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成人教育管理概况(下)_成人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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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人教育的传播

成人继续教育的传播由各种成人教育活动的机构进行。理论上,成人继续教育应采用适合成人的教学技术而非传统的学校教育的学习方法,但通过对项目管理者和服务机构的调查,许多成人教育项目通常不是根据成人学习者的心理需要而设计,所以结果并不如想象的有效。成人教育服务机构可分为四类:公立的、私立的、非政府组织的和雇主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些教育机构正由目前占主流的纯粹的公立服务机构向公私合作、私立和非政府组织发展,但是这种转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人继续教育实施的类型(例如扫盲教育、公民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

(一)公立教育。公立教育服务机构仍是成人继续教育中的一支主力军,并且其范围正逐步从扫盲教育和基础技能训练扩展到职业技能培训,不仅通过现有的中小学学校系统来完成,而且也由专门的成人教育中心提供服务。但在许多国家中,成人继续教育的公立服务机构已纳入“市场化”体系中,如瑞典Komvux社区教育中心,该中心同职业训练中心一样,目前也不得不为资金问题同私人机构竞争;几年前英国的人力培训中心被“市场化”后,很快破产。公立机构的运作方式越来越类似于私立机构,为争取公共或私有的资源而努力,而且往往发展成为由主办者构成的管理机构(例如匈牙利地方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二)私立教育。在成人继续教育中,私立教育训练机构是一支成长型队伍,他们不仅从事在职和职业教育,也从事扫盲教育。私立教育通常应市场需要而设立,只需投入有限的资金,就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在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私立教育有时会受到资本化不足、面临已普遍资本化了的公众或准公众机构的竞争、公众机构的低成本运作以及难以达到认证需要等条件的限制。新的教育技术的出现使私立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从而提供更加自由的服务。政府要确保规章制度的制定,允许私人和非政府组织项目服务提供者与已普遍资本化了的公众机构能在同一个平台上运作。这种制度已在一些地方实施,私人和公立教育的提供者通过世界银行的贷款进行投资(例如波兰,匈牙利),智利是广泛推进私立教育、并且将绝大部分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机构私有化的一个例子。但是,现场访问却表明这些实践是在不具备一个明确的投资框架的条件下进行的,结果是学员在不同机构进行培训所得的学分不能累计,使成人继续教育的效果不是很好。私立教育,同公立机构一样,需要在一个框架体系内操作,这个体系应能确保成人教育的质量和培训项目间的衔接度。私立教育机构的增加使学习机会和平等性问题进一步恶化。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为劣势人群提供教育券贷款(如智利),特别是为进行扫盲教育、为失业工人再培训和为被剥夺权利的人服务的机构提供教育券贷款。

(三)非政府组织。有限地参与职业培训,主要集中在公民或发展教育和扫盲教育方面。由于对各非政府组织的界定不同,其集中参与的项目也不同。其中包括主要用于帮助自己成员的组织(如联合会)和用于帮助其他外部成员的组织(例如一些宗教组织和大部分的社区组织)。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非政府组织在不同国家的成人继续教育中的重点也不同,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也不同。在一些国家,注册为一个非营利性机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

(四)以雇主为基础的计划。雇主是进行职业培训和传播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尽管在一些国家(如巴西)存在以雇主为基础的读写训练、基础和公民计划、在成人继续教育中雇主的参与水平难以量化,但却存在着大量的有关企业主参与成人继续教育的其他研究资料。工资税的征收,雇主参与成人继续教育的情形可望改善。无论是否征收培训税,仍有许多工人受到由其雇主出资的某些培训。雇主们偏爱将投资倾注于企业中已受过良好教育与培训的雇员,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雇员除了工资低外也极少受到培训。此外,老板倾向于对较年青的、有经验的工人以及效益较好的部门投资。一些小公司在训练方面的投资比大公司要少得多,而且训练过的工人很少被解雇或申请辞职。在许多国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老板们通过外援训练,同时他们对外寻求其他服务,所以他们不必负担内部训练部门和员工的开支,这导致了公立和私立训练机构对训练的“新需要”。

(五)服务机构众多且办学目标各异,如何使成人继续教育学习结果相互连接?(1)标准。对职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基础教育能力而言,在成人继续教育由基于时间的训练向能力训练方面的转变中,关键的第一步是要有一套定义明确的标准和相关的测评认证的项目体系。这套标准(体系)同样有助于量化并增进初次教育与继续教育同训练各制度间的协调关系,通用的证书项目同时为由生活经验中形成的技能提供参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几项活动已涉及到这个领域里(OCED 1996),有发展读写能力的标准和指标,在许多发达国家和中上等收入国家即将制定国家职业标准和认证体系(如菲律宾、马来西亚、英国、德国、罗马尼亚、土耳其)。制定这些体系有数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而且在制定过程中,有关具体的政治、行政和技术方面的事件必须明确(Fretwell,2000)。(2)教育衔接。由不同办学机构提供的教育与培训之间的教育衔接是成人继续教育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如果不同的学校彼此拒绝承认学分,学员个人将被迫重新接受教育和训练,这就造成人力资本和资源的浪费,这是存在于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如智利)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但另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如韩国)和许多高收入国家(如美国、新西兰)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此问题。(3)备案的制度化。为提高项目的质量而建立一套衡量标准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包括:设施、项目设计、人员和管理。备案计划并不能代替对学员个体所参与的培训项目所获得的能力的评估,但它能为财务评估机构及学员提供衡量一所学校办学能力和教学质量的各种信息。(4)职业技能库。这是成人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中有关职业教育方面的一个发展趋势。这一观点认为个人应该保存一份个人“档案”或“技能知识库”,这份“档案”既要记录下他(她)的初次教育经历,还应包括他(她)这一生中由生活经历中习得的经验和参与成人继续教育并获得认可的知识与技能。这项方法曾经在一些国家(如美国)得到应用,并包括课程学分的能力测试和与工作经验有关的训练项目测验,这些方法在英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已正式被启用。在韩国,学分银行的目的是为向所有的公民提供大量获得各种各样教育机会的途径,教育委员会在1995年就建议学分银行改革,把终身学习社会作为一种途径去认识,它寻找一种革新,使青年学生和成人都拥有多样化和足够数量的教育机会。(5)专业执照。这是一个关于能力测试和技能认定的问题。遗憾的是,颁发执照的程序和要求常常受到与个人职业技能不相关或是较为落后、过时的因素或较为传统的观念的影响(例如;证书委员会希望限制某一领域证书的发放以保护已进入该领域的员工)。国家应该就成人继续教育的发展层面来看待这些问题,如果职业证书不被邻国所承认,人才流通也将成为一个衍生的问题。

(六)成人继续教育专业的发展。即使在许多中上等收入的国家,成人继续教育教师和管理者的培养以及成人教育理论知识的研究与发展都较为落后。通过实地考察和与熟悉中上等收入国家文化专家的对话证实,在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院校中缺乏与成人教育相关的师资。而大量的调查表明,成人的学习除了社会上通常将成人的学习安排在青年人受教育的环境中这一问题以外,同样有必要就成人继续教育所涉及的几个关键问题对该领域的专业人员进行培训。例如,大部分的认知能力在青年或成年期达到顶点,在50岁后,这种能力开始下降。认知能力开始变化的年龄并不一致,各代人之间存在着智力上的差别这一观点已被证实。人格特质各异说明了每代人的不同而非年龄的差别,而且随着个人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也会发生细微的变化(Schaie 1996)。公共学校的教师通常要为夜校或日校的成人上课,而他们上课时所使用的教材和教学手段却与用于青年人的没有差别。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非教职人员常被安排来指导成人的学习。成人教育的关键特征,不同于青年人的教育,它应包括这样的理念:成人的自我意识由依赖性向自我导向型的人格特征转变;成人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已成为有利于成人学习的财富积累;成人学习与他(她)的社会角色或社会作用相适应,学习的取向由以学科为中心转变为以问题为中心。

成人继续教育的传播为成人,特别是在职和有家庭的人所设计的培训计划在实践上应体现出其灵活性的一面(可安排在夜间、白天和周末);上课媒介多样化(包括书面教材、多媒体、函授方式及网络在线方式等);方便的入学与退出端口,既承认以前的学习经历,又允许不同的学习进度并存,并且提供符合成人标准的学习场景。而实地考察的证据显示重视初次教育和训练的机构对于上述各项说明参数都较为缺乏,如果要将基础教育的管理方式、设施和人员借来用于成人继续教育的话,将会大大减弱后者的效率。而且,许多中年成人,尤其本已处于劣势、曾经在基础教育学校中有负面经历的人,要他们再回到这样的情境中去接受继续教育就违背了初衷,作用适得其反。如果进行成人继续教育不得不利用公共学校的设施,即便有资源环境的限制,也应尽力保证培训计划确实反映成人的需要,雇用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使用适合成人的教材、制定成人学习的方案。令人遗憾的是,据查,在中等收入的国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七)远程学习和教育技术。教育技术方兴未艾,它的出现对成人继续教育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而令人惊讶的是,教育技术,甚至在发达国家,使用在成人继续教育中的却相当有限,这种趋势已引起了该领域几位学者的注意并在研究中通过实地考察得以证实。1989年,玛利安和昆宁翰所著的《成人继续教育手册》(Merriam and Cunningham 1989)一书中就该问题做了大量的阐述。运用远程学习和远程教育能直接说明前述的涉及成人学习理论的问题(如自我指导学习的重要性)和实现非传统的教育传播方式(如方便的入学、退学机制,学习时间的灵活性)。不管怎样,远程学习的案例仍值得推介,无论是从英国的开放大学还是到巴西卫星电视的广泛使用等。

英国的开放大学是成功地实行远程学习的典范。它的“开放入口”制度集中体现在为那些想追求更高学历的人提供了弹性的第二次受教育的机会。成立于1971年的开放大学是全英国规模最大的学校,1997~1998年学员人数超过20万,全国约21%的业余大学生来自开放大学。在英国的高校中开放大学的教学质量位居前列,他所设计的课程,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可用于整个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开放大学学习的外国学员人数超过2.4万人,三分之二的学员年龄在25~44岁之间,而只要年满18岁便可入学。几乎所有的学员都是业余学习者,70%的大学毕业生在其整个学习阶段都是不脱产学习的。4万人以上的学员通过CD-ROMS和电视光盘等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家或在公司与开放大学的通讯网络进行交互式学习。

通过教育媒体种类和运用(单向运用或双向运用)并对各种教育技术进行归类,对于检验远程学习实施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是不无裨益的。大量关于运用远程教育技术教学的结果研究表明,运用远程教育技术与使用传统课堂教学对于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如果将远程教育技术当作一种增加学习平等性和拓宽学习途径的工具,在与传统课堂教学所花费的成本和教学效果相当的条件下,远程教育缺乏某些额外的教学效果也是无关紧要的事。在实际运用新技术方面存在着某些限制,例如,尽管菲律宾的各部都在竭力争取由电视演播室推出成人教育节目,尽管付出昂贵的代价,地方部门仍然没有资金向制作并播出该节目的私人电视网购买播出的时间。一些国家,包括巴西的许多地区,由于许多家庭没有电话,大规模运用计算机交互教学是不实际的。这种情况下,通过社区中心的“村落”连接方式或提供成人教育设施进行教学较为可取。这是匈牙利目前在成人教学中所使用的方法。教育技术的购买和维护将比提供在线指导更昂贵。尽管如此,远程教育技术这一领域仍然有着很好的前景,尤其是对于需要以灵活的方式教学的成人教育以及可以在家或在单位接受培训的人而言。

五、成人教育的评估

对成人继续教育的评价总的来说是欠缺的,特别是在中等发达国家。目前实施的评价主要集中于基础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上,而不用于公民和教育发展中。常见的三种基本评价形式包括:(1)对投入成人继续教育中的人力、设施、资源的评价;(2)如果评价详细具体,对学员在成人继续教育学习结束时进行评价以确定项目目标实现的程度;(3)对项目的最终影响的评价,即学员是否已获得对他们的生活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和技能。第一、二种评价类别用于鉴定和核发执照。第二种类别是一种普通的成人继续教育评价活动,通常缺乏第三种类别的评价。一般认为衡量公民和教育发展最终的影响是很困难的。然而,扫盲教育、职业以及职业培训的影响是较容易量化和评估的。

(一)扫盲教育项目评估。多数国家在读写和基础教育项目结束时对成人的学习进行评估,因为这些项目直接与初级学校的文凭颁发相关(如中小学文凭)。而结果评估就很少见了。一个运用较广泛、较简单的扫盲教育评估是OECD与加拿大统计局合作进行的“七国的比较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于1995年公布,此研究最初包括七个国家,后来扩大并接纳了另外8个国家,其研究成果于2000年公布。这项研究旨在对不同国家的人的各种能力做出有效的比较,在更广泛的技能范围内定义渎写能力。这些技能包括“运用书面和口头信息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扩展知识和开发潜能的能力”。主要成果已在前面提及。然而,重要研究结果之一是此数据已显示跨语言和跨文化的可比性,该结果引起了广泛兴趣并将有利于不同类型评价的分析,并且每个国家都能利用自己的数据。

(二)职业培训项目的评估。成人继续教育中对职业教育计划的评价,范围更广,包括鉴定、计划和结果评估。后者或许是最重要的,但却是最不常见的,它包括总体结果和实质结果两种类型。(1)总体结果。这包括根据目标为每一项目定义“成绩指标”(如提高就业的可能性、增加工资),检测学员实现这些“成绩指标”的程度。成绩指标评估体系有助于管理者确定目标,提供项目将达到何种预期程度的信息并提供项目和区域的比较,并且提高项目成本利用的有效度。然而,总体结果的评估不对学员与类似的非学员进行比较,所以成绩指标评估体系不提供有关实质性结果的数据。(2)实质结果。这一评价方法按“对照组设计”提供实质结果的信息,管理者与决策者有赖于该结果做出关于项目设计和执行的关键决策。对照组设计评估通过对学员与(具有明显的相似性的)非学员达到项目预期结果的程度的评估而进行(如是否参与项目培训的学员比非学员更易获得成功)。实质性结果可作为追踪项目总体结果指标的现行成绩管理体系的补充。就同潜在的储蓄金和有效的利用成人继续教育项目资源相比较而言,中等收入国家无需大量投资也能进行业绩管理评估和准实验设计评估项目。几个中等收入国家——包括巴西、智利、中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最近正在进行对再培训工程的实质影响的评价。证实此评价可以实施,实施中可制定更有效的目标并且使公共基金也能被更有效地利用。个体业主很少对员工进行类似的评估。工人一旦培训过,生产效率更高,从而使他们的收入增多;他们很少“跳槽”,于是随着与工作和公司相关的培训的增多,工资相应提升;他们也很少失业。更换工作时,他们会找一份更容易且能从新雇主那里得到更多的培训的工作,然而,那些缺乏相当的学历和问题解决技能的工人会更加落伍。

(三)对雇主培训的评估。传统上对教育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影响上的研究都着眼于学校学习情景下的初次教育,由雇主提供的在职成人继续教育(特别是在技能培训方面)对提高生产率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然而,在中等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由雇主出资的培训项目的实施在提高工作效率和拓展可利用资源开发技术方面是很成功的。由于是因需要而培训,公司不必面对培训供求平衡的问题。此外,资方最能有效评估劳动力市场中哪些技能最需要及如何开发这些技能。Hong和Batra1995年所做的研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培训是怎样影响生产效益的。哥伦比亚、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包括台湾)的权威数据分析显示,培训在上述所有被抽查的国家中,对公司生产率的提高有着积极和重大的影响(Hong and Bartra,1995)。然而,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相比,资方不愿意培训非熟练工人,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

Hong和Batra(1995)认为,对劳动力培训直接与企业规模、所涉及的主要业务和技术、企业的组织过程和国内国际的市场导向有关。大公司更有可能对技术工人进行正规培训,特别是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企业或依赖高新技术的企业及具有半自动或全自动生产线的企业,更需要企业培训,尤其是企业内部培训。另外,由于依赖新的生产技术和随时面临竞争,对出口型公司来讲,培训是成功的关键因素(Hong and Batra 1995)。这些研究结果非常符合中高等收入国家的现状,在全球化的经济形势下,这些国家在公司规模、技术能力和对外导向上都有成功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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