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民本”概念辩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本论文,民主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一些文章和著作多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看作是现代民主思想的萌芽，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包含着现代民主观念，甚至公开提出民本是现代民主的初级表现形式，对此笔者不以为然。笔者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认为民主和民本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从民本思想中根本发展不出现代社会的民主思想来。本文在此试作一粗浅阐述。
一、二者的起源和内涵根本不同
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文，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其含义是“人民的权力”和“多数人的统治”。民本一词则出自我国，最早见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古代也出现过民主一词，早在《尚书·多方》中就有“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民于成汤”，“乃惟成汤克以而多简代夏作民主”，但民主在这里的含义却是“人民的主人”和“为民作主”。
关于民主的内涵在近代西方的演绎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 ）主权在民思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执行人民意志的权力机关。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政府要受到人民的监督和制约。如果政府滥用权力，侵害人民的权利，人民便可收回政府权力，重新建立代表他们意志的新政府。（2）权力制约思想。 国家政府各级官员和各级部门所被赋予的权力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均受到法定的限制。在时间上表现为限届制，在空间上表现为分权制。（3）公民参政思想。 公民以一定的方式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包括新政府的产生、国家大事的处理、国家政策的制定等。（4）法律至上思想。 无论是对政府官员的任命还是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处理都必须以法律为准则。法律是公意的化身，它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民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贵民。 强调民是邦之本，本固邦宁。君主做事不要违背百姓的心意。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则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2）爱民。强调爱民如子，时时刻刻关心人民疾苦， 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3）恤民。主张施仁政，要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使人民富足。 荀子说：“轻田野之税，轻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奈农时，或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富国》）。孔子提出“因民子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切费乎”（《论语·尧曰》），孟子则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反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4）护民。即在普通百姓受到强大恶势力伤害时， 要敢于为民作主，伸张正义。
从内容上看，虽然二者都是以民众利益的维护为目的，但是二者的内涵是不同的。民主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权力诉求，旨在限制和约束政府的权力，重在国家体制和制度的建设上，它的核心是主权在民。而民本概念则是一个道德概念，它表达的是一种道德诉求，旨在限制和约束君主的行为，重在对君主和官吏的品德人格的塑造上，它的核心是爱民利民。民主主义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论证人民群众治理国家和对暴君采取革命行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它要建立的是保护人民群众权益的法律机制和政治制度，它内在地包含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的思想；而民本主义则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它以君主为对象，志在得出君主重民爱民的结论。在它那里君主是社会生活的主体，而人民群众则是这个主体行为被动接受的客体。民主思想的逻辑前提是人民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其它社会上的一切权力都是从这个权力中派生而来的，它们受制于这个权力并为这个权力服务。而民本思想的前提却是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民则是君主管制的对象。在这里，君与民是对立的两极，君不是民中的一员，而是在民之上的一个社会主体，民本思想所要求的只是，君主身在高位要念及百姓，施惠于臣民，绝不存在给人民大众以主权的意图。
二、二者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功能根本不同
任何概念都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它的提出总是针对一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而言，是为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而服务的。民主和民本概念的提出也不例外。民主作为一个政治权力范畴，它最初的提出是为了制约统治阶级内部的个人专权和独裁现象。其目的是通过从理论上对社会多数人权力和权威的认定，在实践中对统治者内部掌权者的权力运用加以制约，从而防止社会政治权力被个别掌权者滥用，发生残害民众的现象，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西方，民主一词总是在与政府专制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的，民主概念在后来西方思想史上的发展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它一方面作为制约政府的一个手段而存在，对建立制约政府的权力机制和权力模式从理论上作出探索和发掘。既然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而政府只是基于人民的委托才获得了权力，那么这种权力必然要受到人民的监督。因此政府是否受监督成了衡量民主制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共和制、代议制、三权分立、法律至上等思想理论。另一方面它又是作为保障人民利益的手段而存在的，民主赋予公民以社会主人的地位，建立社会组织只是为了确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利益，这样从民主概念中又相应地延伸出平等、自由、人权等观念。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民主思想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制度文明方面，它为人类科学的政治制度建构和政治文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近代英、法、美等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确立无不是在民主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民主理论在近代西方社会变革中也是革命者的思想武器，它不仅是被压迫者反抗统治阶级的锐利武器，也是新生阶级反对没落阶级的锐利武器。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正是通过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把法国社会推向了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可以这样说，在和平时期民主是一个权力性概念，它起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权益的作用，使人民群众不受到来自政府权力的非法伤害。在社会变革时期，民主则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它为人民推翻君主政权提供理论依据。
民本作为一个道德概念，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持一个王朝统治者政权的巩固和长治久安。它的提出则是针对封建统治者轻民、贱民的现象而言的，其目的是通过让统治者意识到人民力量的强大性和危险性，从而使统治者自觉地爱民，不做对人民有害的事。它论证问题的逻辑思路是，既然人民群众具有推翻君主的巨大力量，是威胁君主统治的最大祸根，那么从巩固自身的统治出发，君主就应该妥善处理好与社会民众的关系，节制自己的贪欲，施恩惠于民众，不要使自身与民众的矛盾激化。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其基本的法理思考都是通过对“民惟邦本”的认识，藉此重复一种古老的政治理念，即要维护“民”这个本。为此民本思想对君主和官吏的道德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赋予了君主极大的义务。对于君主来说，它要求君主贵民、爱民，反对君主的残暴和害民行为，对于官吏来说，它要求清正廉洁，反对贪污和腐败。民本思想所要塑造的最理想人物就是“明君”和“清官”，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这样说，民本概念的基本功能就是在肯定封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合理性的前提下，通过对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的道德启发实现官与民双方的互利互惠。在中国古代，民本主要是在与腐败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的。在民本的概念中内在地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思想，一是德政思想，把统治者的道德看作是社会治理好坏和能否强盛的关键。由此引伸出仁政、礼治、内圣、外王等思想观念；二是救世思想，即关爱众生，救护众生。这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救世主式的道德理想模式。
从历史上看，民本思想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很有限的，由于它是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寄希望于君主觉悟的办法来达到对君主的行为进行限制，因此就注定了它的功能的有限性。所谓“民为邦本”的提法至多也不过是封建士大夫文人对皇帝害民虐民行为的劝谕或封建统治者的自我劝谕而已，与人民行使权力治理国家完全是两码事，根本谈不上人民的民主权力和监督管理政府的思想。民本思想要求君主在拥有权力的情况下对人民尽一些义务，但又把这种义务的履行寄托在君主的自觉自愿身上，因此其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春秋战国时的各国君王都忙于征战杀伐，很少有愿意听从孔孟说教的，特别是以统一六国而著称的秦始皇更是有名的暴君。至于后世其它王朝的君主，虽然也有或多或少的人高唱过民本的调子，但真正实行的并不多。多数情况下是口头上讲爱民惜民，实际上害民虐民；立朝时让利于民，守业时夺利于民；无权时强调仁爱，掌权时则横征暴敛。民本思想只是王朝统治的安全阀和缓冲器，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策略。在中国历史上官吏的残暴和政治的腐败都是举世罕见的，这一点表明民本思想在现实中并没有起到保护人民的作用。相反，民本思想的消极作用却是十分巨大的，它成了统治者麻痹人民群众的一个招牌，从另一方面强化了民众对封建制度的认可。民本思想把整个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注意力放在对所谓明君和清官的培养和呼唤上而不是对社会制度的改造上，所以即便社会发生问题，人民也不是从制度上找原因，而是从统治者个人品德上找原因；民本思想使人们把改善生活境遇的希望寄托在所谓的明君和清官身上，又无形中强化了民众对君王的人身依附关系，即便遇到昏君和暴君，民众想的也不是推翻君主后自己当家作主，而是另立明君，由新君主来改变自己的际遇。从一定意义上说，民本思想之所以在封建专制的土壤里发展壮大，是因为它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惠民，而是为了更好地“牧民”，民本思想给人民带来的不是一种民主权利意识，而是一种奴化和依附意识。
制度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任何先进的思想和观念如果不能引导出制度力量，那它在社会中的进步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了。在封建社会，不可否认封建君主和官吏的个人道德修养对民众生活境遇的改变是能起到一点作用的，但这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
三、二者概念的文化底蕴根本不同
民主概念是商品经济文化的产物，又是商品经济文化的一部分。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的奴隶制国家就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私有制发展充分，导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组织遭到彻底瓦解，由于社会生产采取集体奴隶劳动制，分工较细，劳动生产率高，使得奴隶主有空暇时间从事政治活动，担任国家公职，因此在西方较早建立了民主政体，形成了较为浓厚的民主气氛和相应的以参加社会公务活动为主的公民思想观念和公民权利意识。古希腊罗马的民主传统和思想就成为近代民主制的渊源。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主概念中内含的自由、平等、权利等要素得到扩张，到了近代与契约论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资产阶级建构国家政体的理论依据。商品经济及其相应的商品契约关系的发展，使得个人的主体地位和个人价值观念在西方社会生活中逐步得以确立和巩固，建立社会组织只是为了保障和实现个人的权利和价值，国家本质上是个人通过契约关系对自己权力让渡的结果，只是作为满足个体需要和利益的手段而已。如果国家和政府不能很好地满足个体的需要，那么人民就有权取缔它，从这种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出发，必然得出主权在民的思想。因此在西方，民主思想是和平等、自由、法律、秩序、人权等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民主概念的背后是以平等、自由、权利为支撑点的。
而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则是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文化之上的。它与礼仪、仁政、内圣、王道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少有商品交换，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以血缘宗族关系为主，而整个社会又是由彼此孤立分散的宗族组成，因此在抵御外敌和自然灾害中所形成的宗族家长制和君主集权制的思想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被强化并一再放大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封建宗法制文化。在这种文化思想观念中，君的作用显化，成为高高凌驾于民之上的独立客体，民的作用则被虚化了，成为无足轻重的一个群体。由于君主是群体利益的合法代表，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可避免地被忽略了。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民”从来就是一个“群”的概念，根本没有个人独立的意味，更谈不上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例如礼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主要规范系统，也是中国民本政治的核心体现。然而在这一充满着对每个社会个体成员所应承担义务详细规定的规范体系中，却找不到一条有关个人权利的语句。至于中国古代的法，其实质就是通过刑罚手段强制社会成员执行社会义务的规范，与个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多大关联。由于民本思想的核心要求是为民作主而不是让民作主，这样在法律层面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所要求的权利、平等观念就分道扬镳了。由于封建社会是典型的人治社会，封建统治者为了对各级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约束，在权力监督机制虚弱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道德约束。而一旦以道德约束机制代替权力约束机制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和治理国家的工具，道德的作用必然被无限夸大。因此，民本思想与仁政、礼治、内圣、外王等一系列概念必然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
从根本意义上说，民本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的一般形态是相互补充的，重民与尊君是封建专制文化的一体两翼，重民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尊君。民本思想的理想境界就是君主爱民如子、视民如子，臣民视君如父、忠君不二，这很显然是宗法文化中的父子模式来解读君臣、官民关系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不是民自为本，而是君以民为本；所谓的“民贵君轻”，也不是民自贵，而是君使民贵；所谓的民主，更不是民自为主，而是君为民作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民本与民主在政治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无论是二者审视问题的文化视野和政治立场还是它们在政治建设上的核心诉求都是根本不同的，在民本思想中既孕育不出现代民主所需要的平等、自由观念，也孕育不出现代民主所需要的权利、法治意识。因此它也就谈不上“是现代民主的初级表现形式”一说。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民主和民本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它们都强调人民的重要性，从彻底的民本思想中也能发展出某些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萌芽，象明代的黄宗羲就是一个从封建文化中走出来的民主主义者。而且我们也承认，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迄今为止仍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追求的根本价值取向，发扬民主必须依靠人民。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民本思想的局限性。我们追求的民主决不能理解为为民作主式的民主，而是人民作主式的民主；我们要发扬民主，也并不仅仅是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自觉接受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和约束。我们只有把民本建设从道德建设的层次上升到政治高度，把民本真正落实为人民的政治权力，变为一种政治权力机制的建构，从政治机制上加以确认，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民本思想的局限性，使其在社会主义新的条件下焕发出新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