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探究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的表现的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原因论文,方法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1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9)03-0022-09
2008年爆发的美国惹祸、世界买单、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到底原因何在?对中国的影响如何?为什么中国也会受到冲击?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如何?世界及中国究竟应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当前全球政界、学界乃至平民百姓都在用不同方式予以讨论的问题。作为一名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为研究任务的老学者,我也十分关注这些问题,并作了一些思考。现利用此次国际会议的机会①,与国内外学者交流,并期盼批评指正。
一、关于当前金融危机原因的几种思路与观点
从国内外学界、政界的论文、讲话中可以看出,探究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原因的观点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用句惯用语来说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种观点:
其一是人性贪婪说。比如,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郎咸平先生,在其新著《谁都逃不掉的金融危机》之“华尔街的贪婪”一节中写到:美国华尔街几乎就是现代投资银行的代名词,站在这些投行背后的到底是些什么人?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一群最贪婪的人、不道德的人、没有良心的人。他们对一年几百万、几千万美元的年薪还觉得不够,永远满足不了他们这种恶性欲望②。
如何理解华尔街这些投行家的贪婪?一是“人性恶论”。人本性就是恶的,恶欲永不会被满足。二是“资本贪婪论”。华尔街的那群人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就这个意义说,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说过一句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接受的话,即这次以次贷为导火索、百年一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是资本的贪婪。资本贪婪说,比“人性贪婪说”更具科学性与真理性。
其二是体制、机制欠缺论。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比如,认为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失败,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超前过度消费、房地产泡沫、金融衍生产品泛滥、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不严等造成的结果。这些说法,如果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浅层原因,那还是正确的,有道理的。
其三是本质说,即认为是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危机。这当然是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客观真理的又一次有力证明。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天,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就不会根除,要想根除它,唯一的出路就是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这种观点是很革命的,也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在人类生存的这个地球上彻底被社会主义代替,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当今的全球化也还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所参与的也是这种性质的全球化。因此,只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基本性质(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层面去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应当说还是不够的,有简单化之嫌,从应对措施方面说也不利于标本兼治。
其四是制度危机与体制、机制危机有机统一说。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借鉴西方政界、学界分析危机原因的有益成果,紧密联系此次危机的实际情况,探究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原因的国内外学者和政党领导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教授最近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重谈〈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③一文中,从五个方面④对此作了系统论述,给人以启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海青博士近日在《欧美发达国家共产党论当前金融危机》一文中,也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文章指出:对于这场“前所未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政府大多将其归咎为“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不良竞争”或“借贷过度”,并希望通过规范资本主义以达到解决危机、恢复繁荣的目的。与之不同,欧美国家的共产党既看到监管缺位、金融政策不当、金融发展失衡等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是酿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又反对将当前经济与金融危机简单归咎为金融生态出了问题。他们认为,危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是资本主义固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于海青博士在文章中还列举了法共、荷共、比共、卢森堡共、美共、德共、英共、葡共等对此问题的一系列观点。
比如,法共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已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在法国,几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威胁,因为就业、工资、退休、住房、医疗、保险、公共服务等环节都导致了灾难性后果。面对这种情况,萨科齐总统决定注资百万欧元扶持国家银行体系,这实际上是牺牲公共利益挽救资本家个人的损失,它证明了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那样,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只为垄断资本家服务。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编皮埃尔·洛朗在法共34大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部分资本家在股市上玩火、投机活动失控等都是表面现象,揭开面纱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从深层看,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危机。金融危机曾多次上演,危机的重复性出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而每一次危机的爆发,都给资本主义制度敲响了警钟,资本主义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
美共将这场金融危机形容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风暴”,因为它涉及所有资本市场,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认为:虽然当前的经济混乱由借贷引发,但在根本上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金融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金融化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它刺激了国内和全球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延长了资本主义的上升周期,但也造成了美国和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并最终导致了当前正在经历的这场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发生后,英共也多次阐明自己的立场与主张:反对把当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主要归结为“次贷危机”的结果,认为政府与金融机构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服务于大企业及其市场体系的利益,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部门,都被置于金融资本的控制之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利用贷款和其他交易手段建立起与实体经济产生的实际价值毫无联系的“虚拟资本”,并利用这种方式不受限制地聚敛暴利。随着货币市场与金融机构丧失信誉,经济周期重新出现。
作者本人也很赞成第四种观点,这是因为这种看法比较辩证,符合这场危机的实际情况。这样看问题,既不会掩饰资本主义的本质,模糊人们的思想认识,又能从当前实际出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与世界各大经济体联手,从体制、机制层面共同采取缓解危机、缩短危机周期、减少破坏程度的举措。这对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利的。
最后,就是美国当局的“推卸责任说”。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是由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突然爆发而导致的,继而席卷全球。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这一点,在全世界绝大多人看来是肯定无疑的,是最清楚、最明白的事。然而,美国当局竟然极不负责地将其归咎于受害者中国。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盖特纳担任奥巴马政府的财长后,声称奥巴马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甚至将美国次贷危机的起因也归咎于中国外汇储备率太高和出口太多,导致了美国“双赤字”。对此,中国人可不能忽视,它说明美国这个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唯一超级强国很不具备反思与改正错误的能力,不仅如此,它还嫁祸于人,寻找借口转嫁危机。有学者提出:“中国面对美国的无端指责不能仅仅为自己作被动的辩护,而应积极地向世界各国和美国公众阐明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包括深层制度原因和体制、机制、政策失误等浅层直接原因)。否则,就会鼓励美国故意掩盖金融危机真相,从而把别国当替罪羊。中国越是增购美国国债并供给廉价产品,就越会成为美国的攻击对象。”⑤
我很赞成这位学者的观点。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但也绝不会在别人无端指责时三缄其口。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政府在2009年4月15日发表的报告中,又宣称“中国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当记者问美国财长盖特纳:您不久前不是说过与此相反的话吗?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况,使美国改变了看法?盖特纳的回答是:因为中国实行了扩大内需及允许人民币实际汇率上涨的政策⑥。众所皆知,美国是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国家,怎么说对它有利就怎么说。但是,中国政界、学界应当头脑清醒,绝不能让美国当局为了自己的私利,在此次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原因、根源问题上鱼目混珠,嫁祸于人。
二、此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
这次危机,表面上看是金融危机,实质上同历次资本主义危机是相同的,也是生产过剩危机。这次过剩的特点,除发达国家一些房屋、汽车等过剩外,更重要地表现为金融产品过剩。此次世界经济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不同,那次危机社会主义苏联没被卷进去,而这次危机社会主义中国却被卷进去了。中国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2007年的GDP增长是13%,而2008年一下子降到了9%,其中第四季度同比降为6.8%⑦。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它使我国经济遭受到了极大困难。
照理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运行受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所支配,不应被卷进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中。可现实是卷进去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还是应当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制度变革中去探寻原因。
改革开放前,我国属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基本经济制度是“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产品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或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也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一种社会转型。对于转型后的中国社会,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就动态说,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就静态说,其基本经济制度中既有社会主义成分,又有资本主义成分,其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同占主体或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即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宏观调控下与创造性发展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我们是关门搞建设,现在已同世界接轨,融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达到GDP的70%以上,出口依存度达到了GDP的40%的空前高度⑧。
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国有企业占有我国工业部门(采矿业、公用事业、制造业)的全部产值,而改制后的2003年,我国私营部门的份额已达到52.3%,大于国有部门的41.9%。股份占50%以上的国家控股企业,2003年之后占有22.9%的工业增加值。按世界经合组织对我国制造业的划分,第一组包括五个行业,即石油加工及炼焦、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烟草加工和运输设备;第二组(占有75%以上的制造业增加值)主要是民营企业,由23个不同的制造行业组成,包括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化学品、医疗和药品、塑胶、普通机械、专用机械、电气设备、电子和信息设备等。在这23个产业中,1998年只有五个行业的私营部门产生了较高比例的增加值,到2003年,则在所有23个行业中都是如此。其中,占半数的私营公司生产了3/4以上的出口产品,雇用了2/3的劳动力,生产了2/3的增加值,占其出口的90%以上。外资在中国制造业总销售生产的份额,从1990年的23%增至2000年的31.3%,在中国28个主要工业部门的21个中,外资拥有多数资产。外资公司主导着中国的出口活动,占全国出口的份额从1985年的2%增长到2005年的58%,其中包括88%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同时,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由外商独资企业生产。在1993-2003年期间,外商独资企业生产的与电脑相关的出口产品,所占比例从51%增加到了75%。就出口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说,也从1990年的16%上升至2006年的40%以上⑨。上述数据说明,改革开放后,在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有了较大增长。
然而,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如土地、巨大矿山、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航运、航空)、银行、保险、煤、电、石油石化天然气等等,仍然掌控在国家手中。就连国际上一些认定中国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承认,国有企业仍对经济关键部门实施控制。他们举例说,三个国有石化公司的收入,占了全国最大的160个“国有垄断和控制部门”收入的一半以上。2006年,所有中国企业实现的同比增加的利润,有80%以上来源于金融业和石油、煤、电力、金属企业等大型国有企业。
另外,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所创造的巨大税收和外汇储备,也都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大国力的支撑者,是国家用来实施二次分配以解决地区经济不平衡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重大社会问题,实现科学发展的物质承担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经济成分中,的确是既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因此,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类社会一般经济规律、商品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都在发生作用。可以说,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经济建设中所遵循的经济规律,大致有如下六个方面:一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水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价值规律;三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现代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规律;四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规律;五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的规律;六是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经济规律,如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周期性经济危机规律等。
那么,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起作用的表现是怎样的呢?
首先,在私有、合资企业中的私方与外方,在外国独资企业中,剩余价值规律仍在起作用,仍然存在剥削雇佣劳动者的问题。当然,这是合法剥削,只有那些偷税、漏税和其他经济犯罪问题,才是非法剥削。存在剥削问题,对此不应当掩盖。为了发挥私人企业在发展中国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在政策上把作为新社会阶层重要组成部分的私人企业家称作“社会主义建设者”,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私有企业存在剥削雇佣劳动者的问题,与政治上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并不矛盾。
其次,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规律。我们既然已逐渐融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之中,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就不可能一点都不影响中国的经济。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遇到的困难,其性质实际上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是相同的,都属于“产能过剩,需求不足”。
正如刘国光同志在其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制度、积累规律导致两极分化和人民大众支付能力需求不足带来的不治之症,周期性地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解决。我国这些年来过度追求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和鼓励私人逐利,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近年的0.47,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成为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富者边际消费倾向低,贫者消费倾向虽高,但没有钱不能多消费,而低收入的贫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数,就把总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拉下来,把最终的有效消费需求拉低。所以,中国的问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实质上是类似的⑩,就是人民大众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不能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所以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要以市场取向的改革来校正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现象,使我国经济逐渐转变为供给略大于需求(差额为储备和机动)的有限买方市场,这当然是在国家计划调控下才有可能做到的。当初设定的目标是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有限买方市场,决不是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表现(11)。我很赞成刘国光同志的分析,这样分析,对我国今后的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由于当今中国在经济上还是公有制为主体或主导,政治上还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思想文化上还是以创造性发展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所以还没有在我国整体上、基本面上使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发生作用。这也正是中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中,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经济状况比它们要好得多的重要原因。
刘国光同志在上述文章中对此也作了很好的分析。他认为:中国虽然卷入了这场世界经济危机,受到严重损失,但相对地说来还是比较轻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欧、日,经济增长率变为负数,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比中国都大,只有中国还在2008年保持了9%、第四季度保持了6.8%的速度,虽然下降幅度也相当猛,但是运行水平表现不俗,可说是一枝独秀。我国有不少人也相信,中国经济可能率先复苏。中国在危机中之所以有这样的业绩,与中国实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直接有关。中国容许市场化、私有化的发展,不是很彻底,还有一些保留,比如在关键重要领域,保持了相当强大的国有实力。又比如,这些年的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大大增强了国家控制财经金融资金的能力,包括持有大量外汇留存等。又比如,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保持了国家计划调控的余地,如继续编制、执行年度计划和五年、十年中长期规划,保留发改委这样庞大的计划机构等。这次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就展示了这种出手快、出重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调控能力,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羡慕称道。另外,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比较谨慎,如资本账户没有完全放开,银行运作尚未完全与外国接轨等。中国的经济并没有照搬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虽然我国经济中有资本主义成分,但实际上我们还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是我们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相对出色的主要原因(12)。
我之所以大段引述刘国光同志发言中的论述,是因为我非常赞成他的观点和分析方法,赞成他说真话的实事求是态度。有人说他保守,不够解放思想,甚至有人说他僵化,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人们常说:我们只要市场经济好的积极的一面,而拒绝它消极的一面。从这次危机中就可清楚地看出,商品、市场、竞争、资本、经济全球化所有这些范畴,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要引进它们,两个方面都会引进来,不可能只引进积极的一面,而将消极的一面完全拒之门外。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十分形象地批评了蒲鲁东只要商品、资本、分工、竞争等范畴的好的一面,不要其坏的一面这种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指出:“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持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今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就是能否像蒲鲁东说的那样:保持好的和消除坏的。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好的一面、不要坏的一面,是绝对不可能的。利用我们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的综合优势,也只能是让好的方面的作用发挥到极大,把坏的方面的作用限制到最小。中国经济在当前这场经济危机中的表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我们有资本主义成分,我们参与了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以我们的经济就必会受到危机的冲击;因为我们发挥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优势,所以我们受到的冲击就比较轻,我们经济的表现就比较好。
三、几点结论
前面我们讨论了关于当前这场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种种观点,探讨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会受到这场危机的冲击,以及为何中国所受冲击比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轻的问题。现在笔者拟再做几点结论:
首先,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吸取其他科学方法的长处,紧密联系当前这场金融危机的真实情况,来探寻此次危机的真正性质及其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清此次危机的本质面目,也就不会探寻到恰当的应对方略。就性质说,明显的有两种观点:一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这一定性说明:1.它不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金融体制层面的危机;2.它不只是美国或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而是全世界金融体系长期积累矛盾的总爆发。二是认为这场危机开始于金融领域,表现为金融危机,但本质上是同历来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相同的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同资本主义国家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性质一致,但是有新特点。我认为,第二种观点更符合实际情况,反映了这次危机的本来面目。
其次,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与把握中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既受到冲击甚至严重冲击,但相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比较轻、经济表现比较好的真正原因,全在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经济上,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或主导、按劳分配为主的经济制度;政治上,保持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一政治上层建筑;思想文化上,坚持了创造性发展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没有这些,中国的经济不会有这样相对好的表现。
再次,较清楚地认识当前这场危机的性质、原因、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表现,必然应得出的结论至少有两条:第一,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自觉遵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又要在发挥商品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过程中将其消极方面限制到最小的程度,使中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利多,受害少;第二,在国际上,以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硬实力为后盾,巧妙地运用软实力,在改变旧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方面作出最大努力,从而使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好,避免陷入日益恶化的境地。
注释:
①本文是作者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主办、中央编译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协办的“新自由主义与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5月17-19日)上的发言。
②郎咸平:《谁都逃不掉的金融危机》,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③该文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④这五个方面分别是:1.必须联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认清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原因;2.商品的二重性矛盾潜伏危机产生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3.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最终是无法克服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使防范规避危机成为可能;4.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制度层面、本质层面,一个是体制层面、技术操作层面;5.应对金融风险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既要从操作层面、体制层面采取措施,更要从制度层面全面采取防范规避措施。
⑤杨斌:《金融危机升级可能引发全球新一轮金融海啸和“崩溃膨胀”》,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⑥见日本《朝日新闻》报导《美国显然更加重视G20峰会》,载《参考资料》2009年5月4日第8版。
⑦参见刘国光《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2009年3月31日在“国际经济危机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⑧参见刘国光《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2009年3月31日在“国际经济危机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⑨上述数据见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哈特·兰兹伯格·马丁发表于《中流砥柱》杂志2008年11、12月号(总第137期)上的《中国概况》一文,该文由香港《十月评论》杂志2008年第2-3期译载。
⑩当然,本文作者认为,实质上类似并不等于完全相同。
(11)刘国光:《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2009年3月31日在“国际经济危机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12)参见刘国光《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2009年3月31日在“国际经济危机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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