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劳动分工理论与我国工业企业组织的结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工业企业论文,理论论文,组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报酬递减规律”说起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由缺一不可的两个重要方面组成的，即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能够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劳动分工对于生产率的增进具有积极作用。在那里，劳动分工既包括企业内部分工也包括社会内部分工。但是，在斯密之后，新古典经济学一方面把劳动分工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而忽视社会内部分工、进而忽视了社会内部分工的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在把市场竞争的作用形式化时，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的理论框架又使分工的作用变得与市场竞争不再相容：企业这一生产组织的结构是既定的，生产函数与分工和专业化无关，因而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生产组织会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逐步发展到越来越高的分工水平。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要素报酬递减才被作为一条规律而存在。
具体地说，我们知道，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要素报酬递减规律的成立是有其特定的前提条件的：第一，满足企业内生产技术水平不变的静态假定；第二，满足每种要素的每一单位的同质性假定；第三，除可变要素之外其它要素的投入量保持不变；第四，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情况下，使可变要素的投入量超过一定限度。除此之外，在上述四个条件中，还暗含着一个共同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假设，即：全部生产活动都限定于企业内部。但是，实际上，同时满足上述条件显然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第一，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使技术水平的提高成为现代经济的一种内生现象；第二，不仅原有要素的投入量难于保持不变，而且许多新的要素还将不断地投入生产过程；第三，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不仅新投入的要素而且原有要素的效率都会提高，因而它们也将不再是同质的；第四，“可变要素的投入量超过一定的限度”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界限，这就使该条件本身变得不确定而难于满足；第五，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内部分工之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1.）可见，由于无法同时满足上述诸方面的假定条件，因而新古典经济学著名的要素报酬递减规律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即使是在企业内部分工条件下也是难以成立的。
作为要素报酬递减规律的逻辑发展，作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还在总体上提出了一条与要素报酬变化相似的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即“在其他条件（包括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要素按相同比例变化时所带来的产量变化”是先上升后不变尔后再递减的。新古典经济学一般用下列理由来解释其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由于企业生产规模过大，使得生产的各个方面难以有效协调，从而降低了生产效率。具体表现为企业内部合理分工的破坏，获取生产决策所需各种信息的不易，等等。从理论上说，我们知道，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这一结论首先是由“企业规模报酬”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其次是由“技术条件不变”的假定所带来的；第三，这也是由其均衡价格理论本身的需要所决定的。因为，就一个企业而言，只有在生产规模扩大而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时，其均衡价格才可能存在，这是无须赘言的。
二、杨格的理论贡献：劳动分工与报酬递增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观点完全不同，以提出“报酬递增”这一核心范畴为标志，杨格开辟了一条发展古典经济学的崭新道路。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作，他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注：Young,A.,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J].TheEconomic Journal,1928,(38):527-542.）一文对于我们研究在大中小企业系列体制中实行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进而推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颇具启发意义。杨格的理论曾对四、五十年代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产生过巨大影响；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这一思想又与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值得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事实上，杨格的思想与斯密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与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也是非常一致的。
具体地说，作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报酬理论与杨格的规模报酬理论的最大区别与其说在于二者结论的不同还不如说在于得出这一结论的前提不同，即前者仅仅在企业内部研究规模报酬，而后者则不仅在企业内部而且在社会内部特别是在二者的联系上研究规模报酬。在杨格看来，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总是表现为迂回生产，即在原材料和最终产品之间插入了越来越多的中间环节。他认为，不论是社会内分工还是企业内分工都使生产规模的扩大越来越远离新古典理论所设定的模式而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规模报酬不仅产生于企业内部，而且更产生于社会内部，产生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及其协作上。规模扩大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水平复制，而是伴随着科学技术变革、生产方式改进等更具效率的结构调整意义上的扩张。因此，现代意义上的要素报酬或规模报酬不是递减（或不变）而是递增了。对于杨格所揭示的这种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我们不妨称之为“报酬递增规律”。
按照杨格的观点，报酬递增既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或多种或全部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结果，也不能被仅仅理解为是由单个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所产生的，而应当被理解为是由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应当把大规模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把大规模（指企业或产业的大型化）和大生产即社会化大生产对立起来，夸大其在造成报酬递增的一般过程中的重要性，进而相应地仅仅着重于单个企业或单个产业，那么，这种递增的报酬就会被忽视。相反，产业内的一个代表性企业，要保持自己的地位，致力于自己的活动范围，就要使自己成为纽带和中介，以促使产业作为整体所达到的经济（注：不难看出，此处的“经济”(economies)即节约、节省.）传输给市场。因此，在这里，社会化大生产本质上就是全社会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
另一方面，迂回或间接方法的经济比其它形式劳动分工的经济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的规模。为此，杨格认为，有必要重新考察产业的组织和过程，探索改进的办法；必须克服某些根深蒂固的竞争浪费，必须集中力量。因为，依靠某种日常竞争的动力是无法实现迂回或间接方式（即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经济的。假定一国的经济禀赋是既定的，那么，决定其产业效率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规模。而且，在这里，市场并不是某种产业产品的输出口，而是总产品的输出口。进一步说，市场是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即它必须是某种平衡，不同的生产活动必须是成比例的。正是从这种广义市场概念出发，杨格将斯密定理改写成了“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当然，如同杨格自己所说，这并不是同义反复。因为，第一，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只有当市场需求足够大时，企业内部的某种操作才有可能被分离出去，交由专业化企业去承担。例如，为了敲打一根铁钉而制造一把铁锤是浪费的；为了制造一百辆汽车而装备具有夹具、量具、机床、钻床、锻床和传送带等优良设备的工厂是不经济的，还不如主要使用标准的工具和机器，更多地使用直接劳动，较少地使用间接劳动。
第二，市场范围也取决于劳动分工。间接或迂回方法的发展导致在原材料与最终产品之间插入了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企业。虽然单个企业的产出一般只占一个产业总产出的相对较小的比例，但当某种迂回方法的优势包括整个产业的产出时，这种迂回方法就变得确实可行和经济了。这些潜在的经济分别由专业化企业的经营而取得，而这些专业化企业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新产业。在这里，为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规模经济”相区别，作者将这种由间接或迂回方法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称为“劳动分工经济”或“市场规模经济”。因为，此时市场上不仅有大量生产最终产品的厂商，而且有更多的生产中间产品的专业化厂商，市场规模因此而扩大，“劳动分工经济”或“市场规模经济”由此而产生。
第三，从更深层次上看，杨格认为，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循环演进的过程是内在的移动的均衡，而不是静态的均衡。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增长常被理解为与劳动分工无关，但在杨格看来，一方面，技术进步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二者循环演进的结果；另一方面，在生产组织上的每一重要进步，不论它是基于狭义或技术意义上的一个新发明，还是涉及科学进步在产业上的新应用，都改变了产业活动的条件，并对产业结构的其它方面发生反应，而且，这些反应还将进一步发生作用。因此，变化是累积的，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
与工场手工业时期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相比，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最大特点就是在生产要素和最终产品之间插入了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生产工具、中间产品、知识或技术的专业化生产。其中，被人们称为“第四次社会大分工”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特别是脑力劳动内部的分工（作者认为可以称之为“第五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和日益深化，使知识、技术相对于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而言，对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具有了不容置疑的首要作用。
正如杨格所指出的那样，卷入市场的产品种类的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新企业的出现，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收入的增加，人均资本的增加等等，都是劳动分工加深的若干侧面。杨格的上述思想后来经阿罗、贝克尔、杨小凯、卢卡斯等人的努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揭明和发展。阿罗从劳动与资本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推导出了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并认为，报酬递增是劳动者“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和知识的外部效应所共同带来的结果。（注：Arrow,K.,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Review ofEconomic Studies,1962,(29):155-173.）贝克尔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一般地，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专业化。而“专业化的好处来自于每种活动中的固定人力资本投资，专业化可以减少重复学习费用，因而提高每人学习费用的利用率”。（注：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9.）杨小凯在说明分工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时这样写道：“一个能力不如他人的人，如果在某个行业专精，他的效率可能比更聪明但却不专精的人更高，因为他可以通过专业化内生地获得专业知识、技能”（注：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9.第74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卢卡斯依据贝克尔的理论，用人力资本的积累来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他在其理论模型中引入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概念，即由全社会劳动力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所引起的效应。在他看来，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人力资本的水平是由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报酬递增所决定的。（注：Lucas,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Journal of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上述报酬递增理论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即：劳动分工不仅在机器和大工业产生之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有力的杠杆，而且，在今天的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中，客观上已经存在着这样一种“分工—技术进步互动增进”机制，即由分工和专业化（其中主要是知识的专业化生产或脑力劳动内部的分工）所带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一种内生现象。进一步说，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又使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变得更加迂回，而更加迂回的生产方式还将使科学技术获得累积的持续的发展。因此可以说，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在今天及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其“分工—技术进步互动增进”机制将使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成为一种良性循环或“正反馈”，分工和科学技术二者将通过相互“耦合”而共同构成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总之，杨格从斯密定理出发，深刻揭示了劳动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揭明了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都是内生的而不是给定的外在约束，从而不仅从整体上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谓“报酬递减规律”，而且也超越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第一次真正使劳动分工、市场规模、技术进步和市场规模经济动态化了。
三、我国工业企业组织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系列体制构建
运用上述杨格的劳动分工理论特别是其“市场规模经济”观点分析研究并解决我国的工业企业组织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首先考察我国工业企业组织的现状与特点。
概括地说，作者认为，目前我国工业企业组织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不高，导致在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企业规模经济难以形成。以汽车工业为例，据测算，其最小经济规模约为年产量70万辆。但在目前，我国汽车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企业还只有5家，这5家企业的生产集中度仅为57.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外，年产1万辆以上的也只有十几家，其余厂家年产量都只有几千辆，甚至几百辆。（注：周振华.结构调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78.）
在我国，从建国到现在，中央各工业部门、各省、市、县争投资上项目、办“全能”企业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在国际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各发达国家就已相继从产品专业化的“大而全”型企业过渡到了零部件专业化和工艺加工、辅助生产专业化企业。以当今世界最大的工业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为例，其在1975年前后就拥有“核心层”企业117个，拥有为其提供原材料、零部件和工艺加工的专业化协作中小企业45000多个。整个公司的企业组织呈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在这里，显然，巨型公司与中小企业之间是互为依存的：正是依靠了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的专业化零部件、工艺加工和辅助生产的分工协作，才铸就了大公司的“金字塔”的辉煌。
二是新组建和正在组建中的企业集团再度出现非专业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企业集团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存在盲目性，特别是忽视主业选择和主业发展，过于偏好多元化经营。但是，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言，一个企业的多样化程度越高，协调活动和可能造成的决策延误就越多。公司总部的过重负荷，极有可能使无关联多元化企业在兼并之后无法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在我国，除了上述企业层次的“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之外，还有另一种含义上的“大而全”、“小而全”，即在一个工业部门内或一个省、市内，按照条块分割的体制，各自建立完整齐全的工业体系。这种格局来源于建国后条块分割的工业管理体制。上述两种含义不同的“大而全”、“小而全”产生的结果是，在微观层次上表现为企业内部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低，难于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水平远远落后于分工和专业化企业。在宏观层次上，各工业部门和各省、市各自建设生产同种产品的许多企业，其结果是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合理分工被破坏，重复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误配置。
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表明，“大而全”、“小而全”型企业组织只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质上具有自然经济的属性，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不相容，因而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企业组织形式。在这个问题上，后起工业化国家日本在战后广泛推行大中小企业系列体制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二战以后，日本经济中既存在少数先进的大企业又存在大量落后的中小企业，这一经济现象曾被当时日本的著名经济学家友泽广已称为“双重结构”。对此，友泽广已明确主张，必须在企业组织结构上建立大中小企业的系列体制，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实现从“双重结构”到“均质结构”的转换。否则，经济结构中的一系列矛盾，如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充分就业等问题都将迅速显化并制约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政府采纳了友泽广已的上述主张，并进而在战后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
与日本的做法相似，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为建立企业系列体制也已作过多次努力，包括60年代初期借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经验，由中央牵头，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的创造性实践，以及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再次提出“抓大放小”、构建以大型企业集团为中心的企业组织结构的战略，等等。
实事上，在当代经济发达国家，不论是在成熟的传统产业内还是在一些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内，绝大多数都已形成了寡头垄断性市场结构。在这些产业内部，重大投资决策、价格政策、原材料供应和产品市场划分等活动，都由为数很少的大企业集团所控制。大企业集团作为现实经济系统中的中观组织正发挥着独特的经济管理职能。
然而，在我国，这一转变至今尚未完成。80年代中期，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曾就我国的政企不分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印象是，中国不存在企业，或者说几乎不存在企业。”（注：周叔莲、张翼湘.重建社会主义企业[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到了90年代初，他又认为：中国不存在企业集团一类的组织。（注：小宫隆太郎.现代中国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80.）小宫前后两次对中国企业（集团）的评价是耐人寻味的。如果说，在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那么，在政府中的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依然行使着中观管理职能的条件下，中国的企业集团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托拉斯”意义上的中观经济组织。这是因为，现存的各行业、各地区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行政分割和垄断必然使跨行业、跨地区的企业联合变得异常艰难，甚至南辕北辙。
因此，作者认为，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应当按照专业化和协作原则，结合工业布局，适当照顾地区分布，主要着力于建立全国性的大中小企业系列组织——企业集团。显然，这样做有利于企业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以资本、技术、契约等为纽带进行企业间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有利于企业集团在中央政府给定的政策空间内，绕过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壁垒，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完成自身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创新。
当然，企业集团可以而且应当有多个层次，但多层次并不等于分散化，因为分散化与组建大中小企业系列体制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在所有各层次中，全国性的大企业集团具有无可置疑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决定性意义。全国性大企业集团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它将其触角伸向全国各地区或相关行业、相关领域的过程，它将构成对行业、地方行政封锁的第一次实质性突破。一俟真正形成横跨各地区甚至相关行业的全国性大企业集团，那么，随着各大企业集团之间、各大企业集团与跨国公司之间竞争的日益加剧，地方中小企业的经营结果就将由地方政府所无法控制的一系列复杂市场因素所决定。到那时，中小企业只有加入企业集团的系列体制，加入社会化大生产所决定的分工与专业化协作，才能取得“生存权利”并逐步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进而造就并分享大企业集团内部共同的“分工经济”或“市场规模经济”。
最后，可以与组建全国性大企业集团并行不悖的是，一方面，加快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及其职能转换的步伐，另一方面，与之相对应，一些区域性的企业集团的形成也应随之提上日程。由此，作为大中小企业分工和专业化的系列体制，作为现实市场经济系统中的中观组织，企业集团在调整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减少无序竞争、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促进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将替代目前的行政性中间组织而独立地发挥其重要作用，从而真正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看得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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