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陶渊明论文,地位论文,陶征士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1-0109-09
清人龚自珍诗云：“万古浔阳松菊高。”①的确，陶渊明是深受后人仰慕的晋代高士，历代歌颂其靖节高标的诗文不计其数，其中写作年代最早的一篇便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陶征士诔并序》不但是被萧统选进《文选》的古文名篇，而且是“认识陶渊明的人描写陶渊明的唯一今存文献”②，弥足珍贵，值得细读深究。
一、《陶征士诔并序》的异文及注解
由于《陶征士诔并序》被选进了《文选》，所以得到了历代《文选》学者的悉心关注，从而异文杂出，歧解纷陈，需要仔细辨析。
先看几处重要的异文。
第一，李善注本：“虽今之作者，人自为量。而首路同尘，辍途殊轨者多矣。”③五臣注本“首路同尘”作“道路同尘”④。对此，梁章钜指出：“作‘道’误也。‘首路’与下‘辍途’对。”⑤胡绍煐补充说：“本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戚令首途’，注：‘首途，扰首路也。’引谢承《后汉书》‘徐淑戎车首路’云云，此其证。”⑥今检李善注本《文选》卷五九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戚令首途”句实为“威令首途”之误，但所引李善注文不误。近人高步瀛进而解曰：“始同后异，盖谓当时隐居而不终者。”⑦这里虽然只有一字之异，但意义重大。因为如果原文作“道路同尘”，那就失去了“始同后异”这一层意义，而“盖谓当时隐居而不终者”的深层含义也就隐而不彰了。萧统《陶渊明传》载曰：“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可见当时隐于庐山一带的隐士并非只有陶渊明一人，但所谓的“浔阳三隐”中刘遗民早卒，周续之出山，坚持隐居不仕的便只剩下陶渊明一人了。后来沈约在《宋书》中批评周续之“不尚节峻”，并非虚言。颜延之所以要在《陶征士诔》中郑重道出“首路同尘，辍途殊轨者多矣”，其用意甚深。
第二，李善注本：“冥漠福应，呜呼淑贞。”五臣注本同。然五臣本刘良注云：“言虽冥默无象，固应神也。”高步瀛因此认为：“据良注，‘福应’似当作‘神应’。”其实“福应”无误。此词李善未注，但实有所出，《文选》卷一班固《两都赋序》云：“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吕向注后句云：“言福祥征应甚盛。”颜延之本人也在《又释何衡阳达性论》一文中写过“福应非他，气数所生”之句，可见他习用此词。况且此诔后文还有“纠纆斡流，冥漠报施”的句子，与“冥漠福应”互相呼应，对陶渊明德高而命薄的不公正遭遇表示强烈的不满，故“福应”一词不必改为“神应”。
第三，李善注本：“敬述靖节，式尊遗占。”“靖节”二字，五臣注本作“清节”。对此，胡克家校曰：“‘靖’当作‘清’。袁本云：‘善作靖。’茶陵本云：‘五臣作清。’各本所见，皆传写误。此下八句，叙述薄葬，必是‘清节’无疑。至末‘旌此靖节’，方说其谥。相涉致讹，并非善如此。”高步瀛引许巽行《文选笔记》卷八曰：“‘靖节’是谥，不得云‘敬述’。末云‘旌此靖节’，方以‘靖节’与‘康惠’为对。”胡、许二家的推论都很合理，因为今存之李善注本经过反复传钞、翻刻，难免有所舛误，此处自当以“清节”为正。
再看几点重要的歧解。
第一，“度量难钧，进退可限。”李善注云：“《孝经》：‘容止可观，进退可度。’”李周翰注云：“钧犹及也，言不测其深德也。可限者，知不出于至道。”李善仅注后句，且仅引《孝经》原文即止。细揆其意，当谓诔文中“进退可限”与《孝经》中“进退可度”同义，也就是将“限”字解作“限度”即准则的意思。李周翰对前句作了较准确的解释，但对后句的理解似有误。“可限者，知不出于至道”的意思似为渊明尚未达到进退皆出于至道的最高标准，故其境界有所局限。这分明是曲解了诔文的原意，颜延之怎会在诔文以前句赞扬渊明，又以后句言其缺点？所以李周翰对后一句的注解分明是望文生义。
第二，“孰云与仁，实疑明智。”吕向注云：“谁云天道与仁，于潜不验，使复疑之。孰，谁也。明智，谓潜也。”李善注云：“言谁云天道常与仁人，而我闻之，实疑于明智。此说明智，谓老子也。《老子》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吕向说“明智”指陶渊明，意即因陶渊明之遭遇而令人怀疑“天道与仁”的原理，此解于理尚属通顺。但从句法上看，“明智”只能是“疑”的对象，而不可能是导致疑虑的因素，所以吕解在句法上甚为勉强。李善注则在句意与句法上都很通顺，胜于吕注。
第三，“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何谓“中身”？李善注云：“《尚书》曰：‘文王受命惟中身。’”按李注所引乃《尚书》的《无逸》篇，原文为：“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孔疏云：“‘文王年九十七而终’，《礼记·文王世子》文也。于九十七内减享国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计九十七年半折以为中身，则四十七时于身非中，言‘中身’者，举全数而称之也。中身，谓中年。”意即“中身”指五十岁许。刘良注则云：“上寿百二十年，中则六十也。”不知其出于何处。由于这是直接与陶渊明享年有关的确切记载，故后代论者莫不聚讼于此。为免词费，仅引袁行霈之综述：“梁启超先生《陶渊明年谱》曰：‘此用《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成语，谓五十也。若六十以外，不得言中身。’主六十三岁说者如游国恩先生反驳曰：‘这不过叙他中年得痁疾，并未说他中年便死。下文云：视死如归，临凶若吉。方说到他的死，文意极明。’朱自清先生曰：‘然《诔》中四字衔接，亦可谓叙一时事，游君说固不必确凿无疑；惟用典原有泛指切指之殊，中身即中年，颜或泛用中身，指五六十，亦未可知也。’”⑧我认为，颜氏诔文中这四句话都是针对陶渊明享年不永的事实而言的，这才与上文的“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諐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寘”的怀疑、诘问语气一脉相承。虽然前人对“中身”究指五十还是六十并无定论，但都肯定此词含有享年不永的意思，这正是诔文中“冥漠福应”的一种具体表现。
第四，“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蹷。身才非实⑨，荣声有歇。叡音永矣，谁箴余阙？”这段话中“违众”以下四句，是陶渊明规诫颜延之的话，还是颜延之的自述？李善在“荣声有歇”句后注云：“故以相诫也。”吕延济则在“中言而发”句后注云：“潜复赠延之以言也。”可见在这一点上，李善与五臣的意见是一致的。唯高步瀛认为：“此延年自诫之词。善注以为相诫，非。”我认为，“违众速尤，迕风先蹷”两句话与前文的“独正者危，至方则碍”意思相近，有可能也是出于陶渊明对颜延之的规诫之言。颜延之其人，不但性格狷介，而且“辞甚激扬，每犯权要”⑩，陶渊明既是与颜相交甚笃的挚友，又比颜年长十九岁(11)，他对颜延之说出此类规诫之言，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身才非实(宝)，荣声有歇”两句，就不像是出于陶渊明之口了。所以将“违众速尤”以下四句当作一个整体来读，当以高步瀛说为是：这是颜延之的自诫之词，意即自身性格上多有缺失，如今渊明这位良师益友已逝，故悲叹曰：“叡音永矣，谁箴余阙？”
从颜延之《陶征士诔》的例子来看，《文选》的李善注本与五臣注本在版本上各有优劣，两种注解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也都存在着一些缺失，相较而言，李善注的水准高于五臣注，但我们也不宜简单地厚此薄彼。
二、《陶征士诔并序》的认知价值
在当代学术论著中，较早对《陶征士诔并序》作出详细分析并给予高度评价的是李剑锋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一书。此书的第二章第一节题作《颜延之与靖节征士——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证》(12)，对颜氏诔文中展现的陶渊明之精神风貌及道德人格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陶渊明出仕、归隐之原因以及诗文特点也作了较全面的论述。稍晚发表的邓小军《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一文，则对颜延之诔文中隐含的表彰陶渊明忠于晋室而反对刘宋篡弑的政治品节的微言大义予以揭示，引证广博，分析深透。除此之外，笔者认为《陶征士诔并序》尚有以下两点重要的认知价值，在下面两个方面有助于增进我们对陶渊明的理解。
首先，以“千古隐逸诗人之宗”的名声永垂青史的陶渊明为何有几度出仕的经历？颜诔中叙其经过曰：“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李善注指出这段文字的几个重要出处是：(一)《礼记·檀弓上》：“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二)《韩诗外传》卷七：“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亲丧三年。君与父孰重？’过对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为士去亲而事君？’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三)《后汉书》卷三九：“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可见陶渊明所以出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就养”也即奉养母亲(此时其父已逝)。在这方面，田过的言论和毛义的行为就是陶渊明心中的出处准则。对此，高步瀛引陈仅《文选意笺》曰：“靖节为养而仕，此出处大节，后人乃无引及之者。”的确，颜延之对陶渊明为事亲而出仕的“出处大节”郑重道出，并在诔辞中再申此意：“孝惟义养，道必怀邦。”这是颜延之对陶渊明的深刻理解，是有助于后人理解陶渊明的出处大节的关键。
其次，陶渊明对待颜延之、王弘及檀道济诸人的态度为何颇不相同？据萧统《陶渊明传》所载，陶渊明与三人交往的经过如下：“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迕也。”“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臥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综合各种史料，可知颜延之与陶渊明的第一次交往发生于义熙十一年(415年)至义熙十二年(416年)，第二次交往则发生于永初三年(422年)。王弘与陶渊明的交往发生于义熙十四年(418年)至元熙元年(419年)间。而檀道济与陶渊明的交往则发生于元嘉三年(426年)，那时距离陶渊明的卒年仅有一年了。义熙是晋安帝的年号，元熙是晋恭帝的年号，此时在名义上尚属晋代，但朝政大权早已旁落到刘裕的手中，安帝、恭帝不过是刘裕玩弄于掌中的傀儡而已。至于元嘉，则是宋文帝的年号，元嘉三年上距刘裕篡晋已有六年。也就是说，从义熙十一年到元嘉三年的十一年间，正是所谓的“晋宋之间”。从政治意义上说，它们属于同一个时代。陶渊明于义熙元年(405年)辞去彭泽令之职，从此隐居不仕。与颜延之、王弘、檀道济三人交往的陶渊明都是以隐士的身份出现的。颜诔中自述其与陶渊明交往的过程是：“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阎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蹷。身才非实，荣声有歇。叡音永矣，谁箴余阙？”这段文字虽然连贯而下，其实所写的是两次交往：第一次在义熙十一、十二年间，其时颜延之任江州刺史刘柳之后军功曹，从镇浔阳，得与陶渊明结识。正因颜、陶结邻而届，即“接阎邻舍”，所以过往时连交通工具也不必使用，即“非舟非驾”。第二次在永初三年，颜延之被贬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赴任途经浔阳，遂盘桓数日，即李善注引何法盛《晋中兴书》所云：“延之为始安郡，道经寻阳，常饮渊明舍，自晨达昏。”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颜延之因与庐陵王刘义真关系密切而受到权臣之猜忌、排挤，故心中极为愤懑。唯其如此，陶渊明才会对他说出“独正者危，至方则碍”的一番话来。第二年颜延之途经湘江，作《吊屈原文》云：“兰薰而摧，玉缜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洁。”这与陶渊明一年前“举觞相诲”的话如出一辙，桴鼓相应。从颜诔可知，陶渊明与颜延之在政治态度、人生信念上均可谓情投意合，难怪二人会酒逢知己千杯恨少了。正因如此，颜延之临别时以二万钱相赠，陶渊明即欣然受之，以为日后之酒钱。
至于陶渊明对王弘、檀道济的不同态度，颜延之的诔文中虽未直接涉及，但我们也能从字里行间窥见一些蛛丝马迹。诔曰：“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诡时则异。有一于此，两非默置。岂若夫子，因心违事？”李善注云：“言为人之道，依俗而行，必讥之以尚同。诡违于时，必讥之以好异。有一于身，必被讥论，非为默置。岂若夫子因心而能违于世事乎？言不同不异也。”诔又曰：“人之秉彝，不隘不恭。”张铣注云：“人，亦谓潜也。彝，常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今潜也不隘而不恭也。”李善注则云：“綦母邃曰：‘隘，谓疾恶太甚，无所容也。不恭，谓禽兽畜人，是不敬。’然此不为褊隘，不为不恭。”高步瀛认为李善所引乃綦母邃所撰《孟子》遗文，可从。综合以上内容，可见在颜延之看来，陶渊明的处世态度是“和而能峻”，也即坚持原则，坚持操守，同时又尽可能和光同尘，不至于疾恶太甚而无所容。唯其如此，陶渊明才会对王弘与檀道济采取不同的态度。王弘一心要结识陶渊明，但他并不贸然闯到陶家，而是让陶的故友庞通之先在半路上邀陶共饮，待到酒酣耳热之时，王弘再前往加入。在这种情境下，性情耿介的陶渊明也就“无迕”即并不峻拒了。而且王弘仅请陶渊明饮酒，日后也曾再次送酒至其家，并无一语及于时事政治，更未规劝陶渊明出仕。这样的一位地方长官，正颜诔中所谓之“世霸虚礼”(李善注引蔡伯喈《郭有道碑》“州郡闻德，虚己备礼”，甚当)，陶渊明当然没有理由拒人于千里之外。檀道济的行为就大相径庭了。他不但不经介绍就直接闯到陶家，而且一开口就以居高临下的语气规劝陶渊明出仕，志在退隐、秉性贞刚的陶渊明怎能接受？而且檀道济还不合时宜地把刘裕业已行篡弑之事的当时誉为“文明之世”，这更使对刘宋篡晋极为反感的陶渊明忍无可忍。颜诔说得好：“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舜，锱铢周汉。”抗行者，坚持原则之行为也。峻节者，高尚之节操也。陶渊明正是一位兼具抗行与峻节的隐士，他对世称明君的尧舜都仅以父老视之(意即不以为君)，对史称盛世的周汉都轻若锱铢，怎能认同檀道济的这种价值观！话不投机的檀道济临走时竟然“馈以粱肉”，也即公然以权贵的身份对陶渊明进行物质赏赐，这种“嗟来之食”当然会触犯陶渊明的道德底线，难怪他要不顾礼节地“麾而去之”了！
三、《陶征士诔并序》展示的陶渊明形象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达到了这个标准吗？换句话说，从整体效果来看，《陶征士诔并序》真切地展示出陶渊明的真实形象了吗？作者对诔主的哀悼具有深切的感染力吗？
先看前者。最真实可信的陶渊明形象，就是他本人在其全部诗文作品中所展现的自我。为免词费，仅以其《五柳先生传》为例：“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靖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这篇短文并未标明具有自传性质，但是沈约《宋书·隐逸传》云：“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萧统的《陶渊明传》亦云：“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见人们公认《五柳先生传》就是陶渊明的自传。那么，颜延之在《陶征士诔并序》中所刻画的诔主形象与《五柳先生传》中的自我展示相一致吗？
凡史传文字，第一要务是交代传主的家世。然而《五柳先生传》中开篇即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这固然是故弄狡狯的文学手法，但也透露出作者对于郡望、阀闾、族姓等决定士人身份高下的种种因素的蔑视。颜延之的诔文当然不能采用这种写法，但诔中“韬此洪族，蔑彼名级”两句，却正是对这种精神的准确叙述。“韬”者，敛藏也。“洪族”者，大族也。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身为东晋重臣，官至太尉、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进赠大司马。陶侃的功勋、地位，并不亚于王导、谢安。要是换了那帮躲在门阀余荫下的乌衣子弟，肯定会大肆炫耀，唯恐旁人不知。但是陶渊明却对此深藏不露，无怪他会对策名阶级等功名富贵不屑一顾了。在两晋南朝那种门阀社会里，陶渊明的精神境界堪称鹤立鸡群，难怪南宋词人辛弃疾会说：“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13)
《五柳先生传》中自述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好读书，二是嗜酒。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颜诔中也将两事相提并论：“心好异书，性乐酒德。”“陈书辍卷，置酒弦琴。”何谓“异书”？各家均无注解。揆其语意，“异”者非常也，“异书”当是指儒家经典之外的书籍。陶渊明自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14)但参以陶诗《读〈山海经〉十三首》等作品，可知渊明在六经以外亦喜读《山海经》之类荒诞不经的“异书”。颜诔在“心好异书”两句以下还有两句：“简弃烦促，就成省旷。”则是对陶渊明读书态度的准确刻画。众所周知，汉代经学繁缛琐碎，及至魏晋以来，士风一变，但是无论是贵无、崇有之辩，还是神灭、神不灭之争，都是穷究底蕴，往而不返。而陶渊明的思想风格显然与两者都有很大的差别。无论是渊明以谦逊的语气自称“不求甚解”也好，还是颜诔所谓“简弃烦促，就成省旷”也好，都是指与上述两种倾向大异其趣的一种读书方式。陶渊明读书追求的不是繁琐的章句之学，也不是好辩的玄谈之风，而是“省旷”即“简约清净”的“会意”境界。这种境界与渊明观山时所悟得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15)非常相似，难怪渊明虽为之“欣然忘食”却无一语以赞之。何谓“酒德”？注家或引刘伶《酒德颂》(按：李善注误引“刘伶”作“刘劭”)，但仔细分析，刘、陶两人的“酒德”同中有异。相同的是，两人都在饮酒中获得陶然之乐，刘伶说饮酒后“无思无虑，其乐陶陶”，陶渊明也自称“挥兹一觞，陶然自乐”(16)，“何以称我情，浊酒聊自陶”(17)。相异的是，刘伶宣称“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其饮酒方式则是“奋髯踑跼，枕曲藉糟”，颇有张狂放纵、不可一世的狂态。陶渊明虽然也时常饮至酣醉：“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但他的饮酒方式比较平和、沉稳，正如颜诔所言：“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况且陶渊明与颜延之对酌时还能“举觞相诲”，语重心长地对好友进行规诫，他并未像刘伶那样“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般地彻底忘怀世事，这是比刘伶更高一层的“酒德”。
《五柳先生传》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闲靖少言，不慕荣利”的高士形象，其具体表现则是安贫乐道：“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对此，颜延之的诔文中用浓墨重彩进行刻画：“世霸虚礼，州壤推风。孝惟义养，道必怀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禄等上农。度量难钧，进退可限。长卿弃官，稚宾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辩。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巘，葺字家林。晨烟暮霭，春熙秋阴。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颜诔对陶渊明的身份有双重定位，一是“有晋征士”，二是“南岳之幽居者”。“征士”一名，始于汉代，蔡邕《陈太丘碑文》所云“征士陈君”是也。《文选》卷六十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中言及“征士刘虬”，吕延济注云：“征士，谓德高征而不就，皆曰征士也。”甚确。只有曾受朝廷征聘仍坚持隐居不仕者，才说得上真正的“不慕荣利”，陶渊明就是如此。颜诔还如实记载了陶渊明一度出仕、不久即自行辞职归隐的事实，并表彰这是“高蹈独善”。更值得注意的是颜诔对陶渊明归隐后生活情景的描述，虽然“躬兼贫病”，也即贫病交加，处于“人不堪其忧”的艰苦境地(按：吕延济注“人否其忧”曰：“否，不堪也。”李善注则引《论语·雍也》中“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之句，甚确)，陶渊明却并无戚戚之意，相反，他在简朴清贫的农村生活中自得其乐。颜诔中“汲流旧巘”以下六句，以优美如诗的语言描述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岂唯是绘声绘色的描写，简直是歌之咏之的赞叹！笔者每读此段文字，总会联想到陶渊明诗文中的有关句子：“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18)“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19)“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20)“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21)若非如此，“晨烟暮霭，春熙秋阴”这种平常无奇的自然景象，又不是专属诔主独有，有何必要写进诔文中来？毫无疑问，颜氏诔文中对陶渊明生平的描述，生动形象地凸显了诔主的精神面貌：他不但品行高尚，而且热爱生活，他在清贫、朴素的隐居生活中自得其乐，他的人生充满着诗意。
再看后者。诔文既以哀悼亡者为目的，“凄焉如可伤”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历史上最早的诔文载于《左传》哀公十六年，是鲁哀公为哀悼孔子而作，诔中便有“呜乎哀哉”之语。正如《文心雕龙·诔碑》云：“观其
遗之辞，呜呼之叹，虽非睿作，古式存焉。”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不但遵用其式，而且连用四次“呜呼哀哉”，真可谓哀不自胜。第一次“呜呼哀哉”是针对陶渊明修德而享年不永而发，并由此而对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信念提出一连串的诘问：“纠纆斡流，冥漠报施。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鲁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寘？”第二次“呜呼哀哉”是叙述陶渊明死后薄葬的情形后所发。陶渊明曾作《自祭文》曰：“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22)可知颜诔中“存不愿丰，没无求赡。省讣却赙，轻哀薄敛”一节不但是丧葬过程的实录，而且表示了对渊明遗愿的尊重和敬佩。第三次“呜呼哀哉”是在深情回顾自己与渊明交往密迩的经过后所发。从“深心追往，过情逐化”的表白，到“叡音永矣，谁箴余阙”的悲叹，字里行间哀思郁郁，悱恻动人。第四次“呜呼哀哉”是对陶渊明谥以“靖节征士”以后的感叹。“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旌此靖节，加彼康惠。”寥寥数语，言简意深。黔娄、展禽都是先秦以安贫乐道著称的高士，他们卒后，其妻分别谥之为“康”与“惠”，是古代最有名的“私谥”。陶渊明的品节行事与黔娄、展禽非常相似，“靖节征士”也是出于其生前友好的私谥，故颜诔中得以将二者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曾云：“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不但对黔娄安于贫贱的高风亮节极表倾慕，而且对黔娄之妻谥其夫曰“康”的理由极表认同。(23)由此可见，将陶渊明比之于古之黔娄，是颜延之与陶渊明的深刻默契和深层共识。也可证明，颜诔序中“实以诔华，名由谥高”二言确非虚语。正因如此，这篇诔文情深意挚，感人肺腑。在《文选》所录的十余篇诔碑文中，《陶征士诔并序》是最为动人的一篇。
四、《陶征士诔并序》对后代的影响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堪称与时俱进。陶渊明生前仅以隐士著称，诗文则未得时人重视。陶渊明逝世八十余年以后，钟嵘在《诗品》中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在品第上仅列于中品。(24)再过十余年，萧统编集《陶渊明集》，并在序中曰：“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25)但与此同时，萧统在《文选》中仅录陶渊明诗文九篇，远低于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谢灵运、颜延之、任昉、鲍照、沈约等人。入唐以后，虽然诗坛上崇陶者甚多，但对其诗歌成就的评价则基本与谢灵运持平。直到宋代苏轼，才将陶渊明推为先唐甚至是整个诗歌史上的第一流诗人。苏轼云：“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26)正因如此，张戒认为：“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然后发明。”(27)所以当后人回顾北宋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史”时，往往会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曾有一段隐而不彰的经历感到不满，而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也难免受到批评。因为在这篇长达干字的诔文中，论及陶渊明文学成就的仅有四字：“文取指达。”(28)有论者认为这是由于“陶渊明诗文的美学特征并没有满足包括颜延之在内的同时代人的审美期待视野，甚至与他们的审美期待视野相抵触”(29)，就是一个例证。人们或许会认为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矣”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标准，正如苏轼所云：“夫言至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30)但在颜延之的时代，人们还没有这样的认识。“文取指达”的上句是“学非称师”，刘良注云：“学虽可为人师，终不称其德。文章但取指适为达，不以浮华为务也。”此注的前半是典型的“增字解经”，原文中并无“德”字，安得解作“不称其德”？笔者认为此句意谓陶渊明在学术上不像汉儒那样严守家法、言必称师。此注后半比较合理，但“不以浮华为务”，也不能算是很高的赞誉。邓小军说：“颜诔虽然未对渊明的文学成就作出直接评价，实际则是以妙用渊明诗文大量今典的特殊方式，对渊明的文学成就作出了评价”，并举出十多个例子予以论证。(31)但笔者认为那些例子仅能说明颜延之对陶渊明的作品非常熟悉，故用作材料来叙述诔主生平，并非表明对诔主的文学成就有很高的评价。颜诔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缺乏足够认识的，这正符合晋宋之际文学风尚的时代特征。
那么，《陶征士诔并序》对后代的陶渊明接受史有积极影响吗？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
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人文并重一向是公认的准则。金人元好问咏陶渊明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32)“真淳”二字，意即陶渊明之诗文是其生活与心态的真实写照，绝无虚构、伪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陶渊明与陶渊明的诗文是二位一体、无法分离的。陶渊明的诗文作品正是其平凡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其人生态度的真实披露。如果不了解陶渊明的高洁品行，那些平淡质朴的诗文便不会如此激动人心。如果离开了陶渊明的诗文，陶渊明这个终身平居穷巷的人物便不会如此音容宛然、千载如生。陶渊明的最大意义在于，他用其一生的行为阐释了人生的意义，证明了与功业建树毫无关系的平淡人生也可以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证明了朴素乃至清贫艰辛的平凡生活也可以具有浓郁的诗意。陶渊明诗文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们生动地展现了平凡人生的种种有意味的内容，清晰地揭示了蕴藏在平凡生活中的美感和诗意，从而引导人们保持原有的善良、纯洁的本性，来抵御尘世的种种诱惑。后人所以喜读陶诗，正因其直披胸臆，读诗如见其人。明人刘朝箴云：“千载之下，诵其文，想其人，便爱慕向往，不能已已。”(33)这是无数后代读者读陶的共同感觉。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便是最早展示陶渊明的人格魅力的文献，它准确而深刻地剖析了陶渊明在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的巨大意义。
颜诔的开端高屋建瓴，先赞颂古代高隐之风，再批评当代鲜有继者。“首路同尘，辍途殊轨”两句，使人联想到稍晚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所讥刺的假隐士：“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万乘其如脱。闻凤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濑，固亦有焉。岂期终始参差，苍黄翻覆，泪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何其谬哉！”陶渊明本人对这种浇漓虚伪的世风也曾有严厉的批判：“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34)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诔文郑重推出“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的诔主形象，便令读者肃然起敬。邓小军认为颜诔强调的是陶渊明不仕新朝的政治品节，笔者觉得更重要的是对陶渊明高洁人格的整体性表彰，所谓政治品节仅是其中一节。请看以下文字：“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与？”“素心”者，毫无修饰之心也。陶渊明以一颗纯朴、真诚的心灵对待一切，因家贫亲老而几度出仕，因“道不偶物”又毅然辞官，正如苏轼所云：“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35)对于陶渊明来说，不但荣华富贵有如天上浮云，而且名誉声华也纯属身外之物。对于“国爵屏贵，家人忘贫”两句，李善注引《庄子·天运》曰：“至贵，国爵屏焉。至富，国财屏焉。至愿，名誉屏焉。是以道不渝。”又引《庄子·则阳》曰：“淡然无欲，乐足于所遇，不以侈靡为贵，而以道德为荣，故其家人不识贫之可苦。”从文字出处来说，当然注得很确切。但陶渊明的这种精神境界其实并不专属于道家，也堪称孔子以及孔门高足颜回、原宪等人的人生态度的异代回响。颜延之对此有准确的把握，此诔中称扬陶渊明“睦亲之行，至自非敦。然诺之信，重于布言”，“孝惟义养，道必怀邦”等都是儒家推崇的德行，即为明证。从整体效果来看，颜诔成功地展示了陶渊明志行高洁的精神风貌，这是对陶渊明垂辉千秋的历史定格的最早描述，堪称非常成功。从梁代萧统的《陶渊明传》和《陶渊明集序》，到近人梁启超的《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和朱光潜的《陶渊明》，凡是高度肯定陶渊明人格意义的论著，几乎都与颜诔的观点一脉相承。为免辞费，下文将颜诔与后人评陶的零星言论作一些对比。颜诔云“文取指达”，宋人陈师道曰：“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36)明人许学夷亦曰：“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37)颜诔云：“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又云：“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宋人洪迈曰：“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38)朱熹亦曰：“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物。”(39)元人吴澄则曰：“忘言于真意，委运于大化，则几同于道矣。谁谓汉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40)颜诔云：“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明人归有光曰：“世之论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间，谓为大节，而不究其安命乐天之实。”(41)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陶渊明的千秋万岁之名，当然是他本人的一生行为所造成的实至名归。但毋庸讳言，在晋宋之际那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污浊时代中，要不是文名震世的颜延之及时撰写《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进行揄扬，陶渊明其人完全有可能取湮当世。所以《陶征士诔并序》确实是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文献。
《陶渊明诔并序》的风格与诔主也有一定的关系。颜延之的诗风，被时人评为“错彩镂金”(42)，其文风亦似之。但是这篇《陶渊明诔并序》却并无铺陈雕缋之习，反而颇为朴实、清新。如与同被选进《文选》的颜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相比，区别便相当清楚。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颜延之诗歌中的《五君咏》五首，其风格也比较清新晓畅，与其他颜诗大不相侔。《陶征士诔并序》的诔主是人品高尚、文风朴实的陶渊明，《五君咏》所咏的是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等志趣高洁的五人，而同属“竹林七贤”的山涛、王戎两人则以贵显被黜。笔者由此而想到，《陶渊明诔并序》的风格，是否受到诔主的人品及其文风的影响呢？限于篇幅，笔者将另外撰文予以探讨。
注释：
①《杂诗三首》之二，见《定庵文集补》。
②邓小军：《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证》，载《北京大学学报》，2005(5)。
③据中华书局1977年版胡克家校订本《文选》，下同。
④据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本《文选》，下同。
⑤《文选旁证》，第1244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⑥《文选笺证》，第888页，合肥，黄山书社，2007。
⑦《南北朝文举要》，第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按：后引高氏语皆见此书。
⑨《陶渊明享年考》，见袁行霈：《陶渊明研究》，第2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⑩“身才非实”四字，各本皆无异文。唯高步瀛云：“疑此文及注‘实’字，皆‘宝’字之讹。”可从。
(11)《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
(12)此按陶享年六十三岁说计算。
(12)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40－59页，济南，齐鲁书社，2002。
(13)《鹧鸪天》，见《稼轩词编年笺注》，第4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4)《饮酒二十首》之十六，见《陶渊明集笺注》，第27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15)《饮酒二十首》之五，见《陶渊明集笺注》，第247页。
(16)《时运》，见《陶渊明集笺注》，第8页。
(17)《己酉岁九月九日》，见《陶渊明集笺注》，第224页。
(18)《归园田居五首》之一，见《陶渊明集笺注》，第76页。
(19)《归去来兮辞》，见《陶渊明集笺注》，第460页。
(20)《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见《陶渊明集笺注》，第393页。
(21)《与子俨等疏》，见《陶渊明集笺注》，第529页。
(22)《陶渊明集笺注》，第556页。
(23)刘向《列女传·鲁黔娄妻》：“黔娄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其妻曰：‘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
(24)曹旭《钟嵘年表》谓《诗品》完成于梁天监十四年(515年)，见《诗品研究》，第3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5)萧统编陶集事在梁大通元年(527年)，详见《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85页。
(26)《与子由》，见《苏轼佚文汇编》卷四，收入《苏轼全集校注》，第865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27)《岁寒堂诗话》卷上，见《历代诗话续编》，第4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8)此外颜诔中还有“赋诗归来”一句涉及陶渊明之《归去来兮辞》，但那仅是在叙述其归隐过程，而非评论作品。
(29)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54页。
(30)《与谢民师推官书》，见《苏轼全集校注》，第5292页。
(31)详见其《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证》一文。
(32)《论诗三十首》之四，见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第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3)［清］陶澎：《靖节先生集》附录《诸本评陶汇集》。
(34)《感士不遇赋》，见《陶渊明集笺注》，第431页。
(35)《书李简夫诗集后》，见《苏轼全集校注》，第7681页。
(36)《后山诗话》，见《历代诗话》，第3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7)《诗源辨体》，第1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8)《容斋随笔》卷八，见《四部丛刊续编》本。
(39)《朱子语类》，第8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40)《湖口县靖节先生祠堂记》，见《靖节先生集》卷首。
(41)《陶庵记》，见清康熙刊本《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42)钟嵘：《诗品》卷中，见《诗品集注》，第2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