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工业革命与农民离土区域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流域论文,工业革命论文,区域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通过对长江流域工业化和农民离土区域比较研究，认为东部的“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而中西部问题颇具代表性。作者主张“科教兴国”、“重农”和区域协调发展，使大部分农民能够在当地在农村内部转移。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他们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和村庄，到外地、到城市集镇去，从事第二、三产业。每到春节前后，这些离土农民集中流动，声势浩大，给我国本来就十分拥挤的铁路交通，造成巨大的压力。对于这种离土的民工浪潮，学术界作了大量的研究，绝大多数都认为“是顺应社会发展与进步潮流的表现，是任何力量（都）难以逆转的必然趋势。”〔1 〕这种趋势不但不能阻止，而且还要大力促进。但实际工作部门面对这种“进步”给春运带来的严重无序，不得不采取近乎戒严式的强制管理，才渡过春节一关。同时，中央三番五次告诫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是基于通胀率居高不下与“农”字问题有关这一明显的事实。理论与政策的不一致性，说明我们对农民离土及其背景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下面，通过两份调查材料及其他材料来说明长江流域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农民离土行为特征及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
1990年，我在湖北省作过一次实地调查，调查涉及湖北省4 个县市34个村340户农家在1987～1990年6月农民离土的情况〔2〕。 调查结果表明，1987～1990年，湖北省每年大约有540～800万农民离土，占农村人口的15～19%左右；离土规模有逐年扩大的趋势；在离土农民队伍中，75%为男性，84%为15～44岁的青壮年，56%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农村15岁以上人口中，男性组离土率为41～47%，青壮年组离土率为36%左右，初中以上文化组离土率为44%以上。这就是说，农村人口中最有能力的人有近一半已卷入了离土浪潮。离土农民流向城市、集镇和村庄，虽各占1/3，但这三部分离土农民的素质与走势却有明显差别。 大要而言，就是离土农民中最有能力的部分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离土离村，流入县镇和城市。与湖北省同处中部地区的其他省农民离土情况也类似。据李璠等人调查，中部地区被调查人口中，1993年，外出打工人数占中部人口数的7.5%，劳动力流动率为15.9%。由此推算， 中部地区1993年大约有2278.38万农民外出打工。这项调查还表明， 中部地区打工农民中22.1%跨区域流动，19.1%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和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只有0.5%的打工农民流向西部地区〔3〕。李璠等人的调查还涉及到中国的西部地区。在西部地区被调查的人口中，外出打工人数占全部西部地区人数的7%，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率为13.5%。 推算西部地区外出打工人数为1535.7万人。这些打工农民中，13.7%跨区域流动，11.6%的流向东部地区，2.1%流向中部地区。 其他一些专家的研究，也证明了中西部地区农民离土率很高。1992年以来，全国常年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有5000～6000万人，仅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6省就约占一半，达2400万人。安徽省1993 年仅外出打工一项就占当年全省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66%〔4〕。江西省1993年这项比率约为20%。不仅比例大，而且上升速度惊人。安徽省1989年以来，平均每年递增110万人，1993年达到500万人。江西省1991年外出民工20万人，1993年达到300万人，两年半徒增15倍〔5〕。
与中西部地区农民大规模离村进城和跨区域流动相反，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大都离土不离村；即使离村，也大都在区域内流动。据塞缪尔·何保山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一项合作研究，调查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是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吸收农民为职工；其次是联户办、合伙经营企业和个体自营的各种专业户容纳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是少量的流向外地，1987年三者之比为81.7：14.5：3.8〔6〕。另一材料亦证明了江苏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走的是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的路子。1978～1987年9年间江苏转移人数达709.3万人，绝大部分属于农村就地转移，向城镇流动的劳动力只有76.5万人，占转移数量的10.8%〔7〕。在前引李璠等人的调查中， 东部地区外出打工人数占东部人数的4.2%，农村劳动力流动率为8.5%，推算东部地区外出打工人数为1313.34万人。这些打工农民绝大多数在区域内流动，只有3.6%流向中西部地区〔8〕。在这里，应该说明一点，由于李璠未界定“外出打工”的含义，不清楚他所说的“外出”，是出村呢？还是出乡？从他提到有一部分人“早出晚归吃宿在家”的打工形式看，“外出”可能指出村。另外，既然是打工，自然不包括经营者。因此，在村的离土农民和外出经营者，可能不包括其中。而东部尤其是江苏，离土不离村和独立经营者很多，真正的离土率应该高于4.2%和8.5%。
二
长江是一条龙，也是中国这条巨龙的缩影。长江流域的农民，企望通过离土离村，跳出农门，也可以看到中国这条巨龙谋求由非农化而现代化的努力和愿望。但这条龙的龙头，长江下游地区，同这条龙的龙身龙尾，长江中上游地区，即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农民离土在方向、方式、原因和社会影响上，有重大差别。以江苏和湖北为例，江苏农民离土多为离土不离村，就地转化；而我调查的湖北省地区，农民离土率离村率达到52.6%（1990年）〔9〕。李璠等人的调查也证明， 中西部离土农民多为跨区域流动，东部离土农民多为区内流动。中西部跨区域流动比例大于东部地区，其比例为11.5：1， 即占全部外出打工农民的11.5%的中西部农民流向东部，而东部流向中西部的不足1%〔10〕。
一般来讲，离土原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由于城镇和非农产业较强的经济引力，农民离土是城镇非农产业引力拉动所致；二是由于农村土地狭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排斥，农民离土是人多地少所致。我在湖北省调查的结果证明，1987～1990年4年中，调查点地区70 %以上的农民离土是前一种原因起了主导作用，只有10～13%的农民离土是后一种原因所致〔11〕。这恰与江苏省的情况相反。根据前引塞缪尔·何保山等人在江苏省的调查，调查点地区，即使非农化水平很高，达到了73%，但在1987年每亩耕地的用工水平下，还有总劳动力的16.2%或农业劳动力中的59.8%需要转移；即使每亩耕地用工水平恢复到1980年时的较高水平（约比1987年多投工23～50%），只有一个点可能出现农业劳动力短缺，另外两个点还有总劳动力的11.4%，农业劳动力中的33.1%的剩余〔12〕。人多地少，是江苏农民离土的主要动因。
然而，这种原因并不能解释中西部农民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和东部地区农民却大都就地转化或只在区内流动的现象。推动农民大规模离土，不论是跨区域流动，还是离土不离乡的转化，根本的动力是80年代以来中国大地上产生的工业革命；它在东中西各地的不同表现，决定了东部和中西部农民离土和非农化的具体形式。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政策在改变过去单一的计划体制和封闭状态的同时，也在推动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市场的比较利益的驱动，农民开始从单一的种植经济中走出来，向非农产业进军。这一根本性变化确实在长江三角洲的苏南地区起步较早，并且很有成效。据塞缪尔·何保山等人前引书中提供的材料，江苏苏南地区乡镇企业70年代即以社队企业的名义开始发展。1971年到1975年，江苏社队企业发展速度平均增长率为25%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4个百分点。按1980 年不变价计算，1975年，江苏社队企业工业总产值达24.1亿元。苏南发展更快，并占有大部分比例。1978年后，苏南地区乃至江苏省，乡镇企业发展更为迅猛。1987年，江苏农村工业产值占全国农村工业总产值的1/5 以上，1986年乡镇企业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1%，而同年江苏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1%，居全国第一位〔13〕。到1993年，江苏乡镇企业不但在产值上继续位居全国前列，而且还实现了产业升级。费孝通先生指出：现在比较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已向现代化工业发展，江苏乡镇企业联合兼并形成了6000家较大型企业，其中有200 家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大中型企业标准，近百家涉足高科技领域，还有的与外资合作，成为外向型企业〔14〕。
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另一飞地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人称广东“四小虎”：东莞、顺德、南海和中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发展得益于天时与地利。中国对外开放广东先行，4个经济特区有3个在广东，可谓天时；广东这几个地方尤其是东莞市，背靠香港，可谓近水楼台，“三来一补”，先得香港之“月”。90年代后，东莞经济不仅仅是“三来一补”，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逐年增多，工农业总产值也成倍增长，1978年到1991年增长了7倍多，达到119.5亿元〔15〕。中山、顺德和南海，虽各有各的发展模式，但都程度不同地与香港经济发生联系。
必须看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工业化的起飞，相当大的一部分动力来自于外资和国际市场，来自于大城市优先发展的边缘效应，并非是中国本土经济和农村自我发展的结果。这两个地方是中国引进外资最多的地方，也是国际市场辐射的内环地带。费孝通先生指出，香港经济的辐射，已在华南“波浪般形成了若干层次的同心的环形地带”。第一环是深圳和珠海；第二环是便是广东“四虎”：东莞、顺德、中山和南海；第三环范围更大，可能涉及广东其他地区、广西和湘南〔16〕。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应该说与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工业扩散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近年上海浦东开放开发，给长江三角洲的工业化以巨大的地利。如果没有这个地利，当然也可以发展，但发展速度就没有这样快。同样是东部的江苏苏北地区，因与上海的地缘之隔，发展就明显不如苏南，更不用说与上海相距遥远的内地了。
正是由于沿海的地缘优势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才使东部地区的农民离土大都在区内流动，就地转移；同时也正是由于中西部没有这个地缘优势，乡镇企业发展缓慢，才使内地离土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沿海。一般来说，长江流域下游的离土农民多集中于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中上游的离土农民多流向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既然工业化重心东移，如影随形的农民离土就业大军也就必然外倾。
三
乡镇企业在中国的勃兴，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使人想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流行的工业革命理论告诉我们，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起源于蒸汽机的发明，它的典型形态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集中于现代大城市，以及伴随着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被消灭。但新近的经济史研究表明，工业化前存在着一个长达300多年的前工业化或原始工业化阶段， 英国的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正是靠这传统小工业、小作坊和“挤满乡间的乡下人”在乡村的发展才得以完成的。法国也同样，“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并非只有靠机器化大生产和城市化加速等来推动。法国的特点之一恰在于其城市化速度较缓，人口增长较缓，但农业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比例增长甚快，以及国民投资大量集中在小型工业。”〔17〕应该说，乡村工业的起步和优先发展，是工业化的“正宗”道路。那种以乡镇企业不那么“洋”，乡村工业化不是现代化的正道的观点，根本就不了解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当然，另一个需要指出的事实是，西方在乡村工业化的基础之上，毕竟完成了技术革命，从海外掠得了发展大生产的原始资本以及控制了一个广大的海外市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同样不能正确地理解西方的工业化。
回头看一下中国80年代的工业化，我们遇到了与英国当年工业革命表面形式上相似然而本质内容不同的时代背景。说相似，是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国内外产业结构的变换，都在推动着中国走向工业化；说不同，是工业化在16～18世纪和20～21世纪的世界地位以及它面临的环境不同。在16～18世纪，它是先进的生产方式，市场广阔，又有海外殖民相助，法力无边，前途似锦；而到20～21世纪它却是落后于时代的东方，既有环境能源问题的制约，又有后工业化的挑战，不管怎样发展，它也是“夕阳产业”。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类似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那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工业化本身。从目前来看，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毫无疑问增加了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缓解了人口对经济的压力，也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从长远来看，它的现行发展模式不仅会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而且也将使中国经济落后于时代，受制于西方先进的后工业化经济，万劫不复。尽管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它们特殊的外部因素，使它们不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如果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看，中西部地区的问题便颇具代表性。我的调查材料证明，湖北省调查点地区存在着相当高的离土率，但离土率与粮食总产量的关系呈负相关；大量的农村能人外流，带走了农村急需的资金和技术，非常不利于农村经济的深度开发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离土农民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大规模进城，对交通和城市生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不利于社会稳定。对此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处理“跳农门”和“跳龙门”的关系，即非农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目前问题的实质不是“龙跳不跳农门”，即中国走不走非农化道路，而是能不能让中国，最终让“农跳龙门”，让中国最终让农业、农村和农民走向现代化。中国的产业革命，必须像英国工业化前所进行的那样，将出发点放在农村经济的勃兴上，放在大农业、乡镇企业和中小城镇的发展上，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但仅有这一点还不够。21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关注世界的后工业化趋势，大力发展高科技，调整传统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使中国经济走在时代的前列。在地域发展方面，必须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但应看到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放任自流的市场主导势必使产业重心外倾，加剧沿海与内地的经济、社会不平衡。因此，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保持某种程度的地域协调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农民离土，目前关键的不是如何去拉动，而是要让农民充分就业，让农民就业同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从就业的角度看，只要能赚到钱，在什么地方工作，做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不一定非要远走他乡、异地转移不可。我们不反对易地非农转移，但从中国国情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大部分农民还得立足于当地就业，立足于农村内部转移。
注释：
〔1〕 韩俊、 李静：《“民工潮”：中国跨世纪的课题——“民工潮”现象研讨会述要》，载《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5期。
〔2〕〔9〕〔11〕 拙著《中国中部农村的非农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6、28、58页。
〔3〕〔8〕〔10〕 李璠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8期、第9期。
〔4〕 见《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8期，第3页。
〔5〕 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关于农村非农化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99页。
〔6〕〔12〕〔13〕
塞缪尔·何保山等著：《江苏农村非农化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99、95～96、29～36页。
〔7〕 郭书田、刘纯彬等著：《失衡的中国》，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21页。
〔14〕〔15〕〔16〕 费孝通著：《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47、154、177～181页。
〔17〕 甘阳：《〈江村经济〉的再认识》，载《读书》1994年第10期，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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