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渐进式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渐进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都已注意到，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的大地上，创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典范，成为同期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奇迹。同1840～1949年及1949～1979年相比，改革开放的20年，使中国以先前两个时代所不可望其项背的广度、深度、速度，推动着自己从建筑在传统的自给自足小生产基础上的古代文明，转向建筑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文明，整个社会发生了真真实实的变化。
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可以列举许多，但归结到一点就是实行了中国式的渐进化市场改革。即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采取了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战略。
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20年的历史回顾
1、改革的历史起点： 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第一推动力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再造以市场经营为主体奠定了基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价格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加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所有这一切成为我国渐进式市场改革的历史起点。
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1980年10月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形成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会议纪要》，从此，农村改革由局部试验进入到全面推广阶段。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5个指导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1984年，实行了20 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彻底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统分结合的农业经济新体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温饱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社会基本问题，经过短短几年的改革就得到了初步解决。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迅速发展。农户作为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相当大的经营自主权，政府对农业调控逐渐市场化。
2、改革的主旋律：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
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心骨，能否成为富有活力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成败。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规律时，一直把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作为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社会生产发展的中心环节。
从1979年国务院5个关于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的文件， 到1989年5月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经过6年，通过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面向市场的改革已经酝酿成熟。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明确规定“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1991年9 月中央工作会议把搞好大中型企业提高到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高度来认识。1992年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条例》，成为搞好国有企业的一块基石。为继续深化企业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以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目前，我们正在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着眼于制度创新，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造和重组，积极稳妥地进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加强企业经营管理。
3、市场化改革的基础：市场体系的逐步发育与完善
市场的发育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建立新的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对商品、市场开始有了新的认识。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一次把商品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标志着我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1987年党的十三大强调指出了“加快建设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问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而且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从此，我们党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规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和任务之一。20年来，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已基本上形成了由市场决定商品价格的制度，造就了多元化的商品流通结构，市场供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商品市场已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也有明显的进步，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基础已初步奠定。
4、改革的有效组织与管理：保持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
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增强企业活力，完善市场体系的同时，必须保持中央的权威，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并相应地改变宏观经济调控的管理方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但如果没有中央对农民首创精神的尊重，没有中央制定的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没有中央对成功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顺利展开。1984年后，中央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一时期，以搞活国有企业为重点的改革，都是在中央的组织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宏观管理也具有了新的思路：国家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而是把市场作为调控的直接对象，通过调控市场来引导企业。宏观管理方式也变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278、123、284、83页。）
5、改革的先期示范：经济特区的设立
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和开放两方面居于独特地位，经济特区不仅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实现形式，具有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还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独特试验场所，具有市场化改革的先期示范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注和支持下，我国首批经济特区于1981年先后破土建设。从时间上看，经济特区的酝酿与创建，大致与我国农村改革同步，比1984年开始的城市改革早了好几年。这个时间差，决定了经济特区承担着率先改革城市经济体制的使命，为普遍开展的城市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经验。特区建设的每一步发展，几乎都同改革旧体制、创造新体制相联。实践证明，我国经济特区进行的以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和探索，在企业、市场、政府调控方向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实质上是开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三大构成要素的塑造，为全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推动了在全国范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进程。
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特点
1、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把优越的社会制度与高效率的经济体制有机结合在一起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哪里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基础上，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我们一定要走自己的市场化发展道路。既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力量繁荣经济，加快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又要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市场经济作为经营形式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方法，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没有必然联系。但市场经济是不能脱离社会制度而孤立存在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同一命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健康方向，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只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解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重现自身的吸引力。渐进式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因此，在改革进程中，党和政府一直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不是削弱更不是否定公有制，而是为了巩固和发展这种所有制，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当然，我们也认识到：坚持公有制与发展市场经济既有相容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正是由于这一矛盾性，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与在公有制基础上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在形成或建立的条件、方式等许多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前者是经济史发展按自身逻辑演进的结果，而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主体创造条件，去寻求结合点和有效的结合方式。因此，改革开放20年来，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探索公有制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具有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
把实现共同富裕当作社会主义目标，并从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把它提出来，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分配从实质上来说就是：“创造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8、123、284、83页。 ）发展市场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既有统一的方面，又有矛盾的方面。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更快地发展，有效地增加社会财富，有利于共同富裕。与此同时，发展市场经济又会在价值规律的分化作用下，导致收入差距过分悬殊。因此，在改革进程中，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采取政策弱化、淡化收入过分悬殊。对此，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作出了精辟概括：“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
2、立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 选择符合国情的改革战略，造就改革深厚的现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经济面临深刻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增长缓慢、缺乏活力。根据这些客观实际和现实国情，党和政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十分重视选择恰当的策略，造就了深厚的改革基础。
第一，调整战略发展目标，从以速度为主要目标转移到满足人民基本生活条件为主要目标，造就改革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原有的经济发展目标深深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它是以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加快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降低了过高的积累率，有效地改善了人民生活，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这就为改革赢得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使人民从改革中得到比较多的实惠。
第二，在改革组织方式上，宏观改革与微观改革相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强制性的变迁，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然而，改革作为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革命，如果完全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制地加以推动，又难以获得足够的动力。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坚持自上而下改革的同时，通过利益驱动机制，充分发挥各地区、各企业、农户等基层单位和市场主体在体制创新中的积极性，使它们能够根据实际需要，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从而提高了改革的效率。
第三，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实质上就是以“面”统“点”和抓“点”带“面”，以整体统帅部分和以部分促进整体。我国地广人多，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改革起步不一，采取“重点突破”的方式，才能扬长避短，取得主动。同时，由于旧的计划体制和行政权力关系密切，旧体制中财政体制、计划体制、企业机制等环节之间盘根错节，改革难度很大，障碍不小，只有不断抓住时机，重点寻求突破，才可能冲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羁绊。而且，体制破旧立新的改革是一个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每一项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都需要相关领域的改革配套。重点突破如果孤军深入，不仅会彻底破坏现有的经济和政策秩序，造成社会的混乱和失控，而且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不可能满足社会理性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由坚强有力的国家权威机构对整个改革进程进行统一的协调和组织实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企业整治、市场体系培育、价格的调放等诸多方面，无一不鲜明地凸显这一特点。
第四，改革从体制外向体制内逐步推进，体制外突破与体制内改革相结合，“体制双轨制”成为渐进式改革普遍采用的过渡形式。渐进式改革由于先不触动许多既得利益，先不对旧的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而是先在旧体制的边际上发展新体制，因而必然出现一种“体制双轨”的局面，通过较长时期的“双轨制过渡”完成改革。比如，塑造市场主体，中国渐进市场化改革，不是通过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而是通过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并同时探索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以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正是由于这种体制外与体制内相结合的改革道路，使中国的改革代价最小，人民得到实惠最多。英国工党议会党团经济顾问约翰·罗斯把这一点看成中国改革成功的第一位原因（注：参阅约翰·罗斯《为什么东欧和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而中国却取得了成功？》，原文载于俄国《经济学问题》杂志1992年第11期，转载于《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第五，坚持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改革，以对内改革促进对外开放。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这既是我国20年改革取得成效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式的渐进改革的一大特点。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长期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优点。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吸收世界各国在长期发展中所创立的文明成果，取他国之长，补本国之短，兼收并蓄，为推进我国改革、加快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服务。实践证明，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中国，选择某些城市和地区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允许这些地区以市场调节为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
3、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和未来，实现改革、 发展与保持稳定的良性循环
在不同的市场化方式下，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具有不同的特点。激进式改革试图通过紧缩货币，一步放开价格，经过短期的生产和生活的下降以及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动荡所引起的阵痛，促使市场经济的形成。由于这种激进式改革是与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动、经济机制的严重断裂和经济行为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的，因而，经济改革的推进是以经济发展的暂时停滞和下降为代价的。中国渐进式改革则强调改革与发展相互协调，试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稳定推进改革。几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一致的基本原则，既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也是改革开放2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历史经验，同时也是我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呈现的重要特点之一。
改革是这20年保持连续稳定、走向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这20年中，正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两大主动轮，推动着中国出现了长治久安的新局面，持续发展的好势头。发展既是这20年来改革开放、保持稳定的中心目标，反过来又是稳定社会、推动改革的有力杠杆。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不仅没有像某些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那样，带来政治动乱和社会解体，而是迎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黄金时代。稳定是这20年改革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政治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首要内容，就是从根本上结束“十年动乱”，彻底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教条主义指导思想，纠正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从而首先恢复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后来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和政治条件。不仅如此，面对1979年、1986年、1989年等几个关键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中国社会出现动乱苗头和1984年、 1988年、1995年前后改革步子过急，出现经济失控局面时， 党中央总是鲜明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8、123、284、83页。），做了大量的化解工作，保持了大局的稳定。
从现在到本世纪末以至下世纪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刻，必须保持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结合，做到大局保持稳定，改革稳定推进，经济稳定发展，使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党中央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
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重大突破
1、突破了历史的局限，重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光彩
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扎根于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这个命题恩格斯早就提出来了。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扩展与深化。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突破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作出的不适合现实情况的个别论断，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新的发展。
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是集人类文明精华之大成，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永远是指导我们前进的行动指南，但我们却不可把它变成僵化的教条。他们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及其发展趋势，更多地看到了商品、市场经济的弊病，从而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为出发点，在理论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将不再有商品、市场和货币，认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从列宁、斯大林再到毛泽东，他们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曾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需要商品生产，但是又都同样地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的异己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时代特征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败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突破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的樊篱，在社会主义旗帜上第一次写出了“市场经济”四个大字，这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又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今日中国，生机勃勃，在世界风浪的震撼下屹立如山。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和光辉胜利。
2、突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重振了社会主义事业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企业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价值规律、市场机制不发挥作用，分配领域平均主义严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单一，使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延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本应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曾为满足温饱而几乎竭尽全力。面对这一现实，如何使社会主义振兴遂成世界性的课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改革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的局部修改和改良，而是一次革命，是根本的全面的改革。在农村进行的以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引入农村经济生活，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把商品和价值的范畴又直接引入城市经济和国有企业运行之中。从1992年开始，经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得以确立，果断提出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等重大举措，并使用资本、劳动力市场等许多重要范畴。至此，与重新振兴社会主义相关的重要范畴基本上都提出来了。
经过20年，我国正在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化改革取得全国上下和举世公认的成就。到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0000多亿元，提前实现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7位，经济总量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展现出了更加光明的前景。
3、突破了西方经济理论的狭隘视野， 为构筑社会主义新型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改革前，人们曾长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武器，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批判。改革之后，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人们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提出质疑而盲目推崇西方经济理论。有人甚至视西方经济理论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流经济学”。这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市场化改革，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采取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扬弃了计划经济，吸纳了市场经济中的合理因素，把对经济营运的宏观调控机制和微观调控机制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新的运行机制。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相互联系和相互推动发展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是建立既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实践过程的每一步进展，在解决实践中提出新问题时每前进一步，都会推动人们对经济规律认识的发展。1984年，当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邓小平对这一决定作出评价，说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从那以后，经过20年的改革实践，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十四大、十五大报告等重要文献为标志，我们既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先进经济学成就、十分重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又较好地实现了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的融合，特别注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为构筑社会主义新型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初步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从而能够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收稿日期：1998—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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