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史研究对福柯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意义论文,疯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4-0054-09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4.008 一、引言 1978年1月26日，《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刊发了美国学者吉尔茨(Geertz)一段关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评介——“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a nonhistorical historian，an anti-humanistic human scientist，and a counter-structuralist structuralist”)。这段点评已成学界名言，它道出了福柯的总体特征，极具才气地点出其游荡不定的异端气质。 身为二十世纪最为声名显赫的学者之一，福柯素以多变难测的形象著称。在写作上，他的作品则构成了巨大的迷宫，较之彼时主流，福柯选择的对象相对边缘，方法也与结构主义背道而驰，还常形成令人瞠目的异见，如反医学史的《诊所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cinique)，反人文科学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反历史学的《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至于变换的书写重心，到底在疯狂、监狱、医院，还是知识、权力、性意识、治理术？ 对于这一切，他毫不讳言是自己有意为之。 无疑的，我不是唯一勤于写作以求泯灭自己的形象的人。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不变①。 对于福柯蓄意改换书写对象、在书写中掩盖自己的真面目的行为，萨义德(Said)也特意点明：“他费尽心机想抹掉他生平中某些生物学的、知识的和社会的踪迹。”②这种写作的姿态，该作何解释？ 已有学者注意到外部现实等造成的特殊效应，比如同性恋身份在当时不被主流认同，造成福柯试图不断借助边缘之物(marginal things)来发出沉默之音(voice of silence)③，这种解读当然不无道理，但对于福柯的理论的阐释却总嫌隔靴搔痒。因此，着眼学术内部提出更深切的问题，似乎更有意义，比如，将问题转化为，在怎样的根柢之上，福柯得以发展出那些奇思异想？ 与此相对，选取关键性的事件着手无疑是读解福柯的有效路径，而考诸福柯整个学术生涯，疯狂史研究正是这样的关键事件。它是福柯博士时期的中心议题，关系到他思想历程的关键分界，其成果《古典时代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a a L'age Classique)(以下简称《疯狂史》)也被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作为福柯自家研究的根基，疯狂史研究既是前期思考的汇聚，又是后来延展的中介。正是在对疯狂历史际遇的考察中，显露出福柯日后几乎所有重大议题的先期萌芽，部分已初具气象。借用哈贝马斯的比喻，疯狂史研究可拟为一座冰山，层层累积了福柯思想的多重成分，这些冰层分沿不同的走向，流变为种种新的理论形态④。 有鉴于此，以《疯狂史》为文本根据，回归福柯疯狂史研究，了解其研究的立意、方法和结论，并以疯狂为线，识辨其与之后重要著作的穿叉交集，对把握福柯思想整体的因革演变、勘破其思想迷局无疑具有极大助益。 然而现实却出人意表，迄今为止，有关疯狂史研究的相关探讨只能说差强人意。学人对相关的有名事件，如德里达—福柯之争如数家珍，却独缺深入考察文本的热忱。在福柯名重多年之后，对疯狂史研究的意义和《疯狂史》文本状况的研究仍旧不尽人意，这表现在《疯狂史》文本的相关际遇之上。 二、《疯狂史》的历史境遇 尽管臧否不一，福柯学说影响之深广却已有目共睹。不过，对于福柯的接受过程却远非一帆风顺《疯狂史》尤为如此。 虽说福柯凭借相关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并获得了答辩专家的极高评价。但从选题伊始的负面评价，至导师选择和出版的艰难(关于《疯狂史》的法语版本状况，可参见林志明先生译本的导言部分第6～8页)，再到英国反精神科学运动兴起后的声名鹊起，过程充满了困扰与戏剧性⑤。不仅如此，疯狂史研究的相关文本出版后，还引发了激烈论战，影响蔓延至今。 在法语学界，自《疯狂史》问世，便毁誉参半，赞者推为大师杰作，如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曼德罗(Robert Mandrou)⑥，毁者称其材料片面、论证偏颇甚至难以立足，其中最知名的批评者便是德里达(Derrida)。他在《我思与疯狂史》(Cogito and the History of Madness)一文中指出，福柯进行的是一种沉默的考古学，试图为理性压制而沉默的疯狂发声，这本身便是一种不可能的论述，其践行结果不过是另一种意义的理性取代理性。福柯后来连续发表了《我的身体，这纸，这火》(My body，this papers，this fire)和《答德里达》(Reply Derrida)，进行了相当尖锐的回应，认为德里达只抓住和笛卡尔相关的那三页，却对其余六百五十多页视而不见。德里达对此保持了沉默。这影响到了他们的友谊，使得二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彼此几乎不闻不问。直到1982年德里达的捷克事件，福柯公开表示声援，关系才得以缓和。即便如此，德里达或许始终难以完全释怀。1991年，在纪念《疯狂史》出版三十周年的专题会议上，德里达发表了《公平对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时代的〈疯狂史〉》(‘To Do Justice to Freud’：The History of Madness in the Age of Psychoanalysis)一文，婉言是精神分析使得疯狂史的书写成为可能，“福柯的规划太属于‘精神分析的时代’了……他所做的无非是让精神分析继续拐弯抹角地谈论自身”⑦，精神分析使得福柯书写理性压制下的疯狂得以成全，而并非福柯所言的历史考古。这微妙地暗示出他的立场仍是当年观点的延续。 而在英语和汉语学界《疯狂史》文本的相关研究也处在一种奇特的状态。 首先在译本上，自1961年法国普隆(Plon)出版社发行了《疯狂史》全本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汉英全译本。大陆学界迟至2005年，才由三联书店引入台湾林志明先生1998年的全译本，在此之前，界内多数的相关研究均本照刘北成先生的节译本《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英语世界的情况更是耐人寻味，早在1990年，知名的福柯专家科林·戈登(Colin Gordon)便发表了颇有影响的《〈疯狂史〉，米歇尔·福柯的未为人知之作》(Histoire de la folie：an unknown book by Michel Foucault)一文，对《疯狂史》长期未有全译、遭受误解的状况进行了反思，引发一场规模庞大的学术论战，其成果集为斯蒂尔和韦勒迪(Arthur Still and Irving Velody)主编的那本《重写疯狂的历史：福柯〈疯狂史〉研究》(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Madness：Studies in Foucault's ‘Histoire de la folie’)。即便如此，直到福柯辞世22年后的2006年，方由著名的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推出了由乔纳森·墨菲和让·卡尔法合译的英文全本。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英文全译甫一问世，便遭到异常尖锐的批评，在精神分析领域内颇有建树的美国学者安德鲁·斯卡尔(Andrew Scull)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发表了一篇可称刻薄的书评，宣称《疯狂史》相关效应不过是一场闹剧：“历史竟能如此轻易地被某个愤世嫉俗的无耻之徒歪曲，事实会被他忽视，对人类理性的张扬也被他贬损和摒弃，而他所凭借的则是他的顾客们的无知和轻信。”⑧ 其次在研究上，或许是生不逢时，中英文全译的问世所激发的学术效应还不及早年的节译本。至少《疯癫与文明》在英语世界随着反精神科学运动的进行而被大量引介，产生广泛的效应，而近年来有关《疯狂史》的研究，除了科林·戈登在2013年出版的《福柯指南》(A Companion to Foucault)上又一次贡献了一篇评论长文外，应者寥寥。国内有影响的学者偶有论及，也主要从德里达的视角进行考察⑨，从总体上看，少有进行文本细读，考析其对福柯思想整体之意义的研究。与此同时，时下学界更关注整理出版中的福柯法兰西学院讲座系列，治理术、生命权力等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关键词，似乎疯狂史相关研究足以盖棺论定。这种重异求新的学术取向固然是大势所趋，但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缺憾。 此外，多年来，由于有关疯狂史研究的主要文本依据是删节的《疯癫与文明》，对法语学界之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英语世界造成了困扰，带来了一些无谓的争辩，也同样影响到汉语学界。可以说，节选本和因之而来的文本群甚至对全本的面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遮蔽效应。因此，以更为严谨的态度回到更可信的全本《疯狂史》，进行细致的文本梳理，连接此后的重要作品，对破解福柯的思想迷局自有非凡的意义。 三、《疯狂史》的基本立论和重要主张 《疯狂史》中的疯狂与汉语中通常所言的疯狂含义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区别。“疯狂”的法语原词是folie，该词在法语中具有两层基本内涵：一是疯，二是愚。这很难在汉语中找到兼具二意的对应词汇，刘北成先生将其译为疯癫可能是试图兼顾二义。同样，在英语中madness虽有愚的含义，但该意义更常用的是fool，这也容易造成一定的理解偏颇。 在《疯狂史》中，福柯认为疯狂本有两种体验(或意义)，即批判的和悲剧的。前者是可以被安全接纳的批判对象，后者则体现了不可掌控的世界的神秘力量。只是随着理性的得势，后者逐渐隐退，只在后来尼采、荷尔德林、阿尔托等人的作品中偶有体现，前者则成为疯狂几乎唯一的面貌，并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被化约为病理现象，使得疯狂彻底沦为可被操控的对象。在笔者看来，这似乎暗合法语的两层意涵——愚可以对应批判的意义，疯则对应悲剧的。在某种意义上，疯狂史研究或许就是展现在理性作用下，疯如何被愚取代的历史。 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疯狂被视为一种客观的病理现象，属于精神医学的范畴，疯人主要被当作可以治疗的病人，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在《疯狂史》中，福柯却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一种对疯狂真相的压制。疯狂成为医学对象，是一个怎样的过程？福柯着力考察了欧洲大陆约十六至十九世纪的疯狂认知和疯人境遇，令人信服地宣称，疯狂的历史并不是理性引导下、病理真相从蒙昧到明晰的连续进步史，而是更为复杂的断裂流变史，病理学的疯狂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人为的产物，它或许遮蔽了疯狂的真相。这可能是《疯狂史》最为知名和最具争议的学术结论。 暂时搁置《疯狂史》研究的种种历史纠葛不言，《疯狂史》的文本自身便是一座开放的迷宫，既有许多胜景，又留存许多未解之谜。而从《疯狂史》的文本中，至少可以见出福柯对时间的空间化处理，对非连续性、身体、人口概念的持续关注。这些重要的立场，既体现出福柯的反传统立场，又透射出他思想的来源，并在此后的著作中不断延续。这对理解和评价福柯思想的总体面貌和评判其历史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世纪层：事物的呈现空间 在疯狂史研究之中，福柯采用了怎样的方式来呈现疯狂？这种方式是偶发的，还是不断重现的？根据《疯狂史》文本，基于可靠的档案材料，将时间空间化，以世纪时限作为空间断层，展示事物在其中不同的异变形态，使事物的状态得以显现，是福柯持续沿用的一项基本做法。这种方式，从实际表现来看，与库恩的“范式转换”或本雅明的“星座表征”有相近之处，更倾向于对事物状态的描述而非解释其成因。它成为福柯常用的分析方式，在以后的著作中各有程度不同的重现，具体可参下表。
上表是粗略的概括，疏漏难免。但至少可以看出，展示同一事物或能指在数个长时间段中的种种意义裂变，与常见的连续进化式思维定式做比照，考掘这类裂变所暗示的深意，是福柯习用的研究路径。而这一点，疯狂史研究已有鲜明的体现。日后的考古学、知识型，与此时疯狂的分期研究，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有趣的是，尽管福柯一再强调自己从来不是结构主义者，并在著述中有意抹去相关的痕迹，这种不止一次地将数个长时间段中的主要知识形态概括为一个或数个主要关键词的做法，却表明结构主义其实还是对他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并被有意无意地应用于论述之中，是他难以擦除的时代和知识的印迹。这或许是他时常名列结构主义“巨子”的根源所在。 除了初展福柯这一独特的方式外，疯狂史研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延续性设想。比如，福柯为何选择世纪这一时间单位，是传统的传承，还是对其具有特殊的意义？经过各种方式的辨析，世纪又究竟会呈现怎样的风貌？将福柯著作中出现的研究对象，如知识型、医学、性、监狱等，以世纪为单位进行横向汇融，将时间做更细微的空间化的处理，会有怎样的面貌出现？会对我们熟悉的几个世纪的传统认知产生何种冲击？这些都尚需学界进一步稽查。 疯狂史研究初步展示了福柯庞大而复杂的学术规划，而由于福柯对时间单位的世纪进行了断层化处理，显示出他对疯狂史整体连续性的否弃，这一立场非常明确。这一点也扩展到对其他事物的研究之中，成为他日后持守的根本立场，并发展出独特的考古学方法论。 五、非连续性与考古学：从疯狂史到历史 考古学以及日后的谱系学是福柯重要的方法论工具，尤其见诸知识、性意识、权力等事物的研究之中。《知识考古学》(本人注意到近来张一兵先生将“知识”改换为“认知”的提法⑩)中，福柯介绍了自己的历史观，指出历史的连续性是一种幻觉，非连续性才是自然状态。 在他看来，传统历史观的重要目标是构建连贯统一的整体历史(histoire globale)，整体历史“所从事的工作是要全盘重建一个文明的形式、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的准则、一个时期所有现象的意义，以及一个解释各现象联结的法律规则。抽象地说，就是要重现一个时代的整个‘风貌’”(11)。在这种形态的历史中，“所有社会的歧异不同均可化约成一个简单的形式，或是一个世界观的组合，或是一个价值系统的建立，或是一文明的连贯形态”(12)。 福柯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时下应当搁置“整体历史”的观念，代之以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与整体历史不同，通史“运用空间中分散(dispersion)观念”(13)。为研究这种立足分散状态的通史，需要引入新的方法论，对此，福柯提出了考古学方法论。 相照传统的以“依赖时间坐标所敷衍的延续性、叙述性史观”，考古学所据的则是历史的空间性，“从空间坐标出发，强调历史的断层性和物质性……”(14)即，传统史观认同以时间为坐标的线性序列所衍生的种种连续性状态，而考古学在兼顾时序性之余，还开启了历史的空间分散状态，更关注断裂状态下的历史现象的差异性。随后，福柯针对传统思想史的做派，围绕话语概念的特征，对考古学的方法做出了具体的规划。 那么，考古学方法如何而来？ 这一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的诞生绝非福柯灵光一现，相反，它的提出，与之前的疯狂研究具有密切的关系，在《疯狂史》中已早见端倪。在此书中，福柯首次启动了一种对历史的空间化研究，借由疯狂，探索的却是历史的实际运行过程。且通过前表可知，在不同的世纪断层中，疯狂从未具有一以贯之的本质内涵，而是应势而变，从无定型。 从疯狂的现象出发，福柯对其历史认识做出了宏观的描述。他指出，在欧洲大陆，自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每隔约一个世纪，疯狂都会发生一定的认知层变。文艺复兴时期，疯狂往往被视为一种天启力量之象征，故疯人能够四处游荡，警醒世人。古典时期，疯狂为理性所化约，被视作道德缺陷，疯人因而遭到监禁。从天启象征到道德缺陷，这两个时期的疯狂在意义层面上显然不具连续性。 十八到十九世纪，疯狂渐被确证为一种客观的疾病形式。这一过程，似乎沿着一条明确的历史路线。“首先是监禁体制，而最初的疯人疗养院便由此而出；因为这个现象，也产生了一种好奇心——不久之后它会变为怜悯(pitie)，再过来成为人道主义和社会关怀——使得匹奈和突克得以出现；他们则引起大型改革运动——调查团、大型疗养院的设立；艾斯基洛(Esquirol)时代终于得以由此展开，而这也使疯狂医药科学的幸福时代得以来临。这条线索是笔直的；其进步则从容不迫。”(15) 事实上，这条貌似合理的线索，也仅仅是一种错觉。监禁所变为具有医学意义的疗养院，并不是医学的显现导致监禁隐退。“这里的要点在于，监禁之所以能转化为疗养院，并不是因为医学被人逐步导入……而是来自此一空间的内在重组……”(16)换言之，不是医学知识自外而内地导致了监禁所重组为疗养院，而是监禁所的内部重组带来了医学知识。疯狂的医学知识，因而是监禁功能转换的副产品。而结合《疯狂史》的整体论述，可知经济形势的变动是监禁空间内部重组的深层原因。 据上可知，尽管今日疯狂主要被认作一种客观的心理疾病形式，属于心理学范畴，疯狂的历史却绝不是理性指引下、病理本质不断发掘、沿着直线序列进步的整体历史，而是疯狂意义在不同的世纪层中不断转换的裂变史。疯狂自身，并无稳定的深层本质、客观真理，其含义的每一次转换，都是一次断裂，是某种复杂的特殊机制运转的结果，这可从不同世纪的疯狂知识的断裂层了见迹象。可见，《疯狂史》之中的对疯狂具体状态的“考古”，提供了实例支撑，后延展为普遍的考古学方法。而后在《词与物》之中，同疯狂一样，不同世纪之中的“知识型”也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内涵。 总之，《疯狂史》对疯狂的考古学研究奠定了《知识考古学》的实证基础，又为《词与物》的知识型提供了先期范型。 不过，此处也隐约可见福柯叙述和现实的矛盾：既然疯狂在各个世纪主要的认知形态是各自为政的断裂，那么疯狂的整体演进脉络是否一无可寻？若如此，疯狂显然是一种不可把捉的对象。然而，福柯在最后又宣称疯狂自理性世纪以来，屡遭压抑，却从未寂灭，“这个世界自以为可以用心理学来衡量它、为它寻找理由，其实是它才要站在疯狂面前为自己辩护，因为，在它的努力和辩论之中，它其实是用尼采、梵高、阿尔托不可衡量的作品在衡量自己”(17)，显然他认为疯狂自有理性不可磨灭的特殊力量，是一种绝对的他者(疯狂与不同世纪的疯狂认知、疯人境遇之间的对应关系，似乎可见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存在者这组对应概念的影响)。这种绝对性与断裂性的矛盾，暗合德里达的指摘，或许是后来福柯从知识考古学转向权力谱系学寻求意义来源以“强为之名”的起因之一。 六、身体：从疯狂到有罪 20世纪70年代，以身体为切入点，福柯对权力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引起学界瞩目，《规训与惩罚》则是这方面的巅峰之作，引发了持续不断的追捧。该书以权力作用于身体的效果作为主线，从微观的视角追索权力技术如何从严刑惩罚演变成监禁规训，权力性质如何从压制性转变为生产性，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规训社会的诞生。 此书开篇，福柯要弄清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刑罚为何从残忍的酷刑演变为后来较为温和的监禁规训？这种处置身体方式的改变，是不是人性进步的历史体现？ 从启蒙哲学家的角度而言，这毋庸置疑，福柯却并不赞同。他以为，刑罚出现如许变革，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进步，更是权力控制方式变化的结果。“这种新出现的东西与其说是对犯人人性的尊重……不如说是追求更精细的司法、对社会实体做出更周密的刑法测定的趋势。”(18)权力改革的原因，则肇自十八世纪社会状态的变化。此时，经济发展带来了国家财富、私有财产、人口数量的增加。经济水平提升带来了犯罪活动性质上的变化，“谋财”取代了“害命”，传统的流血犯罪更多转向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诈骗犯罪。与此对应，当时的法律相对滞后，显得过于严酷。刑罚系统在总体上量刑过严，不利于经济活动的良好运行。 从历史表现来看，是否以经济价值衡量犯人的身体，是不同惩罚机制的区别所在，同时是不同权力制度的反映。公开的酷刑和处决是“一种生产制度的后果，在这种生产制度中，劳动力乃至人的肉体没有在工业经济中所赋予的那种效用和商业价值”(19)，这是一种司法/君主制权力制度的反映。与之不同，在生产性权力制度之中，重视身体的经济价值，致使“各种纪律用‘温和—生产—利润’原则取代了支配权力经济学的‘征用—暴力’原则”(20)。当然，在监禁空间中的各种纪律、促使犯人进行劳动的手段，有时未必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那么，规训犯人劳作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利润，甚至也不在于培养某种有用的技能，而在于建立一种权力关系，一种空洞的经济形式，一种使个人服从和适应生产机构的模式”(21)。显然，这种规训和改造，目的是为了制造符合规范的身体，还有对经济活动的深层支撑。因此，刑罚制度从严刑峻法到规训改造的转变，更多的是经济因素的作用，而非人性进步的效应。 这种强调身体经济效应的思路在疯狂史研究中也早有体现。疯狂史的研究表明，在十八世纪前的欧洲，疯狂作为非理性的一员，与其他成员(浪子、酒鬼、吝啬鬼等等)关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非理性的禁闭世界。但单纯的禁闭方式，到了经济时代却不合时宜。这一时期，经济生产和殖民活动需要大量人口的参与，监禁的人口则脱离了劳动与交换的经济循环，造成巨大的成本浪费与财政负担，明显背离追逐经济收益的时代导向。在经济利益的诉求下，身体健全的囚犯纷纷以各种形式重新纳入到经济活动中，唯独疯人因为特殊的身体缺陷无法顺利进入这种循环，引起关注，被赋予特殊的待遇，疯狂的病理学特质由此形成。可见，病理性的疯狂之所以诞生，动因并非人道进步或客观知识由晦到明，而是追求身体经济价值的附带产物。这一点，与刑罚系统的“进步”几乎完全相同。 从《疯狂史》到《规训与惩罚》，福柯的思路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二者将监狱或禁闭处所当作重要研究对象，前者研究涉及监禁中的疯狂，后者则将目光投向其他监禁形式，前者研究的是“疯狂及其身体”，后者则是“有罪的身体”，两者的社会认识在十八世纪发生变革的动因均基于经济因素的作用，两者的本质也均被特殊的封闭空间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可见，虽然在具体对象的选择上不同，两者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却有显著的相似。 连续性的进步史观从来都是福柯拒斥的对象，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则明确指出了它的来源——权力对身体的控制。福柯举出戈布兰(Gobelins)学校为佐证，该校的规训要求制定细致的序列步骤，将连续性活动序列化，使得权力作用于时间，保障了权力对时间的控制。这些规训方法揭示了一个连续的线性时间，和一个稳定的终点。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的两大发现——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创生——或许是与新的权力技术有关，更具体地说，是与一种通过分割、序列化、综合和整合而管理有效地使用时间的新方式相关联的……历史的进化性质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而在今天已经深入人心，对许多人而言已不言而喻”(22)。总之，时间性程式对人的身体造成的明确改造效果逐渐形成了进步史观，因此，进步史观本质上不过是权力技术作用的效果。这里体现的，是他对于疯狂、监狱、医院、性意识等等具体研究中历史观一个总体的概论，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对整体性、连续性的深切怀疑，与后来形成了呼应。 七、人口：从疯狂到性 在福柯晚期，人口的概念促进了他的思考，影响了其思想的新走势。《性经验史》的第一卷，可以看成是《规训与惩罚》主题的进一步延展。二者同样考察权力的问题，只不过后者注意的是身体，前者则转入到性的领域，而主题切换的枢纽正是人口的概念。《性经验史》表明，使得性得以凸显的关键是“人口”概念的出现。这种出现事实上并不突兀，人口成为后期福柯关注的关键词，依然和他早期强调身体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口可视为身体的集合体，是宏观意义的身体。 通过人口，福柯进一步深入考察了权力的形态，指出了权力性质的历史变动。18世纪，西方世界的各个政府发现，权力的对象不再是臣民，也不是人民，而是人口。处理对象的变化，使得权力的性质也发生了一个“死去活来”的根本改变：权力的功能不再是镇压与杀戮，而是对生命彻头彻尾的掌控。这期间，性因为关系到人口与个人的特殊性质，自然成为权力技术作用的重要客体。故此，福柯计划对性的历史形态进行谱系考察，以期获得对权力更深入的了解。显然，这种有关权力的延拓性思路的开启，人口概念的作用非常关键。 借助人口概念进行主题反思，《性经验史》并非首次，《疯狂史》的考察中也有体现。同是在18世纪，穷人被视作国家财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极少的生活成本和极高的劳动效益使得穷人的价值再度肯定，因而从监禁中释放出来，转而成为经济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也是经济学者眼中一个十分必要的资产，甚至更受重视”，因此，“监禁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也是经济政策上的败笔”(23)。 《疯狂史》的研究业已表明，正是出于发掘人口经济价值的考量，疯狂才独立出来，成为有别于贫困和罪恶的特殊存在。此处福柯还提及追求人口的经济价值使得救济穷人的传统慈善行为失去了合法性。福柯并未就此展开更详尽的探查，尽管道德、怜悯、慈善的真理效力值得继续深入思考。仅就人口概念而言，对其经济价值的重视，使得疯狂独立于其他性质。在这个背景下，疗养院诞生了，疯狂从此转为观察的客体，逐渐被赋予病理学的本质。因此，人口的经济学观念是使得疯狂得以独立出来，成为医学研究客体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对性观念和疯狂的历史认识进行具体化的考辨，是两本著作共同的方式。《疯狂史》中，对经济意义的人口的重视，在《性经验史》中延展为权力理论新的生长点。 此外，人口概念对于生命政治或生命的治理术也具有思路上的启示，后者是福柯晚期最为关注的问题。 这一切无不表明，疯狂史研究中还带有混沌性质的问题群，包括疯狂、监禁、人口、性意识等，在福柯后来的著作中以更清晰的走向显现，带有相当程度的先决性。 从思想渊源看，结合福柯的学术背景，《疯狂史》至少体现了以下几种当年的主流思想。巴塔耶影响到关注边缘之外，结构主义为疯狂的不同世纪的展现奠定基础，现象学支持了描述疯狂具体的体验，诠释学则提供了反科学主义的明确立场，而马克思主义无疑体现在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上。 据此观之，尽管福柯毕生在生活和写作中反抗规训，为了避免被驯化，甚至愿意选择匿名和断裂的写作方式，但福柯思想的整体状态，最后并没完全达成其刻意追寻的断裂和差异，而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诚如他一再宣扬人之死，却终究无法完全摆脱人的先在，依然“是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批评他其实是用另一种理性来取代理性，确实是敏锐而深刻的。 八、《疯狂史》的文学意义 疯狂史研究除了上述种种，对文学也具有重要意义。福柯本人具备很高的文艺修养，对文学、绘画保持了终生的兴趣，并凭借《疯狂史》获得了文学博士的学位，有人甚至认为疯狂史是以疯狂为主题的象征小说。他的文字功力也获得了学坛一致推崇，理论观点则在文学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新历史主义、东方学理论等批评流派，均直接来自他的启示。西蒙·杜林(Simon During)出版了《福柯与文学：走向书写的谱系学》(Foucault and Literature：Towards a Genealogy of Writing)一书，借用福柯理论对德莱赛(Dreiser)的小说进行了有新意的解析。所有这些效应，均与疯狂史研究的启示与展拓息息相关。 疯狂与文学之间的神秘关联自古就是言之不尽的话题。在《疯狂史》之中，福柯也具体分析了一些著名的疯狂天才，认为他们的作品，体现的是疯狂的力量。这种力量，虽因近代将疯狂界定为负面性疾病，变得沉寂，却从未完全泯灭，而必将再次复活。尼采、荷尔德林、萨德、阿尔托等堕入疯狂的作家的涌现，又可以表明，疯狂将会以一种正面的意义，和文学再次发生纠葛。“一部作品通过疯狂，在表面上像是沉没于世界之中，显得毫无意义、变貌为纯粹的病态作品，实际上，这部作品却关系着一整个时代，支配着它并引导着它……”(24)这其中的种种未尽的话题，以及后来的变幻，有待进一步发掘。 九、结语 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名气的怪才，福柯的多变的思想面孔一直难以准确把握，历史、心理学、文学、哲学、医学等多种主题，他均有涉及，如其所言，他是在不同的畛域内变换自己的面具，规避被固化和驯化的风险。 不过，福柯早期的疯狂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其思想整体的上佳途径。 在这项研究中，福柯以疯狂为对象，探幽发微，追索其多个世纪中不同的面貌特征，并详尽考察了疯狂如何在理性作用下从神之警示转为病理知识的过程，为我们揭示历史上有关疯狂的所谓真相、本质，皆是不同时期的特殊机制运作下的产物，今日心理学之界定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疯狂史》描述的是疯狂的病理本质之死，距后来《词与物》中“人之死”的著名断言只有一步之遥。 推而广之，这个世界或许并不存在某种恒久稳固的认知，或疯狂、人性，或结构、科学等等。世界史也不再是深层真理从茫昧不明到澄澈无蔽的连续过程史，相反，所有看似稳固的观念，皆是在幽昧深邃的历史动态中暂时妥协的结果，若细究其历史表象，断裂乃是常态。这些在疯狂史研究中的展现的根本立场和重要方法，在福柯日后对知识、权力、性意识、治理术等等的考察中，都有体现。经由疯狂，我们至少可以见出非连续性的连续性，不同视角下的身体，以及不断转换作用的人口这些福柯思想中持续存在的关键成分。 总之，尽管福柯的疯狂史研究充斥着争辩和疑义，但仍堪为福柯学术生涯的真正意义的起源。它首次展露出福柯纷繁庞杂的学术布局，其相关论辩的确激发了福柯后来学术思考和思路的调整与深化。因此，重归《疯狂史》及相关文本，开掘其未尽的学术潜力，对把握福柯思想整体的来龙去脉，深入揭示其思想的真正面貌，具有非凡意义，同时亦可对文学研究提供极具启发的参考。 注释： ①福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88页。 ②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编：《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8页。 ③Jeremy Carrette,Foucault and Relig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31. ④[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曾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 ⑤个中详情，可参阅《古典时代疯狂史》中译本导言《福柯Double》，以及(美)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高毅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一、四章相关叙述。 ⑥Arthur Still and Irving Velody,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Madness:Studies in Foucault's "Histoire de la foli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19. ⑦汪民安：《生产》第8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0、164页 ⑧盛宁：《福柯〈疯癫史〉被指“史料基础薄弱”》，《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⑨参见陈晚明《德里达的底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9～85页。 ⑩张一兵：《认知考古学：活化的话语档案与断裂的谱系发现——福柯〈认知考古学〉解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1)福柯：《知识的考掘》，第78页。 (12)福柯：《知识的考掘》，第82页。 (13)福柯：《知识的考掘》，第79页。 (14)福柯：《知识的考掘》，第5页。 (15)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558页。 (16)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第615页。 (17)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第747页。 (18)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87页。 (19)福柯：《规训与惩罚》，第59页。 (20)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45页。 (21)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73页。 (22)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80～181页。 (23)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第578页。 (24)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第746～7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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