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民族主义”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台湾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07-07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两岸关系得到迅速的改善。2008年底两岸实现了“大三通”、2009年5月首届“海峡论坛”的成功举办促进了两岸民间的大交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与此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台独”势力依存。而且，“台独”活动所依托的当代“台湾民族主义”仍然没有销声匿迹。更甚者，我们应该看到“民族主义”认同分歧已然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层结构问题。“在两岸的血缘、文化、经济融合与政治脱钩的情境中，民族主义的集体认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摆荡，并成为实质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深层结构问题。”[1](P133-286)简言之，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当代“台湾民族主义”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本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样一种认知事物的基本逻辑，下文将分析当代“台湾民族主义”的建构工具、性质与特征，并探讨当代“台湾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以及如何应对等，以期对这一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层因素有更深入的理解与认识。
一、当代“台湾民族主义”的建构工具
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强调的是人民的民族意识及对国家的忠诚，这种民族情绪的形成常在遭遇外来侵略压迫时，成为团结对抗外侮的工具。[2](P93)迄今为止，民族主义仍是世界上最为强有力的政治思潮之一。其基本内涵是：唯一适当的、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政治疆界和民族疆界一致，并且其统治者属于该民族的成员。有关民族的定义很多，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P5)因此，民族主义运动，即以民族为基础创立现代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建立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主义运动的共同趋向。
1.族群vs.民族
“族群”这个概念引自于现代西方政治学界，是一个区别于“民族”的概念。西方政治学界认为，民族主义发展到现代，很多国家内部的冲突已经无法用民族冲突来定义，因而就派生出了“族群”概念，其较宽松的定义是指：在大的社会脉络中一群分享共同兴趣与价值的人组成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具有共同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还有共同的认同目标、利益认识和情感追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随着“ethnic group”研究和讨论在国际上的流行和广泛应用，这一概念很快被引入台湾，并被翻译成中文的“族群”，与此相关的西方族群理论也很快找到了与之相适应的土壤。一些学者将这种情况与美国的移民社会相类比，开始对台湾社会结构进行“族群化”研究。最初的族群概念只适用于台湾的高山族内部。但是，后来族群概念被广泛应用在社会、政治、文化、学术等许多层面。
按照西方族群的划分标准，台湾“应该只有汉民族和台湾原住民两大族群。”但是，由于台湾政治多元化和“台独”势力利用“省籍”、方言(如闽南话、客家话)等因素对汉族群体进行的“认同政治”分化，台湾的“族群认同”又表现出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群体分化。这种以所谓“族群性”分化的“族群”，形成了所谓“四大族群”格局。但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族群’一词已进入了台湾的日常话语。当台湾人试图建构自身的认同以区别于中华民族这一认同时，‘族群’是一个有助于排外的语汇。”[4](P129-136)对此应该铭记于心。
2.台湾意识的三种解读
按照台湾学者施正锋的观点，台湾意识是一种以“台湾”为认同对象的群体意识。简单来说，台湾意识就是“感觉到自己是台湾人的意识”，也就是“台湾认同”或是“台湾人认同”。而政治学对集体认同或意识(或民族、民族认同)是如何产生的，认为存在“原生论vs.结构论vs.建构论”三种解释：原生论认为一群人的集体认同建立于有形文化特色、或是生物上的特征；结构论则以为一群人集体认同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不满自己人在政治权力、经济财富、或是社会地位上的分配不公，而血缘或文化的特色只不过是精英动员的工具罢了；建构论则主张认同都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因此强调共同历史、经验、或记忆等基础(不管是真的或是想象出来的)，才是决定民族认同的关键。[5](P1-3)在“台湾意识”、“台湾民族主义”的建构中，建构论是主要的理论工具之一。
3.民族、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一般认为，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中存在三大范式即原生主义、现代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首先，原生主义强调民族的原生性，大体包括两重涵义，一是民族产生的自然性，即民族是自然形成的、而非人为建构的产物；二是民族的历史久远性，即民族、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没有联系，它们在前现代社会就已经存在。其次，现代主义强调民族的现代性、政治性、市民性或公民性以及缘起的西欧性等。[6](P148)最后，族群-象征主义则特别强调民族的族群基础，它认为民族的基础或核心是具有文化属性的族群，除此民族是无法孕育的。与此同时，族群——象征主义十分强调神话、记忆、价值和传统等主观象征符号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作用。[7](P104)这三大研究范式各有其优缺点，其中，按照现代主义学派的观点，“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8](P10)因此，不是有了民族的存在，才有民族，而是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升华，在民族意识中才有民族。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些台湾学者正是采取现代主义学派的观点来建构其关于“台湾民族主义”的论述。
二、当代“台湾民族主义”的分析
在对当代“台湾民族主义”进行详细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先了解、认清近代台湾的民族主义及其与中华民族主义的关系。近代台湾民族主义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台湾抗日运动的产物，是一种旨在以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获得解放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它与中华民族同一血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台湾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对中华民族国家为凝聚力的一种意识和行动；第二，台湾民族解放运动与祖国大陆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互相支持、互相依存的血肉相连；第三，从文化学角度看，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主义是一脉相传的。首先，所谓的台湾(本土)意识来源于中华文化，在抗日运动中产生的台湾本土意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分支；其次，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台湾意识是催生台湾民族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最后，在抗日运动中产生的台湾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华民族主义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二者的目标都是以反帝、反殖民、争取独立自主，具有承前启后、同仇敌忾的连贯性。[9](P105-107)台湾的民族主义原本是清楚的，它与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相连，是中华民族主义的一个分支。但抗日战争胜利后，特别是在当代的台湾，“台湾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岛内歧义最滥的一个政治名词，“台独分子”为了分裂国家，杜撰出来所谓的“台湾民族主义”，成为文化台“独”和分离国家活动的“理论”依托。
1.“台湾民族主义”：台独式的民族主义vs.国民党的官式民族主义vs.民进党的准民族主义
按照施正锋的分析，台湾岛内曾经存在三种“民族主义”之争：
首先，李登辉时代的国民党官式民族主义：新台湾人主义→“两国论”
台湾人最严谨的用法是指“台湾民族”：“凡是认同台湾为自己的祖国，愿意为她来打拼的人，就是台湾人。”这是推动台湾独立建国者的政治用语，试图用现代的民族观来想象台湾人，企盼以此来区隔中华民族、或是中国人。其实，李登辉的“新台湾人主义”以“社群主义”来建构“台湾生命共同体”，尝试整合内部的多元族群，可以说是“隐性的台湾民族主义”。[10](P16-17)
其次，民进党的准民族主义：公投自决→主权独立+制宪建国+住民公投
民进党虽有所谓的“公投台独党纲”，其实是强调自决的过程重于独立建国终极目标。[11](P82)因此，民进党本质上是不折不扣的“本省人族群政党”，顶多是延续“自决派”的“公投派”，而“台独党”的号称则未免当之有愧。[5](P30)
最后，台独式的民族主义：对外是独立建国+对内是民族国家的建构
在张扬更改“国号”、“国歌”、“国旗”、历史教科书和强化使用“台语”(闽南话)等“台湾人”的认同理念中，形成了对抗国民党“中国民族主义”的“台湾民族主义”构建，他们“所要形塑的民族是‘台湾人’；而造成目前台湾民族沉沦的敌人，则是外来政权‘国民党’；只有让国民党下台，台湾人才能恢复民族的光荣(‘台湾人出头天’)。”[12](P183)“台湾民族主义是台湾意识的政治表现，主张台湾岛上的住民虽然未完全凝聚成台湾民族，但已发展成福祸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对外要行使民族自决权，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对内要确保成员的公民权。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其目标在于，“以‘多元文化主义’来建立一种超越族群的台湾人认同：一方面尊重各个族群独特的价值观及文化特色，让他们有集体的安全感；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可以坦然地同时拥有个人、族群、及国家的认同。”[5](P30-31)一言以蔽之，不管来台先后，命定要安身立命于台湾的四大族群要共同组成一个“国家”，这就是“台湾民族主义的真谛”。
由上所述，按照施正锋的观点，只有台独式的民族主义才是彻底的、纯粹的、正宗的“台湾民族主义”。下面分析其基本特征及兴起的原因。
2.“台湾民族主义”的特征
(1)在国家认同的问题上，台湾早已是主权独立国家。近年来的民调显示，关于“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目前的名字叫中华民国”的说法己被相当部分的台湾民众所接受。而把海峡两岸视同两个国家的民众也在不断增加。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正在被逐渐引导到“认同台湾作为一个国家”这个方向上。
(2)在台湾前途的问题上，尽管维持现状(不统不独维持现状，等将来再决定)在台湾仍然是多数，但把十几年来的民调作一个趋势分析，不难看出，支持“台湾独立”的有明显上升的趋势，支持两岸统一的却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3)台湾人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近年来的民调显示，尽管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在台湾仍然占多数，但只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不断增加，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则趋于减少。
(4)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必须与中国内地建立一种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未来时机成熟时，这种特殊关系将变成正常的国与国关系。[13](P53)在台湾流行的政治口号诉求上，以“爱台湾”、“台湾优先”作为最高的政治诉求，并得到台湾各政治力量的支持，成为台湾社会最为流行的政治口号。强调所谓“台湾主体意识”，以台湾为中心来思考、认识台湾的利益和发展。更为极端的是把祖国大陆作为敌人，强调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对抗性关系。在台湾，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政治人物会利用“一个中国”、“中国”、“统一”等作为政治诉求，因为这些政治诉求已被逐渐被妖魔化了。[14]
3.“台湾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
(1)由于外来的殖民统治和岛内政治发展的特点，在台湾知识分子和民众之中不恰当的产生了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台湾的一些政治势力积极利用和发挥这股民族主义潜流，加剧了台湾人政治认同的混乱。这是“台湾民族主义”兴起的主观原因。
(2)海峡两岸的长期分离：从1949年开始，海峡两岸的分离已近60年。两岸政权处于敌对状态，台湾为外部势力所控制，成为对抗中国大陆的一个最主要的基地。两岸的对抗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两岸社会的政治塑造过程几乎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客观上为“台湾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些条件。[14]
(3)台湾的悲情历史被人为操控。1895年割台之后，台湾的历史有其特殊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社会产生了一些“悲情意识”，对祖国大陆产生了疏离感。这些“悲情意识”为台湾的分裂势力所利用，成为支持“台湾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李登辉、陈水扁在台湾执政近20年的期间，刻意混淆“民主”、“人权”和“公投”的概念，一再极力推销“只有台湾230万人民才有权决定台湾的前途”。这是居心叵测的误导。这是企图以所谓“民主”程序，改变台湾现状，是煽动分裂主义情绪，从而使所谓“台湾民族主义”情绪得以发酵。
(4)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早在1945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在一封绝密信中曾说，“我们国务院所有的人都强烈感到我们应该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取得对台湾岛的控制。”是年8月，美国根据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做出决定“当中国的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知道我们要在台湾和什么样的统治集团打交道时，美国应该设法加强一个非共产党的地方政府并给予支持。该政府至少应提供起码的、像样的治理。我们应该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美国还应谨慎地与有希望的台湾当地的领袖保持联系，以便将来有一天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利用台湾自治运动。”[15]由是观之，台湾被作为西方反华势力的前沿阵地，长期被塑造反共恐共的政治思潮，培养一批反共反华进行“台独运动”的政治精英。并从经济、政治、军事上提供台湾对抗祖国大陆的资源，成为支持当代“台湾民族主义”的外部力量。
三、当代“台湾民族主义”的实质及其批判
当代台湾某些人所建构的“台湾民族主义”，其实质就是使台湾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逐渐从中国的母体中分离出去，最终走向“独立”。对此，必须立场鲜明，态度坚决，从理论上进行彻底的批判。
1.“台湾民族主义”的实质
首先，建构“台湾民族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台湾独立”建立广泛的思想基础，培养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从根源上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天然联系，淡化中国文化对台湾民众的影响，用“台湾民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对他们尤其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洗脑，使其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从意识形态上拒绝认同中国文化，进而抗拒统一。
其次，“台湾民族主义”向台湾人民灌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意识，其实质就是弱化其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培植分裂主义土壤。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必将在两岸人民心中形成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的“四大族群”不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的认识和观念，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因为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并处理不当，战争将不可避免。
最后，“台湾民族主义”强调“台湾人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已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其目标就是要以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方式，侵蚀台湾民众的“中国情结”，影响其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尤其是向广大青少年灌输“台湾人不等同于中国人”，“台湾的民主化就是要建立台湾人自己的新国家”的思想，在深层次上影响岛内民意趋向，培植分裂主义土壤，营造“台独”气候。[16](P12)
2.“台湾民族主义”的理论批判
“台湾民族主义”阻碍了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和平发展。对此，必须予以理论上的剖析与批判。
首先，从建构“台湾民族主义”时采用的“理论工具”来看，它主要采纳了建构论和民族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学派的观点。换言之，“台湾民族主义”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的认同都是经过想象、塑造或是捏造出来的。但这样的观点在学界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17](P151-152)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民族主义的论述并非无懈可击，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过于强调民族的现代性和政治性，而忽视民族的血缘、文化等其他因素。[6](P146-157)由此可见，“台湾民族主义”的构建工具是值得商榷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分析“台湾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从其思想渊源看，“台湾民族主义”是从“本土化”思潮发展演变而来。“本土化”并不必然导致台湾走向“独立”，那么，“台湾民族主义”的产生必然有其历史和现实的背景，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客观分析其历史的合理性，指出其走向历史偏执和荒谬有其自身的逻辑。[18](P107-112)
第三，了解那些坚持“台湾民族主义”论者的个人、家庭、社会境遇，分析其偏激立场的原因。如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后，在其歧视性的语言政策下，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台湾方言(包括闽南语、客家语、原住民语等)，不断受到人为的压制和破坏，沦为次等语言。国民党当局透过其教育行政系统，以各种惩罚措施来强制学生学习“国语”。当时学生若讲方言，便要被罚钱或受到体罚，有时甚至会被老师引为“坏榜样”当众出丑。对台湾同胞当年受国民党当局压制而不能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我们应该表示理解与同情。[19](P34)但是，由于个人的恩怨而导致的情绪反应并不能作为“台湾民族主义”论述的坚实基础。
最后，从“台湾民族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切入，对其存在的合法基础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审视。从“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历程中，可以看到史明、王育德等及其代表作《台湾人四百年史》、《台湾·苦闷的历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必须揭露史明、王育德他们个人建立“台湾民族主义”理论的反社会、反历史、反科学的非理性动机，并非出于个人对历史的尊重和历史的公正。其著作《台湾人四百年史》、《台湾·苦闷的历史》更是对历史的歪曲，以历史的虚无主义手法人为创造了台湾四百年的历史，而武断地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和文化联系。“独立建国是台湾人四百年的梦想”是虚构的，符合事实的叙述应该是“独立建国是一部分台湾人五十年来的梦想”。[20](P95)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如《台湾人四百年史》、《台湾·苦闷的历史》此类的著述都是缺乏历史根据的书籍，建立其上的所有思想和观点都应是值得质疑的。那么，建立在这个不稳固基础的“台湾民族主义”也必然有疑问。按照最简单的逻辑，“台湾民族主义”缺乏合理的依据，是经受不住历史检验的。
以上对“台湾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剖析，分析了其建构的工具，揭示了其特征和兴起的原因，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人们认清当代“台湾民族主义”思潮的真实面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建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就是要建构独立于中华文化之外的台湾文化和台湾历史，如果将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抽出，所谓台湾文化和台湾历史会是什么样呢？”“无疑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会成为缺少内涵没有文化的文化和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历史。”因而，“不顾文化和历史或硬性改变文化和历史，谋求建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只能是为或是地方主义的或是分离主义的利害考量所囿的愚蠢之举，徒劳无益。”[18](P112)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当代“台湾民族主义”在岛内的不良影响及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严重危害，并制定相应的对策。
首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所谓的“台湾民族”、“台湾民族主义”的论述，坚决反对任何“去中国化”的言论与行为。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认真贯彻落实胡总书记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凡是对台湾人民有利、对两岸关系有利、对振兴民族有利的事，大陆都要多做。
其次，客观、全面看待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以扁家弊案为例，正是由于民主制度，台湾地区的人民才能更快、更准确、更充分地揭露腐败，从而使这种伴随新生制度而来的丑恶和其危害性降到最低。从根本上说，如果不是人民当家做主意识的提高和这种权利的行使，台湾的腐败就不会被这样迅速和全面地揭露，其民主制度也不会这样得到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可能会上升到新的水平。就此而言，我们应该把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纳入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轨道之中，扬长避短，为中国的政治进步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做到了这一点，就能有效的消解“台湾民族主义”论者所坚持的台湾“民主化”等言论对我们在政治方面上形成的压力。
第三，坚持文化包容、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之中的思想。诚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的讲话中提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瑰丽灿烂，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交流，使中华文化星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21]“台湾文化”、“台湾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一部分，应该被吸收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之中，所以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台湾文化”、“台湾文明”应该值得尊重、应该被融入共同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之中。
再次，除了加强两岸经贸往来、经济合作之外，要想方设法扩大两岸的接触、交往和交流，以加深双方民众的沟通与了解。“化解地方意识和地方主义坚冰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扩大双方的接触、交往和交流，凭借共有的中华文化的强大磁力，构建理解和友谊。”“一旦台湾的地方意识和地方主义弱化和淡化，分离主义也即失去了凭借，失去了力量，两岸关系也就会渐渐趋于稳定平和，直至最终达至统一。”[18](P112)通过双方交流的不断深化、扩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念一定能够深入人心，从而有助于两岸的融合。
最后，不断增强解决台湾问题的自信心。根据两岸的综合实力对比，更加坚定信心，这是因为台湾没有遂行“法理台独”等的可能性，因此给对方时间和空间，也是给自己时间和空间，对己有利。“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在中国大陆，不是台湾，但许多大陆人，包括一些大陆领导人，认为这个主导权不在自己，老是把眼光盯在台湾，是因为他们不是从岛内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逻辑观察台湾问题，而是从统一或独立的‘有色眼光’去检视台湾岛内一切政治变化和政治人物的言行。……当人们用这种眼光去看这个问题，就会蒙蔽了自己正确的视线，忘了‘统独’只是岛内政治人物权力斗争的工具，结果把工具当成了目的，导致过度防卫，造成误判。”故而，“中国大陆应当认清这种本质，并且对解决台湾问题拿出更大的自信心。”[22]
四、结语
“台湾研究结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趋势，是当前学术界备受重视的热门课题。……其中无论是以所谓台湾民族主义或是新台湾人主义等不同词汇，抒发看似各异的不同论述，本质上充斥着以台湾人民的意志为中心的观点，以之用来解释台湾过去的历史以及文化发展现象，致使当代台湾的本土化论述沦为蕴蓄去中国化及夹带浓厚政治意味的意义。”[2](序言I)这种现象值得警惕。“台独”势力企图通过对“本土化”、“民主化”的阐述来构建一个“台湾民族”、并以当代“台湾民族主义”作为理论依托来对抗祖国大陆所倡导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从而，“台湾民族主义”的主张已经成为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层因素，甚至会把台湾推到与祖国大陆发生战争的道路上。与之相对的是，完成两岸和解、统一，完成一个国家的正常化，开启中华民族的复兴，这应是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的共同心声。换句话说，和平统一应该成为两岸人民最大的心愿，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福祉。总而言之，“和”与“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才能“合”，“合”增进“和”。近代以来历经千重磨难的中华民族已经积累了凤凰涅槃的智慧，我们相信，海峡两岸的人民一定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完整合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统一后的中华民族必定能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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