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终结——福山与沃勒斯坦历史趋势论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福山论文,历史论文,斯坦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12—0092—06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相信历史的发展是有终点的，这个终点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但二者的差异在于对这种社会形态的理解不同，自由主义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则是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必须被终结的制度。或者说，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在于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历史将被终结。
在当今有国际影响的西方学者之中，福山和沃勒斯坦都涉及历史终结这样宏大的命题，前者属于新自由主义的阵营，后者一直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福山的新自由主义“福音”自面世以来，一直批评不断，代表性的成果有雅克·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和陈启能的《历史终结了吗？——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1][2]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一直受到中西方学者的关注，比较系统的研究有托马斯·夏农的《世界体系观导论》和王正毅的《世界体系论与中国》。[3][4] 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体系和方法，而忽视对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探讨。本文将对福山和沃勒斯坦的历史趋势论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不同认识及其根源，这对我们批判自由主义和重构世界历史具有借鉴意义。
一、何种历史的终结
对于这个问题，福山和沃勒斯坦的答案是不同的。福山认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终结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史，沃勒斯坦声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体系将面临崩溃。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可以追溯到康德、黑格尔和科耶夫。康德认为世界历史有一个终极目标，这个目标是全人类的自由，它蕴藏在人的潜意识之中。黑格尔进一步阐述了康德的思想，他以意识形态的延续来替代文明更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发展，历史被定义为一个向理性和自由演进的历程，这个过程在自我意识的实现上有一个逻辑的终点。黑格尔宣告1806年普法的耶拿之点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这并不是说自由国家已经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而是指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现代自由国家必须遵循的原则已经被发现和施行，没有其他社会组织形态或原则能够超越它。柯耶夫是黑格尔的追随者，也是20世纪黑格尔最权威的诠释者。他也赞同历史终结于1806年之说，认为历史的终结也是大规模政治斗争的结束，1806年之后无数的战争和革命只是地区间的整合。法国革命的最高原则体现在战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欧共体代表着历史终结的最佳政体形态。在总结和吸收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福山指出，对于20世纪80年代发生于世界上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我们所见证的并非仅仅是冷战的终结，或战后历史特定阶段的消逝，而是如此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人类意识形态变革的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化作为人类统治的最终形态。”[5] 历史的终结既不意味着美国和西欧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没有重大社会问题，也不是说国际性冲突彻底消失。自由民主理念是最好的意识形态，发达国家的内部问题并非自由民主理念本身不足的结果，而是它尚未完全实现所造成的。他将世界分为历史世界和后历史世界两个部分，后历史国家间的轴心是经济发展，历史国家间的轴心是强权政治，历史国家之间冲突继续存在，历史国家与后历史国家之间围绕石油和移民问题也会发生冲突，但大规模的战争将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自由民主制度并非最理想的制度，但它是离最理想的制度最近的制度。福山指出：“自由民主制度即使理论上称不上为最正义的社会制度，也可以算作实际上的最正义的社会制度。”[6](P380)“生活在自由社会意味着走上一条物质极大丰富的道路，但它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对我们的通向在自由的认可方面具有完全非物质的目标的道路。自由民主国家使我们具有自己的自我价值意识，我们灵魂中欲望和精神这两个部分因此都感到满足。”[6](P228) 福山的自由社会无疑是指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自由民主理念和现代经济被认为具有普适性，它正在推动人类走向均质化。尽管在经济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历史已经走向终结。
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终结论是对马克思和卢森堡历史趋势论的修正。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体系，即现代世界体系，它诞生于漫长的16世纪，在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推动下，经历一系列周期轮替和长期趋势的演化，在未来的50年中有可能走向终结。资本主义的终结是资本积累推动的结果，这一点马克思和卢森堡都有过深刻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进行，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这导致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同时也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对此，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7](P874) 卢森堡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公式是持批评态度的，在历史发展趋势上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她认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既是一个具有囊括全球倾向的普遍经济形态，也是一个不能够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这一内在的矛盾导致了它必然要走向崩溃。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依赖于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蚕食，资本积累的需要推动资本主义不断地向外扩张，但一旦占领了整个世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时，资本主义就要走向终结。沃勒斯坦重新定义了阶级概念，在此基础上重新演绎了马克思和卢森堡的历史趋势论。他认为在世界性劳动分工中，边缘地区的工人主要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从资本家那里得到全部收入。半无产阶级比无产阶级受到更残酷的剥削，但它的存在对现代世界体系至关重要。它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世界体系不同地区的同种工作有着不同的工资率，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工人能够接受低于生理限度的工资。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中心的无产阶级化程度远远高于边缘，边缘的半无产阶级与中心的无产阶级即使创造着相同的财富，但不能享受同样的工资与福利，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中心—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转移到中心。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为了遏止无产阶级化所带来的利润下降，现代世界体系需要不断地扩张，融入新地区和增加半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因此，半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半无产阶级的完全无产阶级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对此，沃勒斯坦得出与马克思和卢森堡相同的结论：“解释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基本条件是因为有人还不是无产阶级。”[8](P97)“如果每个人都是工资的奴隶，少数人从多数人那里剥削剩余价值几乎是不可能的。剩余价值的普遍化使之最后不可能维持商品的‘神秘面纱’，这将完成‘保护层破坏’的进程。”[9](P55)
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终结？这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历史终结论最关键的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只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只有资本家才能享有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一社会的根本矛盾，只有当资本主义历史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建立，全人类才获得真正的自由。黑格尔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官僚机构是超阶级的，代表所有人民的利益，因而没有也勿需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由此可见，福山和沃勒斯坦的历史趋势论反映了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终结认识的差异。
二、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福山和沃勒斯坦不同的历史终结论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演绎的结果，这两种历史观的不同之处在于：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单线进步主义的决定论对多元主义的不确定性、欧洲中心主义对全球性。
福山历史观的哲学基础主要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其史学基础是19世纪的单线进步主义。首先，福山巅倒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将意识的自我展现和自我实现视为历史的过程。他指出：“在长时段中，意识的王国必须成为物质世界的再现，实际上在它自己的影像中创造了物质世界。意识是原因而非结果，能够在物质世界之外独立发展；因此，构成明显杂乱的当前事件基础的真实的潜文本是意识形态的历史。”[5] 福山强调历史的终结是建立在经济和认可两个支柱之上，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是通向这一目标的动力。仅仅从经济角度对历史进行解释是不完整的，经济的发展只是获得认可的前提。原因有二：一是经济发展向奴隶展示了主人观念，奴隶发现他能够靠技术来驾驭自然，还可以通过劳动纪律和教育来驾驭自我。教育使他们获得人的尊严，他们为尊严获得认可进行斗争，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正是奴隶在这一斗争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另一是经济发展由于普及教育而产生了巨大的平等化效应和更大的社会流动性，这推动了旧的阶级隔离和平等主义理念的传播。[6](PP233—234) 人们之所以选择民主，并非为了满足欲望，而是获得认可。因此，“还是奴隶这种获得认可的持久不衰的欲望而不是主人的安然自得不求上进和自我认同，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6](P226) 这实际上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其次，福山相信有一个人类世界的普遍史，它朝着一个方向持续迈进。福山指出，在人类的所有行为中，唯一被公认具有方向性的历史就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史。近代自然科学虽然被创立于欧洲，但它具有跨越民族和文化的特征，科学方法被理性人普遍地掌握，并广泛地传播。科学方法的进步将历史划分为具有先后次序的各个阶段，并为解释后来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有方向性的“历史机制”。因此，“自然科学使历史发展既有方向性也具有普遍性。”[6](P82)“现代自然科学已经不断地向世人揭示了过去几个世界的人类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一种方向性和连续性的机制。即使我们不能再用把欧洲和北美的沧桑作为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待，这一机制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6](P142) 福山的历史观与18至19世纪的孔多塞、康德、赫尔德、黑格尔、兰克和孔德等人的历史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认为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单线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再次，福山的历史观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福山声称：“编写一部世界普遍史，这项工作本身就不是所有人和所有文化都必须进行的。”[6](PP61—62) 那么，谁有资格来书写这部世界普遍史呢？福山认为是基督教，是黑格尔，是现代化学派，当然还包括他自己。建构世界的普遍史，显然是西方人的特权。同时，福山以欧洲历史进程化约世界历史进程，使世界历史表现为单线进步，科学与理性、自由与民主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欧美的自由民主社会成为世界历史的终点站。对此，福山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人类不是会盛开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而是奔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一辆辆马车……即使他们也将发现如果要穿过最后山脉，大家都应该走同样的道路，大部分马车也会缓缓驶入城镇，而且绝大部分马车最后都会到那里。”[6](PP381—382) 对此，德里达认为，福山的历史观实际上是基督教的世界历史观念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图景的结合：“福山所明确主张的自由国家模式，不是黑格尔的那个模式，即提出为得到承认而斗争的那个黑格尔，而是主张‘基督徒眼界’有优先地位的黑格尔模式。”[1](P87)
沃勒斯坦历史观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并且是一种多元的历史观。首先，沃勒斯坦认为，生产方式决定历史体系的存在形态。人类历史上有三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对应的三种不同的历史体系：一是相互联系（血缘）的生产方式与微型体系。微型体系是一个有完整劳动分工和单一文化结构的实体，这种体系只存在于非常简单的农业、狩猎和采集社会。二是再分配（纳贡）生产方式与世界帝国。世界帝国是控制大片领土的单一政治结构，它凭借暴力征收贡品和赋税，这阻碍了资本主义的有效发展。三是资本主义（市场）生产方式与现代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其发展的根本动力。至于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则是生产方式和历史体系的产物。其次，深受普里高津和年鉴学派的影响，沃勒斯坦的历史体系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性质的大范围长时段的社会系统，它具有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沃勒斯坦认为，历史体系及其所包含的实体单位的多样性决定了时空的多样性，不同的实体有着不同的时空维度。他将普里高津的多元时空观和布罗代尔的三种时间观结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五种时空：地缘政治时空、周期—意识形态时空、结构时空、永恒时空和转型时空。[10] 这种时空观否定了传统史学的单线时间观，肯定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共存的可能。作为一个耗散系统，历史体系的演化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当历史体系处于平衡态时，它朝着某种确定的状态演化，这种稳定的行为可以使我们预言这个演化阶段的任何状态；当历史体系远离平衡状态时，一定的涨落可能被放大，一旦达到一个临界阈值，历史体系的既存结构就会受到威胁，新的秩序可能产生。这个临界阈值就是分叉点，在分叉点上，历史体系的下一个形态是无法确定的。在历史体系的稳定状态期间，即两个分叉点之间，确定性起着支配性作用；在历史体系的分叉点上，涨落和不确定性发挥着主要作用。因此，历史的发展是确定性和随机性的连接，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当既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向终结时，有可能出现三种类型的历史体系；主权多方分割和本地等级制度相结合的新封建主义、某种形式的民主法西斯主义和高度平等的世界社会主义。[6](PP108—109) 再次，沃勒斯坦从全球性的视角批评了欧洲中心史观。沃勒斯坦指出：“在欧洲统治整个世界体系的历史时刻，社会科学因回答欧洲的问题而兴起。社会科学既然在这个熔炉中形成，其选题、推理、方法论和认识论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反映这个熔炉的局限性。”[12](P168) 欧洲的历史编纂学总是将16—19世纪发生于欧洲的事件都视为新事物，然后从欧洲文化中为这些新事物寻找基因，这实际上是为欧洲统治世界寻找合法性依据。沃勒斯坦否定了普遍主义和进步主义，认为普遍主义和进步主义都是辉格党人历史解释的理论化。这种历史观认为现在比过去更好，过去必然造就现在，16世纪以来欧洲所发生的一切代表着一处适用的模式，是人类进步不可逆转的伟大成就。但从世界体系的视野看来，这种普遍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普遍主义，而是一种伪饰的特殊主义，即对西方历史发展模式的一种宛若普遍主义的表述。进步主义对西方来说可能是适用的，但对非西方而言是强加的。
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出，福山强调经济发展和获得认可两个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中渗入了唯物主义因素。他的时空观是近代自然科学的时空观，这种时空在空间上是匀质的无限大，在时间上是匀速的无限长，基于这种时空观的宇宙和社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当然从这种时空观中推导出来的历史终结论也是错误的。沃勒斯坦的唯物主义主要集中于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问题上，缺乏对物质与意识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这种唯物主义缺乏辩证性，不能视为完整的唯物主义。但他吸收了20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强调时空的多元性、有限性和复杂性，因而可以演绎出一个资本主义终结的推论。沃勒斯坦的历史观实际上构成了对福山的历史观的否定，正如20世纪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否定。
三、历史终结与主体的实践
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历史即将被终结，涉及到主体实践的意义及其可能。福山的意识形态终结意味着人们进入后历史时代，人们的实践是消极的，最后之人即是一个蛋白质化的人；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终结之后的美好社会只是一种可能，正是这种可能使主体的实践变得非常必要并且意义重大。
福山认为，当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时，自由民主制度创造了“最后之人”，“最后之人”是一种欲望和理性组合出来的没有抱负之人。在一个后历史世界中，虽然民族国家继续存在，但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和平相处有机融合，人们不再设计意识形态并为之而斗争。未来所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与经济有关的问题，如技术创新、财政赤字、社会保障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会带来任何体制的变革，只会继续提高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最后之人实际上是基督教末世论中的基督徒，只不过他们所获得的是几个世纪以来政治家们所承诺给他们带来的那种生活，即有安全保障和丰裕物质的生活。但是优越意识和获得认可的愿望依然存在，不过人们只能在体育、经济和艺术领域得到发泄，因为战争已经不可能。各类的体育竞赛取代血腥战争，世界杯取代军备竞赛，人们以一种纯粹形式主义的贵族风度来展现其优越意识。美国的加利弗尼亚州也许是后历史世界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那里有热衷于高风险人们的休闲运动，如攀岩、滑翔、高空跳水、马拉松长跑、铁人运动等，这些运动员以此作为精神上的发泄。在艺术上，功利主义使传统艺术难以获得纯粹的形式，因为艺术家们总是在美学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徘徊。在历史终结之后，一切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都将走向终结，艺术活动将屈服于空洞的形式主义。总之，在历史终结之后，人们的实践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优越意识虽然不会被法律禁止，但也不受到鼓励，因为它可能与民主社会的平等理念发生冲突。对此，福山感叹：“历史的终结将是一个悲哀的时代。为获得认可的斗争、为了纯粹抽象目的冒生命危险的意愿、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倡导勇敢、勇气、想像力和理想主义的，它将被经济上的算计、无休止地解决技术问题与环境问题和复杂的消费者需求的满足所替代。在一个后历史时代，没有艺术和哲学，只有持久地守护人类历史的博物馆。”[5]
沃勒斯坦的观点与福山相反，他认为当资本主义历史体系走向终结时，未来是不确定的，人类的创造性和自由意志可以充分发挥。历史体系是人们考察世界的基本单位，人们从所居的历史体系中来观察它的结构和演化，从而寻求改造它。因此，人们既是它的观察者，又是它的实践者。在历史体系的不同阶段，人们的实践行为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在历史体系的稳定阶段，人们的实践不会对历史体系产生多大的影响，历史体系按既有的规律运行；在历史体系的终结阶段和分叉点上，一是产生什么样的新历史体系有多种可能性，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更好还是更坏，另一是小投入大产出，人们的实践对新历史体系诞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处于稳定时期历史体系的影响。沃勒斯坦指出：“不确定性是奇妙的，而确定性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将是道德的死亡。如果我们的未来是确定的，就不可能有做任何事情的道德动力。既然所有的行为都落入注定的确定性之内，我们将毫无约束地沉醉于各种激情和追求各种利己主义。如果万物都是确定的，未来对创造性敞开大门，不仅是人文的创造力，而且包括所有自然的创造力。它向可能性敞开大门，因而通向一个更好的世界。”[12](P4) 正是在分叉点上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人们的实践最有意义，自由意志得以彰显。这正是对福山的后历史世界理论的颠覆。知识引导抉择，过去导向未来。因而在分叉点上，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变得非常重要，他们的知识所揭示的“真相”引导着人们沿着哪条岔道前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是一个工具。在运用这个工具建构一个历史体系上，社会科学家的责任重大。首先，社会科学家要对历史体系的结构进行分析。历史体系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它有一个完整的演化进程。为预言危机，必须对历史体系进行全面分析，了解其上一个历史体系的终结和当前历史体系的形成、运行和动态平衡，以及新一个分叉点出现的可能性和时间。其次，建构一个新的知识结构。对历史体系的研究是一种整体性研究，它必须要打破传统学科的划分，实现诸学科的融合。只有整体性的知识，才可能真正揭示历史的真相。在分叉点上，“为了达到一个最佳的抉择，我们［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必须小心地衡量所有领域的所有因素。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相互交流，平等合作。”[12](P249) 在新的社会科学范型的倡导方面，沃勒斯坦提出以一体化学科方法（unidisciplinary approach）建构历史社会科学，不仅要求超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边界，而且还要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因此，哲学和艺术不但不会消亡，而且会被赋予新的形态和意义。再次，社会科学家必须进行政治和道德的判断。在分叉点上，社会科学家的责任不仅仅是寻求一个替代的历史体系，更重要的是新的世界必需更加美好；这个美好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上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在现实世界中将之作为一个政治目标来实现。政治和道德的抉择使社会科学家的知识服务于新历史体系的建构，使历史为现实服务，将过去与未来紧密衔接。总之，在资本主义历史体系走向终结时，不确定性会使我们的实践更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一个全球性的危机之前，我们的实践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所面临的生存状态。
在历史终结这个问题上，福山和沃勒斯坦都是乐观的，但是不同性质的乐观。福山的乐观是决定论的，人类是普遍的历史法则的奴隶。当历史按既定的逻辑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社会时，我们的实践、道德和政治都失去其意义，因而它实际上又是悲观的。沃勒斯坦的乐观是谨慎的，他所强调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发挥了人的自由意志，使我们成为历史的建构者，我们的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四、余论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再版，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则是对现代化理论的颠覆。福山对现代化理论评价甚高，他指出：“最后一部有意义的世界普遍史准备在20世纪完成，但它不是一个个人创作物，而是一群社会学家（特别是美国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内容以二战以来为主，总标题是‘现代化理论’。”“虽然现代化理论之间在历史演变如何直线发展以及是否存在着现代化的替代道路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没有人怀疑历史是有方向性的，也没有人怀疑工业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它的终点。”[6](PP77—78) 可见，福山其实是将自己的历史终结论视为现代化理论的延续。但敲响现代化理论丧钟的并非福山所指的民族中心主义，而是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化理论的实践不但没带来福音，反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发展中国家的债台高筑和经济依附性，以及由此带来政治混乱等问题。新马克思的世界体系理论（广义上的世界体系理论包括依附理论）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者和替代理论出现的。正如特纳指出：“对现代化的自由理论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一种颇有几分马克思主义意味的批判，这种批判开创了世界经济体与核心社会——边缘社会研究。”[13](P477) 世界体系理论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出发，认为西方国家的发达与非西方国家的欠发达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产物，正是西方国家对市场的扭曲导致了非西方国家的欠发达。因而作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反映的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它所描绘的世界历史的美好前景并不具有普适性，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走上歧途。从发展理论的发展史来看，现代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分别代表着发展理论的两个“范型”，[14](编序) 后者是对前者的颠覆。
既然现代化理论已经被颠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诸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这种学说呢？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谈到：“今天的许多年轻人（属于‘福山的读者消费群’的类型或者说属于‘福山’本人的类型）可能再也无法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人的终结’、‘最后一个人的终结’这样的一些末世学的论题，在50年代，也就是说40年前，就已经为我们所熟悉了。”[1](P23) 为什么是40年呢？笔者认为可能与世界范围的经济周期有关。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史上存在着连续不断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40—60年），1945—1990年正是这样一个周期，它以1968—1973年为界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东欧剧变是一个标志，它表示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已经克服了它的下降阶段，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随着世界经济的上升，一种乐观的情绪得以张扬，正如二战后的四五十年代一样。但遗憾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现象不会被消除，相反，它会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被进一步扩大。因此，福山的“福音”如同历史上众多的自由主义论调一样，不断重弹；沃勒斯坦的预言与其所立足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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