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记承诺——与巴尔加斯#183;略萨的两次谈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加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4 月从西班牙传来消息：巴尔加斯·略萨又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立刻请友人买了一册，看后知道这就是略萨1994年7月12 日在中国王府饭店与我谈话时提到的计划中的作品，题目是《元首的幽会》。我翻出当年的谈话录音，连同1995年10月与略萨在西班牙国际研讨会期间的其它谈话录音一起整理出来一份文字材料，提供给中国的读书界，以进一步了解和研究略萨的作品及他的文学思想。
一、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
赵：根据西方报刊的消息，说您有可能在近一、两年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自己是怎么看待此事的？
略萨：我想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我太有政治倾向了。瑞典评奖委员会在政治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一般地说，有政治倾向的作家不易得奖。
赵：可是有大量的例子说明这个评奖委员会本身就有政治倾向啊！
略萨：你说得对，情况比较复杂。谁知道呢，欧洲的新闻界也说我进入了候选人的行列。反正我觉得我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是得奖的障碍。说真的，我不大想这件事情，想得太多了也就搞不成创作了。令人吃惊的是，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竟然没有作家获奖，这实在不可思议，太荒唐了！我看到过不少用英文翻译的中国作家的作品，艺术水平是很高的，比如，王蒙的一些短篇小说，北岛的诗歌等。
二、关于作家的文化养成
赵：对于作家来说，文化养成应该包括哪些具体方面，请您根据自己的经验谈一谈。
略萨：就我自己的具体情况而言，我读书很杂，文学、哲学、历史、神学、艺术、语言学、心理学都多多少少看过一些，有些是凭着兴趣，有些是必修课，不看也不行。写各种各样的文字也是一种养成，写作文，写故事，写新闻稿，写读书心得，写历史短评，写杂文；我还抄录过墓志铭和图书目录，没想到对我后来的创作都有帮助。1958年那次巴黎之行让我大大地开了眼界，我觉得这才是我需要的城市，我要在这里读书、写作和生活下去，因为巴黎的文化气氛打动了我。可是后来我又一次来到法国时，感觉就完全变了：我得凭着艰苦的劳动生存下去，搞创作真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呢！
赵：1958年那次您是去领奖的。1960年您是去打工的。身份不同，经历不同，感觉当然不同了。您在回忆录《水中鱼》里说过这件事。您还记得吗？
略萨：记得，记得。这让我想起50年来坎坷的生活，也算是培养毅力品质的养成吧。
三、关于文学才华
赵：您怎样看待文学才华，这是成为优秀作家不可缺少的条件吗？
略萨：文学才华不是先天就有的。它是后天锻炼出来的。搞文学创作的人，首先是个不满现实的人，是个充满美好理想的人，正因为现实和他的理想距离遥远，他才用文学去创造一个艺术世界，扫除现实中的龌龊，用艺术想像填补现实中的空白。优秀作家的艺术想像丰富而奇特，别人是很难模仿的：其想像力的方向常常与现实逆向而行，堂吉诃德攻打风车就是一个例子。换句话说，优秀作家的想像力就是要缘木求鱼，就是要匪夷所思，卡夫卡就是一个榜样。一般的写匠常常囿于所谓的生活真实而不能自拔。
四、关于文学对社会的承诺
赵：您在30多年以前创作《城市与狗》的时候是针对了法西斯军国主义而发的，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军队中的丑恶现象，接受了萨特关于文学应该对社会有所承诺的理论，今天您仍然坚持这个看法吗？
略萨：我在年轻的时候受萨特思想的影响，天真地认为文学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所以用文学做武器去揭露和批判现实中的丑恶现象，写下了《城市与狗》、《绿房子》这样的作品。今天，我们都知道文学不能承担这样的政治任务。但是，文学也不是高级的娱乐品，不是什么精神游戏。文学是可以塑造人心和唤醒良知的。我自己的个性就受到许多优秀作品的影响。因此，作家在创作时不会不想到社会、政治和精神道德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不能代替文学。
赵：您刚才说有些优秀作品一直在影响着您的个性，您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略萨：可以。萨特、福克纳、海明威、菲茨杰拉尔德和多斯·帕索斯的作品，我都特别喜欢。其中福克纳为最，他是我拿着笔和纸来阅读的第一位作家，因为他的艺术技巧使我眼花缭乱。他也是我试图在心里重新结构他作品的第一位作家。我曾经琢磨过他是怎样安排作品的时间和空间的，看看他是怎样省略某些东西，还研究过他作品中的叙事视角和制造神秘、朦胧气氛的手段。说真的，福克纳可以教给你一整套叙述技巧。
赵：可是您说过您最喜爱的作家是博尔赫斯，您还说：“如果我只能选择一个作家，那我要挑选博尔赫斯。”这样的选择有没有排斥性呢？
略萨：（笑声）没有。因为福克纳和博尔赫斯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博尔赫斯，在20世纪的文学大师里，无论渊博的文化知识，还是奇特的艺术想像力，博尔赫斯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他在文学语言上的巨大贡献，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是他打破了西班牙语的传统，开创了一种明快、简洁、准确的艺术风格。在思想内容方面，他的作品内涵之丰富、深邃和充满睿智，是西班牙语言文学中少见的。他的作品不仅关心社会，更关心人类的生死，甚至一些宇宙问题。他的承诺是大承诺、大关怀，而不是囿于党派之见的一家承诺、一家关怀，他是站在寰宇之上看人类的。
赵：可是您也非常推崇奥克塔维奥·帕斯啊！
略萨：（大笑）对、对。帕斯是我非常敬佩的大作家。他不仅是个伟大的诗人，而且也是个伟大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无论在政治、艺术还是文学方面都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他独特的创新思想深刻地反映在文学、艺术、政治、哲学、历史的研究和思考中。同样，他对宇宙问题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我总是怀着很大兴趣并且十分愉快地阅读帕斯的作品。
赵：您好像与帕斯的友谊非常深厚？
略萨：是的。我俩在许多政治观点上是相同的或者近似的。1990年我参加秘鲁总统竞选时，就多次征求他的意见。起初，他不同意我参加竞选，说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理想追求与政治家注重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常常是完全不同的范畴，用文学家的热情去解决冷酷的政治现实，如同堂吉诃德向风车作战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后来，我在第一轮选举获胜以后，他又来信鼓励我坚持下去。第二轮选举我失败了，他反而显得很高兴，祝贺我回到文学队伍中来。
五、文学如何反映社会现实
赵：您写了许多自己亲身经历和熟悉的生活题材，可是有些作品，比如《世界末日之战》的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的巴西东北地区的腹地，您仍然成功地写出了这部大作。请您讲一讲创作经过和体验，好吗？
略萨：好的。《世界末日之战》是我第一部写别的国家、一个不讲西班牙语的国家的历史题材的作品。这对我是一次挑战，但是也很刺激，特别是故事中几个人物的冒险和奇遇总是让我感到激动，这大概就是创作的灵感吧。阅读了大量资料之后，特别是看了巴西伟大作家库尼亚的《腹地》后，就情不自禁地动笔写了起来。写了两年以后，困难越来越多，越来越没有信心。于是，我去了巴西一趟，走遍了整个腹地，这次旅行非常重要，它证实了我写的故事，又激发出许多联想。
赵：对不起，打断您一下。您对新闻界说过，《世界末日之战》原来是个电影脚本，是应导演路易·盖拉的邀请写出来的，这个脚本和后来的长篇小说有什么联系吗？
略萨：事情是这样的：路易·盖拉原打算拍摄卡奴杜斯战争的故事，可我对这次巴西农民起义毫无所知。后来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巴西政府四次派兵围剿，到了1897年那一次，6000名正规军装备了重炮和机枪，对3000名“为基督拯救世界”而战的起义将士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场面很大，人物很多，不大容易拍摄。但是，写一些与这次战争有关系的故事还是可能的。
赵：为什么您后来索性写成了长篇小说呢？
略萨：因为读了《腹地》以后我发现了某种独特的东西：拉丁美洲人独一无二的性格，散漫、粗犷、追求无法无天的自由，这在《腹地》之前还很少有文学作品加以表现。我很赞赏《腹地》这种用大智慧、大文采反映社会现实的做法。可以这么说，没有《腹地》就不可能有《世界末日之战》。尤其是在电影脚本写完以后，派拉蒙电影公司决定不拍摄这个片子了，我反而真的产生了创作激情。特别是我去了一趟巴西之后，强烈的创作冲动好像火山要爆发一样。我在巴西人类学家雷纳托·菲拉斯陪同下在腹地走了一个月，他是腹地问题专家，对腹地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这个人具有一种特殊的本领，非常善于同腹地的居民交往。我俩与一百多人谈过话，他们中间有农民、牧民、神甫、流浪艺人、小农场主；我俩走遍了据说是那位起义领袖走过的25个村庄。最让我激动的一天是我俩来到了当年最后决战的小山上，那里竖立着象征着起义精神的十字架。上面的弹洞依然可见。看到这一切，我觉得自己的创作理想一定可以实现。去过那里之后，写起来就非常顺手了，我每天工作10至12个小时，心里充满了激情，因为我要透过这次农民起义的社会现象，揭示出拉丁美洲的悲剧意义：我们的历史中充满了暴力、战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我们为什么在当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清醒的认识对待它们呢？显然，我们是被陈腐、狭隘、落后、封闭的观念紧紧地束缚住了。
赵：那么，您是不是想通过这次农民起义揭示一种精神呢？
略萨：是的。我们在腹地访问时，许多人热情地谈起这次起义，因为他们的祖父、叔公就是起义的战士，人人都能讲出生动的故事，都能唱歌颂这次起义的歌谣，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在一个村庄里，有位老太太不相信起义领袖已经去世，她说：“他会回来的，他会回来的。我敢肯定，他还会从这里经过的。”起义是失败了，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永存，因为起义领导人让他们相信：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可以做主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这对于处在社会最悲惨状态的人们来说是一次伟大的精神解放。荣誉、尊严和自豪感让他们产生了无穷的精神力量，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地追随着领袖去浴血奋战。因此直到今天，腹地的人们还在为这位起义领袖辩护。实际上，他们捍卫的是那种革命精神。表现这样的精神是文学理所应当的任务。
赵：您连续在几部长篇小说中反映秘鲁军队中的丑恶现象，您是不是对拉丁美洲的军队有着固定的看法？因为您在小说中总是把军队描写成落后、野蛮、保守、反动力量的象征，这些看法有什么事实根据吗？
略萨：根据就是军队经常发动政变，搞军事独裁，他们的确代表着落后、野蛮、保守和反动的力量，总是干涉政治，每一次政变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您看看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拉丁美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过或长或短的军事独裁生活。而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依赖严格的等级观念和铁的纪律控制着这个统治工具。如果把它限定在保卫国防和人民生命安全的权力范围内，那是不会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的。但是，如果军队全面控制政权，就会出现一种畸形的社会生活，其特点就是用恐惧和威慑的力量让人们服从，这就完全扼杀了个人自觉、自愿、自由和创造性的生活。
赵：请您以《酒吧长谈》为例，讲一讲是如何构思出这部反军事独裁小说的？
略萨：大约是在1953、1954年左右的时候，我在利马圣马尔科斯大学读书。那时正是军事独裁最严厉的时期，最高军事长官曼努埃尔·奥德里亚决定国家的一切。他特别仇恨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经常命令手下的特务头子逮捕学生和工人领袖。这个特务头子掌握着生死大权，指挥着一个非常有效的安全、情报系统，由于他的积极工作，这个军事独裁政权的寿命又延长了八年的时间。我和他的那次见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是因为有些同学被捕后需要衣服和毯子，大家推举我作为代表去谈判的。从外表上看，这是个其貌不扬的家伙，谈吐十分平庸。我立刻产生一个念头：要把这个家伙写下来。当然，他是这个腐朽政权的代表。我的想法是把这个专制机器的运转反映出来，也就是说，要描写这个独裁政权是怎样腐蚀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的，是怎样腐蚀社会风气的。这个家伙原来不是军人，也不是搞政治的，可是这套独裁体制把他造就成了特务头子，从此他发现的确有这方面的才干。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赵：《酒吧长谈》问世以后，这个特务头子看过这本书吗？
略萨：他看过。事情很有意思：这本书出版以后，立刻有读者认出了人物的原型就是他。接着，就有记者去采访他了。这时，他已经搬到首都远郊区从事芒果种植和慈善事业去了。他捐献了一大片土地，兴建了一座孤儿收容院。他对记者说：“为什么巴尔加斯·略萨不早一点来看我，我本可以给他提供好多好多有趣的故事嘛，要比他书里的故事有意思多了！”（笑声）
六、关于题材的选择问题
赵：是您选择题材呢？还是题材迫使您去选择它？
略萨：还是题材选择了作家。至少我的情况是如此。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听到一些故事以后，总觉得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吐不快。比如，我在普拉多军事学校生活了两年，那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有我的亲身经历，也有我亲眼所见。离开那里七、八年以后，这些事情总是在我脑海里萦回，真是挥之不去。因为那是非常痛苦的体验，它逼着你思考、回忆和把它说出来。在那所学校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暴力，什么是仇恨，什么是种族偏见；第一次知道了人与人之间为利益争夺而表现出来的兽性；第一次知道社会生活中还有黑暗和丑恶的一面。这些东西逼得我想要大喊大叫，只有说出来，心里才痛快。
赵：您从来没有用过下面这种创作方法吗：首先根据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考、一种政治和道德教化的理念出发，接着去找素材或者故事，最后进行艺术加工？
略萨：从来没有。我一向认为作品里的颜色、感觉、激情、奇特和悬念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因为这是文学的基本特点啊！我当然也很在乎故事中的智慧和哲理，可是无论多么深刻、睿智的思想终究要通过语言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啊！
赵：题材来了以后，您是怎样动手处理它的？
略萨：首先是思考，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或者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就有了一些想法和念头。这对我很重要，因为这是胚胎，我要从这里开始把人物和故事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然后打出一个作品的总框架来，虽然进入实际写作时这个框架总要被打破和被改变。接着，我就动手写起草稿来，根本不操心什么语言风格和艺术结构，但是这个工作很紧张，很揪心，很累人。草稿一完成，我的信心就有了，因为我特别喜欢修改、剪辑和编排的工作。这第二道工作里包含着真正创造性的劳动，许多奇妙、新颖和聪明的念头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并且反映在叙事、对话、独白中的。
赵：在处理题材的过程中，您发生过对故事人物失控的事吗？
略萨：经常发生。因为故事人物不仅仅依靠理性思考就能诞生，他们是有血有肉，有本能，有激情的，一旦他们在作品里确定了自己的生命法则和他人的关系，他们就有了独立于作者控制的生命力和生活轨迹。人物和作者常常发生争执，这是最令人激动的时候，因为一个有个性的人物在要求作者尊重他的人格。
赵：请您举个例子说明人物是怎样要求您尊重他的人格的。
略萨：我在创作《世界末日之战》时起初设计了一个坏蛋，他是个贵族，大庄园主。但是农民起义不仅破坏了他的庄园、打击了他的统治势力，还震动了他的精神世界，迫使他思考自己为人处事的态度和价值观念中的问题，反省自己的信仰和道德标准。最后，他确信农民起义是有道理的并且勇敢地站出来为农民说话，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只好尊重他的选择。在《城市与狗》里有个相反的例子：我设计了一个甘博阿中尉，让他出面批评和否定学校里的丑恶现象，可是结尾时他为了自己当个守纪律、有操守的军官，为了表示自己不与别人同流合污而出面维护学校法西斯主义的办学方针。这样的人格改变往往产生了混乱和模糊，可是故事和人物就显得丰满和生动起来。模糊性和似真非真可以产生更好的艺术效果啊。
赵：您曾经写过一篇评论《悲惨世界》的文章，您说雨果生活在国外对于完成这部伟大的作品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您主张对现实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呢？
略萨：我说过“距离现实太近容易产生眩晕感”，因此我不写眼前的题材。主要原因是眼前晃动的东西是一副抑制剂，它不让你自由自在的创作，它让你产生种种顾虑，你不可能放开手脚去写，你总是感到非常拘束。可是文学创作最可宝贵的就是精神上的充分自由，一切由你自己当家做主，随心所欲，不受任何干扰，这是创造一切新东西之前不可或缺的心理状态。我一到欧洲就抛下了种种精神负担和舆论压力，而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又刺激了我的许多联想，这可是文学创作的财富啊！
赵：远离现实会不会失去了创作素材的来源？
略萨：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每年都要回秘鲁生活几个月。另外，我也密切关注着祖国的每天变化。这要感谢现代的高科技传媒手段：电视、电脑、电话、传真可以让我们了解世界各地的动态，保证我与祖国的密切联系。从写作的角度说，在伦敦的生活比较平静，可以专心致志地写东西，在那里工作三个月比在秘鲁六个月都有成效。而一回到利马，我经常处于烦躁、不安、焦虑、愤怒的状态，因为各种各样的干扰防不胜防。这个两头都要兼顾的矛盾的确不好解决。
赵：在中国，电视、电脑、录像、光盘发展很快，有些作家担心高科技会不会缩小甚至替代文学创作活动，您也有这个顾虑吗？
略萨：这是个大问题，而且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的感觉是今天读书的人比过去增加了许多。但是，书籍的作用远不如过去重要了。今天的文化食粮的品种很多，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电影、电视、光盘可以部分地代替书籍，但是，从原则上说，不同种类的东西不可能完全互相替代。图书和影视是可以兼容的，看一部好电影并不能代替读作品。但是，在有些国家里，由于文化教育有问题，使得一些青少年迷恋游戏机，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我认为这是灾难，是文化贫乏的表现。在法国，情况不是这样，全国收视率最高的大众节目叫做“呼唤”，是个介绍新书的节目，每周举行一次。据说，这个节目有500万观众。 我参加过一次，印象很深，那一天晚上，我刚从电视台出来，大街上的过往行人就认出我了。第二天，在巴黎街道上和地铁里都有人对我说：“我在‘呼唤’里看见您了。”
七、关于虚构和想像对小说创作的作用
赵：您多次强调虚构和想像对小说创作的重要性，您能不能结合经典作品具体说说您的看法？
略萨：好的。我们以《堂吉诃德》为例吧。大家都知道实际生活里并没有这个堂吉诃德，他完全是塞万提斯虚构和想像出来的人物。但是，他栩栩如生，仿佛永远活在人间，他的出生和存在给了我们一个提醒：虚构堂吉诃德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要，因为我们实际的生活里缺乏幸福而充满了痛苦，我们需要堂吉诃德出来说明真相，通过他的勇气来反抗现实，揭露现实的丑恶，质问现实；同时，堂吉诃德还从失望中吸取力量，编造出一个新的现实，用这个新现实来对抗那个虐待他的残酷现实。如果把堂吉诃德与桑丘做个对比，我们会发现读者欣赏堂吉诃德是因为他有那么一股充满理想的批判精神，因为他是虚构的，是个幽灵，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这么一个疯子毁坏财物、殴打村民、攻击羊群、解救罪犯……，人们肯定要反对他并且把他抓起来送到警察局里去。可是在作品里，读者喜欢他，同情他，为他喝彩，而觉得桑丘不像小说人物，更像我们生活里实实在在的人。这样，我们可以说，虚构小说的存在不是为了反映现实，而是否定现实，将现实变为非现实。虚构小说对我们心中的饥渴和焦虑只是临时的缓冲剂。
赵：具有想像力和善于幻想，这是人类生命的特征之一，因此就会出现这样的矛盾：现实生活的有限和不可重复与幻想世界的无限和重复。这样幻想就会成为“从无到有”的起源，虽然幻想有成千上万个，而实现幻想的可能性总是少而又少的。您认为这个矛盾对小说创作有什么意义吗？
略萨：它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把幻想变成一部又一部虚构的小说，虽然这些小说本身是由一些薄薄易碎的文字组成，但是它可以部分地帮助我们解决肉体生命的一次性和生命欲望的多次性之间的矛盾。如同在科学、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许多幻想家一样，有了他们的幻想，人类就看到了崭新的现实，相对令人愉快的现实；如果没有他们的幻想，欧洲人就不会发现美洲，中国人就不会有四大发明，当代人就不可能讲人权了。可能我们为了给庄稼求雨今天还在捶胸顿足呢！
八、关于当今文学的社会基本功能
赵：当代西班牙著名作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认为，文学发展到今天，它的社会功能就只有让读者愉悦和审美的作用了，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略萨：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对待这个问题要非常小心。我们不妨看一看文学会对读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年2月，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家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一位很有威望的大律师，如今已经65岁，他40年如一日，坚持每天利用上下班走路的时间，边走边读俄国小说，也就是说，是在穿过马德里市中心，来往于他的住宅和办公室的路上读书的，是40年如一日啊！他保证说，他的双脚，或者他的本能，可以非常精确地记住每个坑洼、每根电线杆、中央大道上的每个门洞、每个突出物和每个台阶，因此沿途用不着把目光从书本上移开。他说，在走路读书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他从那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中拉出来。这位大律师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兼职文学教授，更不是文学翻译家，他连俄语都不懂。他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俄国文学的读者，但是他对文学的热情与执著让我深受感动。我为他写了一篇散文，刚刚发表在昨天的报纸上，我念一段给你听听：“让这位老先生迈着均匀的步伐不快不慢地继续向前走吧。让他沿着马德里拥挤的街道走在急忙赶路的工薪族、流浪汉、闲逛和旅游的人群中吧。他会全然不睬汽车的喇叭响、沸腾的喧闹声以及周围的颜色和气味，因为他已经神游于西班牙的时间和空间之外，全部心灵都专注地享受着某个西伯利亚村庄的热烈气氛，或者放马飞奔在顿河沿岸的哥萨克骑手中间，或者同沙皇的官吏一道饮着伏特加、品着鱼子酱、弹着三弦琴，或者因为寒冷而在雪地上快跑，或者在香火缭绕的烟云中，面对金色的神像和大胡子神甫，置身于有蜂窝壁龛的东正教的教堂里，因良心不安而瑟瑟发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这位老先生分心，没有什么可以惊醒他。无论前面等待他的是工作还是打击，他永远是幸福的，因为他能生活在小说营造的艺术世界里。”我举出这个例子来是想证明一点：文学是个艺术天地，它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主观想像而建造的语言文字世界。读者在这个世界里可以得到种种精神食粮，它们可以供读者享受、消遣和娱乐，也可以吸收道德、人生哲理和形而上学的思考。因此，我认为文学仍然具有多功能的社会作用，这些作用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共存的。
赵：您在《水中鱼》里也谈过类似的体验。您说，在大学期间无论多么忙碌，总要阅读许多文学作品，它们为您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您说，这些作家照亮了您的青春并且教会您通过话语去梦想生活。今天您作为作家又是怎样评价您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呢？
略萨：文学给我的馈赠很多，我对文学的贡献很少。因此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也不会放弃写作。如果我写不成了，就会给自己一枪。另外，因为生活里的不幸太多，写出好书，减少人们的痛苦，也是一种与不幸斗争的方式。这也就是我写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