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短期波动与影响：基于外资并购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视角论文,外资并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是“绿地投资”(也称“新建投资”)，即外国投资者通过建立合资、合作或独资企业向东道国输入资本[1]。但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升级，相当多的行业开始进入饱和期，对新建投资带来的增量资本容量有限。外资并购作为FDI的另一种形式，是外国投资者通过收购东道国已有企业或资产来实现对目标企业的控制权，仅涉及所有权的转让，并不直接带来产业资本的增加。因此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健全，外资并购将逐步取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FDI的主要形式。1995年中国外资并购的金额为4.03亿美元，在整个FDI中的比重仅为1.07％；2005年中国实现外资并购达到67.63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17倍，外资并购在中国FDI中的比重也首次上升至11.21％①。外资并购数量的增加和FDI内部结构的变动已集中体现中国利用外资的变化趋势，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开始显现，有必要对外资并购给中国宏观经济各个层面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196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A.斯特劳特创立双缺口模型，他们认为外资流入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推动经济增长；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的国际流动引起了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推动落后国家经济增长，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终实现经济“趋同”。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1978)指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是资本的流入，它实际上是向东道国传播技术、知识与经营能力的载体。在小岛清思路的启发下，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外资对一国宏观经济的影响。Helleiner(1989)认为FDI是发展中国家人文资本和技术变迁的重要源泉，外资可以改善东道国的整体生产效率[2]；Jansen(1995)认为外资通过产业关联效应诱导东道国各个部门的投资需求，并通过乘数-加速数原理对国民收入和就业产生增量作用[3]。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强调外资对东道国带来的消极影响，比如排挤国内投资、牺牲国内经济政策自主权等。Manuel等(2000)实证研究表明流入亚洲地区的外资对内资产生了直接的“挤出效应”[4]；甘道尔夫(2001)从国际收支的角度，借助货币分析法研究指出外资以外汇占款的形式使东道国被迫增加货币供给，影响整体物价稳定[5]；Tornell等(2004)认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加其金融风险[6]。
20世纪90年代外资的不断流入激发了国内学者的研究热情。牛南浩(1998)通过系统的实证分析研究了外资流入对中国国际收支、通货膨胀的影响，并指出缓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促进产业升级换代的外资政策。江小涓(1999)强调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指出外资使引资国家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为东道国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进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变，并促进其经济体制的转型。桑百川(2005)对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具体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外商投资者的经营规模和投资趋势[7]。
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区分外商直接投资的两种形式，而是较为笼统的探讨整体FDI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在此将从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两个层面，通过国民经济四大市场，系统地分析外资并购给中国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
一、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反映一个国家潜在产出水平的长期趋势，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长期化与动态化。20世纪40年代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把资本当作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认为把资本积累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经济就会较快增长；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认为资本对经济增长只有水平作用，没有增长效应，外生的技术进步才能突破一国经济增长的“稳态”；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增长理论进一步解释了技术的来源，认为技术进步是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变量。内生的技术进步使资本的边际产出不再递减，突破了新增长理论的“稳态”经济，形成国民收入长期增长的永动机制。因此，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源于投入要素的变化，如资本、劳动、技术以及制度的健全，外资并购也正是通过改变要素投入的存量和质量来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一)外资并购对中国生产要素存量的作用分析
1.外资并购带来资本要素存量的增加。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外资并购的首要表现就是国外资本的流入。在此列表比较1995～2005年中国外资并购输入金额和总体FDI合同与实际利用金额，希望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把握中国外资并购的发展情况(见表1)。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投资国家，外资并购输入的资本也迅速增加，从1995年的4.03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67.63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16.78倍；外资并购占FDI实际利用额的比重也由1.07％提升到2005年的11.21％；特别是2002年外资并购金额突破500亿美元，三年间外资并购占FDI实际利用金额的比重增长接近300％，外资并购对中国资本要素的增量作用逐渐显现。
2.外资并购有利于东道国节约存量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FDI的传统方式是新建投资，这种形式的投资不可避免地要占用新的资源，特别是在一些资源密集型行业，难免存在重复建设，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污染的加剧。与新建投资不同，外资并购实质上是产权的转让，是对中国原有企业的重组和改建，并不直接涉及新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同时，它还能通过技术和效率的提高，节约和充分利用原有企业的生产要素，推动其在整个产业之间进行优化配置。因此，外资以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可以节约和优化利用中国存量生产要素，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外资并购通过提高投入产出效率来优化中国生产要素的质量
在中国进行外资并购的投资者大都来自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如图一所示，2006年对华实际投资额居前五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为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和美国。来自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公司不仅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更拥有先进的用人理念。为了使本土员工适应其管理理念，掌握新的生产和业务流程，它们针对不同层面的雇员有系统的培训计划和方案。世界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技能通过培训在中国劳动者之间扩散，并借助知识外溢效应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内提升中国的劳动力素质。
图一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国别或地区(2006年)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商务部对外贸易司网站(http://wms.mofcom.gov.cn/)数据整理绘制。
注：图中的序号及所表示的国家或地区分别为：1-中国香港；2-日本；3-韩国；4-欧盟；5-美国；6-英属维尔京群岛；7-部分自由港；8-其他
技术是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来源，它通过提高资本、劳动力、资源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推动经济增长。按照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以技术与知识为核心的所有权优势成本很高，而借机外资并购的所有权溢出效应获取先进技术的成本几乎为零。2002～2005年全国技术引进累计金额为858.6亿美元，其中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引进达到649.72亿美元，占总额的54.71％②；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势头日益迅猛，过去两年每年设立的研发机构达到200多家，累计超过750家，以资本为载体的技术流入通过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产生于20世纪70～80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首次把制度因素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指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制度变迁关乎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潜力。从制度供给方面来看，外资并购为国内企业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公司制度和运作模式，并通过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提升中国企业整体制度水平；此外，外资对投资软环境的需求拉动了东道国相关制度法规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金融制度、财税政策、外汇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制度改革，为外资并购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创造了更为稳定和市场化的制度环境。
二、外资并购通过宏观经济四大市场影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
经济周期波动实际上是国民收入沿着总体经济增长趋势，伴随着整体经济活动呈现出的有规律的波动。经济学家通常通过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以及国际金融市场来研究经济的短期波动现象，这里的分析也采用这种方法。
(一)外资并购与产品市场
产品市场是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中最为核心的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状况决定国民收入的短期波动。外资并购对于总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需求和国外商品净需求两个方面。
1.投资需求。外资并购虽然只是资产权的转让，不直接增加社会实际投资，但如果外资并购给东道国带来新的业务领域和先进的技术，刺激国内企业增加投资，或者通过产业链条带动各环节产生引致投资，外资并购就对国内投资产生“互补效应”[8]，增加整体投资需求；但如果国内本身投资空间有限，外资与内资企业争夺市场份额等稀缺资源，外资并购就有可能“挤出”原有投资，国内总投资需求不变甚至减少。1991～2006年外商实现的投资累计达到6712.06亿美元，这部分投资通过乘数-加速数原理增加中国总需求，成为中国经济高涨的重要动力。在外商投资的推动下，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1991年的5594.5亿人民币增至2006年的109870亿人民币，2003年以后其增幅一直保持在25％以上，外资并购对中国国内投资产生的互补效应大于其挤出作用。
2.国外商品净需求。在开放经济中，一国均衡的国民收入不仅取决于国内的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还取决于净出口，即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它反映了国外市场对于国内商品的净需求。如图二和表2所示，1998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商品大于出口商品，而截至2006年底，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来源，实现出口5638.3亿美元，占全国出口金额9096.7亿美元的61.98％；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的净出口也逐年递增，由1995年的-160.67亿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912.1亿美元，占中国净出口总额的77.26％。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境外需求拉动中国总需求的作用充分显现。
图二 全国与外商投资企业净出口金额对照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商务部对外贸易司网站(http://wms.mofcom.gov.cn/)外资企业进出口数据整理而得。
此外，外资并购对总需求的扩张作用还体现在消费需求上。收入是消费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外资并购公司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国内平均水平，这不仅增加目标企业员工本身的消费需求，也通过市场竞争提升国内整体收入水平，在“货币幻觉”的作用下，名义收入的提高必将带动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然而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有限。
外资并购对产品市场总供给的影响可以通过表3得以反映。1998年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增加值的高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发展更为迅速，从1998年的3835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2502亿元，短短的8年间增长接近6倍；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在中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也逐年增加，2002年以后该比例一直保持在2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对产品市场总供给的增量作用日益明显。
注：本表均按当年价格计算而得。
(二)外资并购与劳动力市场
在劳动力市场上，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即消除非自愿性失业，使市场上仅存在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外资并购在高技能的技术管理类别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缩减非技能类别的就业空间。具体而言，外资并购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增量效应和挤出效应。
1.外资并购产生直接和引致的就业增量效应。中国廉价劳动力本身就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外国投资者必将利用本土生产要素的区域优势，扩充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产生直接的就业增量效应。同时外资并购借助前向和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带动社会总需求增加，引致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消化东道国的劳动力。
从表4可以看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增加，由1995年的513万人上升到2005年的1225万人，十年间增长2.39倍；如图三所示，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幅度高于城镇就业人口的增加幅度，二者差距自2001年以来更是大幅提高，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城镇就业人口重要的吸收渠道。
图三 城镇就业人口与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增幅
2.外资并购对中国原有在职员工的挤出效应。其挤出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资企业较高的工资水平带动国内整体工资水平上升。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将促使企业用其他生产要素替代劳动力要素，劳动力需求下降，失业率增加。第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各国的要素禀赋是世界竞争中各国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要素，发展劳动力密集行业不仅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为中国大量富余的劳动力寻求消化的途径。而外资并购的目标行业多为汽车、电器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外资进入后，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投入使目标企业甚至整个行业减少劳动力要素的使用，技术和资本要素挤出劳动力要素。第三，由于外资并购并不直接带来新设投资，外资逐利的动机又决定其不会承载大量的冗员，被并购后的企业如果投资规模不变或者缩小，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劳动力挤出效应。第四，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后，必将就市场份额及人才等稀缺资源和国内企业展开激烈的竞争，使部分内资企业减小生产规模甚至退出市场，使原有职工加入失业群体。
(三)外资并购与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反映一国总体物价水平，货币市场的均衡由货币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通货膨胀率是这一市场的晴雨表。外资并购不仅使中国货币供给被动增加，也通过两种形式的通货膨胀加剧中国物价上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迅猛增加，由1993年的211.99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底的10663.44亿美元，增加50.3倍；2006年2月中国以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然而外汇储备的激增使货币当局以人民币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不断增多，并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带来货币供给量的多倍增长。经用储蓄货币③ 来衡量中国基础货币的投放量，通过比较外汇储备占款与储蓄货币变动情况反映中国货币供应的内部结构。如图四(下页)和表5(下页)所示，1993年到2006年间，中国外汇储备占款额大幅上扬，由1993年的1221.49亿人民币上升到2006年的85711.66亿人民币，增幅达到69.17％；外汇储备占款与储蓄货币之比更是在2005年和2006年突破100％，分别达到104.25％和110.23％，外汇占款成为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形式；1993年中国以M2衡量的货币供应量为34879.8亿人民币，到2006年该数值达到345577.91亿人民币，增长9.91倍，外资流入通过外汇占款迫使中国货币供应量被动增加的作用充分显现，外资并购加剧中国通货膨胀。
图四 1993～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占款与储蓄货币
注：本表依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价(中间价)折算而得。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显著的上涨。外资公司工资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集中在高消费群体，在消费攀比效应④ 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消费需求的增长带动整体物价水平攀升。同时，资本市场上外资并购的示范作用带来投资需求增加，虚拟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增添中国经济增长的泡沫成分。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显著的上涨，而工资成本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引发因素。如表6所示，1993年全国平均职工工资水平为3371元人民币，截至2005年平均工资水平已经达到18405元，总体增幅达到445.98％；而历年外资企业的工资又都超过平均水平，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1.5倍左右。
外资企业较高的工资水平引发国内企业对于优质劳动力要素的争夺，带动整体工资水平上浮。如图五(下页)所示，从2003年开始，外资企业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差距开始缩小，国内工资水平的增长幅度大于外资企业工资增长幅度。全国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将使国内总体价格水平上涨，价格上涨又带来新一轮工资上调，“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加剧国内通货膨胀。
图五 1993～2005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与外商投资企业工资水平
(四)外资并购与国际金融市场
国际金融市场通过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产出水平和国际经济交易记录反映宏观经济状况。外资并购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动不仅会对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产生直接影响，也通过汇率把影响传递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之中。
1.外资并购对国际收支的直接影响。外资并购带来的资本流入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为直接的体现是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包括一国国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变化，所有的资本运动都要在该账户中得以反映。如表7所示，1997～2006年上半年，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实现顺差3541.46亿美元，占国际收支顺差总额的40.06％，外资并购带来的资金流入是资本金融账户实现顺差的重要来源。
注：1.本表“差额”指国际收支平衡表贷方减借方差额；2.中国在外直接投资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借方余额，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为贷方余额；3.本表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流入包括中国非金融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流入，根据IMF《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原则，境内外母子和关联公司往来与贷款以及境外机构购买建筑物也纳入统计。
经常项目盈余是一国国际收支稳定的基础，它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及产业结构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9]。外资并购对于经常项目的影响除净出口带来的顺差效应以外，主要体现在收益账户上。1997～2006年上半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到5119.2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仅有424.94亿美元，总金额还不及2005年一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855.06亿美元的一半；从图六可以看出，1997～2005年底，中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流出差额一直保持在350亿美元以上，二者的严重失衡导致中国经常项目中收益账户的巨大逆差。
图六 1997～2005中国在外直接投资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
如图七(下页)所示，1997～2004年间中国收益账户持续逆差，货物和服务累计实现的2970.06亿美元的顺差中，有34.43％都用于弥补收益账户出现的累计逆差1022.63亿美元，投资收益持续逆差侵蚀了中国大量的贸易顺差。然而随着近期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热浪的掀起，这种局面得到了缓解。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达到118.71亿美元，收益账户也开始出现106.35亿美元的顺差，并且2006年上半年收益账户持续实现顺差36.53亿美元。
图七 1997～2005年中国经常项目差额结构
2.外资并购通过汇率传递的间接影响。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机制改革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起伏中逐步走高[10]。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人民币在已经升值的情况下，继续面临升值压力，预期将会有更多的境外资金涌入国内，进一步加剧资本项目的顺差。如果不以国内通货膨胀为代价，人民币将被迫继续升值，中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顺差将面临收缩趋势。此外，外资并购作为FDI的一种形式，最终需要“还本付息”，从长期来看，最终的本息之和必将大于原始的资金流入。未来巨额利润汇出的负担将使中国外汇储备很难继续保持较强的国际支付能力。
三、结论及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一)外资并购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经济的持续增长需立足本身
10年间中国外资并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累计吸收外资达301.66亿美元。外资并购不仅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也优化利用了中国现存的资源要素，更通过提升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促进中国潜在产出的增长。但是国外资本“逐利”的动机使这种促进作用并不稳定，以资本流入为载体的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都只能通过中国经济本身的吸收才能得以巩固[11]。因此把外资并购作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立足于本国生产要素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才能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坚实的基础。
(二)外资并购通过宏观经济四大市场加剧中国经济周期波动
外资并购通过宏观经济四大市场作用于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产品市场上，外资并购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和国外商品需求，产生需求扩张效应；货币市场上，外资流入使中国货币供给量被动增加，并通过两种形式的通货膨胀提升物价水平；劳动力市场上“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进一步抬高中国整体物价水平，外资并购直接加剧中国经济高涨之势。
然而国外资本的流入需要“还本付息”，预期未来巨额的本息汇出将使中国很难保持巨额资本盈余；加之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出口下降，中国外汇储备难以保持较强的支付能力。因而外资并购在经济高涨时推波助澜，在经济下滑时又具有明显的下拉效应，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起到明显的加剧作用。
因此，中国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充分就业的时候，不能忽视外资并购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周期波动的影响。应当把外资并购纳入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缓解其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加剧，使之在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扬长避短。
注释：
①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投资报告》相关各期。
②数据来源：据商务部科技发展和技术贸易司网站(http://kjs.mofcom.gov.cn/index.shtml/)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③储蓄货币包括发行的流通货币以及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各项存款。
④消费攀比效应为一种典型的连带外部正效应，即消费者赶浪头的欲望，希望拥有一件几乎所有人都拥有了的商品，或想沉溺于时髦之中。
标签：宏观经济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资本账户论文; 并购贷款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