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革命与教育变革研究
数字公民教育：亚太地区的政策与实践①
周小李1,王方舟2
（1.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2.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安德鲁杨公共政策学院,亚特兰大 30302）
［摘要］ 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在国际学术界，数字公民已成为一个被深入探讨的概念；在全球教育领域，数字公民教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太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已经启动了数字公民培育项目，各成员国在政策与实践方面正作出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作为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新加坡、澳大利亚和韩国的数字公民教育开展得较好，尤其在网络健康课程、网络安全教育及网络成瘾预防和治疗等方面表现更为出色，这些经验可为数字公民教育的推进提供若干启示。
［关键词］ 信息化时代；数字公民；数字公民教育；亚太地区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科学家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预言，“数字化生存”将会在未来社会出现[1]；如今，尼葛洛庞帝的预言已成为现实，一个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数字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时代，由电子通信、电脑、万维网及智能手机等组成的信息技术，不仅正在改变人类对物理空间的感知和理解，而且为人际交往、社会参与、生产劳动以及商业贸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机遇。然而，信息技术为人类创造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从垃圾信息、网络成瘾、网络欺凌到网络犯罪以及网络世界的娱乐至死，所有这一切无不警示数字化生存中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数字时代的人类应当如何生存与发展、合作与参与？网络信息社会的公民应具有哪些核心素养，公民教育应如何变革？伴随此类问题的不断提出，“数字公民”（digital citizenship）这一概念应运而生，数字公民教育也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得到推行；如今，“数字公民教育不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也是当今世界信息化教育体系中极为关键的组成部分”[2]。
沙集泵站位于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南约2km处的徐洪河上，其下游和相距72km的洪泽湖相通，主要承担灌溉、航运、环保及调节骆马湖水位等作用，当骆马湖地区排泄涝水时，可以通过徐洪河经沙集闸排泄，此时泵站可利用上游来水通过泵站同步电动机组倒转发电并网。
一、数字公民教育的概念理解与研究回顾
（一）数字公民教育是传统公民教育在数字时代的发展
较早倡导数字公民教育的是美国学者迈克·瑞博（Mike Ribble），在其著作《学校里的数字公民》（Digital Citizenship in Schools）中，瑞博将数字公民界定为：“在技术使用的过程中能遵循相应规范而表现出合适的、负责任的行为的人”，并将数字公民的内涵分解为数字连接、数字消费、数字交流及数字素养等九大要素。[3]另一位美国学者，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木山·崔（Moonsun Choi）认为“数字公民”指的就是网络时代的公民，并基于对最近十年数字公民研究文献的综合分析，提炼出数字公民概念的四大核心范畴，即数字伦理、媒体和信息素养、公共参与以及批判力。[4]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ISTE）则指出，数字公民的内涵远不止拥有安全在线的能力，还包括运用数字技术促进社区建设、借助网络连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推动公共政策的改革等能力。[5]
基于上述有关数字公民的理解，可以发现数字公民与传统公民存在不同之处。传统公民的核心内涵是拥有一国国籍，并依据该国法律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而数字公民的突出特征是具备网络社会所需要的能力和素养。但是，对于数字公民的理解也不能完全脱离传统公民的内涵，数字公民同样强调法律意识、道德要求和社会责任。因此，可以将数字公民宽泛地理解为网络时代的公民，并基于此理解将数字公民定义为能合法、安全、负责任和符合道德规范地使用网络信息技术的人。相应地，数字公民教育则以培养网络信息时代合格的数字公民为目标，是传统公民教育在数字时代的发展，也是网络信息时代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数字公民教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重视
数字公民教育起源于美国，美国政府自1998年起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以确保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安全，并对儿童青少年进行网络行为规范教育；2007年美国政府启动“数字公民教育”标准化建设，以明确数字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为数字公民教育提供了清晰可靠的依据。继美国之后，欧美其他国家和亚太等地区相继加入数字公民教育行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于2014年宣布启动“安全负责任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培育数字公民”项目。在数字公民教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重视的同时，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同步推进。有学者基于对科学引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相关文献的分析，对国际数字公民教育研究的现状进行研究综述。该综述发现，欧美等国学者自1997年前后即着手数字公民教育研究，至2009年国际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度开始明显上升；近年来，除了欧美学者，亚洲、澳洲及南美等地的学者也开始研究数字公民教育；相关研究所涉及的主题已涵盖数字公民教育的核心概念、课程、教师及测评。[6]我国数字公民教育研究整体而言刚刚起步，较之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均略显滞后，教育界、学术界及社会机构对数字公民教育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充分，正规、系统的数字公民教育课程还有待进一步开发，也缺少专门的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致力于数字公民教育理念的推广。[7]为此，亟须加强数字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努力提高公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的数字公民素养，以适应网络信息时代对人的发展的新要求。
二、亚太地区数字公民教育政策理念
让年轻一代明确了解数字时代存在的机遇与风险，已成为世界各国或地区政府和组织教育与公共政策重视的目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已联合起来针对数字公民教育形成系列政策建议，欧盟则自2011年以来每年组织开展儿童数字行为调查，并据此提出更为安全和有效的技术使用与教育实践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也启动了“安全负责任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下简称ICT），培育数字公民”项目，并于2015年和2016年分别出版报告《安全负责任地使用ICT 培养数字公民——亚太地区现状回顾》（Fostering Digital Citizenship through Safe and Responsible Use of ICT：A Review of Current Statu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s of December 2014，以下简称《现状》）和《政策回顾：安全有效和负责任地使用ICT建立亚太地区数字公民身份》（A Policy Review：Building Digital Citizenship in Asia-Pacific through Safe,Effective and Responsible Use of ICT，以下简称《政策》）。基于这两份报告提供的资料，从育人目标、参与机构、课程及师资等四个方面，对亚太地区数字公民教育政策所包含的核心理念予以概括。
（一）以未成年人为对象培养活跃的参与者
网络健康（Cyber Wellness）课程是新加坡数字公民教育实践最具特色的部分。新加坡已在公立学校系统内为所有7～18 岁的学生开设了网络健康课程，并将该课程确立为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加坡教育部制定了统一的教学大纲来确保该课程的规范实施。[19]
将未成年人培养成为活跃的参与者正引起亚太地区数字公民教育政策制定者的重视。网络2.0 时代的信息交流与分享是以整合的形式进行的，社交网站中的信息发布、相片制作以及博客撰写等功能都可以整合在一起，因而社交网站能为孩子网络参与能力的培养提供机会。调查发现，目前亚太地区的孩子使用社交网站的人数比例很高，尤其是10～18 岁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10]为了让孩子在网络搜索、人际交流以及内容创作、浏览与分享中拥有更复杂、更具创造性和参与性的技能，超过55%的亚太地区成员国已经出台了针对性政策。[11]这些政策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数字公民教育不能仅仅停留于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电脑操作技能或学会浏览与搜集网络信息，而应重视年轻一代运用网络技术思考、表达及行动的能力，尤其应注重培养其积极参与网络社区讨论、推动社会民主建设的意识与能力。
（二）参与机构多元化
力争参与机构多元化是亚太地区数字公民教育政策的核心理念之一。目前，该地区参与数字公民教育的机构主要包括如下四类。第一类是各成员国政府成立的机构，例如：澳大利亚儿童网络安全委员会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Children's e-Safety Commissioner）、新加坡网络健康指导委员会（Inter-Ministry Cyber Wellness Steering Committee）以及韩国教育与科研信息服务部（Korea Educationand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第二类是由不同国家政府联合成立的机构，例如：亚太经合组织，该组织中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五个成员国联合发起了“ICT 滥用预防教育”项目；“东南亚教育部长科技创新组织”（SEAMEO-Innotech) 则针对教师开展网络安全与情绪智力方面的教育。第三类是非政府组织，例如：新加坡和韩国联合成立的IZ 基金会（Infollution ZERO）,其目标人群为6～13 岁的孩子，关注领域主要是“良好的价值观与健康的网络体验”[12]。第四类则是各级各类学校。上述四大类机构中，政府机构起着主导和决策的作用。此外，家庭、社区、企业等也被鼓励或要求参与数字公民教育；一些成立于欧美但其活动与资源已覆盖全球的机构，在亚太地区一些国家也得到政策允许可以参与其数字公民教育，如欧洲的安全在线网、美国的在线安全联盟、国际教育技术协会等，这些机构的数字公民教育资源均已向全世界开放。
（三）信息技术素养纳入学校课程体系
与新加坡数字公民教育类似的是，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教育项目也担负着评估的职能，如“网络机智项目”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对教师、学生及家长的数字媒体素养进行调查和评估，并对最出色的实践经验予以整理和推广。[26]
（四）推进教师教育标准化建设
数字公民教育在正规教育系统的实施需要与之匹配的师资，教师缺乏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已经成为数字公民教育的一大障碍，因此不少国家已将信息技术教育纳入教师职前和在职培训。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已经制定政策以确保教师教育中包含信息技术方面的内容，71%的成员国已在小学教师教育中采取这种政策，57%的成员国已在中学教师教育中采取这种政策。[15]然而，调查显示，只有30%左右的成员国针对教师教育的信息技术培训实行了国家标准[16]；国家标准能确保教师除了掌握基本的信息技术知识外，还能获得较高水平的信息技术技能，尤其是网络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技能，以及从事信息技术教学和数字公民教育的能力。所以，既然正规学校教育对于数字公民培养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那么作为数字公民教育者必备的素质理当成为网络信息时代教师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而效仿美国建立相应的教师教育国家标准，能够确保教师更专业地参与数字公民教育。
三、亚太地区的数字公民教育实践：以新加坡、澳大利亚及韩国为例
国际电信联盟统计数据显示，亚太地区信息技术发展程度（ICT Development Index，IDI）排名前五位的国家或地区依次是韩国、中国香港、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17]；而《现状》关于互联网使用以及信息技术技能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得分更高[18]。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整理的亚太地区数字公民教育资料中，新加坡、澳大利亚和韩国在政策与实践等方面提供的信息也更丰富。显然，信息技术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其数字公民教育实践也做得更好。鉴于此，本文拟对新加坡、澳大利亚和韩国的数字公民教育实践予以分析。
长白猪的妊娠期第三胎与第一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第二胎与第一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大白猪的妊娠期第一胎和第二胎、第三胎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第三胎有显著高于第二胎的趋势（P=0.07）；长大二元猪的妊娠期第三胎和第二胎与第一胎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一）新加坡：网络健康课程
与欧美发达国家数字公民教育一样，亚太地区数字公民教育也是以儿童青少年和在校学生为主要对象，尽管相关政策也涉及教师和家长，但教师和家长的角色被定位于为未成年人提供引导与支持。这一点在《政策》这份报告中得到了明确表述：“让孩子们安全、有效和负责任地使用ICT 技术；促进孩子们数字公民身份的建立；为学校提供所需要的基础技术设施；检视国家层面的相关实践。”[8]数字公民教育政策还包括有关学生能力目标的具体规定，例如：一是能理解与技术相关的人类、文化及社会问题并采取合法的和合乎道德的实践；二是拥护并践行安全、合法和负责任的信息技术使用，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在线合作、探究与创造；三是证明自己拥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四是展示作为数字公民的领导力。[9]
新加坡网络健康课程拥有清晰的目标：“用终身受益的社会情感、能力及稳定的价值观武装学生，以使他们成为安全、体面和负责任的信息技术使用者。”[20]该课程内容明确而具体，涵盖“网络身份：健康的自我认同”“网络使用：生活与应用的平衡”“网络关系：安全而有意义”“网络公民：积极参与”四大主题，以及“在线身份和表达”“ICT 的平衡使用”“网络礼仪”“网络欺凌”“在线关系”“关于网络世界”“在线内容和行为的处理”“网络联系”八大专题。[21]网络健康课程贯穿小学、初中至大学预科的品格与公民教育中，相关专题也被融入英语、母语教育等课程。校外社会教育还为学生、教师及家长提供网络健康教育指南和网上学习资源。[22]
新加坡网络健康课程的管理和支持机构是多元化的。首先是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同参与，2009年成立的网络健康指导委员会，由新加坡交通和信息部(Ministry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社会和家庭发展部(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通信发展管理局(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以及健康促进委员会(Health Promotion Board) 等多个部门联合组成，该委员会2009—2013年总计投入1000 万新币支持国家网络健康公共教育。[23]新加坡民间组织与企业还组建了媒介素养委员会(Media Literacy Council)，开展媒介素养和网络健康教育，并监督政府牵头实施网络健康教育项目、向政府提供适当的政策建议。新加坡教育部联合新加坡通信发展管理局和微软新加坡公司实施“网络健康学生大使项目”(Cyber Wellness Student Ambassador Programme)，以期发挥优秀学生在信息技术使用方面的模范带头作用。
据郭开云的回忆，这次调查是一次普查。工作内容，包括对前一次调查的“复查”，以及对马游之外的其他有梅葛传唱的地区（比如昙华等）的“普查”，而参与者有10多人（郭开云列出12人），耗时2个月。
2.1.2 抑郁症组 选取我院同期收治的抑郁症住院患者作为抑郁症组。纳入标准：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精神障碍分类）》[15]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20分[16]。排除标准：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具有器质性精神障碍或者由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障碍者；严重心、肝、肾等实质性脏器损害者；神经系统变性疾病患者；语言听力功能障碍者。该组共纳入抑郁症患者85例。
（二）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教育
第三，注重通过技术手段来协助达到网络安全教育的目的。如通过对社交网站、搜索引擎和在线游戏进行特别的功能设置，以屏蔽或过滤恶意软件或不良信息，或对未成年人网络在线活动予以保护性的技术限制。
第一，由政府部门组织实施各种网络安全教育项目，这是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教育的最重要特色。澳大利亚多个政府部门都曾参与网络安全教育的项目，例如：澳大利亚通讯与媒体总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实施的“网络机智项目”（Cybersmart Programme），通讯部（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实施的“网络安全求助按钮”项目（Cyber Safety Help Button），政府部门与教育机构、社区及民间组织联合实施的“机智在线周”项目（Stay Smart Online Week）以及国家级项目“10M澳大利亚元预算”（AUD 10M Budget）；还有澳大利亚联邦警署开展的“思你所知”项目（Think U Know）、教育与培训部实施的“安全学校国家框架”（National Safe Schools Framework）以及“青少年在线安全项目”(Young People eSafety Programme ) 。澳大利亚政府还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项目以推动网络安全教育，如与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等组成的五国部长会议（Five Country Ministerial），其主要合作议题之一就是遏制恶意网络活动、保护网络安全及防止重大网络事件。[24]这些项目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开办资源共享网站为教师和家长提供网络安全教育方面的资讯与建议；为学校网络安全教育提供经费支持；为教师提供网络安全教育的职前和在职培训；指导公众理解网络环境潜在的风险并懂得如何在线保护自己的信息；特别为学生提供安全使用社交媒体的信息与建议；指导和帮助学校建立积极的校园文化以促进校园安全和网络安全——如“网络机智项目”建立的“绝不欺凌”教育网页（Bullying No Way）。
第二，将网络安全教育融入学校课程。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力量的支持下，目前网络安全教育在澳大利亚正逐步融入课程。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该州的数字公民教育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新南威尔士州课程与学习创新中心（Curriculum and Learning Innovation Centre) 与数字教育革命团队（Digital Education Revolution Team）合作，为中小学生开发了一套以网络安全为重点内容的数字公民教育课程，并于2010年开始在新南威尔士州多所学校试用。[25]该课程在小学按照如下三阶段推进：一是分享前的注意事项、分享内容思考及网络安全警示；二是网络安全、网络欺凌及网络追踪；三是网络审查、网络版权以及浏览痕迹。以连续性为原则，该课程内容在中学阶段逐步推进到更高阶段。
新加坡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还相当重视网络健康课程的实施效果。新加坡教育部将网络健康研究纳入网络健康指导委员会支持的研究项目，发起了针对学生在线行为和移动技术使用的相关研究，并基于研究结果开发出评估标准，以帮助学校评估网络健康项目的有效性，并基于评估结果收集值得推广的经验或者开展有针对性的课程改革。
澳大利亚数字公民教育重点关注的议题是网络安全教育，即致力于建设安全的网络空间，引导年轻一代安全地使用互联网，其网络安全教育的主要特色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全球数字公民教育业已形成的共识之一就是，孩子们的ICT素养越高，他们从互联网中的获益就会越多，也越有能力避免和处理网络风险。而通过学校正规课程体系引导学生安全、负责任地使用ICT，是欧美发达国家数字公民教育的通行做法。亚太地区大多数成员国都意识到了将ICT整合进学校课程以提升青少年数字素养的重要性，其中约50%成员国已制定政策要求将ICT素养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包括学科课程、综合课程以及课外课程[13]；82%的成员国为13～18 岁学生的ICT 学习提供了政策保障——这一数据在0～8 岁和9～12岁的学生中分别是62%和76%，且75%的成员国承诺中学阶段一所学校至少配备一个电脑实验室。[14]不过，由于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正规教育资源投入的差异，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生的ICT素养存在明显差距；发展中国家对学生ICT使用所需要的更高级和复杂的技能关注不够，而且这些国家的学生更多地在学校正规课程系统之外学习如何使用ICT。
（三）韩国：网络成瘾预防与治疗
作为亚太地区ICT 发展指数排名第一的国家，韩国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也伴生着各种社会问题，其中青少年网络成瘾尤为引人关注。韩国国家信息社会署(National Information Society Agency）的调查显示，韩国18 岁以下人群中共有240 万人处于网络成瘾风险之中，其中包括16 万5～9 岁已经成瘾的儿童。[27]韩国数字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预防与治疗网络成瘾，其主要经验可概括为如下两点。
对已制定的实验方案进行实施，学生必须具备以下能力：执行探究方案中规定的步骤、记录实验现象和数据、重复收集实验数据、处理实验数据。量表制定见表3。
一是由政府承担预防与治疗网络成瘾的主要职责。韩国性别平等与家庭部/青年委员会（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Commission on Youth）专门启动了一项名为“ 预防网络成瘾运动”的项目（Internet Addiction Prevention Campaign），该项目的目标人群即教师和学生，其主要策略包括过滤有害网络信息、开展预防网络成瘾教育、培训顾问和治疗师以及免费提供网络成瘾咨询与治疗；该项目还发起了“青年巡逻行动”（Youth Patrol），旨在通过积极的同伴影响提高青少年网络自控与识别能力，传播健康的网络文化与网络伦理。[28]由韩国政府开办的免费网络成瘾治疗中心和网络急救夏令营已经超过200 所，其目的在于降低学生对网络的依赖，引导他们参与替代上网的其他活动，如户外游戏、音乐、手工、团体活动等。韩国政府还支持研发了网络成瘾量表，咨询师和研究人员运用此量表对网络成瘾予以诊断并确定其严重程度。[29]
混凝土路面平整作业结束之后需要对混凝土路面采取养护处理。本工程通过对混凝土喷洒养护剂进行养护。当混凝土强度达到规定要求时，采用4m长的直尺沿着路面板块的纵横向检测路面平整度。对混凝土路面养护28d后，为了能准确检测混凝土路面的强度、密实度等参数指标，需要对混凝土路面采取抽芯试验。检测应当及时实施，可得到准确参数指标，为后续优化工作提供指导。
二是针对网络安全和网络文化的公共举措对网络成瘾的预防及治疗起到了配合与促进的作用。韩国通信标准委员会(Korean Communication Standards Commission）实施的互联网内容管制项目“绿色i-NET 2.0”，其主要措施就是推广使用网络内容评级系统、用户年龄监控软件、信息过滤软件以及上网时间管理系统；这些技术性措施对于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能产生较为直接的作用。针对韩国青少年中流行的“追星”文化，韩国互联网安全局（Korea Internet and Security Agency) 率先推出了“韩国互联网梦之星”活动。该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评选拥有健康数字文化形象的青年榜样、举办网络素养与伦理讲座以及开展名为“创建美丽网络世界”的竞赛。韩国教育部要求学校开展与网络责任和安全相关的系列教育活动，并组织研究和开发了各种ICT 伦理教育资源，且成立了网络安全教育中心，这些教育举措也为网络成瘾的预防与治疗提供帮助。
四、亚太地区数字公民教育的经验启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亚太地区网络安全与风险防范政策回应的系列调查排名，我国一直位居前4 名[30]，说明我国高度重视通过立法与行政治理加强对儿童青少年网络安全的保护。在这方面我国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公共网吧、关闭不合规或违法网站以及通过技术手段预防青少年沉溺网游；我国还是首个宣布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为临床病例的国家（2008年）[31]，并积极支持社会力量参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治疗。从中央到地方，负责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的部门已成为各级政府常设机构之一，实行网络内容监管与审查、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空间也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亚太地区数字公民教育的政策理念与实践经验，可为我国数字公民教育的进一步推进提供如下启示。
第一，以清晰的数字公民理念指导教育实践。尽管相关决策与实践已经实质性地在推进数字公民教育，但是到目前为止，“数字公民”尚未成为我国教育决策与学校实践的正式用语，更多被提及的是“信息素养”“媒介素养”“网络道德”等概念。因此，“数字公民”与“数字公民教育”在我国尚未得到清晰的内涵界定与决策确认。鉴于目前数字公民理念及其教育实践在国际社会所获得的认同与重视日益普遍，而且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迅速普及的背景下，我国青少年群体暴露出种种问题，因此有必要将“数字公民”理念正式纳入决策主流，并制定清晰的数字公民核心素养框架，为数字公民教育实践提供明确而科学的指导。参考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数字公民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目前实际推行的数字公民教育，主要针对的是“数字伦理”和“媒体和信息素养”，而对“网络公共参与”和“数字批判力”的关注尚待提升。作为数字原住民一代的当代儿童青少年，除了需要掌握在数字世界安全生存的技能，更需要成长为网络信息时代富于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的积极公民。因此，我国数字公民教育的未来发展，应当在重视ICT 知识和技能以及媒体信息素养的同时，加强年轻一代网络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注重其批判性和创造性使用网络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为新时代中国培育高素质的数字公民。
第二，建构“媒介与信息素养”标准化内容体系。鉴于媒介素养或信息素养已经在我国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校园建设等发展规划中被多次正式提及，数字公民教育可以重点或优先推进“媒介与信息素养”，以之引领数字公民教育的整体推进；如此也使媒介与信息素养的培育成为我国数字公民教育的亮点和特色，正如新加坡、澳大利亚和韩国的数字公民教育各有千秋一样。而且，这一布局不仅在国内拥有政策和实践的基础与经验，也可以和国际社会形成互动与合作。例如，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英国开放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媒介与信息素养：一个概念模型的建议》，该模型包括“为信息处理和创造性生成内容而使用ICT/数字技术”“批判地分析/ 评估信息和媒体内容”“使用合适的媒体技术以交流观点、看法并形成新的理解”等八大板块的基本内容。[32]我国媒体与信息素养教育可以借鉴此类国际社会认可度较高的观点以及我国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建构一套清晰的、可操作的标准化内容体系，使各级学校在培养学生媒体与信息素养时，不至于流于形式或过于随意，既能做到有章可循，也能做到科学合理和循序渐进。
第三，在国家政府宏观决策和整体引领之下由学校、社会和家庭协作实施。基于前文研究可以发现，亚太地区数字公民教育开展得较好的国家，除了各政府部门的协作配合和大力支持外，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不少国家还相当重视针对家长的教育或培训。如此看来，数字公民教育不仅需要学校教育发挥主渠道作用，还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与学校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我国目前的数字公民教育主要由政府和学校承担，但政府在数字公民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可以更加多元化。除了决策、监管及审查，政府还可以在各相关部门之间形成协作机制、组织或支持开展各类项目或专题活动，为数字公民教育的进一步推进提供建设性力量。目前社会组织在我国数字公民教育中的参与相当有限，未来可以鼓励甚至要求与ICT相关的企业和媒体，在其技术开发、产品生产以及文化传播等活动中，切实担负起数字公民教育方面的社会责任。此外，通过家校互动、家长培训等路径，可望进一步发挥家长作为数字公民教育者的作用。
第四，扎根中国大地的同时有选择地利用国际教育资源。毋庸置疑，数字公民教育必须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来开展，也必须尊重我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相关传统与现状，因此我国数字公民教育与整个教育体系一样，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数字公民作为一种身份归根到底隶属于公民，而公民在其本质上是与国家相关联的；数字公民在传统公民身份基础上融入了网络信息时代的新内涵，但其本质上依旧是国家与法律意义上的公民，国家认同、遵纪守法、社会责任等依旧是其核心品质。所以，我国的数字公民教育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之中展开。然而，鉴于网络信息技术及其使用在全球范围内的高度趋同，以及世界各国数字公民教育基于技术同一性而出现的不少可以共享或通约之处，我国数字公民教育的未来发展在扎根中国大地的同时，也可以有选择地利用国际教育资源。例如，国际商业软件联盟（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BSA）为11～19 岁学生开发的网络健康课程、谷歌和美国在线安全联盟联合开发的数字素养与公民课程，以及微软公司开发的数字素养课程等，都是面向全球公开的教育资源，我国可以遵照相关规则、选择其中有价值的理念和内容为我所用。
依据篇章格律理论，语篇的题目通常是语篇的宏观主位，段落的主题句是超主位、信息的出发点，分别预测语篇、段落的内容。胡壮麟（1994，2018）论述了主题句与主位衔接的关系，指出段落主位对段落内各句主位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Thompson&Zhou（2000）提出的“评价连贯”（evaluative coherence）概念指出“作者试图对其谈论的话题发表评价，评价的基调是保持不变的”（张大群2010b：2）。结合篇章格律可以理解为：宏观主位、超主位在预测信息内容的同时，也蕴含着作者对所述话题的态度——或褒奖、或贬斥，其评价会辐射整个语篇,像韵律一样连续不断地贯穿在语篇的发展过程中。
参考文献：
[1]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2.
[2]杨浩，徐娟，郑旭东.信息时代的数字公民教育[J].中国 电化教育，2016（1）：9-16.
[3]Mike Ribble.Digital Citizenship in Schools(Second Edition)[M].Washington.DC: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2011:10-11.
[4]Moonsun Choi.A Concept of Digital Citizenship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 Educc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J].Theory ＆ Research in Social Education,2016,44(4):565-607.
[5]Digital Citizenship inEducation[EB/OL].[2019-06-19].https://www.iste.org/learn/digital-citizenship.
[6][7]俞思瑾.国际数字公民教育研究的现状、热点及前沿[J].开放教育研究，2018（6）：49-59.
[8][9][10][11][13][14][15][16][20][21][30]UNESCO Bangkok.A Policy Review: Building Digital Citizenship in Asia-Pacific through Safe,Effective and Responsible Use of ICT[R].Published by UNESCO Bangkok Office，2016:16，15，31，31，34，30，32，33，36，37，42-44.
[12][17][18][23][26][27][28][32]UNESCO Bangkok.Fostering Digital Citizenship through Safe and Responsible Use of ICT: A Review of Current Statu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s of December 2014[R].Published by UNESCO Bangkok Office，2015：60，6，10，22，53，18，55，47.
[19]MOE's Cyber Wellness Curriculum in School [EB/OL].（2018-10-11）[2019-04-27].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programmes/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cyber-wellness.
[22]For Parents[EB/OL].（2019-02-18）[2019-04-27].https://ictconnection.moe.edu.sg/cyber-wellness/forparents.
[24]Five Country Ministerial 2018 Official Communiqué[EB/OL].（2018-08-29）[2019-04-27].https://www.homeaffairs.gov.au/about/national-security/five-countryministerial- 2018/.
[25]Digital Citizenship Suppor t for Schools[EB/OL].（2018-05-01）[2019-04-27].https://education.nsw.gov.au/teaching-and-learning/professional-learning/scan/ pastissues/vole-31,-2012/vol-31-no.-2,2012,vol.31.
[29]Minjeong Kim,Dongyeon Choi.Development of Youth Digital Citizenship Scale and Implication for Educational Setting[J].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2018,21 (1)：155-171.
[31]我国将颁布《网络成瘾诊断标准》[N].宁波晚报，2008-11-09（A03）.
Digital Citizenship Education:the Policy and Practice in Asia-Pacific Region
ZHOU Xiaoli1，WANG Fangzhou2
（1.Education Colleg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9 ；2.Andrew Young School of Policy,Georgia State University，Atlanta 30302）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network informational age,digital citizenship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oncept for in-depth exploration.At the same time,the education of digital citizenship has also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In Asia-Pacific area,UNESCO Bangkok has started to launch the digital citizenship project,while those member states are actively exploring and working on all aspects of relevant policy and practice.As the countries with high information level,Singapore,Australia and Korea have been carrying out better digital citizenship educations,especially in terms of cyber wellness courses,cyber security educa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The status and experience of the digit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sia-Pacific countries can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future advancements of digit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network informational age；digital citizenship；digital citizenship education；Asia-Pacific Region
中图分类号： G4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667（2019）08-0003-08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从广场到网络：当代中国青年学生政治参与的空间转变研究”（项目编号：BEA150067）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周小李，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
王方舟，女，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安德鲁杨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
有研究显示多灶性亦是nSLN转移的预测因素[15]，然而本研究多灶病例在nSLN有转移和无转移患者中均只有1例，故在单因素分析中亦未能得出阳性结果。可能与本研究病例并未把乳腺核磁作为病人常规术前检查有关。目前国际上对于术前是否应常规进行乳腺核磁检查尚未达成共识，考虑到乳腺核磁有较低的特异度以及有其固有的限制性，如体内安装起搏器、金属假体以及患有幽闭恐惧症的患者均不适合行核磁检查，反而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18]，故本研究主要依据术前超声及钼靶检查发现肿瘤病灶是否多发，遂可能导致部分多灶性病例信息缺失。
责任编辑：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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