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方向——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周年论文,方向论文,科学论文,中国共产党成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而诞生和发展的。
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是在中国倡导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第一人。自1919年开始，他先后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1919年5月、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6号）、《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发表于1919年12月出版的《新潮》第2卷第2号）、《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发表于1920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2号）、《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摘自撰于1920年的《史学思想史讲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发表于1920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摘自撰于1920年的《史学思想史讲义》）、《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摘自撰于1920年的《北大讲义》）、《研究历史的任务》（发表于《民国日报》1923年11月29日副刊《觉悟》）、《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等等史论宏篇。李大钊同志虽然还没有来得及作系统的历史研究，就被反动派的绞刑架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但他开启的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事业，很快就有了一批杰出的后来人。
1928年，即大钊同志牺牲后的第二年，遭国民党当局悬赏通缉的郭沫若移居日本，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系统地研究中国古史，作出了《周易的时代背景和精神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等一系列前无古人的重大成果；这些成果汇集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于1930年出版。郭沫若在该书《自序》中坦直地申明，他研究历史是出于“对未来社会的待望”而激起的“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而且申明，他研究中国古史所用的方法是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所用的方法“为向导”的。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卜辞、金文和《易》、《诗》、《书》等古籍的考证研究，得出中国古代曾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阶段的认识。他是运用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地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阶段的第一人。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在日本期间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诞生。
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之一，是怎样在新形势下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方向。
我们说，唯物史观指引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但是，历史学是不是已经成了一门科学，甚至它应不应该或能不能够成为一门科学，这些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什么叫做“科学”呢？按《不列颠百科全书》电子版的最新说法，科学是指“有关物质世界及其现象的、包含着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的实验的一切知识体系；一般说来，科学包含着对于涵盖普遍真理或根本规律作用的知识的追求”（注：http://www.britanica-htm.）。这个定义不但包含着诸如“一般说来”之类的模糊说法，而且把“科学”限定在“有关物质世界……”范围之内，这就把研究社会现象的所有学科都排除在“科学”之外了。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出一个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性的明确定义：科学乃是揭示事物存在和变化的规律、并能够通过实践检验那些规律的知识体系。这个定义避免了模糊的说法。但其中涉及的“规律”一词，人们在理解上歧义很大。许多人把“规律”理解为仅仅是根据观察或实验归纳出来的某种现象重复出现的“规则”。我们认为，这种统计归纳性的“规律”，只具有或大或小的概然性，不具有因果必然性，因此只能说是“经验规律”，称不上科学规律；只有具有因果必然性的规律才称得上科学规律。（注：详见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章、第10章；庞卓恒、吴英：《什么是规律：当代科学哲学面临的难题》，载《天津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
唯物史观正因为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才能指引历史学从单纯陈述历史现象和过程的传统柯臼摆脱出来，转而探寻和揭示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和过程背后的内在规律，这样才能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以探寻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的，而且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成长过程中也犯过一些幼稚病，有过不少失误，受过不少“左”的或右的政治干扰，遭到过教条主义的扭曲，……等等。但是，尽管有那么多的曲折和挫折，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始终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方向，而且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开创性成果，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70多年发展历程的主流。
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阶段分期是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失误和反复的再认识在所难免。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何时开始？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难以成长？西方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何时兴起、何时终结？为什么15、16世纪以后中国由先进变落后、西方由落后变先进？东西方现代化进程为什么那样不同？……等等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问题，都必然要经过多次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才能不断逼近真理。
然而，持有历史相对主义观点的论者却认为，既然历史认识总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就足以证明历史本身没有什么真理可言，更说不上有什么客观规律可寻了。他们由此认定，历史学绝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或者说，至多只能在史料考证上可以用客观的科学标准确定是非得失，还沾得上一点科学的边缘，而一切历史解释都只能是研究者凭自己的爱好和价值标准作出自以为是的判断；因此，他们断言，历史学只能是一门“人文学科”。
这种思潮对历史科学的发展十分不利。因为否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否定历史学应该是探寻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就会使历史学丧失启迪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趋势和人生价值的功能，甚至使历史由一项无比丰厚的公共精神财富资源变成贻害无穷的公害来源。
把文史哲等学科排除于科学之外的观点，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19世纪，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狄尔泰和李凯尔特等人就提出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由于主要是研究文化和精神现象，不能从个别现象或事例归纳出一般法则，也不可能有一致公认的衡量研究成果是非得失的客观标准，因此是一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特殊学科——文德尔班称之为“精神科学”，狄尔泰称之为“人本科学”，李凯尔特称之为“文化科学”。在西方文献中，人们把这些学科统称为“人文学科”(Humanities)。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把它们看作不属于“科学”(Sciences)的学科。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在概括两者的区别时，提到其中的一种说法认为，“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别在于其分析和解释的方法，科学从多样性和特殊性走向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和必然性；相反，人文学科则突出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和创造性。”它归纳的另一种说法认为，“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探究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上存在根本区别，……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人文学科是想象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6卷第761页。）。这些论点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们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论点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横亘在“人文学科”和“科学”两者之间的鸿沟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样才能弥合呢？
这条鸿沟的最深层的根源，就是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对立；从另一角度说，这也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立的表现。
机械唯物论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人的命运是由人的外部生存条件——包括人们自己先前无意识地造成的生存条件——决定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不由自主地受着那些条件的支配，自己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持有这种社会历史观的人，就会在方法论上采取科学主义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表现为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把影响人类生存的种种外部条件或物质因素——甚至包括在所谓“集体无意识”中形成的心态、信仰之类的精神因素——归纳成为各种“模式”或“结构”，并对其进行功能分析。他们认为，由这样的结构——功能分析构成的知识体系，就是科学。
唯心论的社会历史观大多认为人的命运最终是由神意决定的，但同时认为人的具体行为是由他们的动机和意志支配的，是有充分的自主能动性的，并且认为社会历史过程就是人们、特别是精英人物的动机和意志的展现过程。持有唯心论社会历史观的人，在方法论上就会采取人本主义的方法，就是把研究对象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作为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价值和自由意志的个体，强调研究者只能通过“移情式”的“领悟”和“内省”去恢复那些独特的个性、价值和自由意志的本来面目，反对运用归纳法进行“模式”、“结构”或“法则”的归纳，认为那样就抹煞了研究对象的独特个性、价值和自由意志。
平心而论，这两种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都各自看到了真理的一个侧面：事实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既受到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的制约，因而有“不由自主”的一面；但人类又总是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着客观条件，有“自主选择”的一面。问题是，双方都没有看到，人类总是在求取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使自己逐渐减少“不由自主”的程度，增加“自主选择”的自由度。由于双方都没有看到这个驱动和转化的中心环节，只看到自己所在的那个侧面，因此双方都无法回答自己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机械唯物论者无法回答他们发现的那些“结构”、“模式”是怎样生成和改变的，因此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最终归因于上帝；唯心论者无法回答他们所说的决定历史进程的精英人物的动机和意志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属于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的精英人物会有截然不同的动机和意志，而同一时代、同一阶层的精英人物的动机和意志又颇为类似；面对此类问题，唯心论者同样是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最终归因于上帝。
一旦上帝出场，自然就没有科学的位置了。可惜上帝毕竟弥合不了“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的鸿沟，也克服不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对立。
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呢？原来唯物史观早就指出了摆脱这一困境的途径，只是由于过去一个时期里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之为中心的种种“规律”，使唯物史观指引的科学途径蒙上的厚厚的历史尘埃，以致它的科学光芒被遮掩起来了。今天，改革开放的强大潮流激励我们去清除那些历史的尘埃，久被尘封的通向科学的途径就开始重新露出了它的科学理性的光芒。
原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科学途径正是机械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都看不到的途径，也就是人类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由不自由走向自由的途径：那就是劳动。恩格斯说，唯物史观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58页。）的学说。确实，唯物史观的整个宏大的科学体系的起点，本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而且也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最简单的事实：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吃、喝、住、穿；要吃、喝、住、穿，就必然要从事劳动生产。接着，它从这里展开它的整个体系：人类世世代代从事劳动生产，就必然要在不断改善生存的客观条件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素质：“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本身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94页。）；从而也就必然要促进人性越来越多地脱离动物的野蛮性，具有越来越多的文明性；从而也就必然要推动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这就是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普遍规律。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全部历史归结为人们“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24页；第4卷第532页。），把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41页。）。
我们过去对唯物史观理解上的偏颇之一就是把它揭示的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理解为全人类都必然要共同依次经历某几个社会形态的“规律”，把规律的普遍性理解为演进模式的共同性，其结果是，那种想象中的共同演进模式很难与现实和历史对上号，由此导致人们对那种“规律”越来越失去信任。实际上，唯物史观揭示的最根本的普遍规律，就是人类要生存就必然要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从而必然要推动自己的实践能力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并进而推动自己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至于发展的具体模式和道路，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
这样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实际的研究中就能够摆脱种种具体模式的纠缠，无须用种种模糊言辞牵强附会地去描绘种种的统一模式，而是集中注意力去探讨在不同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中生活人们，怎样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增长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怎样炼出新的品质和新的观念，进而怎样把自己的社会交往方式推向更高级的形态。这样才能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揭示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样去理解和实践，即使是否定历史学科学品格的论者认为绝不可能找出“法则”或“规律”的精神世界现象，也能揭示出清晰的规律。例如，我曾引用美国学者收集的有关来自30多个国家的跨国公司雇员在个人独立性、平等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的“价值”追求与他们各自国家的人均GDP多少的关系的数据资料，把其中的人均GDP视为表现人的物质生产能力和与之相应的经济、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程度的指标，以它作为自变量，考察它与个人独立性、平等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的价值追求的相关关系，求得相关系数分别为0.82,-0.63，和-0.72，表明这些方面的价值追求确实存在着随人均GDP增长而增长的趋势。这就证明了确实存在着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随着人们的实践能力和经济、社会交往的发展而发展演变的规律。（注：庞卓恒：《关于文化及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认识》，载《2000年环球回顾——社会转性问题天津国际学术会议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38-57页。）
这也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确实是客观存在，而且那些规律是能够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和标准来检验的。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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