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宋学，作为有宋以来相当长历史时期的学术文化思潮，经过明清实学、清代汉学的诘辨和激荡，并未衰落，而是在我国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近现代时期，仍以相当的地位和作用发生着影响，具有俯仰沉浮、挫折复兴的历史命运。深入研究宋学与我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变化发展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折，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深刻的意义。包括哲学、治世、富国、教化等各种学说的中国宋学，内容宏博，意蕴精奥。其中以理学为基本形态的哲学，是宋学的核心。本文主要结合宋学核心中的程朱陆王之学，略述宋学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宋学是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由古而今、由旧而新的重要理论基础
明清之际出现的实学思潮，一反宋明理学尚谈义理心性的空疏之风，以“崇实致用”的突出特征盛昌于世。但是，明清实学并非对宋明理学完全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内在扬弃和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批判。从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到王夫之、陈确，以及颜元、李
和戴震等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学术无一不与宋明理学具有或师承、或家传、或尊程朱而抑陆王、或信陆王而诋程朱、或始则笃信后而反戈，等等的渊源关系和这样那样的密切联系。并且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基本是就整体上及与封建专制制度的联系方面，并表现出一定的感情色彩。在学术思想方面仍然有许多不同的继承和扬弃。明清实学与宋学的这种批判继承关系为宋学以某种新的形态走向中国近现代奠定了前提，进行了探索和尝识。
清初，理学再度昌盛，并表现出贬陆王尊程朱、或者会通程朱陆王及重践趋实的显著特点。清代汉学一开始就是作为程朱理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其厌弃宋学中的空疏和虚伪，强调治经要“实事求是”、“崇古归真”，从而复兴和发展了以训诂考据为主要特点的汉学。但是考据学发展的结果，是把学术引向了故纸堆，使大批士人皓首穷经，不问世事，更加严重地脱离社会实际。这为宋学的延续、发展乃至再昌提供了契机，继乾嘉汉学之后逐渐复兴起来的今文经学，曲折地透出了汉学和宋学彼衰此兴的微光。尽管受到清代今文经学重要影响的龚自珍、魏源，都曾强烈地指责和抨击汉学和宋学，但龚自珍“无所尊”、“无所废”（《已亥杂诗》自注），主张把义理同考据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指责汉学和宋学割裂了这种统一的态度，与魏源早年究心阳明之学而入出王学的情况，都表明了与宋学的种种联系。并且，汉学在学术上的主导地位也并没有取代宋学的政治统治地位。
鸦片战争以后，“海禁既开，西学东渐”（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新学兴起。宋学与西学、近现代中国新学分别从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上说，面临的即中西、新旧关系问题。整个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论争始终是围绕这一焦点问题展开的，其间不乏真知灼见、惊世骇俗之论，但也有值得汲取的深刻思维教训。
从新旧古今关系上说，宋学代表着旧学，近现代学术文化代表着新学。那么，这两种学术文化是否是截然两分，互不关联，彼此之间存在着一条不曾逾越的鸿沟呢？显然不是。
第一，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在近现代仍然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国将不国”的厄运。正因为如此，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对于挽救这种厄运尽管已无能为力，但作为意识形态，它毕竟还占据统治地位，在新的意识形态形成之前，它还无以被取而代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和理论基础，对于近现代中国处在社会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显然，这种意识形态已完全丧失了立国之本的效能。然而，历史在这一时期却自觉不自觉地仍然迁就或者还不能完全把它排斥在立国之本的地位之外。从一个方面说，近现代中国遭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厄运，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是作为意识形态来看。
第二，从学术文化方面说，近现代新学与宋学构成了一种实际上的批判继承关系。几乎近现代所有的先进代表人物，都无不对宋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因为，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面对日益严重的殖民化威胁和民族危机，在因此而产生的救亡图存意识和心态的制约下，与西学东渐潮流汇合，构成近现代的社会批判思潮，这是历史的必然。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的中国宋学，在近代的社会批判思潮中显然首当其冲。改革派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开其端、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承其续；谭嗣同提出“冲决网罗”，责难理学的理欲之辨；严复比较中西，区分传统与近代，指出“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西方与中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自由不自由”；梁启超提出要除“心奴”；等等。其批判的锋芒首先都是指向宋明理学所系统化的正统儒学。所批判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伦理观上的三纲五常理论；二是政治观上的君权神授、君主专制思想。这种批判，既有历史的必然性，更有历史的积极合理性，其出发点都是超越传统，走向近代。但也不可否认，康、谭、严、梁这些作为推进近代化的先驱者，他们对近代与传统的关系还缺乏具体而深入的理解，对未来理想的追求，往往使他们较多地注意于传统的消极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对传统作出具体的梳理。中国近现代的儒学批判主要的还是一种“内在批判”。这种批判所体现的意义却是对于传统的积极方面需要保留、继承和弘扬。仅宋明理学在中国近代受到激烈批判来说，它无疑也显示了一种批判价值，是其走向自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
五四时期，传统又一次受到猛烈的冲击，其深度和广度较19世纪末的传统批判又进了一步。不难看出，以走向近现代为历史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着重揭示了传统价值体系，特别是后世儒学即汉学和宋明理学与近代化过程的内在紧张，批判锋芒亦是指向不适应近代化的一面。这体现了五四时期传统批判者一种历史的自觉，其重大意义已多有详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时期突出的政治性批判往往压倒了对传统的具体分析，注意于抨击被宋儒盛倡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而常常忽视了传统特别是儒家价值观的多重意蕴，因而妨碍了对传统尤其是宋学在现代的正面意义作出恰当的评估，显现出简单化的倾向且不免有过激之嫌。这种趋向固然顺应了超越传统的时代主旋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简单的否定趋向毕竟也蕴含着与传统完全脱节的可能。这又一次进一步证明了包括中国宋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多重意义。更何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价值体系的简单化理解和否定趋向，并不意味着就是全面否定和一笔抹煞。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宋学在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期的五四前后主要以被批判和抨击的形式表现了它在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被批判的事物不等于就是没有了合理的因素和价值的东西，问题在于对于各种批判需要作出具体的分析，在于对被检讨对象经过检讨之后的扬弃和扬弃程度。
这也就是说，在另一方面，基本上也是大多数近现代的先进代表人物，对宋学差不多都有这样那样程度不同的继承和吸收，特别是在历史观、知行观、伦理观、文化观等方面。
在历史观上，近现代的先进代表人物，主要的是变易史观和进化史观。变易史观提出和主张社会历史是变化移易的，“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龚自珍《上大学士书》）这是对当时社会历史急剧动荡变化的直接反映，也是受到西方新学初步影响的结果。但变易史观的共同理论特征是“变器不变道”。他们立论的主要的或根本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宋学中有关“道本器末”、“器变道不变”和《易传》、《公羊》等的变易思想。这种思想均见之于龚自珍、魏源和早期维新派的观点之中。进化史观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和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的基本历史观。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不仅应当是不断变化移易的，而且是不断进化的。进化不仅是适用于生物界，而且是适用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认识过程的普遍法则。这种观点明显地主要是受到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但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与西方显著不同的特点。突出的就是紧密结合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传统。如严复介绍《天演论》，结合中国古代在“天人”、“理气”、“理欲”关系上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谭嗣同的进化论吸取了王夫之“无其器则无其道”的思想以及《易传》的变易观。而船山之学为宋明学术的批判总结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五四”以后的广泛传播，通过分析批判各种各样“左”的和右的理论思潮，以及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强调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民族特点的结合，从而成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变易史观、进化史观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在知行观上，近现代的先进代表人物所进行的知行之辨，从社会根源和实践基础上说，不论是哪一种理论主张，都是当时的社会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然而就学术渊源上说，近现代的知行之辨可以说就是宋学在近现代的直接继续和发展。近现代在知行观上具有明显的重行特征。魏源提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第7页）章太炎提出“竞争出智慧， 革命开民智”（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等等思想，既有对宋明以来行先知后、行而后知、行重知轻、知行相须、知行兼举、知行统一思想的继承，也有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合理因素的吸收。至于近现代其他的先进代表人物或思想家在认识论上主张知先于行，或者是夸大理性思维、主观精神，更是受到了宋学中“知先行后”、“格物致知”、“合行于知”思想的严重影响。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在中国的确立，则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实现了传统知行观上的革命和飞跃。
近现代在伦理观方面的论争也是比较突出的，所涉及的内容极其丰富。人性、人权、人生、理欲、义利、群己、理智与意志、自觉与自愿等等无不论及。其中，既有从西方输入的天赋人权论、民约论、“合理的利己主义”等学理，也有对中国古代的人性论、君权神授论、三纲五常思想的强烈批判。关于人性、人生、理欲、义利之辨，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宋明时期，可以说是第二个高潮。近现代的各种学术思潮，在这方面对于中国宋学不论是批评、批判，还是继承、吸收与改造，都不可能不面对、重申、讨论有关的命题、原则和观点，从而构成了后者对前者的扬弃关系。譬如，在义利观上，近代早期维新派提出工商皆本，纠正了古代的强本抑末论。维新派代表严复提出“开明自营”、“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的思想，不但反对了“宋以来儒者以理属天，以欲属人者”（《天演论》论十六案语）的理欲观，也和宋儒的“义利双行”、“义利统一”思想是相通的。又如，现代新儒家的新理学、新王学、新心学诸学说，尽管理论主张各异，却共同体现了中国宋学在现代的再度辉煌。现代新儒家的人生哲学对宋学中的伦理思想有着淋漓尽致地继承、发挥和改造。所以如此，它是中国宋学经过明清实学、清代汉学、近代新学诸环节之后的必然结果，它为中国宋学的历史发展在现代增添了新的篇章。
文化观的论争同样是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始终的核心问题之一。自西学东渐以来，这个问题突出了矛盾，扩大了内容。围绕如何解决中西古今新旧的矛盾，曾经是相继新论迭出，学派纷呈。尽管如此，但基本上是遵循相同的思维框架而加以展开的，即沿着“体用本末”的思路所进行。以体用观、本末观来阐释和把握中学西学、旧学新学的复杂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特别是盛于魏晋大成于宋元明清的体用本末问题在中国近现代的运用和发展。宋代理学家程颐指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思想，朱熹进一步发挥和发展。中国宋代有些学者甚至直接声称自己的学问即是“明体达用之学”。而在中国近现代，中学为本、西学为末的“中本西末”论，“中主西辅”、“中体西用”、“中学西学各有体用”和“西体中用”论，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直接间接的体用理论和主张等等，都可以说是受到传统体用本末观影响的结果。
所以，概而言之，宋学在近现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由古而今、由旧而新的重要理论基础。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历史悠久，博大宏富，宋学堪称这一传统中璀灿的明珠，是先秦以后又一个学术文化高峰。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宋代学术“开元明清学术的先河，以后元明清学术实乃宋代学术的继续发展。直到近代，西学东渐，才达到另一新的阶段”（《中国宋代哲学·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而要开辟和认识近现代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就不可能割断它与前一历史阶段的复杂联系。
二、宋学是我国近现代古今中西学术之争中由西而中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
近现代的学术文化，从中西关系上说，中国宋学是近现代古今中西之争中由西而中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总的来说，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学术文化，处于西学东渐、中西冲撞的激流之中。进一步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学西学以互相冲突、撞击为主要特征。其间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向西方思想文化寻求真知，例如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和宗教意识等，包括生物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民约论、基督教教义、功利主义、康德的批判哲学、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等等。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加以扬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程朱理学自宋末明清以来，处于官方地位，统治中国思想界达六七百年之久。西学东渐则构成了传统学术批判发展的外在因素。陆王心学的心本体论，强调个体性的自我意识，与近代西方启蒙思想的个性自由论比较衔接，因而受到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的推崇，从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无不如此，成为宋代哲学与中国近代哲学相联接的基点。中国近代思想家对陆王心学的尊崇与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中国近代中西冲撞的折射和反映。
20世纪前半期，中学与西学在互相碰撞、冲突的前提下，开始走向嫁接、会通、融合，其主要标志是相继形成的现代新儒家诸学派。其中“新理学”、“新王学”、“新心学”等均与中国宋学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是程朱理学和西方现代哲学流派新实在论相结合的产物，即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对程朱理学加以改造，使其既继承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观点，同时又经过新实在论逻辑分析方法的洗礼，使其成为了具有时代化意义的更高层次的新的理论体系。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定意义上也可称为“新王学”，它是嬗变于佛教唯识宗，并且把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罗素、柏格森等人过程哲学的某些思想结合起来，同时也间接地接受了黑格尔概念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加以综合而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对于宋明儒学的“明心见性”、“反求诸己”、“心外无物”思想的继承与改造，和对于罗素“事素”说、柏格森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思想的吸收、融合等，则表明了熊十力“新王学”对中国宋学和现代西学的会通和再造。贺麟的“新心学”是把西方新黑格尔主义融化于中国的陆王心学之中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它把新黑格尔主义的自我意识与陆王心学的“吾心即理”观念融而为一，提出了所谓的“逻辑主体”说；把新黑格尔主义的直觉主义与陆王心学的思想方法相互贯通，建立了其“理性直觉”论。新黑格尔主义是“新心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而陆王心学则是“新心学”衍生和脱胎的母体。
显而易见，宋学在中国近现代具有多重历史作用。在中国近现代处于社会历史的大变动大转换时期，宋学作为前近代的思想观念和学术文化，其积极成分是近现代转承和吸纳的主要因素，在传统和近现代的转折和联系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因为，宋学作为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高峰和集大成，本身包涵着精华和糟粕、真理和谬误、进步性和落后性、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等多种因素。促使社会转换，建设和推进近代文明，在否弃传统文化包括宋学中的糟粕、谬误、落后保守和不合理因素的同时，其精华和真理、进步的和合理的思想文化营养自觉不自觉地要保留下来。事实上，正像不能割断历史和倒洗澡水时连婴儿也一起倒掉一样，近现代一百多年来的志士仁人对于中国宋学正是做了艰苦的比较、选择、取舍工作，尽管其甄别和阐扬的并非都是科学的和合乎时宜的。也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中国传统和近现代历史的真实联系。中国宋学不仅开启元明清学术的先河，而且也是接受近现代西学挑战的回应者，曾经有人以“比赛”作形象的比喻，说近一百多年来，是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东方与以科学为旗帜的西方，即所谓东西方之间的争执、较量和决赛，鸦片战争的炮声是这场决赛的信号枪，至今赛事仍在继续。我们说，在这一比赛中，就思想学术文化方面，可以看出，在近现代形成了从鸦片对战争至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以宋学为代表的中学与西学的冲突、较量阶段和后五四时期双方“握手”、融合、会通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孕育产生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其结果，是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新的思想学术文化形态的诞生，而中国宋学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显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还不难看出，宋学具有保持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文化民族性特色的历史作用。
一百多年来，尽管有的人、有的时期把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割裂开来，仅着眼于时代性而忽视民族性，甚至认为要建立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化，主张完全排除中国原有的旧文化，一味强调输入西方文化，从而忽视或抹煞了文化的民族性。但从近现代思想学术文化的总体和主流上说，其民族性特色根本未被外来文化所取代和湮没。鸦片战争以来的“中本西末”、“中主西辅”、“中体西用”等思想理论主张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主要是否定，不是超越，有把破坏和建设对立起来的倾向，因而继承不足，批判有余，有弃民族性于视野之外的缺陷。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继形成的“现代新儒学”，一定意义上正是注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存在的此种缺点，旨在突出和彰显文化民族性的一面。其中对中国宋学的继承和改造，则集中体现了宋学的这一历史作用。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宋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知行统一及重行笃实的思想等，无疑更是加以继承的。
从另一角度看，宋学在中国近现代对于统摄异域文化，也比较突出地表现了一定的开放兼容性作用。本来，儒、佛、道的互相融合和渗透，就是宋学的突出特色。它本身就是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改造道家思想和外来文化而形成的新儒学，具有开放性的意义。在中国近现代，除了利用程朱理学以极力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派以外，许多仁人志士大都以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审视、吸收、采用、摄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或比较、或结合，从而使传统的民族文化转化为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新的历史形态。就中国宋学来讲，说明其本身也蕴含着与近现代新学思潮相一致的观念和趋向。例如，宋明理学家奠立于天理论而建立起来的“天人一体”、“万物一体”、“物我一体”的观念，就内在地包含着“中西一体”、“内外一体”、“人我一体”的意蕴和性格，这是其在中国近现代之所以能够采用、吸收、融摄西学的重要思想理论依据。
另外，从负面意义上，勿庸讳言，宋学对于推进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阻碍和禁锢作用，这是已经成为无需再加多论的问题。宋学中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和心学，是后期封建社会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它所论证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所体现的，是权威主义的价值原则，与近现代的价值目标、评判准绳、民主共和制、自由平等观念等等难以相容。陈独秀曾说：“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1卷6号）为宋明理学所系统化的正统儒学，是近现代社会批判思潮的锋芒所向，近一百多年来对它的负面作用、消极影响，屡有揭露。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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