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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世界的未来。日新月异的信息传播手段，簇拥着全球化洪流，推动着不同的文化思潮、价值观念、时尚趋势在眨眼之间奔流于地球村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各国的青年，便是在这种无远弗届的洪流中，经受着外来与本土、传统与现代、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之间种种选择性困惑。一些趋同性的价值取向、群体行为、时尚思潮等，已演绎为一股股令人眼花缭乱青年潮，折射出令人关注的变化趋势。有些趋势，已经成为有关国家的社会焦点，政府的施政难点和重点。
这组专题报道，就是《瞭望》驻外记者从其驻在国家和地区青年潮中撷取的一些镜头。尽管并非全部现象和事实，但这些镜头如实反映了外国青年在全球化中的典型特征。
美国回归传统价值观
《瞭望》驻洛杉矶记者 陈勇
每一个时代的重大国际事件，总会对美国青年社会产生冲击和震撼。历史上，朝鲜战争和越战催生了以反战、摇滚和吸毒为代表的“垮掉一代”。如今，“9·11”恐怖袭击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正使美国青年社会的主流更偏向传统价值，父母、家庭、婚姻和宗教等代表传统的关键词，在当代美国青年中更受重视，而对毒品、烟草、酒精和性更加远离。
记者曾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采访，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气氛其实和我国国内大学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更加“保守”：有的学生轻松地在校园漫步，有的人在树阴下读书，他们的衣着都很朴素。
人们透过电影、电视等流行文化形式，往往看到美国青年开放、放纵、反叛的一面，却忽略了在传统清教徒文化影响下，美国青年的主流仍有真诚、朴素和严谨的一面，而这些特征近年来有加强的趋势。社会学科研人员的一组最新统计数据揭示了美国当代青年生活的几个侧面，印证了记者的第一印象。
——吸烟喝酒比例下降。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2004年的一项调查，美国12年级学生（相当于中国的高三）吸烟的比例是25％，这个数字虽然还是很高，但比起20世纪90年代37％的比例而言，已经有了明显下降。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滥用酒精研究所的调查显示，美国青年饮酒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逐渐下降。
——吸毒和暴力现象减少。毒品和暴力泛滥， 是一部分人通过传媒而对美国青年社会产生的印象。这一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因为当前美国青年吸毒和滥用暴力的比例仍然很高。但在另一方面，其趋势却在下降。密歇根大学在2004年的调查显示，美国12年级学生有一次以上使用毒品者比例为15.2％，而上世纪90年代曾达到23.6％。而在暴力方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的调查，美国校园暴力发生的比例大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等，不过在暴力事件中丧生的风险更高。
——对“性”更加严肃。“性开放”是许多人们对美国青年的认识，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青少年的未婚先孕比例在发达国家中仍然名列前茅。但近年来，青少年中发生性关系和早孕的比例却在逐步下降。根据《华盛顿邮报》在去年12月发表的一项调查，20岁以下的美国青年中，愿意把性关系推迟的比例比20世纪90年代有明显上升，同样，少女未婚先孕的比例也从1991年的62％下降到今天的43％。布什政府推出的“青少年禁欲计划”，虽然遭到许多人反对和嘲讽，但也有约1／3的支持者。
——对父母尊重程度提高。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青年敬佩父母、与父母保持良好关系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去年，美国研究人员调查13岁到19岁的学生，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榜样，有44％被调查对象选择了家人，其中最多数是母亲或者父亲，而在2002年这一比例为42％。青年中敬佩朋友或者社会名人的比例明显下降。还有90％以上的青年认为自己与父母和家庭保持良好关系，这一数字也是在逐年不断上升中。
——宗教信仰地位上升。在美国青年社会中，宗教的地位常常被低估了。事实上，尽管美国奉行政教分离、不同宗教平等，但对于宗教本身在社会的存在价值，却一直是政府所重视甚至鼓励的。近年来，美国青年信奉宗教的比例明显上升。根据今年2月发布的《全国青年与宗教调查》，约有82％的青年参加某一教会，坚定信仰自己宗教的比例达到80％，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约有52％，这些数字都比2000年有所提高。与此同时，调查发现美国青年的宗教知识却更加狭隘而浅薄，研究人员认为，这会导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偏执。
——对军队更加反感和厌倦。根据美国陆军在2004年8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美国高中毕业以上青年报名参军、尤其是参加陆军的数字在过去5年中下降了1／3，对军队持反感态度的比例在逐年上升，而占美国陆军兵源1／5以上的黑人中，愿意参军者已从2001年“9·11”之后的22.7％下降到2004年的15.9％。多数人表示，不愿意参军的主要原因是，不想到伊拉克这样的地方去执行任务。
为什么美国青年的观念会在几年中发生如此变化？参加上述调查的社会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到“9·11”恐怖袭击的影响。他们认为，“9·11”显示出美国安全脆弱的一面，对青年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心理震撼，使他们对世界产生不安全感。此外，再加上近年来美国失业率走高的影响，使得青年中对社会的不安全感增加。第三个原因是，“9·11”之后美国从攻打阿富汗到发动伊拉克战争，频繁对外用兵，也使青年社会中反战、厌战心理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势必会向家庭、教会等寻求“庇护”，从思想到行为就受社会传统价值观更深的影响，也更加厌倦参加军队。
日本个人主义VS集团意识
《瞭望》驻东京记者 何德功
有人说如果用鸡蛋比喻日本的特征，认为日本人像软壳鸡蛋，软壳鸡蛋容易结合在一起，集团的属性更强，欧美人则像硬壳鸡蛋，硬壳鸡蛋适合独立存放，说明个人主义强，这话有道理，但并不太适合日本年轻人，因为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受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
个人主义的表现之一是对政治不关心，人的社会归属感不强。日本《读卖新闻》前一阶段曾发表的一项调查很能说明问题。这项调查以全国5000名青少年为对象，其中中学生占25.2％，高中生占20.7％，大学生和大专生占18.1％，社会青年占27.5％，回答者为2942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9％。对国旗“日之丸”、国歌“君之代”有感情的只有17％，没有感觉的为18％，不关心的为43％。如果日本受外国侵略，认为应该拿起武器抵抗的为13％，用其他方法抵抗者为29％，认为应该逃到安全地方的为41％，认为应该投降的为12％，不抵抗派超过了半数。日本老年人总爱说，“虽然日本现在是通紧缩，经济不景气，但总起来说，像日本这样富裕的国家世界上没有”，话里话外，为自己是一个日本人而骄傲，日本青年人则不这样认为，调查结果表明，认为作为日本人感到骄傲的只有23％。更多年轻人是不愿谈政治，几年前日本首相更换勤的时候，很多青年不知道日本首相是谁。
个人主义者在生活上注重享乐，从而衍生出婚姻观念的变化。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三部曲是不婚、离婚和不育。
日本年轻人不愿结婚，认为怕麻烦。据日本《读卖新闻》2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日本多数单身女性不愿结婚，认为单身也可以快乐地过一辈子。对各地1853名20岁以上的女性进行的面对面调查结果显示，70％的日本单身女性都宁可保持现状。在接受调查的20多岁的单身女性中，74％的人认为不结婚也可以快乐一生。而在过去，到了一定年龄，日本女性会急于结婚，哪怕降低条件，明知不合适，也要把自己嫁出去，一旦结婚就退出社会，放弃自己的事业追求，做一个全职太太，相夫教子，这是日本的传统女人的模式。现在的日本女人更重视个人的感受，不委屈自己，没有合适的人愣是不嫁，没有在结婚适龄非把自己嫁出去的想法。不结婚省心和自由，与异性接触方便。1975年30岁至40岁的日本不结婚的女性只有8％，到2000年达到27％，现在这一数字更高，至于男性则更不愿意结婚，女性到30多岁玩够了，有的人想有一个家，表现出某种焦灼感，男的到了30多岁时仍有很多人一点不着急，越是条件好的男性越无所谓，因为他们选择面很宽，加上日本生活方便，在便利店什么都能买到，因此他们不愿钻进围城，放弃自由的生活，调查表明，66.7％的男人认为不结婚也能过得很幸福。到35岁还没结婚的人为43％。
日本的离婚率很高，结婚以后感情好就在一起，性格不合就分，在日本每两分钟就有一对劳燕分飞，每年离婚的夫妇达28万对。过去，离婚男性占主动，女性不同意，男性要付补偿金，这是一大笔钱，一般人拿不起，所以只好凑合着过，现在，离婚的74％是由女性提出，有时搞得男性莫名其妙：自己不嫖不赌，正儿八经，工作认真，妻子为什么离他而去？主要的原因还是感情出了问题，丈夫对妻子关心不够。现在日本多是协议离婚，补偿金口头答应每月给多少，但过一段时间就赖账，到法院打官司离婚，补偿金有保证，但花钱费事儿，很多人懒得去。过去离婚要照顾社会舆论，怕别人说长道短，现在离婚者认为完全是个人的事，虽不是什么好事，但也不认为丢人，周围人也不会指指点点。
日本年轻人结婚后喜欢两人世界，认为没有孩子好的已婚女性占19％，生孩子大多只要1个，有3个孩子的妈妈在日本年轻人中已很少。主要还是追求自我享受，2003年，日本平均每名妇女生育率已经降至1.29，少子化使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截至去年9月15日，日本全国65岁以上的老人达到了2484万，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5万，为全国人口比例的19.5％。东京入国管理局局长坂中英德告诉记者说，2006年日本人口达到1.28亿的顶点之后将会急剧下降，到2100年，日本人口将会减少一半。日本作家猪濑直树曾对记者说，明治时期日本是5000万人，100年后，日本人口又变成5000万人。看得出来他对未来社会感到担忧，但由于日本年轻人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很难扭转这种局面。
在工作上，日本年轻人一些人更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不愿从一而终，在一个公司干一辈子，他们立志要成为一个职业人，哪里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就到哪里去。28岁的饭田胜洋，几年前从已经工作5年的关西电力公司跳槽，到加拿大攻读MBA。关西电力公司效益很好，在一般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地方，但饭田认为，关西电力论资排辈现象严重，限制太多，攻读MBA可以掌握适应时代变化的本领，对自己发展有利。一位从综合商社辞职的女青年说，“在公司呆20年或许可以成为管理者，但我等不到那么长时间”，所以她准备拿到MBA学位以后到可以展示才华的小公司一显身手。
日本大学生求职充满艰辛，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平均每人要经过16家公司各种各样的考试，最后内定的公司平均每人有两家，落实到具体人身上，又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进理想的单位更是难上加难，竞争者有时是几百比一，日本大学生毕业每年找不到工作者为1／4，但辛辛苦苦找到工作，因感到不理想3年以内辞职者却为30％。理由是不能实现自我价值，不是自己想干的工作。
还有的青年人压根儿就不愿工作，上小学和中学时很多人不到学校，家长没有办法，大学毕业后仍然在家闲居，或花着父母寄来的钱，过寄生虫生活。这种人在日本已有52万。其中很多人认为，工薪族限制人的自由，他们崇尚的是绝对自由。
个人主义使日本青年的欣赏习惯多元化，日本广播协会（NHK）每年除夕夜的红白歌会，相当于中国的春节晚会，在上个世纪60年代收视率高达80％，今年已经跌破40％，原因是年轻人到这一天有自己的爱好，他们往往选择外出，到年轻人爱去的地方热闹一番。韩国电视剧《冬季恋歌》在日本大红大紫，但喜欢男主角裴勇俊的多是50岁以上的女人，这些人大都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学生运动的参加者，有共同的爱好和欣赏习惯，加上在晚间播电视剧的时间段，这些人多呆在家里，所以起到为韩流推波助澜的作用，年轻人欣赏习惯多元化，没有固定的时间呆在家里，因而众口难调，日本娱乐界很难出现像裴勇俊这样的巨星。因此，很多人认为，要想制造风靡日本“热”，在年轻人欣赏习惯多元化的现在是一件困难的事。
日本社会在变化，老一代的集团意识正在受到年轻人个人主义的冲击，从人的个人意识觉醒来看这是一种进步，但在日本中老年人看来，这些年轻人只顾个人是很难承担撑起未来日本的重任的，但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造成代沟和冲突，谁对谁错？只有未来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韩国新生活文化WELL—BEING
《瞭望》驻汉城记者 张利
2004年在韩国社会最流行的生活文化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是整容，但如果你去问韩国年轻人这个问题，那么十有八九的回答是“WELL-BEING”！
在韩国EMPAS网站评选出的检索词中，“WELL-BEING”名列“弹劾”之后列第二位。这股“WELL-BEING”之风并非2004年刮起，但却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范围涉及饮食、起居、服饰、美容、运动、生活方式等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以至于任何商品都要贴上“WELL-BEING”的标签才卖得好，葡萄酒、瑜伽、绿色食品、“半身浴”、健身、休闲、旅游等等无不被赋予了这一新的生活方式的概念。
那么，究竟什么是“WELL-BEING”呢？这个词就是WELL同BE-ING的结合词，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就是通过肉体和精神健康的结合，追求幸福美好安宁的生活文化。简单地说，可以用自然、健康、安宁、休闲和幸福来概括。
在产业化进程高速进行的韩国社会，激烈和残酷的社会竞争使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松弛空间和稳定，适者生存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人们必须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创造财富上，而对精神上的健康却逐渐淡漠。正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现代社会的这种弊病，因此才创造出了“WELL-BEING”文化，其目的就是在于通过肉体和精神健康的结合，创造幸福美好安宁的生活。
衡量这种生活文化的尺度，不仅包括人的肉体健康，而且也包括在集体和社会共同体中的归属感和成就感、休闲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和谐、心理状态的平衡和稳定。换句话说，就是人要身体和心理、工作和休息、家庭和社会、个人和共同体都要达到和谐统一，才是最佳生活状态。
这种生活文化在韩国深入人心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的。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场残酷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碎了他们即将跨入人均国民收入2万美元的美梦，企业纷纷倒闭，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韩国开始认识到传统产业化的发展已经到了尽头，在新的世纪需要有新的以高附加值的高新科技和文化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人们对生活意义的诠释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终身单位”（一辈子为一个单位工作）、“工作狂”、“过劳死”等带有浓厚的产业化初期色彩的词语开始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认识也逐步从简单的物质富有向着物质和精神的统一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WELL-BEING”文化的出现则完全代言了人们的这种新的需求和渴望。
随着“WELL-BEING”文化的不断发展，这种新生活文化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扩展和丰富，专家也对“WELL-BEING”提出了很多规则。首先，均衡合理的饮食、有规律的运动以及充足的休息是首要的原则。在饮食方面，要减少动物性脂肪和盐的摄取量，多食用鱼类和蔬菜，吃饭时间要超过30分钟，每周要运动3次以上。此外，人要不断学习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学会和周围环境和谐相处。最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学会摆脱工作困扰，学会享受休闲生活，多同家人一起度过，保持精神健康状态。
韩国人均受教育的程度很高，但人的就业压力非常大，残酷的社会竞争造就了人们已经习惯了“拼命工作、拼命玩乐”，习惯了以“炸弹酒”、吸烟、“练歌房”等等方式来缓解竞争给自己带来的压力。“WELL-BEING”文化在韩国方兴未艾，正反映了新世纪的韩国人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反映了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思，同时也寄托了对安宁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埃及远离传统的第七代
《瞭望》驻开罗记者 辛俭强
思想上固步自封，经济上缺乏创新，官僚体制僵化，这种种弊端在当今全球大变革的背景下越来越成为阻碍埃及社会向前发展的羁绊。随着人类迈进新千年的门槛，为了实现民族再次腾飞的宏伟目标，埃及社会把目光投向了那些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如今年龄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一代身上。
据统计，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在埃及总人口中占60％左右。虽然他们目前要么尚在大学里读书，要么才刚刚步入社会不久，但由于他们生长在一个信息和文化更加开放、全球化趋势迅速发展的时代里，因此人们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并把他们看作是能够在埃及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代。
20世纪20年代，世界上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在这一大背景下，埃及人民也经过浴血奋斗，终于在1922年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夺回了民族独立权，这一年成为了埃及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
如果以此为起点，并按照政治发展阶段和思想观念的标准来划分埃及人的“代”的话，那么，那些生于20世纪头20年，伴随着1919年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成长起来的人可以算作是第一代人。此后是20年代—3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人，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就是生于1918年的已故的埃及阿拉伯共和国首任总统纳赛尔，他后来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并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之后，就是生于30年代的“服从命令的第三代”、生于40年代～50年代中期的“具有革命精神的第四代”、生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萨达特总统时期“经济开放的第五代”、生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对生活充满忧虑的第六代”。如此算来，那些生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年轻人就是第七代人。
在全球大变革的冲击下，第七代埃及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都和他们的前辈有着巨大的差别，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现在埃及的年轻人更愿意接受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文化，而阿拉伯传统文化却越来越远离他们的生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被誉为“阿拉伯小说之王”的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曾被译成几十种文字，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但在他自己的国家埃及却很少有年轻人阅读他的作品，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位刚刚过了94岁生日的作家仍然健在。年轻人更愿意到网吧里泡上半天在电脑上搜索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再如，老一辈的埃及人愿意到街边随处可见的咖啡馆里与朋友喝咖啡、抽水烟和聊天。但现在普通阿拉伯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这种“咖啡馆文化”也在衰落，如今的年轻人更喜欢在豪华饭店和购物中心举行聚会。这些公众场所成为他们新的社会活动中心。
年轻一代离传统文化生活越来越远的趋势引起埃及社会有识之士的担心，他们呼吁政府关注这个问题。
在全球化大变革的今天，整个世界都在迅速地改变，这种变革渗透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第七代的埃及青年在对待如何适应和把握这种全球变化的问题上面临着比他们前辈更多的压力。
在这方面，埃及哈勒旺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赛义德·阿利瓦指出，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首先必须解决“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问题。在过去，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传统中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并把它作为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但现在随着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与繁荣，人际关系的纽带更加松散，生活却变得愈加复杂，社会和心理的孤独感成为了困扰现代埃及青年比较普遍的问题。他们缺少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对事情无法把握和控制，缺乏自信和安全感，由此，他们从心理上产生孤独和恐惧感，人格上缺少完整性，没有明确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年轻人可能表现出暴力、反叛、自我封闭和逃避现实等表现。
另一方面，埃及《国际政治》杂志的总编辑加扎利·哈勒卜则认为，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要比社会内部出现的变化对新一代年轻人造成的影响更大。他指出，第七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和他们的上一代人相比，上一代人在政治意识成熟的过程中伴随着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乐观情绪，但新一代人现在却又回到了和平前的气氛中，因此，这一代人形成了反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主体。
年轻的第七代埃及人目前参与政治的意识还十分淡薄，有调查报告显示，66％的大学生从未参加过学生选举；91％的学生从未参加过任何思想、文化或政治方面的论坛活动。
这种现象其中有很多是由于社会现实因素造成的，如年轻人在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不少学生在业余时间或是假期里都在忙于打工和寻找工作。
这一问题如今已经引起了社会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指出：“在埃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如果不能发挥青年人的积极作用，那么社会发展和经济改革就难以取得成功。”
社会人士指出，学校不仅要教给学生们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培养政治精英、为社会输送明日的领导人。学校应该重新审查教学计划，教授给学生政治常识，如选举证、宪法体制、国民、人权等，从而扫除政治上的“文盲”。此外，社会人士强调，对年轻人的政治意识的培养不仅仅局限在学校当中，新闻媒体在培养年轻一代政治意识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调查，72％的埃及青年喜欢观看电视播放的政治类节目。
德国哈茨IV平行社会PISA震动
《瞭望》驻柏林记者 刘向
去年12月，德国德语语言协会评出了德国“2004年年度词”，代表劳工市场改革的“哈茨IV”名列榜首。位居第二的是“平行社会”，其背景是去年底德国上下对外国移民，尤其是穆斯林与德国社会的关系展开的激烈争论。而德国在一项国际中学生测试中的糟糕表现，引发德国社会对中学教育体制的反思，“PISA震动的国家”成为第三大流行词。
“哈茨IV”。这是施罗德政府为摆脱近年来经济低迷状况、失业率高居不下而推行的一项劳工市场改革法案，意在削减失业救济福利，促进失业人员的培训和再就业。2004年，德国经济在经过3年的停滞后首次出现缓慢增长，但就业市场依然低迷，失业人口达400多万。尤其是前东德地区，失业率更是接近20％。2004年，企业说的最多的词不外乎：节约、裁员、向国外迁移生产线。
“哈茨IV”出台引发了德国的抗议浪潮，尤其是在高失业率的东部地区。去年夏季，德国东部地区几乎每周都有数万人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的削减福利计划。总理施罗德和他领导的社民党民意支持率曾一度下跌，远远落后于对手联盟党。去年5月，施罗德在社民党新党员一个聚会上被失业教师扇了一个耳光。8月，施罗德在德国东部小城维滕贝格演讲时，遭到老百姓的口哨嘘声，还差点被鸡蛋击中。
“哈茨IV”是德国政府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计划“2010年议程”的一部分。“2010议程”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降低个人和企业税率、劳动力市场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同被选为“2004年度词”前十名的“门诊费”和“一欧元工作”，都是德国社会福利体系改革后出现的新事物。在2004年之前，德国人看病不用掏门诊费，都通过医疗保险机构支付。2004年1月1日，德国开始实行医疗保险体制改革，规定病人每季度必须支付10欧元的门诊费，住院治疗费及药费个人要承担10％。病人一般凭医生的处方在药店买药，通常需要支付的费用不超过药价的10％，一般在4至10欧元之间。医疗改革降低了个人向法定医疗保险机构每月交纳的保险金的比例，雇主替雇员向医保机构支付的等额保险金也相应降低。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正在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医疗福利体系，有望减轻政府财政对医疗福利体系的大量补贴。
“一欧元工作”是“哈茨IV”的产物，劳动部门为那些长期失业人员提供一些临时性的公益性质的工作，工资可以低到每小时一欧元，是德国平均小时工资的1／20左右。如果失业人员不愿意干这种“一欧元工作”，政府部门可以减少他的失业救济金。
今年1月1日，“哈茨IV”开始实施，大约280万长期失业人员和有工作能力的社会救济人员，开始从当地劳动部门领取300多欧元的失业救济金。
“平行社会”。去年11月2日，荷兰著名电影导演凡·高在阿姆斯特丹惨遭一名穆斯林青年杀害，荷兰上下为之震惊。凡·高被害案在德国社会引发了一场关于外来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如何融入德国社会的大讨论。11月21日，几万名德国穆斯林在科隆市举行集会，他们打出了“穆斯林不能与恐怖分子划等号”和“穆斯林主张和平”的标语。
凡·高案使德国人越来越认识到穆斯林融入德国社会的重要。德国总理施罗德呼吁外国移民主动地融入德国社会。施罗德明确表示反对德国的穆斯林女教师戴头巾上课，也不希望外国移民在主流社会之外建立一个所谓的“平行社会”。政府还制定了促进穆斯林融入社会的计划，希望穆斯林加快融入步伐，还要求在德国的穆斯林接受德国公众的价值观。在这场外来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讨论中，德国有识之士认为，要保证德国多元文化社会的特点、避免不同文化在德国发生对抗，就应该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了解。
在多元文化的问题上，德国最大的反对党基民党主席梅克尔认为，所谓德国的多元文化已经彻底破产，多元文化已经死亡，过分宽容已经导致了平行社会。巴伐利亚州州长施托伊贝尔称，德国应该保持基督教的特色，爱国主义也不可缺少。施托伊贝尔呼吁外国移民融入德国文化，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学习德语。
德国有大约320万穆斯林，大部分是土耳其人。广大穆斯林尽管没有融入德国当地社会，但彼此间几十年来也基本相安无事。“9·11”恐怖袭击之后，很多德国人开始对穆斯林产生不信任感，他们简单地把伊斯兰教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PISA震动的国家”。PISA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英文缩写，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负责。去年，经合组织公布了有41个国家25万名中学生参加的PISA测试结果。德国有4600名中学生参加了2003年进行的第二次测试，结果显示德国中学生与2000年第一次一样，成绩平平。芬兰学生在测试中名列第一。
PISA测试的重点是看学生全面参与社会的知识和技能，对学生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的考察并不限于书本知识，还包括成年人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德国教育界人士认为，德国学生平均水平较低与现行的教育体制有关。在德国，学生在念完小学四年级后，就必须面临分流：学习好的进文理中学，毕业后可直接上大学，学习一般的学生只能进实科中学或普通中学，将来毕业后或参加职业培训或直接走上社会。有专家认为，德国过早分流的教育体制扼杀了学生的潜能和学习积极性。有教育专家建议，应该让学生至少共同读到9年级，再根据个人兴趣和成绩选择流向。另外，专家认为，德国中小学学习轻松，大部分学校每天只有半天课，放学后也基本没有作业。作为联邦制国家，教育权在各州手中，全国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更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学生的知识技能。
学生水平的下降反映出德国教育在体制、教师培养和教学方式上都必须改革。两次PISA测试给德国敲响了警钟，改革现行教育体制似乎不可避免。
俄罗斯“单程票持有一族”
《瞭望》驻莫斯科记者 董龙江
今年1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莫斯科大学成立250周年校庆活动的时候表示，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制止人才流失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解决人才流失问题的最主要办法应该是确保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为科研人员切实解决实际困难。
俄罗斯有关媒体把流失国外的人才形象地称作“单程票持有一族”，意思就是说，他们出国往往是不买回程票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俄罗斯科研人员达3万多人，其中大部分来自俄罗斯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他们近期也不可能大规模回国。而且让俄罗斯政府担忧的是，这些科研人员大多是带着孩子出国的。他们的孩子从小在国外生活和成长，与父辈相比更加没有急于归国的愿望。从长远来看，这对俄罗斯科学梯队的建设非常不利。
一方面是国内的福利待遇低、科研条件差，另一方面，国外拥有先进的实验室和丰厚的收入。这是摆在试图出国发展的俄罗斯科研人才面前的现实。许多人很难拒绝国外相关机构为其提供的种种优惠条件的诱惑。
俄罗斯的人才主要流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等西方国家。其中数学、物理、生物技术以及石油开采是在西方国家最受欢迎的专业。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情况也在随时发生变化。还在不久前，俄罗斯的计算机程序人才很抢手，现在则受到了来自印度的同类人才的强有力竞争。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人才流失也呈现出了新的模式。虽然很多人现在身在国内，但是他们通过四通八达的网络照样可以为外国科研机构提供服务。
俄罗斯的人才流失不只表现在向国外的移民，更严重的是大量人员所从事的工作与大学所学专业的不对口，造成巨大的人才资源浪费。流失一个人才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达到20万美元—25万美元。此外，俄罗斯社会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整体水平也很低。据统计，在日常生产中只有5％的俄罗斯企业经常性地运用科学成果。
近年来，随着社会逐渐趋向稳定和经济的逐步复苏，俄罗斯的人才流失问题已不像苏联解体头几年那么尖锐。有关调查显示，现在只有大约5％的大学生希望毕业之后就直接到国外发展。然而，这个关乎国家整体安全和命运的问题依然受到俄罗斯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普京总统早在第一个任期期间就曾召集国务委员会、安全委员会以及科学和高科技委员会联席会议，商讨制止人才流失的对策等问题并制定了《2010年前和未来俄罗斯联邦科技发展基本政策》。对提高科研人员的生活待遇、物质保障和科研条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比如对有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进行重奖、加大青年科研人员的住宅建设等。
普京在莫斯科大学250周年校庆活动中再次表示，国家将进一步关注如何解决人才流失问题。他说，如何支持科学发展和建立科技园区是俄罗斯政府经常讨论的问题。前不久，他本人还在西伯利亚的科研中心新西伯利亚市专门主持讨论了建立科技园区的问题。俄政府将在莫斯科近郊、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和新西伯利亚等地建立科技园区，并在未来的科技园区实施特别的法律、税收和海关政策。
不仅政府积极制定政策、采取措施争取制止人才外流，俄罗斯一些著名的社会基金会和知名企业也纷纷参与这一活动。企业家们认识到，这是一项利国利民又利己的投资。他们与政府部门一道，以各种形式资助学生完成学业、从事科研和创业活动。许多在知名财团和石油大公司实习的学生毕业之后就很自然地留在了企业，并成为企业的骨干。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已是今非昔比，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航天、航空和军事等高科技领域以及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方面的强大实力和坚实基础仍不可小视。只要政策对路，俄罗斯吸引流失国外人才归巢的潜力应该是很大的。
波兰刻上时代烙印的“80一代”
《瞭望》驻华沙记者 邵进
观察这一代波兰年轻人，会发现他们犹如万花筒般地呈现在你面前，即便是本国的社会学家、抑或是专业机构的民意调查，都会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和结论。这一代年轻的波兰公民，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社会动荡时期，又亲身经历了社会剧变后的体制转轨，已经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现在他们即将或已经脱离母巢，独自闯荡人生的起点，正是选择、思考、奋斗或挣扎的时刻。
本世纪初的波兰年轻一代是从计划经济的末班车转而搭社会转轨头班车面世的一代。意识形态对于他们，曾经鲜明和敏感。他们的父辈，生活在人民波兰。有的人是当时社会的宠儿，有的曾是社会的弃婴，造就了波兰社会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分化时左和右不同的政治营垒。现在的年轻一代在那时尚年幼，但政治的、社会的变革缩微、折射在每个家庭，为每个人都刻下深刻的记忆。
波兰和其它中东欧地区的国家一样，生存一直离不开依附本地区利益集团或集团国家。现在的年轻一代伴随着国家的重新选择和重新站队长大。时至今日，波兰彻底转型，意识形态之争已经淡化，人们更多地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同时，波兰又是天主教传统和氛围十分浓厚的国家。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始形成。对政治敏感还不狂热，对金钱崇拜但要文质彬彬地去追逐。
2004年底，波兰人口达到3817.5万人，比上一年人口下降了1.6万人。尽管它仍然是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人口大国，但从1998年以来已经连续减少了40万人。人口出生率连年下降，主要原因是年轻人结婚年龄不晚，但不愿过早有孩子，增加自己的负担。
波兰的年轻人结婚后的情况类似中国城市的年轻人。卡洛琳娜结婚后住在父母花钱买的一套小单元房子里，面积只有约50平方米。在华沙，这样一套房子要10多万兹罗提，还不是很好的地段。她说，一般人如果父母有能力会供给孩子一套房子结婚用，如果父母没房子，就要靠自己，有经济能力的就买房，没有经济能力的就租房。卡洛琳娜还有一个弟弟，她迟早要搬出这套房子给她弟弟结婚用。
在华沙的餐馆经常可以见到漂亮的女服务生。她们一般都是周末上函授大学的大学生。她们很多人只身从外地到华沙，用打工挣的钱，支付日常的租房等生活开支和学费，打工求学的道路充满艰辛。
有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波兰40％的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压力。波兰是一个高失业率国家，近年来失业率一直在18％至20％之间徘徊。“大学生就业难”在波兰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波兰加入欧盟后，很多年轻人希望能到西欧国家找份工作。现在欧盟正在对波兰等新的成员国逐步放开劳动力市场，这对年轻人无疑是个福音。
缺乏信仰恐怕是这一代的共同特点。但波兰社会又不完全是这样。当你问到年轻人是不是每星期去教堂，回答“是”的不在少数。这部分年轻人大多受到家庭和学校的传统教育。他们基本信奉天主教的戒律，讲究做人诚实的原则。波兰是90％以上的人口都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在转型时期，宗教的影响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波兰社会已经形成政党轮流坐庄的局面。哪一个政党、哪一个领袖人物、哪一种社会思潮从整体上而言，都不如天主教对社会、对年轻人的影响大。
波兰社会是一个讲究礼节的社会。在公共场所，人们穿着得体，互相客气有礼貌。波兰语中礼貌用语很多，人们热衷于在对话和行为举止上体现欧洲古典的绅士风度，尤其是在陌生人之间。这一点要比东方大国俄罗斯强很多。去俄罗斯你能感受到俄罗斯人的彪悍，去波兰你能感受到波兰人的有礼。这都和宗教的教育有关。现在，波兰年轻人能像老辈人那样讲究礼貌的是少了。公共场所满不在乎、旁若无人的人开始多了。人们的交往也出现了变化，有利益有好处的我才帮助你，否则敬而远之。传统的影响在一部分年轻人身上开始褪色。
生活的压力使一些年轻人游走在社会边缘。在波兰体制转轨后，赌博和色情场所公开化。有的女孩子在生活压力和物质的诱惑下，卷入情色场所。虽然色情行业在波兰属非法，但政府对色情行业缺乏打击力度，使这一行业得以生存。华沙市市长卡钦斯基去年曾经发誓要对本市的色情行业治理出一个结果，否则决不收兵，但没过多久，他的豪言壮语销声匿迹了。夏天，长途公路的两旁，你能看到一些女孩子衣着单薄的身影。华沙街头性商店的招牌也能时时映入人们的眼帘。
波兰《直言》周刊曾经对波兰的色情业专门作过调查。有的性服务场所以“伴侣社”的名目出现，大肆在平面媒体、电视和网络上刊登广告。有的则藏匿于居民小区之间，既可登门造访又可做应招女郎。今年，波兰最大的私人电视台TVN还新开辟了色情电视专栏节目“红灯”。更有甚者，一些女孩子被国际人口贩子贩卖到西欧谋取暴利，下场十分可怜。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多年来，无论是色情行业还是赌博行业，尽管没有经常性的“严打”，但也没有无度地恶性膨胀，这可能和社会的一套制约机制以及人们固守的传统观念有关系。一个可以合法持枪的社会枪杀案并不高，一个赌博场所可以随意出入的社会人们没有嗜赌成性，一个情色场所公开的社会人们节制有度，从人性、从社会的制约机制上都值得很好地思考和借鉴。
拉美生活在转型时代
《瞭望》驻墨西哥记者 叶书宏
经历了近二十多年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改造，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而这些变化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拉美青年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拉美新一代所成长的社会环境。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拉美多数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社会的诱导下，搞起了轰轰烈烈的私有化和削弱政府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到80年代末期，不断下降的原材料价格和日益上涨的利率使得这个负债经营的大陆面临破产的境地，90年代初冷战宣告结束，华盛顿流向该地区的“意识形态”金融援助宣告终止，国际金融资本乘机取而代之，并且以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和进一步私有化为提供贷款的条件，迫使政府变卖大量国有资产，也许这些改革在提高社会经济效率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社会公正被严重忽略，大规模失业成为经济改革的伴生产物。
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拉美青年而言，追求个体生存质量往往要比弘扬社会道义来得更实际。具体而言，实现中产阶层的生活理想是这代人追求的主要目标，而教育成为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渠道，“学而优则富”因此也成为拉美年轻一代的人生哲学。当然，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削减政府开支迫使大量公立教育机构关门，那些继续运转的学校也很难为年轻人提供他们所需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幸运的一部分人选择进入高质量的私立学校，在专业选择上，他们抛弃了父辈所看重的美学、历史等“形而上”的人文学科，社会就业的压力迫使他们涌向信息技术、商业管理等实际的、能够迅速带来收益的学科。
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拉美中年人有着深刻的体会，因此对于外资涌入和私有化抱有深度的恐惧和忧虑，但是他们的子女对此却采取了更加“个人主义”的态度。最近10年，外国直接投资在拉美出现爆炸式增长，各种跨国公司的招牌几乎占领了各国金融中心区的写字楼，这在拉美年轻一代看来，跨国公司所支付的高额薪水和完备的培训体系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升迁机遇，因此，大学毕业后在跨国公司谋得一份职位已经成为大多数拉美青年的主流想法。进入跨国公司必须掌握一门专业学科和必要的商业知识，同时还要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而如今在拉美相对发达国家，如墨西哥，即便是最寒酸的公立学校也会为小学生开设英文课，一些中学和大学则开始采用英文教材实行双语教学，双语已经成为新一代拉美人的必备基础素质。
此外，对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大量的消费产品，拉美新一代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在墨西哥，除了科罗纳啤酒，大部分年轻人倾向于选择国外品牌，电器要使用索尼的，电影要看美国片，服装则追求欧洲货，对于本国产品，他们总是抱有一种“爱不起来”的态度。据一项民间统计，墨西哥15岁至25岁的年轻人每年消费总额的70％投向外国产品。这也难怪，多数南美国家在经历新自由主义改造后，民族工业逐渐淡出市场，取而代之的则是跨国企业的下游客户工业，一些国家除了食品等基础消费品尚能自给外，上游高附加值产业基本上已被外国企业垄断。
在新自由主义改造过程中，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取消了货币管制，这使得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能够把本国货币兑换成美元，并将其存入外国银行账户，据统计，迄今整个拉美有近8000亿美元的个人存款存在外国银行，而这些美元储备为拉美新一代人出国留学创造了条件，很多中上阶层的青年人在高中毕业后便前往美国、欧洲或加拿大求学，毕业后把在国外学到的新理念和价值观带回国内，并力图改变父辈们沿袭下来的社会和经济传统。当然，这些家境富裕的年轻人在拉美社会中并不占多数，但是他们所拥有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视野注定他们将成为拉美未来社会发展的掌舵人，正如同30年前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墨西哥前总统萨利纳斯、现在的秘鲁总统托莱多和哥伦比亚总统乌里韦一样。
上个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经历了“绝望的十年”，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和逐渐加强的国际监督迫使政府放松了对传媒的限制，各种独立新闻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随之兴起，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各种咨询的传播渠道畅通无阻，社会舆论监督得到从未有过的加强。在这种开放舆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被完全“暴露”在社会现实中，他们对于人文关怀有着更高的期望，时常发表自己对社会的观点和看法，而如何争取这样一批具有独立精神的年轻选民已经成为拉美各国政党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在宗教方面，宗教意识淡薄已经成为新一代拉美人的普遍特点。拉美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信奉天主教，但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天主教在拉美社会中上阶层的精神权威逐渐丧失。对今日的拉美年轻人来说，信奉宗教已变得有名无实，尽管多数拉美人依然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但定期到教堂做礼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近20年，拉美经过全方位的新自由主义改造和全球化的洗礼，发展经济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以至于“造就现代社会公民典范和动力”的教育机构逐渐蜕变为附属的“制造人力机器的工厂”，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当代青年心理和道德素质“营养不良”。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学教育学家马丁内斯·桑切斯曾指出：“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无序性引发了拉美年轻一代人思想上的混乱，传统道德评判的界限变得模糊，在这种旧的未破、新的未立的转型阶段，大学应当具有前瞻性地引领未来的领导者树立一种先进的、积极的和健康的人文价值观，但是很可惜，多数拉美大学并未把人格修养纳入大学教育的范畴，这种长期的道德教育缺位正在引发年轻一代的道德危机。”西方的物欲文化充斥媒体，一夜暴富的神话广为流传，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很多年轻人错误地以物质利益为尺度去评价个人得失，从而诱发了抢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在贫富极端分化的墨西哥，穷富学生同处一室，生活方式却是天壤之别，一些学生无法理性地接受这种差别，便通过非正规的渠道寻求心理平衡；与此同时，部分拉美国家社会失业率不断攀升，社会竞争不断加剧，一些意志薄弱的大学生由此产生悲观厌世情绪，降低了对自我能力的评估，从而由潜在的社会建设者转变为社会破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