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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20世纪前半期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必然；同样，在20世纪后期，我国选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由这个时期世界所处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决定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20世纪后期的世界历史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并没有改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趋势。和平与发展时代是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时代”，它本质上仍在推动世界历史向社会主义过渡。20世纪后半期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并不意味着1917年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走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这个挫折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发展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背离了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而造成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克服现阶段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和挫折的唯一正确途径，只能是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使自己的立足点和努力目标重新回到十月革命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上来，而不是要毁弃这个事业，把世界历史重新拉回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中去。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不是出于某种人为的主观因素和道德评价，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客观运行和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运行和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客观必然。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稳定和繁荣，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调整”的结果，但这种“自我调整”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永恒，更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返老还童”，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改进，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增添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化成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调整，本质上也是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过渡，只是这种过渡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内进行，只是一种渐进的量变，还没有成为革命性的质变，还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至于原苏联和东欧各国所发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挫折，不过是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大潮中的一个漩涡，它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这个大潮前进的方向。可以说，开始于20世纪后半期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同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只是二者在发展的外在形式上有明显区别。前者是一种激烈动荡、跃进质变形式，后者则是一种平缓含蓄、渐进量变的形式。如果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增长程度而言，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后半期和平与发展时代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趋势，较之20世纪前半期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趋势，不是减弱了，而是强化了。这种明显强化的发展趋势，对于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和价值，远比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国家政权从资产阶级或前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已经夺取和掌握的国家政权有可能得而复失，有可能蜕化变质，但生产社会化、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历史进程却是根本不可能逆转的，是任何人也不可能阻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进程中，和平与发展时代较之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和平与发展时代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环境，远比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环境要更加有利，更加鼓舞人心。中国历史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里选择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里，更应该在这条道路上大踏步地坚持走下去。
其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客观要求。因为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这就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极好的发展时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跑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①]“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②]而且，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里，劳动和生产的国际化，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经济交流速度空前加快，这也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更使世界各国必须关注世界整体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把参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作为本国最重要的经济决策。我国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自己应有的重要作用，也必须集中精力搞好自己的经济建设。
再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坚持改革的道路，改革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客观要求。我国在5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当程度上是借鉴前苏联的，是权力过份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已被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有严重的缺陷和弊端，明显阻碍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努力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同时还应看到，现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为缓和社会矛盾，也都加快了对自身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步伐，实际上也都在改革。这意味着改革已成为世界性潮流。邓小平同志把改革当作“第二次革命”，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这正是适应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性的改革潮流，是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抉择。20世纪后期开始的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依凭的世界大背景。科学地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对于深入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科学地认识和平与发展时代，是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地位和价值的必要前提。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全国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当代，就是指世界现在所处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当代”呢？这是因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当代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这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智慧结晶和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现当代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它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里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曾经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他们都不可能解决经济落后国家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第一次得到了比较系统的初步回答。这个回答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创立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它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到中国革命实际的飞跃；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飞跃。有了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科学认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对这个理论作为全党全国现时代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比较容易坚持了。
（二）科学地认识和平与发展时代，是邓小平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要求，是使我们的政策和工作不脱离实际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但是，这里所讲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都不是从小的方面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是解决关系到全国大局的问题。至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需要解决的各方面、各层次复杂纷繁的具体实际问题，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而是需要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地、创造性地、具体地一个一个来寻找和探索解决的途径与办法。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我们一般都仅仅理解为是联系自己所面对的具体、微观的工作实际。其实，这种理解不完全，它还应包括宏观、中观的实际，包括把宏观、中观、微观实际有机地统一起来、融合起来的整体实际。如果仅仅着眼于自己所面对的具体、微观的工作实际，而对宏观、中观实际一无所知或不甚了了，那么，必定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一叶遮目，不见泰山。这是因为，日常工作中我们所面对的许多具体微观的实际问题，大都和中观、宏观的实际问题和实际环境密切地互相联系着。只着眼于微观实际而忽视或无视中观、宏观实际，对微观实际就不可能有真正透彻的了解和把握。什么是宏观、中观实际呢？最重要、最根本的宏观实际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实际，即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实际特征、状况、运行规律及发展趋势。只有对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宏观实际有了基本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才能谈得上正确认识和判断自己所面对的中观、微观实际，找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当然，对于处于不同层次职位的实际工作者而言，其对宏观实际即时代实际的认识和把握应有不同层次的要求，不宜搞“一刀切”。但是只要是在实践中贯彻执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论任何人，都应该对我们现在所处的和平与发展时代有一个同自己工作职位相称的认识和把握。否则，必将在实际工作中陷入盲目性，导致不应有的损失、挫折和错误。
（三）科学地认识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振奋精神的必要途径。
任一时代的基本内容和性质在该时代未完结之前，是不会改变的，但大时代里总要包括若干小时代，各小时代的内容和性质必有明显的区别和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小时代里，其具体特点和实际状况也往往要随着各种因素的发展和变化而处于经常的变动状态中。因此，我们对时代的认识应该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时代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自50年代开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趣，很多人便认为资本主义会一蹶不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指日可待了。因此，1961年《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把当时所处的时代表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胜利的时代”；60年代中期，我们党也把当时所处的时代表述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70年代，我们进一步提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这种对于时代的偏颇认识，在实际工作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50年代末期以后的长时期里，我们之所以在指导思想上犯了越来越严重的“左”的错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当时所处时代的错误认识。如果我们党在70年代末仍未对时代问题作出清醒的正确认识，仍然以“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眼光看待世界，总是把思想上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就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而当我们科学地认识到世界历史已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立足于这样一个正确的基点上，我们才能既实事求是地、冷静地分析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推进改革开放，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又做到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分析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和值得借鉴的有益经验，吸收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我们也能逐步树立起国际意识和世界视野，既看到有利的国际形势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又看到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振奋精神，锐意进取，为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拼搏。
注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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