝圣旨时开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八个字可见一斑。君权神授的思想在中国实际的政治体制中体现为君主集权专制统治，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日起，中国便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第二个大一统王朝，华夏族自汉朝之后逐渐被称为汉族。汉代以前天人思想经历了周代前的神本位思想、西周时期“天视自我民视”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天人思想的分化等发展嬗变。人们把除君主专制之外的一切政体都看作是大逆不道，而这个所谓的“道”正是顺民之道，是统治者所倡导的顺应君主统治的道。
既是神授，那必然是再没有比代表神的旨意的君权更至高无上的存在了，根据先民在与自然共生的探索过程中得出的“顺之昌逆之亡”的经验，在君主面前当然只有臣服，这也就是中国人民成为“顺民”的一个原始动因。“忠君报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儒士的基本信仰，像宋代雄才大略的岳飞宁肯含冤被奸臣所害也没有反叛。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政治观念中的“君权至上”的观点一直是正统的、不容置疑的，即使是在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这样的思想碰撞激烈的“解放时期”，也从来无人向皇帝的权威提出挑战，倘若说有第二种声音，至多不过也就是像老庄的“无为而治”或是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终日游于山水的放荡恣肆，至于明末清初李贽的“离经叛道”，则是另一种情况了。
(三)对父权家庭意志的继承
中国古代社会是讲究“以孝治天下”的，即把孝道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孝”通过统治者的倡导被抬到上层建筑的高度。古人眼中的“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孝”是指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和顺从，广义的“孝”还包括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的尊重和服从。以孝为本的伦理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这种由祖先及父母的孝道而衍生出的社会生活中各种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构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2]，上面提到的忠君就是孝顺所延伸出的社会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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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是重土安迁的社会，这是因为农耕是最普通最基本也相对最安全的谋生办法。在世代繁育和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祖先对所居之地熟悉了，他们所积累的经验就是后代自然得到的宝贵财富。这种受制于生存环境由集体共同努力形成的集体意识一旦形成，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便会沉淀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集体无意识”。以集体无意识形式潜藏在社会成员内心之中的心理诉求，既是一个民族生存经验的沉淀以及生活方式的坚守，也是一个民族子孙后代协调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的话语规则[6]。当人与自然达到和谐共生之境时，就无须再积累新的经验，子孙们只需要循规蹈矩，完全按照这种经验走祖先走过的路就可以安然无恙，这种个人的经验不断积累并传承下来就等于世代的经验。
我们通常所讲“孝顺父母”中的“孝顺”其实是一个偏义复词，其主要强调的是“顺”，究其原因是“孝”没有一种行之于物的衡量标准，富人与穷人、孩童与成人孝敬父母的方式各有不同。有所谓“无违即孝”，“无违”即是指不违背父母的意愿，以德侍奉父母。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4]孔子的这句话明确表达了做子女的不能直接违拗父母的意志，即使要劝解父母，也要非常委婉；即便父母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也要保持和颜悦色，不可有半点怨言。做子女的应当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父母的喜恶，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就是一种愚孝的行为，故而“无违”绝不是绝对的盲从。其中的临界点大概是在不影响下一代生活的基础上侍奉父母，在法律道德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遵循父母的意愿[5]。
二、顺民意识之内在成因
(一)集体无意识的积淀
人们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产生了报恩反哺的意识，孝道的基本内涵就是子女要善事父母，这体现在从物质上供养父母，为其提供生活所需和精神上关心爱护、尊敬父母，使父母得到内心的慰藉两个方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关于“孝”的解释是“孝，子承父也”[3]。需要后代承接延续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家族的血脉、祖先的著述、父母的意志和父辈立业持家的方法。
(二)群体从众心理的固化
将单因素分析中P值<0.1的因素(年龄≥60岁、腹痛、背痛、食欲减退、AKP、GLU、CEA≥5 ng/ml、CA19-9≥37 U/ml、病灶边界不清、囊壁厚度>2 mm、壁结节、无分隔及主胰管扩张)纳入预测MCN-IC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腹痛、CA19-9≥37 U/ml、病灶边界不清、壁结节、无分隔是MCN-IC的预测因子(表5)。
(三)屈于权力的服从心理
至今我都还记得，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的一场演讲。他从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谈到法国的绘画艺术，那渊博的知识、深厚的人文素养，令我由衷钦佩。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这是一个曾经让我十分好奇的问题。直到最近，阅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是个体的聚集体，群体中个体的特征包括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突显和借由情感与观念的暗示作用与相互传染，这些特征使得所有个体朝同一个方向转变并将暗示转化为行动[7]。自然物竞天择的法则决定了群居动物都会有本族群的领袖。原始时代通过合作谋求生存的本能一直蛰伏在我们体内，一旦群体中出现了一个领袖，其余的人往往不可思议地跟随领袖的脚步，直至下一个领袖出现，而绝大部分的个体只是充当了“乌合之众”的角色。中国古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则使得这种心理在一代代的人民心中得到一次又一次固化。
根据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氏族的出现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由此形成的氏族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史上介于原始部落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有比较明确的社会分工并逐步显现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特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氏族关系的生动写照，古代中国社区的基本单位就是村落。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将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概括为由社会冲突产生的横暴权力、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同意权力和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教化权力(又称“长老统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长老就是规则的化身，即便再恶的人，只要还想在这个家族中生存下去，就必须服从长老的指令，也就是俗话讲的要给长老“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要服从家长的意志，即使要变通，也需要在这种表面的无违下[8]。有道是“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9]。其中，父为子纲体现了封建家长制的精髓，即儿子对家中掌事者(一般来说是父亲)的绝对服从。
三、顺民意识之近代演变
顺民心理的精神内核在于“顺”，中国古代先民的这种生存方式不仅让他们得以在自然的庇佑下安然生存，也维护了封建王朝的总体稳固，更筑起了以孝为根本的不可撼动的伦理道德体系，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因此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安稳的社会。但是，顺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也绝不可固步自封。
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帷幕，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民众开始奋起反抗，维系中国几千年来和谐安定的顺民意识早已发生了异化，成为奴性意识。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给中国人带来的最沉重的精神锁链便是奴性。我们要对本国或本民族文化有巨大的认同感、归属感，我们需要“顺”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有益于民族繁荣的部分，同时要剔除并警惕危险的发展方向，积极汲取时代发展的有益成果，不断丰富其精神内涵，方能使民族重现昔日之光彩。
当在腹板上质心位置上下距离1.1 cm处对称作用方向相反的两排共四根均为300 N预应力时，由于轴力相互平衡，在截面只产生纯弯荷载，而当预应力加在质心位置时，仅产生轴力。有必要研究在这两种情况下剪力滞系数沿跨径方向(纵向)的分布。取跨径L=2 m，分别画出两种荷载下的剪力滞系数纵向分布图，如图4所示，横坐标表示的是跨径长度范围，纵坐标表示剪力滞系数λ。
四、结语
中国人思想意识和心路历程的发展就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雄浑有力；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有波涛汹涌、气势如虹的开创；明清是下游，泥沙太多，以至于常常断流，甚至奄奄一息，穷途末路，但是最终还是注入了新鲜的力量，重现出新时代的朝气继续奔涌向前。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39-41.
[2]黄小军.中国文化的原始特征[J].云南学术探索，1995，(4)：16.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61.
[4]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49.
[5]吕舒.浅论传统孝道在现代核心家庭中的作用[J].新西部，2016，(8)：14.
[6]张启江，李培超.顺从与认同：“德法之辩”的社会心理诠释[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5)：78.
[7]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19.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82.
[9]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373-374.
中图分类号 G03；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05-0227-03
作者简介 张舒婷(1996-)，女，河南新乡人，山西师范大学，主要从事戏剧影视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周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