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传统道德教化思想对现代道德灌输的启发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启发性论文,中华论文,传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的内涵，理论界多有探讨，意见不一。笔者认为，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至少在三方面可以考虑其共通性：其一，可以把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作为一项治国必须遵循的原则来看待；其二，可以把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作为实施道德教育的一个具体环节来看待；其三，可以把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作为一项教育活动来看待。文章以这三个共通性为立论的基础，试图阐发传统道德教化思想对现代道德灌输的一些启发性，为实现道德灌输的有效性提供参考。
一、道德教化是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这就启示我们，必须对广大人民群众实施道德灌输，坚持“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
传统道德教化作为一种道德政治来说是区别于霸道政治和王道政治的根本特征。霸道政治靠的是权威，以刑罚为主导，以威镇众，王道政治靠的是王化，以教育为主导，通过教育把道德规范普及到整个社会中去，以德化民。古代对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政治就是执政者通过道德教育与训化，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管子认为：“凡牧民者，使土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管子·权修》）董仲舒特别强调了教化对树立社会上的政治正气，达到以正制邪的作用。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举贤良对策》）
道德灌输作为一项治国的基本原则，就是主张进行正面的宣传、教育、启发、引导，使先进的伦理道德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并以此作为行为的规范和依据。美国政治学家奥勒姆指出：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要维持一个国家的稳定，不仅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相对稳定的精神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能成功的将本阶级的道德意识成功地灌输到人民群众的头脑，并且内化为他们的实际行为，那么，国家和社会就稳定，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就会更大的推动，阶级统治就更有保证。
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作为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一种方式，关键在于处理好同法制建设的关系。道德教化和道德灌输要在全社会得以实施并且取得良好效果，必须得到法律的帮助和支持。正如川岛武宜所说：“支配的伦理正是凭借国家法的保障才具有形成秩序的功能。不仅如此，国家法还充当近代国家伦理意识的教育者的角色。”
二、道德教化作为整个道德教育过程的一个环节，是特指道德理论内容的灌输。人性的发展需要教化，教化是道德教育的首要环节。这就启示我们，道德教育作为一项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性，道德需要灌输，灌输的内容必须尊重人性，符合科学性
古代思想家教育家认为，人性本来是一张白纸，人性的原始状态是质朴的，通过教育才能使之升华。郑玄在《毛诗正义》中讲：“人之心皆有仁义，教之则进”。董仲舒认为人之性与善是两回事，性是谷，善是米，性只有靠教育使之成为善。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看，人性的提升需要道德灌输。灌输作为道德教育的首要环节必须确立其主体地位。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涂尔干说：强迫学生去接受道德事实、道德价值和行为确实不好，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要成为的那种人是未来社会所要求的人，而由社会所需要的这种人与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些潜能之间存在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按社会所要求去限制、规范我们的行为、欲望，我们就不能形成一种社会人格，甚至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所以这一过程虽然痛苦，却是必要的。如果说这就是灌输，那么灌输就是不可避免的。
强调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在道德教育中的突出地位，关键在于必须注意“教”和“灌”内容的科学性，符合时代的要求和道德主体发展的规律性。在用什么内容来教化民众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先人善于从国情和民族心理习惯出发把民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历尽千年而不哀的民族传统美德作为教化的内容。传统美德内容很丰富，有的概括为“礼义廉耻”，有的总结为“智信仁勇严”，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数千年来一直为封建社会所推崇。现代道德灌输既要吸收其精华，同时要丰富灌输内容。既要坚持灌输马克思主义道德内容，还要关注群众生活，敢于面对社会生活中的道德热点、难点，使灌输内容既科学、又有时代气息。要灌输与群众实际生活密切关联的职业道德、环境道德、经济道德、生命道德、计算机道德、科技道德、家庭婚姻道德、性道德等内容，使群众觉得道德不是空泛的，而是跟我们密切相关的。
三、道德教化作为一项教育活动，它有一个“教”与“化”的过程，其关键在于“化”，在于“化”的途径的多样性。这就启示我们，道德灌输必须注意“输”的途径的多样性
道德教化关键在“化”，道德灌输关键在“输”。道德教化和道德灌输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道德的内化，即使道德个体对一定社会道德的认同、筛选、接纳，将其纳入自己的思想品德结构之中，变为自己的观点、信念，成为支配、控制自己思想、情感、行为的内在力量。两者在实现有效性的途径方面有其共同之处。
1.强调榜样的教化作用
古代人多以为化之善否，在于君之作为，君上的言论行为对民众的道德状况有直接的影响。一个社会的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主要靠统治者的以身示范，靠政德状态。王充说过：“王良登车，马不罢驽；尧舜为政，民无狂愚。（《论衡·率性》）《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也讲到：“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群众对执政者是“听其言观其行”，其行不善，其言也无力。
树立楷模和榜样是道德灌输能否实现的重要方法之一。它要求道德灌输的主体必须以身示范，是积极履行道德规范的实践者；要求在道德灌输的内容上必须重视对先进模范的宣传，引导民众学模范，学先进。这里关键在于我们不能把榜样至善化，不能被浓厚的实用化、偶像化色彩所渲染，否则，示范力、感召力就不能久远，甚至会适得其反。
2.强调潜移默化，重视道德情感的培养
传统道德教化强调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影响人心，即潜移默化。管子说：“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管子·七法》）这里说的渐，即渐进性；顺，即顺序性；靡，即浸润性；久，即积累性；服，即悦服性；习，即习染性。这都是说道德教育要注重慢性效果、长期效果、大范围效果。孔子在《论语》中还特别强调道德情感的培养，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认为，乐是最高的道德情感状态，只知道德的是非判断是不够的，还应该有爱憎好恶的道德情感表达。道德认知是个外烁的过程，而道德情感能形成自觉的行为。
现代道德灌输在进行必要的道德认知教育的同时，要注意道德情感的培养。道德灌输如果只能以理服人而不能以情感人，只能传递知识而不能传递感情，不能引起道德主体内心深处的感情共鸣，道德知识就不能被很好地接受，即使接受了也不能很好地、长期地坚持下去。
3.强调多种教育手段的综合效应
古代教育家认为，教宜则化，教化必须研究教育客体，采取最适宜的教育方法。《中庸》说：“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教育之所以有化之作用，其前提是教育者能尽物之性，顺人之情，以适宜方法引导之。《后汉书·廉范传》中说“随俗化导”，即顺着民众的习俗去进行化导，随俗则教宜，教宜效果才会好。古代教育家有时强调道德规范的约束作用，有时强调环境的作用，有时强调文化艺术的“善心民，感人深”的道德影响作用，有时强调人格的力量。
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主体，在情感表达、认知水平、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就决定了道德灌输在具体实施方式上必然是灵活多样的。
4.强调对少年儿童的道德教育
“蒙以养正”是古代优良的道德教化传统，古代教育家认为，道德教育宜先入为主，儿童心地单纯，人之恶习未染，是道德教育的最好时机。《颜氏家训·勉学》中“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古代对少儿道德教育非常注重时机、场合、手段的配合，注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持之以恒，使道德观念烙在少年儿童的心灵中。此外，古代一向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如《颜氏家训》《三字经》《千字文》等，提出许多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治学修德等方面的道德准则，其精华部分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道德灌输不是一个等级等量平行推进的过程。在人的成长的不同阶段，灌输的功能和意义不同。在幼儿阶段，孩子还不具备基本的理性思维能力，不可能独立判断决定和选择任何道德。在这一时期，道德教育只能采取成人灌输的方式，使他们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并逐渐形成某种道德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