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之际的河西窦融集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西论文,两汉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1）05－0014－08
两汉之际的社会动乱使得大一统的统治秩序被打破，社会各个阶层都被卷入到这场动乱中来，中国社会也由此进入一个政治秩序重组的动荡时期。在这种动荡的局面下，各地的地方豪族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们纷纷利用自己所凝聚的势力，展开各式各样的政治、军事活动，他们或者建立坞壁以图自保，或者投靠更强大的势力集团，甚至有的还称制自立。最终，崛起于河北的刘秀集团平定了这种混乱的局面，并建立了东汉政权，使中国重新恢复统一。
在众多的地方势力集团中，河西地区的窦融集团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动乱之时，他们形成了一个暂时性的自保集团，一旦以刘秀集团为主的统一形势明朗之后，他们便立即归附过去，表现出了强烈的统一倾向。本文试图结合出土资料，对这一时期窦融集团的特点及其政治动向进行分析。
一 西汉河西地区的经济与人口
窦融集团控制的河西五郡，大部属于河西走廊。这一地区在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上有其较为特殊的地方，这些虽然不能决定窦融集团在两汉之际的政治动向，但对当地的社会、政治所产生的持久的型塑作用，无疑会对窦融集团在两汉之际这一短暂时期的政治动向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因此，对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予以概说十分重要。
就经济发展而言，河西地区进入西汉政府的实际掌控之中还是要到汉武帝中后期。在此之前，匈奴、羌、月氏等游牧民族一直在此交替活动，畜牧业遂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部门，故时有“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1]1645的美誉。汉武帝通过多次战争将匈奴驱逐出河西之后，“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2]3167匈奴退出河西，但对西汉政府的威胁依然存在，为有效地组织防御，解决边疆问题，汉政府在河西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开发活动，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形成和发展遂在西汉政府的主持之下有效地展开。汉武帝时期，西汉政府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立酒泉、敦煌、张掖、武威四郡，并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屯田，徙民实边。[3]19－122河西屯田和徙民的进行不仅解决了边防士卒的粮食供应问题，稳定了边防，也使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河西走廊气候干燥少雨，多风沙，从祁连山流入区内的大小河流形成了宜于农耕的绿洲，绿洲农业用水，须经人工灌溉方可获致，汉朝经营河西，注重农业水利工程的建设。[4]与之同时，河西地区也引进了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赵过为代田之法，并将这种成功经验大加推广，“教边郡及居延城”[1]1139。在出土的居延汉简中也有代田仓的记载，当时边地推行代田法的情景可见一斑。另外，据考古发掘表明，一些先进的生产工具也在此时传入了该地。① 汉代开发河西，为河西地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政府对河西地区的有效经营，使得河西地区不仅在农业生产上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也使该地成为西汉与西域地区贸易往来的重要渠道。如《后汉书》卷三十一《孔奋传》：“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八年，赐爵关内侯。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姑臧地区成为“通货羌胡”的贸易点，既显示了河西地区在中外商业发展史上的独特位置，同时也与当地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地理交通位置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理由相信，姑臧地区的贸易状况当不是一地之特例。
河西地区在经济上的发展是窦融集团得以据地自守的保障，但与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情形不同的是，汉代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在汉政府的主持和保障下才得以进行的。政府的边疆政策以及在此地的有效管理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河西地区经济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作为一个新开发的区域，河西地区的行政模式和经济格局都是在西汉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下才得以形成，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对中央政府有着明显的依赖性。还需要指出的是，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虽达到一定程度，但与经济富庶的关中及关东地区仍然是无法比拟的。
与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则是河西地区的人口数量及其构成状况。从总体上而言，西汉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规模远较其他地区为低。葛剑雄先生《西汉人口地理》一书对西汉人口的分布辟有专章进行统计和论述，现将其对于河西地区诸郡人口的统计分析摘录整理如下（见表1）[5]98。
以上数据显示：首先，窦融集团所控制的位于西北地区的五郡，就其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而言，远低于关东经济重心的水平，五郡人口总数为429859，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74％，这与河西五郡地理面积总和在全国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相称。其次，河西五郡以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的顺序依次自东向西排列，而各郡人口总数也与这一地理位置排列顺序相对应，大体上呈递减的趋势。
西北地区人口分布出现以上状况，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相对于全国的情形，河西地区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干旱少雨，这给民众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因而会影响到其人口的规模。第二，河西地区位于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交界地带，游牧经济仍占当地经济的较大比重。与之同时，该地也时常受到边外民族的侵袭，其经济的发展自然落后于内地农耕区，这也会影响到该地人口的发展。第三，对于西汉政权而言，河西地区的开发比较晚。在汉武帝开拓河西四郡之后，该地作为西汉疆域的一部分，其军事防御的功能一直是西汉政权关心的主要内容。尽管西汉国家曾派遣大量戍卒前往河西地区，但他们很少能常驻该地，并成为河西地区户籍统计的对象。
西北地区由于地理条件较为恶劣，因而人口比较稀少。西汉开发西北，并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才使西北地区的人口渐形增加。《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朝控制西北地区之后，边疆安宁，为人口的增加提供了保障。王莽末年与匈奴交战，破坏了安宁的局面，战乱导致了人口的迅速下降，“数年之间，北边空虚，野有暴骨矣。”可见，西北地区的人口在西汉一代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
就西北地区人口的结构而言，汉武帝时起，从内地通过各种方式持续地移民于此，[6]填补了西北地区人口的空缺，因此，河西四郡的人口基本是内地移民。此外，边地其他民族也是西北地区人口的组成部分之一，如“元封三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1]194西汉国家迁徙武都氐人于酒泉郡，其目的是为了使其脱离本籍，便于控制，但他们也因此成为河西地区的常住人口。迁徙至边地的民众，或因天灾人祸，或因破产流亡，或因触犯刑法，其组成成分比较复杂，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汉书》卷二十四《地理志》：“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又《汉书》卷六《武帝纪》：“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西汉国家将贫民或刑徒迁徙边郡，这是一项长期执行的政策。这样一来，这些或处于社会底层，或因犯罪而为国家正常统治秩序所排斥的民众，就成为河西地区人口构成的重要部分。他们的存在，对于河西地区民众的社会心态和国家认同也势必产生微妙的影响。
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民众社会地位普遍低下，使得本地社会分化表现较为迟缓。与关中、关东地区相比，本地豪强势力最早到西汉末期才渐渐发展起来。[7]108－114受地理环境、经济、国家统治政策等方面的影响，西北豪强的形成途径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如畜牧业主、六国旧贵、立有军功的良家子、外来避难的豪族和官吏等都是西北豪强的来源。总体而言，以军功起家为豪强者是西北豪强的主流，[7]66－68如陇西李氏[1]2439、赵氏[8]、敦煌曹氏[9]等。西北地区的军事是当地军功豪强兴起的主要原因，《汉书》卷二十四《地理志》：“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西北地区由于迫近戎狄，常受边地游牧民族的侵扰，其民众在与羌、胡的接触过程中，形成了崇尚武力的社会风习，而六郡良家子也成为汉代中央军的后备力量，他们从军出征，其中即不乏因军功而兴起者。西北豪强势力发展渐强，到西汉后期，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也渐渐增大，窦融、隗嚣集团在新莽末天下纷争的局势中割据一方，正是获得了当地豪强的有力支持。
综上，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同，但从总体而言，其经济发展是较为落后的。这种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的特点，极大地影响了河西地区地域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二 窦融集团的特点
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郊）人。仕事新莽，随军讨击叛乱，屡立战功。王莽败亡、更始集团进入长安之后，窦融降于更始，被任命为巨鹿太守。但出于对天下形势的观望和对河西地区的了解，经极力请求，后改授张掖属国都尉。对于任职于此的目的，窦融曾明为言之。[10]796他认为，一方面，自己之父祖兄弟长期任职于河西地区，其家族在河西地区具备良好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河西地区经济殷富，地形险固，易于自守。当然，窦融欲求此职的目的乃是为了保存家族于乱世，因而自保性十分明显。窦融到任之后，一面“抚结群杰，怀辑羌虏”[10]796，巩固地方基础；一面联结河西五郡，组成了据守河西的地方势力。正因为窦融的自保倾向，窦融集团虽占据河西，自成一体，但始终未能如其他割据势力一般称号建政，这也使得在两汉之际的社会动乱之中，该集团具备了颇为独特的特点。
（一）准政权性
窦融集团虽未称号建制，但其对河西地区的控制表现出较大的独立性。窦融集团形成伊始，便重新调整了各郡地方长吏的任命，其调整情况见表2。
以上张掖、酒泉等都尉都是部都尉，属当郡太守，而张掖属国都尉则属典属国。[11]30－39需要注意的是，这次职任调整是在窦融的主导下进行的，其中并无更始政权的授意。《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众人）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是时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并孤立无党，乃共移书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绶去。”这次调整确立了窦融对河西诸郡的领导权，同时也加强了河西豪强之间的联结，为河西地区在窦融领导下的独立行政奠定了基础。
在日常行政及军事防务等方面，窦融设置从事监察五郡。虽然河西地区名义上附服于刘秀集团，但在陇右地区没有平定之前，刘秀无法实现对河西地区的直接管辖，窦融大将军幕府及各郡守府就具有相当的自主性。从出土的居延汉简所记述的情况来看，窦融集团一面大多仍遵西汉旧制行政，[12]一面以“莫府书”、“府书”、“治所书”等文书形式发布了各种命令，② 如建武三年（27）吏奉册[13]（EPF22:70－79）所示，窦融临时颁布了新的吏禄制度，规定俸禄以谷。又如建武六年（30）颁布的禁民私铸的命令（EPF22:38A－41）、建武五年（29）祠祀社稷的命令（EPF22:153A－161），这些都显示出窦融集团自主地推行或改革了一些制度。在军事防务方面，“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10]797窦融集团充实军备，加强训练，严明斥候，互相救助，显示了其独立性。
总体而言，窦融集团在东汉初期中原纷乱的局面下，以窦融为领导，自主调控，独立防卫，在行政上、军事上具有准政权的性质。当然，这种独立的状态仅是相对而言。在天下尚形混乱、刘秀势力未能崛起之前，窦融曾依附于隗嚣集团，接受隗嚣的职官任命，并依照隗嚣的文书行政。窦融转而归附刘秀之后，又积极接受刘秀的命令。可见，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实际上的，窦融集团都不曾脱离这种依附他人的状态。
（二）自保性
河西地区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使其对中央政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当地豪强很难产生对中央的离心倾向。西汉后期，河西豪强大族正在形成中，势力尚不为强大，[14]他们很难形成军事集团，东出河西地区并参与到新的统治权的斗争中来。从窦融集团形成时起，河西地区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观望期后，于建武三年确定以刘秀集团为依附对象，“时隗嚣先称建武年号，融等从受正朔”[10]798，此后，便积极效诚刘秀，并出兵助刘秀消灭隗嚣集团。建武十二年（36），陇、蜀平定，河西五郡太守率其宾客朝会洛阳，窦融集团宣告解散。河西五郡联合起来，就是为了“共全五郡，观时变动”[10]797，这种特点就决定了其政治取向。
河西地区是完全在中央政权控制下形成的新秩序，是与旧传统隔断联系的异姓者的集合体，地方势力的发展相对薄弱，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完全寄托于国家之手。[15]157－164因而，在新莽末、东汉初的社会动乱中，河西地区虽经历了观望形势的阶段，出现过是否割据的争论，但本地域发展对中央的依赖性使他们最终选择了归附刘秀，并积极推进统一国家的形成。
（三）河西豪强和东方士人的联合
河西地区“斗绝在羌胡中”，易受侵扰，新莽政权垮台之后，河西地区失去中央的保护，鉴于此，河西五郡地方豪强和民众都倾向于互相联合，统一调度，以图自保。更始政权短暂而亡，局势不明，河西地区的豪强以各郡太守、都尉为首，迅速联结，推举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统一部署，完全控制了河西地区，前引材料中武威太守马期和张掖太守任仲因孤立无党被迫离任，即可见一斑。需要指出的是，河西地区的豪强大多是因世代仕宦于河西或久居其地长期经营而形成的，窦融家族就是如此。《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融）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邰阳令曹全碑》也历叙其父祖迁徙至西北地区之后世代仕宦的情况，其家族的发展情况略同于窦融家族。敦煌文书伯2625号和斯1889号也分别载有敦煌张氏、索氏以及汜氏等在西汉时期逐渐成为地方豪强的发展状况。[16]108－120在社会动乱之际，他们迅速结合起来，共同维持河西地区的稳定，决定河西地区的政治走向。
当然，一批东方士人的到来也为窦融集团注入了重要的力量。由于五郡联防，抵御了羌、胡、匈奴等的侵袭，又无内郡动荡之虞，便出现了“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10]796的现象，随之而来的也有不少关中、关东的士人，如《后汉书》卷二十六《蔡茂传》：“会天下扰乱，茂素与窦融善，因避难归之。”窦融对他们也多加以任用。又如前引材料所见孔奋，他即因战乱避地河西，并被窦融署为僚佐。而投靠隗嚣的班彪，因与隗嚣志不相协，遂避地河西，被窦融任为从事，为窦融决策东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河西各郡太守周围也集结了一批宾客，这之中也应该有不少来自东方的士人。东方士人避难河西，得到了窦融等人的吸纳，为河西集团出谋划策，成为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西窦融集团虽然形成了一个近似独立的行政体系，但这种体系是在本地区因社会动乱爆发、中央政权破亡而无所统系的情形下建立起来的，它是该地区一种暂时的、自保的措施。窦融集团从一开始就保持着明确的积极归附中央正统的态度，维护国家统一，这也是刘秀能够拉拢他们的关键所在。
三 窦融集团政治动向的转变
据守河西地区的窦融集团，从一开始就以据地自保为主要目的，与和其接境的隗嚣集团的割据性不同，河西各郡主要是因为缺乏中央政权的统理和保护才自行联合起来共同防卫。窦融集团形成之后，没有举兵争雄的举动，而是密切关注内郡动乱的发展，并寻找归依的对象。更始败亡之后，河西各郡地方豪强随即联合起来，一面共同抵御边地民族侵扰，一面积极与内郡联系。从初起之时的观望到最后归附刘秀，窦融集团的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观望形势阶段
在窦融未进入河西之前，新莽地皇四年（23）七月，隗嚣起兵天水，称年号为汉复，不久即徇下并控制了河西地区。[10]520与此同时，王莽于本年十月被杀，新朝随即灭亡。居延新简中有地皇四年十月的简：
新始建国地皇上戊
年十一月丁丑朔甲申甲沟障候获叩头 EPP22:273A[13]494
复汉元年十一月戊辰居延都尉领甲渠督蓬掾 敢言之诚北 EPF22:423[13]504
这是简牍中可见的使用的最晚的新莽地皇年号的日期，此后即可见居延汉简中的“复汉元年十一月”的简。“复汉”或为“汉复”之误，“复汉”是隗嚣初起时采用的年号。王莽行殷历，以十一月为岁首，故地皇四年十一月当为汉历十月。隗嚣以反莽复汉为号，他所行时历当同于汉历，故复汉元年十一月当为汉历十一月，与地皇四年十一月正好衔接。大概隗嚣非常迅速地徇下河西地区，并有效地控制了河西，废除了王莽年号，推行他自己所称的年号，河西地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隗嚣东归更始政权。
更始二年（24），隗嚣归附更始帝，河西地区也归更始政权统辖，更始帝对河西各郡进行了重新任命，窦融为张掖属国都尉，梁统为酒泉太守，其他各郡太守、都尉等官吏任命情况不明。窦融、梁统于更始二年进入河西，③“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10]797，开始在各自辖区积极巩固基础。
更始二年之后，更始政权渐渐衰败，中原地区又陷入政治混乱、割据势力四起的境地，河西地区再次失去中央政权有效的管理和保护。是时，河西各郡尚未结成联盟，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而中原地区局势的动荡也影响到河西地区。从居延汉简所记述的情况来看，在短短的三年之中，河西地区频繁地使用了来自不同政权的年号，如：
更始三年十一月己卯甲渠守候诚谓吞远 EPF22:337[13]499
建世二年正月甲戌甲渠守候诚告令史 EPF22:335[13]499
建世二年三月癸亥朔甲申甲渠候 移殄北候官当曲 EPT65:43A[13]422
汉元始廿六年十一月庚申朔甲戌甲渠障候获敢言之
谨移十月尽十二月完兵出入簿一编敢言之 EPF22:460A[13]507
就已见汉简而言，新莽末、东汉初之际，除新莽政权的年号外，河西地区还使用过汉复、更始、建世、元始等年号。其中，“建世”为赤眉所称年号。《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更始三年）六月，遂立盆子为帝，自号建世元年。”更始三年九月，赤眉军击败更始，进入长安，次年正月，赤眉军洗劫长安，西行进入安定、北地，并败刘秀大将邓禹于郁夷。赤眉军的西行，可能给河西地区造成了较大的震动，因而他们放弃更始年号而用建世年号。更始年号的汉简，最迟能见到有更始三年十一月，此后即可见到建世二年（建武二年）正月的汉简。赤眉军在西北地区遭到隗嚣等的阻击，很快又退出西北，河西地区受到的威胁旋即解除，而此时东方纷扰，河西各郡无所适从，行政过程中遂采用元始年号为记。“元始”为汉平帝年号，二十六年为公元26年，即建武二年。
从各个年号的使用情况来看，至王莽政权灭亡之时，河西各郡仍受新莽政权的有效控制，但新莽政权一旦垮台，其年号的使用就显得比较混乱。可见，这一时期河西各郡虽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但都较为注意内郡形势的变化，以长安为中心的新莽政权、更始政权、赤眉政权的交替，影响着河西地区的政治动向，面对内郡急剧变化的动乱形势，河西地区也一直注意做出及时而谨慎的选择。但河西地区倾向汉室的态度却是明显的，从“元始”年号简的使用上即可见一斑。汉代开发河西地区，在此推行郡县制，已经从各方面影响了河西地区，河西地区也形成了对汉家制度的高度认同。
（二）归附刘秀阶段
《后汉书·窦融传》：“会更始败，赤眉入长安，统与窦融及诸守郡起兵保境，谋共立帅。”更始政权的失败，使河西各郡意识到统一的中央政权暂时难以形成，出于自保，河西各郡遂共同谋划结成联盟。
建武二年十一月，河西五郡联合起来，共同推举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河西地区形成一个军事性的准政权。随后，刘秀集团进入关中，消灭赤眉军，势力日益强大。建武三年，陇右隗嚣受封为刘秀西州大将军，遣使洛阳上书，正式与刘秀联合，并称建武年号，受此影响，窦融等随隗嚣受建武年号，并接受了隗嚣所授予的将军号。汉简中亦可见到有建武三年纪年的竹简，为窦融改称“建武”年号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窦融等归附刘秀集团，改从建武年号，是其追随刘氏宗室、恢复统一国家的一贯表现，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这种归附还只是名义上的。由于隗嚣以刘秀西州大将军的身份专制凉州、朔方二郡，窦融集团也主要受隗嚣节制。因此，相对刘秀集团而言，窦融集团还保持着独立态势，他对东方刘秀集团的归附还只是名义上的、间接性的。居延汉简当中也有“西州书”的简牍：
前诸郡以西州书免刘玄及王便等为民，皆不当行。 221[17]
这正是隗嚣以西州大将军的名义发布给河西地区执行政务的命令。由此也可表明，即便窦融在名义上归附刘秀，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河西地区实际上是听命于割据陇右的隗嚣集团的。
社会动乱时期，政治、军事形势的动荡使得不同的政治思潮纷纷涌现出来，除割据争雄的意见之外，一批拥有一定政治地位或希望获得某种政治地位的士人，则更倾向于抱持据地自守、观望形势的态度，如两汉之际的冯衍就先后劝说王莽更始将军廉丹和更始帝尚书仆射鲍永，建议二者屯聚大郡，抚结士民，建立起自己的势力，以相机行事。[10]962－963此一时期的河西地区，对于社会动乱形势的走向和自身政治态度的抉择，也曾出现过争论。意图割据称雄的隗嚣派辩士张玄游说河西，制造舆论，他说：
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10]798
由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原因，两汉之际谶纬流行，其施及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自不待言。张玄所言即为当时所流行的一种政治谶纬。他认为更始政权的灭亡意味着汉室不能再兴，意欲劝导河西地区联结陇、蜀，割据一方。张玄的说辞引起了河西地区对于选择割据还是继续依附东方刘秀集团的争论。窦融还特别召集各郡太守及地方豪强商议对策，由于史料阙如，争论的具体情形已不可见，但以下这种观点正对张玄的言论而发，它对河西地区确定其政治态度无疑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汉书·窦融传》：
融等于是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其中智者皆曰：“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见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10]798
这次会商成为河西地区在两汉之际的政治发展的重要转折。史家将“智者”的言论特别加以记载，就进一步表明“智者”所提供的建议对于窦融集团的政治态度起了关键作用。“智者”的建议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从各种征兆来看，“汉有再受命之符”，即刘氏皇宗中之优秀者仍会继续获得天命眷顾，以延续其中辍的政统；第二，在几支称帝的队伍当中，以洛阳为中心的刘秀集团在势力范围、集团力量上都占据优势，故河西地区归附于刘秀集团当是明智的选择。
河西地区要联合中原的刘秀集团，维护国家统一，困难较大。首先，河西地区与中原道路隔远，尤其在社会动乱之际，双方信息的传达十分不便。其次，隗嚣所据有的陇右地区处于关中和河西的交通要道上，随着隗嚣割据意图的增长，对河西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窦融仍作出依附刘秀这一决定，一方面是他对东方形势进行判断的结果，他看到了刘秀集团的势力快速上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河西地区不愿割据、赞成统一的倾向。
建武五年夏，窦融遣长史刘钧到洛阳奉书献马，五郡也派员随从，开始与刘秀进行直接的联系。与此同时，觉察到隗嚣割据意图的刘秀，也开始积极筹备，防范隗嚣。由于河西地区较为安定的形势和东逼陇、蜀的地理位置，使得刘秀倾向于结拢窦融，以节制隗嚣。刘秀尽力结纳窦融，授窦融凉州牧，其他各郡太守亦有封号，并在给窦融的书信中称：“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10]799刘秀虽然想极力结纳窦融集团，但鉴于与隗嚣交结的经验，他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方式，让河西地区自己决定其政治取向。这种看似松散的态度反而赢得了窦融对他的支持。刘秀与河西地区之间展开了频繁的接触，此时隗嚣尚未反叛，河西与关中道路通畅，窦融也开始积极执行刘秀颁布的政策，如居延新简建武五年的赦令文书册所示：
建武五年八月甲辰朔 甲渠鄣候 敢言之府下赦令 EPF22:163[13]487
诏书曰其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诸不当得赦者皆赦之上赦者人数罪别之 EPF22:164[13]487
会月廿八日●谨案毋应书敢言之 EPF22:165[13]487
窦融并未称王建号，其下达的行政文书不可能称为诏书，根据史料显示，建武五年五月，刘秀曾发布赦令，[10]39可见简中所谓“府下赦令诏书”是对刘秀这次发布的赦令诏书的执行。刘秀的命令先到达窦融的幕府，再经他下达到河西各郡具体执行，并于同年八月即获得赦令在本地区的执行情况的反馈，应该是比较迅速的。与之同时，窦融集团也在逐渐脱离隗嚣的掌控。张忠炜先生曾对居延新简“购偿科别”册书加以复原，根据他的研究，这一册书正是窦融意图废除隗嚣的文书命令，脱离隗嚣集团转而积极归附刘秀集团的明证。[18]249－261
与刘秀接触之后的窦融，要求统一的倾向愈加明显。建武六年，窦融遣其弟诣阙陈情，适值隗嚣反叛，道路隔断，窦友返回，复派其司马席封间行通书，并致书隗嚣，谴责其割据地方，阻碍国家统一，窦融的这些作为当然有利于刘秀的统一事业。窦融据说是孝文窦皇后之后，刘秀则因此赐予窦融外属图及司马迁所著之《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诸史篇，一面标榜自己代表刘氏的正统地位，一面强调窦氏与刘汉的亲缘关系，显示出对窦融的信任和政治结纳的意图。此后，刘秀又多次遣使赏赐，并指示右扶风修理、祠祀窦融父亲坟茔。得到刘秀信任的窦融，在刘秀进兵隗嚣时，也积极配合其军事行动，出兵金城，顺势击破了与隗嚣结盟的羌族封何种。不久，梁统派人刺杀一直驻在河西的隗嚣辩士张玄，放弃隗嚣曾授予的将军号，彻底与隗嚣决裂。
隗嚣、刘秀首次交兵，隗嚣取得胜利，刘秀军一时转入防守，这给河西地区也造成了相当的压力。窦融不仅上书促请刘秀西进，而且积极组织军队，以配合刘秀进攻。建武八年（32），刘秀率军亲征陇右，窦融则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与刘秀会于高平第一城，依礼进见，并与刘秀军共同进攻隗嚣。
隗嚣被击败后，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等俱封为侯，正式臣属刘秀，但由于隗嚣集团还没有完全消灭，陇、蜀地区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刘秀仍使河西各郡将领还镇原地。建武十二年，陇、蜀平定，刘秀诏还窦融等，另行委任。至此，窦融集团方告解散。
四 结语
纵观窦融集团的发展历程，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割据集团相比，窦融集团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较强的统一倾向，他们积极联结刘秀，配合其进攻隗嚣，在刘秀的统一战争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最后，他们也重归统一国家。
窦融集团出现这种政治动向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汉代对河西地区的开发较晚，地方上的豪强势力尚未充分发展起来，因而对中央的离心力相对而言就较弱，尽管两汉之际的窦融、梁统等人在河西地区具有较为深厚的势力基础，但他们还不足以形成与中央政权对抗的力量。其次，河西地区从一开始进入汉朝统治体系时起，就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治理的，该地地方经济的发展、行政机构的建设以及社会安全的保障，都呈现出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依赖，这种现实状况也使得河西地区的割据自立难以实现。最后，窦融、梁统等人都曾长期生活在长安，与中央政权有较密切的关系，如窦融在长安时，“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10]795，这使得他们具有较强的正统观念，所以，在以他们为主导的军事集团中，统一的倾向必定较分裂割据的意向来得强烈。
有了窦融集团的这种积极归顺的态度，光武帝刘秀对河西地区的控制也就显得十分顺利，在全国政治形势基本稳定之后，光武帝遂立即将河西地区的豪强征召至洛阳。《后汉书·梁统传》：“（建武）十二年，（梁）统与（窦）融等俱诣京师，以列侯奉朝请。”粱统后拜为太中大夫，窦融后拜为大司空，而其他如竺曾、史苞等人也都有封赏。这样一来，窦融集团的核心成员也就被调离河西地区，其势力自然瓦解，东汉政府也就成功地完成了对河西地区的重新控制。
收稿日期：2011－04－09
注释：
① 武威磨嘴子西汉墓发掘有牛车、牛犁等木器模型。参见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载于《文物》1972年第12期。瓦因托尼地区汉代遗址中曾发掘出一件木耧车脚，它原来在尖端装置的铁铧已经丢失，研究者认为此即为当时新式的播种工具——耧车。参见陈公柔、徐苹芳《瓦因托尼出土廪食简的整理与研究》，载于《文史》第13辑，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② 薛英群先生认为，“莫府书”为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所行之文书，“治所书”为东汉初年河西地区使用的临时性文书，也即府书，称“治所”是为了与河西五郡大将军府书相区别。参见薛英群《汉简官文书考略》，收入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297页。
③ 关于窦融进入河西的时间，何双全《窦融在河西》（载于《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一文认为应在新莽地皇四年（23）五、六月间。日人鹈饲昌男指出窦融受任张掖属国都尉应在更始二年（24），参见氏著《建武初期河西地区的政治动向》，收入《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取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