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3;11”事件后日本对外战略调整与东北亚地区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日本论文,战略论文,事件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北亚地区由于本身的特殊历史因素以及地缘政治特性，使其至今尚未形成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9·11”后世界面临着新的复杂形势，在东北亚地区，日本借口支援美国进行反恐战争，公然向海外派兵，同时加快了“有事法制”建设，扩充军事力量，从法律和体制上力图实现防卫战略的突破和转变。日本的政治军事动向给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安全带来了新的不安因素和触发新的地区军备扩张的危险。
一、影响东北亚安全格局的不稳定因素
(一)一般认为，在东北亚地区最突出的不稳定因素是朝鲜半岛的统一和安全问题。朝鲜半岛形势一直是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焦点之一。在新千年南北峰会之后，尽管南北双方之间仍有小规模的摩擦和冲突，但走向民族和解和统一的努力并未停顿。
周边大国由于在本地区有直接的战略利益，都十分关注这一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一直把朝鲜列入其战略遏制对象，称之为“邪恶轴心”之一。日本为了使自卫队走出国门，建立“有事法制”，推行安全战略的转变，更进一步把朝鲜视为直接的军事威胁，不断强调所谓朝鲜威胁论，朝鲜半岛形势潜伏危机等论调，借机扩充军备力量，扩大军事活动范围。
尽管朝鲜半岛的局势由于美、韩、日同盟关系的强化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活动招致朝鲜的强烈谴责，引发了新的紧张局面。但未必就会直接导致半岛局势的失控，出现大规模的武力冲突。
(二)围绕台湾问题可能出现的中美军事冲突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与此相关，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社会不稳定和政治混乱，从而阻碍东北亚区域多国间协调的构筑。对此，必须完备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压制力量。而保持这种压制力量的前提是坚持和强化日美同盟，日本应该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种主 张忽视了一个前提，即“目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保障框架下产生的问题，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也好，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问题也好，其源泉恰恰在于美国依托日美同盟而实施的亚太政策。而在这种本末倒置的前提下进行多国间协调，将不会产生平等互利的合作。安全保障也只能在日美同盟的保护伞下才能实现。但这却是同多极化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也不符合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的现实要求。”(注：[日]小岛朋之.日本的东北亚外交：多国协调机制的构筑[A].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研究——21世纪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探讨[Z].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425—426.)
(三)日本政治右倾化及对外战略的转变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最重要变数之一。由于历史问题的原因，日本在外交、安保问题上的动向令人关注。“9·11”事件发生后，各国都迅速作出了反应。而当人们的注意力被阿富汗和中亚各国的紧张局势所吸引的时候，相邻的东亚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迹象——在美国实施对恐怖袭击事件进行报复攻击时，日本政府借口“国际协调”，加快了防卫立法和军备建设，突破和平宪法的禁区，制订“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支持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支持其反恐世界战略，派遣自卫队向美军提供后方支援。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日本之所以借此时机为自卫队走向海外打开突破口，是与日本立志追求的政治大国目标密不可分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表示：“应该一面与国际社会协调，一面承担与国力相称的责任，这是非常必要的”。新年伊始，小泉在令人关注的外交和安保方面，提出要一方面为彻底根除恐怖主义与国际社会积极协作，另一方面将为应付各种突发事态完备相关体制。与此相对应，与政治大国化的步调相呼应，建立日本独自的对外战略构想的认识也在有识者之间涌动。(注：[日]半藤一利.思考日本外交的三部曲[J].外交论坛，2000，(1)：32—35.)
二、“9·11”后日本在对外政策和法律体制上的调整
尽管经历了外相由田中真纪子到川口顺子的脸孔变换，但小泉内阁面临的内外压力丝毫未变。结构改革，特别是财政金融改革，尚未取得实效。而日俄、日朝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也未见突破。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的变化则突出了首相的主导作用和防卫厅等军方的影响。
(一)在日本政府提案和积极推动下，2001年10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反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法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法案》等3项法案，突破了以往被禁止或被限制的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各种行为，实现了法律上的重大突破。1.将自卫队的行动范围扩大到公海及上空；并在当事国的同意下进入该外国领域。“专守防卫”、“本土防卫”的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世界任何一个地方。2.自卫队可以对外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援和物资支援。而且自卫队的海外派遣，执行任务的具体内容，执行任务的时间均由首相决定。只是在上述行动开始后交付国会承认。3.新法律规定自卫队可以携带武器去海外执行任务，并在正当自卫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海上自卫队在遇到“可疑船只”，没有其他手段可以迫使其停船并在认为是合理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长期以来日本自卫队不得在海外使用武器的限制由此被打破。
在法律调整方面，日本政府还在自卫队法修正法中新设了“防卫秘密”及惩罚条例。其涉及范围包含了所有防卫系统以及防卫秘密的制造、提供服务的企业和个人。在日本新近制定的下一个防卫计划中，计划将投入更多的资金发展大型的、远程作战能力强的装备。其中包括装备2艘1万吨级的驱逐舰(该舰拟装备导弹防御系统)、2艘1.35万吨级的大型运输舰以及4架空中加油机及预警机等，同时还将为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投入更多的资金。日本政府以支援美国反恐怖战争和不明船只为由，又开始拟定一旦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或者恐怖袭击乃至“周边有事”时，日本如何出动兵力的具体方案。“有事法制”成为2001年日本国会的主要议题。(注：梁明，丁增义.日本政坛再涌修宪逆流[N].解放军报，2001—05—17；文汇报，2002—01—22.)
(二)“9·11”事件后小泉政府在加紧建设有事法制的同时，还积极调整对外政策，并连续在对外军事方面做出了大动作，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1.加强日美同盟，坚决支持美国反恐行动。小泉首相在2001年9月19日公布了日本政府的反恐基本方针：把反恐看作是确保日本自身安全问题而采取的自主行动；坚决支持同盟国美国，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团结一致采取行动；采取可向国内外明示我国坚定决心的具体而有效的措施，并迅速而综合地展开之。为此，11月8日，日本政府决定派出由3艘军舰、共700人组成的特遣联合舰队开赴印度洋，向美军作战行动提供后方支援。日本军舰和武装人员频繁地被派遣到海外是战后及其罕有的举动，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普遍不安。2.调整对阿富汗及周边各国的外交政策。在协助美国进行反恐战争的同时，日本积极参与主导阿富汗的战后重建工作。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下，日本向阿富汗提供了1.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2002年1月21～22日，日本在东京主持召开了阿富汗重建国际援助会议。小泉首相表示，日本政府将在未来的2年内，每年提供2.5亿美元帮助阿富汗进行战后重建工作。同时，日本为了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大幅度调整了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停止因印巴进行核军备而采取的经济制裁措施，转而加大对印巴的经济援助。为争取巴基斯坦对美军行动的支持，日本向巴基斯坦提供47亿日元的紧急财政援助和3年内提供3亿美元的无偿资金合作。日本同印度在经济贸易和产业合作以及联合国事务等广泛领域的合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日本还积极利用经济援助以扩大对中亚国家的影响，通过提供巨额紧急资金援助，促使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美国的反恐战争提供支持。3.为表示日本的反恐立场和配合美国的反恐战略，日本政府签署了防止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的国际条约，配合国际社会监视和冻结恐怖组织的资金。4.日本以防备外来军事威胁和恐怖主义袭击为理由，积极实施“预防打击”战略。2001年底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军舰在东海中国专署经济区追击并击沉不明国籍船只的行动充分说明了日本的安保战略已经开始了从“专守防卫”向“外向进攻型”战略的转变。这表明日本的对外军事战略已超出了日美同盟的范围，暴露出日本寻求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企图。
随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化的步伐加快，日本在国家战略上的调整则越来越多地受到亚太各国的关注。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及《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等相关法案的通过不仅在法律上为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提供了依据，更主要的是从根本上架空了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为日本借助美国的军事战略军事介入日本以外地区打通了道路。日本政府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机制，使其可以借口向美军提供后方支援，自动参加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军事干预活动。而利用支持美国反恐怖主义军事行动的时机，把自卫队派往海外并解除关于武器使用的限制，则只不过是上述方针的具体化罢了。强化日美同盟、修改和平宪法和自卫队海外派遣问题，标志着日本将进一步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和影响，给地区格局的稳定和安全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和新的不安。(注：梁明.日本：“和平宪法”还能撑多久?[N].中国国防报，2001—02—11.)
三、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化解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趋势是历史的必然。但现实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依然十分严峻，美国谋求建立单极世界的单边主义战略与世界各国力图推动国际政治多元化的努力之间的斗争反映在东北亚地区，则突出地表现在对地区国际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与控制上。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和发展对国际安全环境，尤其是对地区安全协调机制的建立带来严重的威胁。无论是全球性问题，还是地区性问题，只有通过加强国际协调合作，才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
(一)在东北亚地区，消除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取信于周边各国，既是建立各国相互信任机制，促进各国安全对话与政治合作的第一步，也是发展各国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这里既包括如何妥善处理在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体制性问题，也包括怎样对待和处理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通过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取得安全战略的相互理解，可以减轻地区军备扩张的压力，消除各国安全战略的误解和盲区，使地区安全保持相对平衡的战略格局。同时，建立和发展日本与东北亚各国的相互信任关系也是促进东北亚地区经济开发与合作的基本前提。
(二)鉴于本地区战略格局的特点，要注意影响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制约因素的发展和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日美同盟的内涵已经随着时间以及世界总体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扩充内容和范围，日益使东北亚区域性问题带有全球色彩。并进而影响到各国战略的调整及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因此，除了注意本地区存在的热点问题和不稳定因素外，还要注意本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的连动关系，并积极寻求各国合作，共谋化解策略。
(三)政治协调与经济合作并举，相互促进。通过地区内各国共同开发与合作，发挥各国资金、技术和资源的互补优势，逐步形成有向心力、平等合作、互补互利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同时，通过紧密的经济合作促进各国政治关系的发展，进而消除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必定会促进有关各国的合作与协调关系。
(四)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稳定与否，也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和建立稳定的周边环境的关键问题。中国应当在促进多极化以及建立稳定的多边安全协调机制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核心作用。在东北亚地区中、日、美、俄以及朝韩各国的相互关系当中，唯有中国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上。中国保持着与所有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能够也应该在重要合作领域和热点问题上发挥协调和平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