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反官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奠基者，在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坚决的斗争。深入研究邓小平反官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克服和防止各种官僚主义弊端，具有重要意义。
一
邓小平反官僚主义的理论，首先是对官僚主义的性质、特征及其危害的分析，这种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把官僚主义主要看作是一种领导作风。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由于斗争环境的复杂性与残酷性，官僚主义虽在有些干部的身上有所表现，但比较有限。但革命胜利后，不少同志产生了居功自傲与骄傲自满的情绪，习惯于用命令主义的方式来领导和平环境下的建设事业，搞个人英雄主义和强迫命令。邓小平说：“官僚主义也表现在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患有这种官僚主义病的干部，“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其中有些人“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2～223、223、214、221、222、223、270、225页。）这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的干部虽然为数不多，但危害极大。因为他们“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即使他们在主观愿望上也许是想把工作做好，但是“在实际上却是把工作做得很坏”。（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2～223、223、214、221、222、223、270、225页。）“这种命令主义的错误，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但是，下面的命令主义错误，往往是同上级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分不开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2～223、223、214、221、222、223、270、225页。）邓小平还强调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2～223、223、214、221、222、223、270、225页。），“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倾向”。（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2～223、223、214、221、222、223、270、225页。）
邓小平对官僚主义的这种分析大体上是符合建国初期的实际情况的，也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看法比较一致。为了反对和克服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党中央连续领导了以反官僚主义为重点的整风、整党、“三反”、“新三反”、“五反”以及克服“五多”等一系列运动，对包括官僚主义在内的坏作风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官僚主义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是此消彼长，不断蔓延，以至于在以后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运动中有愈演愈烈之势，到“文革”期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以致“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一后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方谈话”，对官僚主义进行全面深刻的剖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进程中，对包括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在内的我党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认识到官僚主义不仅是一个领导作风问题，而且更有其思想渊源和体制弊端。因此，这一时期他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不仅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多地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来思考这一问题，认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并具体从三个层面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官僚主义的表现形态及其危害。
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首先表现为“官僚化”的思想意识。患有这种官僚主义病症的干部，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唯上唯书，好说空话。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他说：“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
邓小平强调，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是体制弊端。这种体制性官僚主义的表现，一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兼职、副职过多。于是“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二是权力过分集中。“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在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下，“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他们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三是干部职务终身制。一日为官，终生为官，即使死后也要享受“为官”的荣誉和待遇。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官本位”意识，而且必然造成机构重叠、臃肿、闲职多、副职多，使各种官僚主义纠缠在一起，严重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的直接表现是领导机关和干部的工作作风与领导作风。其突出体现为“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循私行贿，贪赃枉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等方面。官僚主义的思想意识通过体制弊端和官僚作风直接表现出来，而体制和作风又使“官僚化”意识进一步强化，三者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官僚主义的综合特征，并随着“气候”、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成为名符其实的“变形金刚”。如形式主义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干部为了“政绩”，热衷于搞形象工程，追求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空洞形式，搬文山填会海，说话长而无物，套话、废话连篇。这些人“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积极地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2～223、223、214、221、222、223、270、225页。）对此，邓小平严肃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二
邓小平揭示官僚主义的性质、表现及其危害的同时，对其产生的原因也作了深刻分析。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它的产生和存在具有十分复杂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
1、社会历史根源。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广泛存在并难以克服，首先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突出表现为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他说，“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2～223、223、214、221、222、223、270、225页。）我们党和国家现行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这一分析是十分中肯的。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主义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宗法观念影响十分深远。在封建专制主义的体制下，各级官吏只对上负责，唯上是从，于是，等级森严，高高在上，滥用权力等官僚主义病症便成为不可避免，也成为封建官僚政治的显著特征。这种官僚主义的恶习作为封建官僚政治的遗留物被带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些干部身上便产生官僚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因此，我们应该“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
邓小平同时指出，现阶段的官僚主义，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都可能产生官僚主义。因此，在“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至于“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
2、领导管理体制根源。邓小平认为，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之所以成为难以克服的顽症，并不断泛滥成灾，主要原因还是我国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对此，他着重从三个层面分析了体制弊端所产生的官僚主义问题。
一是权力过于集中。他认为，我国的官僚主义“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因为在这种体制下，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这种权力集中既表现在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上级机关，而在同级中又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说，“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是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领导，而这种现象在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
二是权限不明，职责不分。邓小平认为，在高度的集权体制下，“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都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而这些现象，许多本身就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同时又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
三是僵化的干部管理体制。邓小平说：长期以来，我国的干部管理体制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种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必然造成官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
3、经济文化根源。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之所以严重存在，除了社会历史根源、体制根源外，还有着深刻的经济文化根源。我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小农经济是整个经济的重要基础，与此相联系的是广大农民和工人文化水平低，他们的贫困、不开化、闭塞以及分散性、散漫性等落后性特征，使他们或者认识不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或是不愿去关心时政，更不能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即使有了一些反官僚主义的法规或制度，由于众多的群众缺乏科学文化知识与法律的意识，他们或是不愿意，或是不知道如何去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列宁曾说：我们可以赶走沙皇、赶走地主、赶走资本家，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一个农民的国家中，却不能“赶走”、不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
三
邓小平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对官僚主义的理论分析总是与推进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他在对官僚主义的性质、表现特征、危害和根源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官僚主义措施，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与反官僚主义斗争密切配合，相互促进，从而将中国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高高在上、思想僵化、封闭保守、不思进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既是官僚主义在思想意识上的表现，又是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根源，因此，邓小平在反官僚主义的实践中，首先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为此，他支持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领导全国人民坚决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提出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命题，领导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大力倡导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作风，坚决反对官僚意识和官本位思想，所有这些，为全面科学地反官僚主义斗争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着力克服政治体制上的官僚主义。首先，邓小平明确提出，“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针对党政不分与权力过分集中易产生官僚主义的状况，要求“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强调“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其次，要求对权力进行监督。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2～223、223、214、221、222、223、270、225页。）为加强党内监督，提出建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为提高群众的监督水平，指出要扩大各方面的民主；为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作用，要求坚决贯彻执行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他们在我们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2～223、223、214、221、222、223、270、225页。）。再次，坚决推进干部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为克服干部体制方面的官僚主义，他身体力行，坚决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提出建立充满生机的干部管理机制与“四化”干部队伍。为解决机构臃肿问题，他提出机构精简的任务，“不是百万，是几百万。按中央这一级来说，要精简三分之一”，下面则还不止三分之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他认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可能要亡党亡国”。因此，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去搞好这场体制革命，即使“出点乱子不要紧，吓不住我们”（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
3、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使民主成为克服官僚主义的锐利武器。官僚主义者的根本性错误是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关系，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而民主政治建设是克服官僚主义最有效的武器。因此，邓小平始终把民主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他认为，民主政治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这关键是要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他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因而他提出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另一方面是发展人民民主，使公民真正拥有并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在各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
邓小平认为，加强民主建设必须与加强法制建设密切配合，才能形成反官僚主义的强大合力。他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因此，不仅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有关法律制度，而且必须根据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加快制订出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国家和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都要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在解决了“有法可依”以后，还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真正成为克服官僚主义的锐利武器。
4、发展市场经济，为反对官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反官僚主义之路异常艰难曲折最深层的原因是经济因素，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关联的只能是助长官僚主义滋生的专制主义政治，市场经济把互不联系的民众联合为一个社会联合体，与之相应的是反官僚主义最锐利的武装——民主政治的到来。邓小平在反官僚主义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厉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大力发展经济民主。如他率先支持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工商业领域给企业以真正自主权，大力发展民营工商业，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等等，所有这些，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也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民主化的过程，为反对官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
5、发展教育科技文化，提高全民反官僚主义的素质。官僚主义往往与愚昧无知是连在一起的，要从根本上提高反官僚主义的水平，就必须大力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因为在一个文盲、科盲充斥的国度，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生根的，反官僚主义亦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效。因此，邓小平复出以后，便自告奋勇抓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他说：“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为此，他大力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面对教育战线成堆的问题，他提出指派专门的调查团下去了解情况，监督有关政策的落实执行，并坚决恢复高考制度，恢复科研机构与教育战线的职称制度，提出一定要办好各级各类学校，以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所有这些，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克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官僚主义这一顽症，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
四
邓小平反官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我党反官僚主义经验教训的时代结晶，它所具有的全面性、深刻性的理论特色与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实践特色，为反官僚主义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1、要全面认识官僚主义赖以存在和蔓延的根源。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官僚主义根源的认识存在着较大的片面性。建国初期，认为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一是旧社会的封建遗留和影响；二是因胜利导致的骄傲自满，而对产生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体制根源与思想文化根源较少涉及。“新三反”时，已认识到官僚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有它长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经济基础，决不是在任何一次打击下就会消失的，并提出了与官僚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口号。这比前几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对以后的斗争产生了较好影响。但它不仅没有明确指出“长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经济基础”的具体涵义，而且还忽略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由于体制的不合理、不健全、不适应而产生官僚主义的极大可能性。如果说在建国初期由于新制度的优越性掩盖了它产生弊端的可能性而难以认识的话，那么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问题的暴露，应该对体制方面的原因逐步认识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但直到“文革”，对这一问题不仅没有进一步认识，而且愈走愈远，甚至连怀疑的勇气也没有。
1957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迅速发展，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升级，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几乎都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轨道，对官僚主义的认识也不能例外。认为官僚主义的产生有“长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经济基础”的论断被简化了或被抛弃了，把它统统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要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解决。例如，认为“五风”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反对“五风”是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把“整风整社”运动同“彻底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复辟势力”联系在一起。这种认识不仅不能提出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办法，而且更加助长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这样，发展到“文革”前夕，便沿着错误的理论逻辑虚构出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存在，并把他们作为“斗争对象、革命对象”。邓小平在深刻总结以往反官僚主义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仅对我国官僚主义产生的经济、思想、文化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作出了全面论述，更重要的是对体制方面的原因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明确指出，体制弊端是我国官僚主义产生最重要的原因。这一观点是我党对官僚主义认识的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对于今后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要准确把握官僚主义的性质。官僚主义是一种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因素于一体的综合性官场病。一般而言，只要设官而治的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官僚主义。但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直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主要把它看做是一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如在“三反”运动中就曾明确指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斗争，把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都归于资产阶级的腐蚀，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偏颇。另一方面，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又以偏概全，把官僚主义仅仅作为一种作风（领导作风或坏作风）反对，而忽视它的其他表现。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分别从思想、体制和作风三个方面分析解剖官僚主义，把官僚主义从单向的作风维度提高到综合层面，并突出强调当代中国的官僚主义，主要是体制、制度方面的问题，体制、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打破了过去对体制方面的官僚主义采取不承认主义的理论禁区，澄清了把承认体制方面的官僚主义与否定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混为一谈的错误认识，不仅对今后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进一步深化改革也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3、反官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既要治标又要治本。官僚主义是社会出现管理与被管理这种职能分工后的一种必然的社会历史现象，只要社会分工继续存在，少数人的管理还是人类发展的必需，官僚主义也就必将长期存在。只有国家机器自动消亡，全体居民都参与国家管理时，官僚主义才可能被消灭，人类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正因为官僚主义与管理职能这种相伴相生的顽固性、寄生性，与之斗争也必然是长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该根据不同时期官僚主义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种种措施，反对它，扼制它，把它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因此，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需要进行各方面的努力，需要采取千百种措施，既要治标又要治本。
然而，从建国初期至“文革”，我们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主要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那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解决当时某些官僚主义现象具有一定作用，但在运动中往往破坏了民主、践踏了法制。因而，往往运动一过，官僚主义又死灰复燃，甚至愈演愈烈。而且，由于官僚主义的产生具有深厚的经济与思想文化根源，仅仅靠运动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在一个贫穷、愚昧、落后的社会，是难以消灭官僚主义的。马克思曾深刻分析了个体小农经济与官僚主义的必然联系，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来说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础。列宁亦指出：文化的落后性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低而使“官僚们占据了原有的位置”。这种分析不仅指出了旧官僚转入新政权和封建遗毒的影响是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条件，而且阐明了这种“转入”和“影响”的历史必然性。因此，从治本的角度而言，反官僚主义的根本性措施就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断完善各种管理体制，大力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每一个国民都有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能力。
注释：
（3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7、142～143、327、142、142、142、331、327、327～328、334、335、335、335、336、336、328、329、328、328、328、150、339、341、397、397、398、144、340～341、146、147、68、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