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证券法中的上市公司收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券法论文,上市公司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立法背景与政策取向
上市公司收购是指投资者依法购买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上市的股份，从而获得该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行为。上市公司收购在各国证券法中的含义各不相同，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上市公司收购即要约收购，是指收购方通过向目标公司股东发出收购要约的方式购买该公司的有表决权证券的行为（美国称为tender offer，英国称为take-over bid）；（注：铃木竹雄、河本一郎：《证券取引法》，昭和59年，新版新一刷印行，第173页。）广义的上市公司收购，除要约收购以外，还包括协议收购，即收购方通过与目标公司的股票持有人达成收购协议的方式进行收购。我国证券法中上市公司收购取广义的含义，即我国上市公司收购可以采取要约收购或者协议收购的方式。
上市公司收购是各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自20世纪60年代初，美英等国家的企业为寻求多元化经营，纷纷采取收购方式扩张营业范围及规模，造成第三次“并购热潮”，其中以公开要约收购作为上市公司收购方式的次数及所涉及股票的价值都有显著增长。现行的民法、合同法以及证券法中的一般规定，已不能全面规范上市公司收购的行为，以确保证券交易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因此，1968年英国的《伦敦城收购与合并守则》(London City Code on Take-oversand Mergers)和美国的《威廉姆斯法》(Williams Act)就应运而生了。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自从1993年9月“宝延风波”拉开了上市公司收购的帷幕后，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接连不断地发生了“万科控股申化”、“恒通控股棱光”、“康恩贝控股浙凤凰”等十几起控股事件。1997年，我国加大了国企改革的力度，出台的多数措施又均涉及到企业的并购与重组。一时间并购热浪席卷华夏大地，企业并购亦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一个兴盛不衰的话题，这表明上市公司收购的条件已在我国基本形成。然而，我国的上市公司收购立法却严重滞后。1993年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对于上市公司收购的规定过于简单、原则，在执行和操作上都存在很多困难。因此，在已发生的收购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少信息披露不规范、内幕交易、操纵股市等问题，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损害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注：顾功耘等：《关头证券交易所监督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载于王保树主编的《商事法论集》，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23页。）我国新通过的《证券法》，应中国证券市场规范上市公司收购行为之需要，单章规定了我国上市公司收购制度。
对于上市公司收购的利弊，在国际上是很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收购是一个有效制约经营管理层的工具。如果经营管理层失误，使得公司的证券价值低于其“真正”的价值，更好的经理就会收购该经营欠佳的公司，自己掌权实现公司的“真正”价值，收购制度的存在使公司的财产得到更高效的使用。同时，由于存在收购风险，经营层就会为避免它而改善经营。这就是收购的制约效应，每个人都将从中获益。（注：见Frank H Easterbrook and Danield Fischel,"The Proper Role of a Target's Management in Pesponding to a Tender Offer"(1980)94 Harv LRev1161;"Corporate Control Corporations"(1981)91Yale LJ 697;Michael C Jense,"Takeovers:Thei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1988)2 Journal ofEconomic Perspectives 2。）此外，兼并收购会因规模效应而产生协调效益。（注：见Roberta Romano,A Guide to T-akeovers:Theory,Evidence,and Regulation"(1992)9 Yale J Reg119。）但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收购不能产生规模效益，收购者只是为了虚荣和安全感进行收购，并不是为了股东利益的最大化。80年代，在美国涉及数十亿的收购战并没有以增加公司生产力的方法创造财富，只是财富的转移。至于制约经营管理层，收购的威胁的实际后果，与预期效果不同，经营管理层没有改变经营，反而挖空心思使公司成为没有吸引力的收购目标。最后，在80年代的收购热潮中，受到最大损害的是债权人和工人，收益最大的是银行、律师、会计师及其他中介人。
理论上对于上市公司收购作用的不同评议，必将引起各国立法上的争议与差异。因为每一个规则都可以减少或增加收购的成本，从而引起减少或增加收购的数量和规模，每一个规则的取舍都体现着不同评议的政策取向——抑制或鼓励。有人认为，在这样一个存在着未知冲突的领域内，聪明的立法者应尽量保持“中立”，避免在收购的过程中“厚此薄彼”。然而，笔者认为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立法是否公平仅在于是否与本国所需规范的市场情况相适应。我国的《证券法》对此的政策取向是鼓励收购，而不是抑制收购，因为我们更需要的是通过收购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营效益。
二、制度选择与比较
（一）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公开是证券法的哲学。在上市公司收购的立法中，信息披露制度更显重要。美国著名的《威廉姆斯法》就被誉为一部“披露法”。根据各国上市公司收购的立法实践，信息披露制度应包括：大量持股披露制度、公开收购要约的申报与公开制度和目标公司或第三人的信息公开制度。我国证券法对前两项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
1.大量持股披露制度是指股东在持股达到一定比例时，有报告并披露持股意图的义务。大量持股往往是收购的前兆，大量持股披露一方面使广大投资者对迅速积累股票的行为及其可能引起公司控股权的变动情势有足够警觉，另一方面又提醒其对所持有股票真正价值重新加以评估，以保护投资公众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及时自主地作出投资判断，防止大股东以逐步收购的方式，形成事实上的信息垄断和对股权的操纵。我国《证券法》对大量持股披露制度作了如下规定：
(1)大股东的持股报告义务。我国《证券法》第79条第1款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显而易见，大量持股比例的披露点越低，披露期限越短，对投资者的保护就越有利，但同时使收购者成本增加，收购所能发挥的市场资源配置机会就会削弱。因此，持股者达到多大比例时才产生披露义务，批露期限多长，各国多视自己的情况而定，而且会随着情况的变化作出调整。美国《威廉姆斯法》规定“受益所有权”(Beneficial Ownership)为“发行人”(Issuer)所发行的“股权证券”(Equity Security)5%以上时，必须在持股达到5%后10日内，向SEC（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填报表格13D，并且须分送发行人和该种股票证券挂牌交易的交易所。英国公司法规定，持有股份公司有投票权(Voting Right)股份超过3%时，必须在两个工作日内作出披露。香港《证券（公开权益）条例》规定比例为10%，持有人必须在取得或处理日期的下一个交易日上午9点之前做出披露。澳大利亚统一公司法规定披露比例为5%，披露期限为五日。法国股东持有披露的义务（如披露事项的多少），随股东持股比例不同而变化，划分为5%、10%、20%、50%、66.65%几个层次，披露日期为15日。我国采取的披露比例与美国相同，但所不同的是我国的披露期限仅为3日，并且在报告前的期限内，不得再继续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而美国则在报告前的10日期限内，仍可继续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我国对于大量持股比例及期限的规定，可以说是在借鉴了各国的做法并总结了我国《暂行条例》实施几年来的经验基础上的一种制度选择，与我国现阶段证券市场的发展情况是基本相符的，当然，这并不否认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制度会做相应的调整。
(2)大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义务。大股东持股达到法定披露界限，其持股数量的变化无疑会对投资者的判断产生影响，因此同样需要履行披露义务。英国和澳大利亚都规定，超过3%界限后，持股数量变化1%时必须在两天内披露。而美国的规定则比较灵活，大股东在填写了13表格第4项备案后，任何持股的“重大变化”（包括在达到披露界限上的持股数量1%的增减，或收购股权的意图由纯粹投资转向对股权的控制等实质性变化）持股人都必须立刻补充申报，但对何为“立刻”未明确。我国《证券法》第79条第2款作了这样的规定：“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百分之五后，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可见，我国股权变动披露股权变化的比例为5%。这与我国《暂行条例》中的2%的增减比例相比大大减少了上市公司收购的成本。这意味着，从持有目标公司的5%股份的披露启动点开始，到30%的要约启动点止，收购公司要经过6次停牌、报告和公告。而如果以2%为增减幅度，则至少需要13次举牌，这期间的股价变化不可想象，所耗费的巨额收购成本足以使收购公司望而却步，这样，通过二级市场实现对上市公司有效收购的成功率几乎是零。事实上，在我国的多起收购事件中，还没有一起通过公开要约进行的收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盲目地效仿或靠近其他国家的规定，那么制度的选择将会和我们的政策取向背道而驰。
我国《证券法》第80条对大量持股披露的内容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其中包括：持股人的姓名、住所；所持有的股票的名称、数量；持股达到法定比例或者持股增减变化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笔者认为，如果信息披露旨在保护目标公司的中小股东的利益，那么仅仅这些信息的披露是不充分的，应作进一步的细化规定。
2.公开要约收购的报告与公开。公开要约收购的报告书是广大投资者作出投资判断（保有或卖出）的主要判断依据。因此，法律对收购报告书信息公开的正确、及时、完全的要求应更为严格。我国《证券法》第82条规定，向国务院证券管理机构报送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载明事项包括：收购人的名称、住所；收购人关于收购的决定；被收购的上市公司名称；收购目的；收购股份的详细名称和预定收购的股份的数额；收购的期限、收购的价格；收购所需资金额及资金保证；报送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时所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数占该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比例；收购人还应当将前款规定的公司收购报告书同时提交证券交易所。我国《证券法》中关于公开要约收购的报告与公开的内容的规定，应该说，在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部。但与其他制度比较完备的国家相比，我国信息披露的内容还不够完全，譬如，在以上八项规定中，就没有财务信息。中国没有“独立财务顾问”概念，这实际上非常重要。因为如没有足够的财务信息，投资者很难评估。美国威廉姆斯法及香港与英国的收购守则，对此有细致要求，以防双方公司勾结，欺骗小股东。
（二）强制要约收购制度
强制要约收购是指当一持股者持股比例达到法定数额时，强制其向目标公司同类股票的全体股东发出公开收购要约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是对股东平等原则的救济。因为，在当今上市公司股权日益分散的情况下，持有一个上市公司30%或35%的股东，已基本上取得了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该股东不仅可以根据公司的章程自由选任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作出决定，而且在市场上进一部购买该公司的股票以达到绝对控制地位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小股东因此而被剥夺了应享有的权利，实际上处于任人支配的地位。小股东失去了经营管理的权利，那么从公平的角度来讲，他们至少应享有将股票以合理的价格卖给大股东的权利。因此，要求持股30%或35%以上的大股东作出强制性收购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英国《守则》第34条规定，如果某人在一个时期内取得公司30%以上有表决权的股票，或如果持有表决权的股票30～50%的人在12个月内又增购股票，以致其持有股票的百分比又增加2%以上，那么他必须向目标公司该类股票的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为防止投资者在持股达到这一比例之前，就趁人不备偷偷买进，该守则作了如下修订：一个投资者意欲在7天之内购买某种股票达该种股票总额5%以上，并使最终的持股比例达到了该种股票总额的15%以上，或者他在购买之前就已经达到15%，则他在这7天之内的购股就必须通过向其余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来进行。以上规定使小股东能在掌握公开信息的情况下，以较高的价格售出自己的股票，从而保证其投资利益。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规定，持有一个上市公司35%以上股份的股东必须向其余股东发出购买其余所有股票的强制要约。
我国《证券法》也吸收了这种对股东公平原则救济的方法，确立了上市公司强制要约收购的制度。我国《证券法》第81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百分之三十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但经国务院监督管理机构免除发出要约的除外。”对该条规定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认为该条是对强制要约收购的规定，但是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只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范围过窄，尤其是未包括协议收购的情况；二是豁免义务与通过证券交易所的收购有矛盾，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对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持有一个上市公司30%股份的情况给予免除强制要约收购义务。第二种理解认为该条是对强制要约收购前提条件的规定，即投资者通过证券交易所收购达到30%时，就应当发出收购要约，不限制协议收购。这项规定有两个特点：第一，《证券法》中强制收购的条件是：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时，继续进行收购的。也就是排除了对那些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而不再继续进行收购的投资者的法定公开要约收购义务。第二，《证券法》第81条规定有一个豁免条件，即经国务院监督管理机构免除发出要约的除外。这点规定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收购非常重要。例如，1994年4月恒通公司收购了棱光公司的35.5%的股份，但因为此次转让的股份全部为不可流通的国家股，恒通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书面申请要求豁免其全面收购义务，并得到了批准。这主要是我国股份结构中国家股和法人股的主导地位决定的。但有一点，笔者想强调，就是关于豁免的情况应予法律上的明确，否则主管部门说豁免就豁免，那么中小股东的利益则无从保证，强制要约收购的规定也就如同虚设。另外，我国《证券法》第87条第1款规定：“收购要约的期限届满，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数达到该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90%以上的，其余仍持有被收购公司股票的股东，有权向收购人以收购要约的同等条件出售其股票，收购人应当收购。”这与第81条的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强制收购政策。笔者看到，在我国的强制收购政策中并没有涉及到大股东是否有权强制收购少数股份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收购者持有90%的股份，已付出了很大代价，其利益更应得到保护。对于大小股东，笔者认为法律应给予二者均等的权利和机会。
（三）强制收购要约期限、变更、撤回与要约后行为
公开收购要约应该有一个期限。大多数国家法律规定，要约人要约有效期不得低于一段合理时间，以使受要约人有充分时间考虑是否接受要约，以及使其他潜在的要约人有充分的时间考虑是否作出竞争性要约。我国《证券法》第83条第2款对此作了规定：“收购要约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并不得超过六十日。”一般来讲，各国都对要约的最短期限作出了规定，而对要约期限的自愿延长不加限制，在此我国是一个例外。
关于要约的变更，许多国家法律规定是允许的，但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美国的《威廉姆斯法》规定“最好价格原则”（注：如果收购人在公开收购开始后，又表示愿意增加收购价格时（不论是以现金、债券或以其它方式），该项收购价格增加必须适用于所有同意出售持股之目标公司股东，而不论该股东是在收购公司对外作出该决定之前或其后表示同意出售的。）及自修改要约通知寄出之日起10天有效期。而英国、香港和日本等国则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譬如：只能在要约的有效期内变更；要约变更后，须保持较长时间的接纳期；变更后的条件不能低于原要约的条件；受要约的全体股东均有权依修订条件接受新要约；应获得主管机关的许可等。我国对于要约变更在《证券法》中只作了原则的规定：“在收购要约的有效期限内，收购人需要变更收购要约中事项的，必须事先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提出报告，或经批准后，予以公告。”而对更改的条件并没有说明。
对于要约的撤回，大多数国家持否定态度。美国无禁止性规定，英国、香港和日本等国都明文规定：不得撤回要约。我国《证券法》第84条第1款也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在收购要约的有效期限内，收购人不得撤回其收购要约。”
对于要约后行为，我国《证券法》分别在第86条、87条第2款和第91条中进行了规定。第86条规定：“收购要约的期限届满，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数达到该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对于这条规定，笔者认为剥夺收购人占75%以上的股份公司上市的地位和上市的资格的做法可能会阻止市场去关注那些有潜力的成长型公司，阻止资本市场的优化配置功能。在此，仅建议采取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即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达到75%时，交易所可安排其将超过75%的股票陆续卖出去，但不取消公司的上市资格。第87条第2款规定：“收购行为完成后，被收购公司不再具有公司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法变更企业形式。”笔者认为，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证券法》只规定了收购到目标公司75%、90%及100%股份的要约后行为，而对于何谓收购失败及失败后的行为，却未做规定。第91条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对所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得转让。”这主要是为确保被收购公司的正常经营，免受侵扰，保证股东公平。
（四）协议收购
我国《证券法》认可协议收购上市公司，这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大量不能上市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从而使得协议收购具有成本低、程序简单、成功率高的特点。与公开要约收购相比，协议收购成为主要和现时的收购方式而在我国被大量地采用。在近期沪深两市的资产重组热潮中，协议收购是其中的主角，典型的案例有中远（上海）置业入主众城实业、深圳粤海实业控股新亚快餐、北京和德成为国嘉实业的最大法人股东等。无疑，协议收购是解决我国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收购的一种理想的过渡手段，我国《证券法》对其合法性的确认，体现了我国立法中实事求是的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的协议收购方式免除了收购中的信息披露义务和强制收购义务，违背了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也会由于被收购公司信息的不确定，导致信息垄断和内幕交易，从而损害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我国《证券法》虽肯定了协议收购的法律地位，但并没有对其作出具体的规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三、尚需探讨的两个问题
《证券法》的出台，为我国上市公司收购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笔者认为尚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作进一步探讨。
（一）一致行动问题
一致行动指两个以上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收购过程中，相互配合以获取或巩固某家公司控制权的行动。“采取一致行动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应看作为一人持有，当持股达到法定比例时须履行披露或强制要约等义务”，这是上市公司立法中规范一致行动的基本原则，在美、英和香港都有相当的规定，但在我国《证券法》中却没有“一致行动”的概念和对此类行为的规范条款。这不是说，我国没有一致行动收购的行为，不需要考虑这方面的立法。恰恰相反，我国证券市场上首起上市公司收购案——宝延风波，就是一起行动一致收购案。1993年9月30日宝安上海公司公告其持有延中股票的5%，10月1日至3日为休息日，10月4日宝安再次公告，已持有延中股票的16%，其跳跃幅度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后经中国证监会查实，早在9月28日，宝安上海公司的关联企业宝安华阳保健用品公司和深圳龙岗宝灵电子灯饰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就分别达到了4.52%和1.57%，合计达到6.09%，已超过法定权益披露要求的比例。截止到9月30日宝安上海公司作出报告并公告时，三公司合计持有延中股份已达到了18.07%，跳过了5%的界限，属于严重违规行为。上述两个关联企业除将114.77万股转卖给宝安上海公司外，还将24.60万股卖给了其他股民，通过低进高出，大获其利。尽管此后中国证监会承认了这次收购行为是有效的，但宝安上海公司的违规行为已经损害了广大延中中小股东的利益，这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以上所述，在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中第三人信息的披露是十分必要的，其理论基础就是一致行动原则。
在美国，一致行动原则被称为“群体视为一人”(group as a per-son)，然而，对于“群体”的判断标准却经历了一个过程才明确下来。1968年《威廉姆斯法》第13条d项第3款规定，以取得处分或者持有发行人所发行之证券为目的，2人以上以合伙、有限合伙、企业联合或者其他形态集团时，该组织或集团视为一人。1970年，Bath Indus,Inc.V.Blot案中法院认为，“群体”之成立的条件，首先应有某种形态的协议，但仅有证据证明群体为追求共同目的而达成协议尚不足，还必须有群体成员在协议后，为控制目的而实际增购股票的行为。1971年GAF Corp.V.Milstein案中法院认为：确定群体存在之关键因素在于是否持有股份的“群体”通过明示或默示的协议成立，而因此造成目标公司控制权转移的潜在可能。因此只要有为控制而进行共同行为的合意，即构成“群体”，至于其成员是否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或者是否另有协议或意图取得更多的证券则不论。1977年SEC采取了GAF案的见解，对“群体”作了解释：当为取得、处分、行使表决权或持有发行人所发行之股权证券的目的，且同意共同行动时，使之形成一个团体，该团体视为法案所称之“群体”。享有该种股权证券的受益所有权，必须在持股超过5%起10日内，向SEC填报13D表格。依此规定，合意性(an agreement to act in concert)便足以构成要件，但合意的存在是以某种形态的协议为载体的，也就是说仅仅互换资讯，或讨论一致行动的可能，尚未作出决定时，并不构成合意，也就不构成“群体”。事实上，这种界限很难划分，因此美国法院对举证要求大为降低，普遍采用推定方式，即不一定需要有书面的协议存在，也不需要直接证据证明，只要有足够的情况证据(circumstance evidence)即可。
日本证券法第27条、23四项规定，“共同持有人是指，股票持有人与发行公司或其他股票等持有人，共同取得、共同转让该股票，或者，与其他为该发行公司股东的持有人，对于行使表决权及其他权利，有合意时。”第5款又规定“股票等持有人与股票等其他持有人有股份之持有关系，家庭、亲戚关系，以及有其他政令所规定之特别关系情况者，将该其他持有人视为与该持有人有关，而为第三项所规定的共同持有人。”该项规定同美国群体的定义相当，但突出不同在于，日本有推定共同持有人的规定，其立法理由是：数位特定证券持有人，在有资本关系或人伦关系等特定关系时，由于其共同行为合意性颇大，因此，即使事实上无共同行为之合意，但对确保5%规则之有效性，所以将其视为共同持有人，而负有申报义务。基本上，所规制的对象为超过50%资本关系的母子公司、关联企业、夫妇关系等。
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则采取了列举方式，确定行动一致人，即一家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同属于一个集团的并列公司及上述公司的联营公司；公司的任何董事（包括该董事的近亲、有信托关系的公司及其所控制的公司）、财务顾问和合伙人等。
英国公司法中对“行动一致人”定义为：通过协议或谅解、安排等形式，通过其中任何一人取得目标公司的投票权，一起积极合作以取得或巩固对该公司“控制权”之人。
可见，世界各国对“一致行动原则”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因为它是上市公司收购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否则，信息披露制度所保证的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就不能很好实现。
我国《暂行条例》第47条中曾有这样的规定：“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5%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证券交易所和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但遗憾的是，我国《证券法》中对此没有任何涉及，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缺失。
（二）反收购制度
对于一项上市公司的收购行为，被收购方的股东与其管理层考虑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对股东而言，特别是中小股东，他们往往并不考虑公司的经营远景如何，而是更乐于从收购引发的股价上涨中获得实惠。而对于被收购公司的管理层来讲，他们则更多地为自己利益（如声誉等）而非股东的利益考虑。因此，面对收购他们常常采取种种反收购的措施（俗称“驱鲨剂”）。例如，在收购前将“黄冠”（公司的精华部门）处理掉；或使用“毒药战术”，将公司搞得一塌糊涂，让收购者如哽在喉，反受其害；还可求助“白马骑士”（友好买主），以提高被收购价码等等来制止收购。这无疑阻碍了上市公司收购的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也使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深受其害。因此，各国都制定了反收购制度。
英国对目标公司经营层实行反收购措施，原则上是禁止的。它把反收购权利交给了目标公司的股东。其收购准则一般原则第7条规定，未经股东大会的批准，目标公司董事会不得采取任何可能会导致一项善意要约失败的对抗行动。普通条例第21条列举了董事会不得采取的措施：1.发行任何已被授权但未发行的股份；2.发行或授予任何与未发行股份有关的选择权；3.创设或发行含有可转换或购买公司股份选择权的证券；4.出售、处分、购买或同意出售、处分、购买大量资产；5.在日常业务过程以外订立合同。
美国的《威廉姆斯法》则把对反收购行为的制约又一次交给了信息披露制度。其规定：目标公司必须将有关其欲采取的反收购行为进行披露；有义务将其对第三人发出要约的观点加以公开；目标公司欲对其证券持有人作出任何建议（包括拒绝或接受收购要约），则应在此类建议公布或送达股东之日前，向SEC呈报表14D-9；当目标公司自行购回所发行的股票时，必须在购回前向SEC填表报存有关资料并公布。可见《威廉姆斯法》强调目标公司行为的信息公开，这样一方面保护投资者，另一方面希望以此保证目标公司与收购者之间的平等地位。其规定与英国显著不同的是，它并没有否认目标公司管理层反收购行为的合法性。但同时美国法院认为，当目标公司出卖已成定局，董事的唯一职责是为股东寻求最高出价。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反收购行为都是不适当的。
在我国《证券法》中亦没有涉及到收购制度的问题。所以现实中反收购行为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1995年8月的“北旅、江铃事件”以后，深圳发展银行的股东大会在公司章程中制定了一项新规定：每一位个人股东持有本行普通股总额的0.5%，每一法人持有本行股份达到9%并拟继续增持时，必须向本行及中国人民银行报告，经批准方可超过10%。这条“防鲨条款”如同一道铁幕，将试图收购者据之门外。试想，任何试图收购者向该行董事会要求持股10%，其实都是与虎谋皮。但同时我们知道，这样的条款违背了我国《公司法》中所规定的“股东持有股份可以依法转让”的原则，阻止了诚意的收购，剥夺了广大中小股东根据出价优势进行决定的机会，应认定是违法的、无效的。
从以上反收购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为了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发挥上市公司收购的资源配置优势，我国有必要对反收购的原则、范围和方式加以个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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