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文学教育与宋代文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宋代论文,欧阳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139－07
作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是发动诗文革新、奠定宋代文学新貌的领袖人物，而这种体现新的时代特质的文学之所以能薪火相传地发展下去，和欧阳修不遗余力地进行文学教育有着莫大关系，它与欧梅文人集团的创作实践相互呼应，共同保证了诗文革新的成功。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是针对当时文坛所流行的气格狭小、雕章丽句的晚唐体、西昆体等诗歌和时文而发动的，它打着恢复风雅古道的旗号，延续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宋初进行的古文革新有两个群体：一是以胡瑗、孙复、石介等“道学三先生”为代表，他们对韩愈的推崇是要致力于恢复儒家道统，然而他们站在卫道者的立场，要求文学为儒家之道服务，忽视了文学本身的特性，不能建立起富有生命力的新的古文样式；另一个群体是以柳开、王禹偁、穆修等文人为代表，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推尊和学习韩愈古文，然而他们在理论上没有提出有创见的新思想，因此在实践上虽然提供了一定的范例，却影响有限，一旦他们去世，技巧圆熟、辞藻华美的西昆时文很快又蔓延开来。① 正是在吸取前辈的经验教训、同时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欧阳修清醒地认识到：诗文革新要取得成功，必须在新的文学思想的指导之下，同时要使这种文学思想获得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认同。因此，欧阳修不仅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还致力于文学教育，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接班人，从而延续和巩固了诗文革新的成果。
一、新型文士的塑造
作为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在文化方面的回响，欧阳修接受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振作士人品格的思想，在诗文革新当中首先致力于塑造能够体现时代气象的新型文士，而这种文士的最大特色在于对“道”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践履。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1](P664，卷47)似乎与道学家重道轻文的观念如出一辙，事实上，欧阳修能领导诗文革新取得成功，正在于能正确地处理文与道的关系，而其关键又在于欧阳修对“道”的全新阐发。庆历以后，随着疑古议古之风的兴起，对于性理的探讨也蔚然成风，作为疑古议古的重要人物，欧阳修却对当时士人动辄谈论性命义理表示不满和忧虑，因为在他看来，“道”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切于事实、系于“百事”之中的。在《答李翊第二书》中，欧阳修指出：“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1](P668，卷47)在写给一位向其求教的张秀才的信中，欧阳修更为详细地阐发了“切于事实”的先圣之“道”：
然后益知足下之好学，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诞者言之，乃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 （《与张秀才棐第二书》）[1](P977，卷67)
欧阳修在信中批评了张秀才舍近求远、乐言三皇太古的混蒙虚无之道的习气，认为孔孟之道都是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一类切近人事的易知可行之道，故君子之“道”的要义在于践履；而文章正是“履之以身，施之于事”的“道”的体现。由此欧阳修重新阐释了“文士”的定义与责任。他说：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答吴充秀才书》）[1](P664，卷47)
欧阳修指出，后学看到前辈之文，以为仅仅是文而已，于是闭门用力于文辞，结果却越努力越不及，这是“道未足”的原因。 “职于文”的文士，秦汉以来一直地位不高，有时甚至类同俳优。欧阳修则将文士的关心百事与为道和为文联系起来，指出文士应当有关注现实、担当天下事的热情和责任，这样才能道气充盈，也才能写出“浩乎霈然”之文。由此，欧阳修强调了文人的文学责任和社会责任。在为其学生徐无党南归而写的赠序中，欧阳修表达了相似的意思，指出文章之丽、言语之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比见于言更重要的是修于身、施于事。 （《送徐无党南归序》）[1](P631，卷44)因此，针对文辞如水涌山出的文人，欧阳修通过对儒家“三不朽”盛事的重新阐发，实际上同样强调了文士不应空谈，而当履之于身、践之于行、勇于承担大任。
欧阳修“关心百事”的要求，首先自然是强调文人当关注家国大事，但并不止于此，它还鼓励文人应对社会人生、万事万物有广泛的兴趣，而不要做只知文辞的狭隘的书斋文人，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现实、切近人事，也才能成为异于“俳优”的、体现时代气象的新型文人。欧阳修自身便为后学提供了最好的典范。他是政治家、儒学家、史学家、诗学家、金石学家、书目学家、博物学家……诚如他对后学提出的要求，他是“关心百事”的，他所关注的，既有政治历史的大事，也有体现个人情趣与兴趣的对金石、艺术乃至植物的爱好，而这种爱好又转化成颇有严肃的“察物”态度的学术著述。
集多重身份于一身，这样的“文士”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宋代文学之所以异于前代，除了作家在创作上的有意求新之外，作家身份特质的变化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它实际上决定着创作求新的方向和内涵。宋代诗文具有突出的现实观照，这一特点的形成，自然与欧阳修着力塑造的新型文士对于自我和社会的新认识有关；而另一方面，“关心百事”也使宋代诗文的题材内容得以大大扩展，琐屑、平凡的日常生活被大量写入诗中，但诗歌并未因此俗化或变得气格狭小、局促，反而在看似庸常的背后体现出飞腾的想象、感性的诗意和理性的思考，以及对凡俗的最终超越。显然，这与创作者的胸襟、学养和精神境界密不可分。
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祜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2](P315，卷10)苏轼此评并未溢美，而是确当之论。正是在欧阳修的努力下，新型的文士被培养起来，他们对自己的身份特征有了全新的体认，不甘作单纯的文辞之士，而勇于担当道义、关注天下兴亡，同时对世间百事、人情物态有着广泛、浓厚的兴趣。在欧阳修之后，继之而起的曾巩是以儒修身、以儒为文的典范，无意不可入诗文的苏轼善于在凡俗中点化出盎然的诗意，深刻的思想者程颢则在“观物”中使诗歌体现出浓郁的理性特质，——他们都是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时录取的人才；另外，效欧阳修《诗话》而作《续诗话》的司马光与深得欧阳修赏识的王安石，也莫不是兼通经史、诗文皆擅，横跨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等数个领域的多重身份者。此后，这样的人才在两宋比比皆是。诚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两宋乃至之后的明清时代，这类人物的大量出现，是随着贵族的消灭和科举取士制度的成熟而走上历史舞台的“进士”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特征；但是，两宋士人所具有的学养、襟怀、精神气度又是独具特色的，这正与从范仲淹到欧阳修对于士人品格和精神境界的塑造、培养密不可分。而作为“文”与“道”的承当者，当这些新型文士对儒家之“道”有了重新的理解和阐发后，具有崭新面貌的诗文创作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新文风的树立
欧阳修在写给陈之方的信中说：“至于粹然仁义之言，韪然闳博之辩，蔚然组丽之文，阅于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辩明而曲畅，峻洁而舒迟，变动往来，有驰有止而皆中于节，使人喜慕而不厌者，诚难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尽某所见如吾子之文，岂一二而可数哉。” （《与陈之方书》）[1](P1013，卷70)对于“粹然仁义之言，韪然闳博之辩，蔚然组丽之文”，欧阳修尽管并没有明确表示批评，然而不难看出他是有所贬抑的。他所针对的，正是空谈性理和西昆时文当道而形成的文坛风气，尽管这样的文章一个似乎能够体现对“道”的追求，一个有着绚烂的辞采，然而在欧阳修看来，都与他着力要树立的新文风是背道而驰的。他对于“辩明而曲畅，峻洁而舒迟”的陈之方文的赞赏，既体现着他个人对纡徐委曲的文风的喜爱，更体现着他所倡导的诗文革新的要求——峻洁舒畅、切于实用。对徐无党“辞意甚质”（《答徐无党第二书》）[1](P1012，卷70)的赞赏，同样以一个“质”字概括了他的审美追求。欧阳修之所以提倡一种文辞和语意都质朴平实的特色，正是针对空谈和华丽的时风而言。
而形成新文风的关键，在欧阳修看来，首先要解决的是文章之“意”的问题。他在《答祖择之书》中说：“深足下之言高趣远，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议论未精，此其病也……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1](P1009，卷69)欧阳修以儒家经典的学习谈到文、道、意的关系。所谓道纯则为文辉光，自是致力于恢复风雅古道的欧阳修文道并重的观点的体现，而尤可注意的是他所强调的“师经必先求其意”，这正体现了庆历以来新儒学的特征。随着疑古议古之风的兴起，当时学者争相发表自己对儒学的见解，汉儒的训诂注疏之学日渐被冷落，取而代之的是宋人“求其意”的义理之学。而由师经的求“意”落实到为文的重“意”，尽管欧阳修此时并没有考虑得很成熟，② 但宋人写诗作文“以意为主”的特征从此开始逐步明确起来。
嘉祐元年（1056），已成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再一次提到“重意”问题：“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1](P99，卷6)由题画诗而谈及诗画艺术的相通，宋代文学艺术的这一重要特征，正是从欧阳修此诗奠定基础，而宋人关于诗画艺术的重要观点，就是由“画意不画形”、“忘形得意”而来的“以意为主”。此后，刘攽便在其《中山诗话》中明确提出：“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3]自欧阳修开创“诗话”一体，司马光的《续诗话》和刘攽的《中山诗话》是紧随其后出现的两部诗话。刘攽比欧阳修小16岁，庆历六年（1046）进士（此时欧阳修已成诗文革新的领袖），与其兄刘敞皆为著名学者，在《宋元学案》中被列入“庐陵学案”。虽然这一传承主要指史学而言，但同为诗文皆擅的学者型文人，“受恩门下，积有岁年”（刘攽《与青州欧阳尚书别纸》）的刘攽所受欧阳修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学术，例如他的诗话创作和诗学观念便与欧阳修极有关系。刘攽“以意为主”的观点，可谓是当时诗歌革新的重要纲领之一，是对欧阳修“画意不画形”、“忘形得意”之论的认同。 “文词平易”而“意深义高”的辞意要求正鲜明地体现着欧阳修所倡导的新文风：这种“平易”的文辞，不是“鄙野可笑”的浅俗之词，而是意蕴深厚而又平淡、简易、畅达的文辞。
这种看似悖反的言意关系，正体现着欧阳修对开创新文风的思考与追求。言意关系，是从《周易·系辞》到庄子、王弼等都探讨过的问题，这一本属哲学领域的探讨对文学的影响主要在于启发了“言外之意”的言意关系与意境理论，而欧阳修在《试笔·系辞说》中对于《周易·系辞》“言不尽意”观点的重新阐发则促进了宋代新的诗文风气的形成。其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古圣贤之意，万古得以推求之者，岂非言之传欤？圣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书乎？然则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深明之论也。”[1](P1985，卷130)欧阳修认为语言文字虽然有不尽言之烦、意之委曲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尽言意之“要”与“理”，也就是能够将最为核心的“意”、“理”表达清楚。欧阳修对语言文字达意功能的肯定，体现着他对于文风由朦胧转向畅达的追求。就诗歌而言，尽管欧阳修对华美的文辞也并不反对，但在他看来，“辞”的重要性须让位于“意”，为了将“意”准确地传达出来，文辞的畅达既有可能，更有此必要，而以平易之语取代繁富、雕琢之辞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欧阳修本人的诗歌即以平易流畅为特色，而刘攽的诗风平易不雕琢，清新有味，与欧阳修诗风颇为相似，这不能不说与他在诗文观念上受到欧阳修影响有关。
就文而言，欧阳修尤其强调质朴、平易、畅达，因为文更显著地体现着载道与切于实用的要求和目的，所以凡是有碍于此的险怪、雕琢、空洞、华而不实之文都是欧阳修所反对的。而他利用行政手段推行其文学主张，成功扭转了不良文风，奠定了宋代新文风的基础。据朱熹所辑《三朝名臣言行录》：“（修）权知贡举，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高，文体大坏。公患之，所取率以词义近古为贵，比以险怪知名者，黜去殆尽。牓出，怨谤纷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变而复古。”[4](卷2)在古文运动对骈俪文风的宣战已取得很大成效之后，一种险怪奇涩的古文又在太学流行开来，这种被称为“太学体”的文风与当时任教于此的石介有关。石介是反对西昆时文的急先锋，但不免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险怪的文风不仅异于西昆时文，也与欧阳修所提倡的平易畅达背道而驰。③ 欧阳修因此写信给石介表达了他的不满和忧虑：“今足下端然居乎学舍，以教人为师，而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不幸学者皆从而效之，足下又果为独异乎？今不急止，则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归，此修所以为忧而敢告。”（《与石推官第一书》）[1](P991，卷68)虽然其后石介很快离开了太学，欧阳修的担忧却成为现实，这种“诡异”的文风迅速在太学蔓延开来。而擅长“太学体”的号为“国学第一人”的太学生刘几在两次科考中的不同结局，正体现着欧阳修文学教育的成果。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见某文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称此必为刘几之文，戏续之：“秀才刺，试官刷”，将其黜落。榜出，刘几率落榜举子当街拦于欧阳修马首，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欧阳修变革文风的决心。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再次参预科考，担任殿试考校官，见一篇文章写道：“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很是称赏，擢为第一。而其作者，正是两年前被罢黜的刘几。[5](卷9)这一富于戏剧性的结局，说明欧阳修反对险怪、提倡平易的文学理念终于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迅速被当时的士人所接受。刘几的“状元卷”今已不传，而从上录只言片语来看，刘几对欧阳修的文学思想是作了深入考察的，他不仅对欧阳修提倡平易文风心领神会，更看到了欧阳修虽然反对华美的骈偶之风，却又并非疾如仇雠，而是有着融骈偶入散体的倾向，“静而延年”几句，便是以四六的形式出之以畅达之意，与欧阳修作于同一年的融汇骈散的《秋声赋》异曲同工，故深得欧阳修赞赏。当时人“既推欧阳公有力于斯文，而又服之道（按，刘煇字之道）能精敏于变也”，于是“场屋传诵，辞格一变”。[6](卷13)关于欧阳修与刘几的因缘，还有一段小续曲。据沈括《梦溪笔谈》，欧阳修得知自己擢为第一的文章出自刘几之手，“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欧阳修以改字之举再次表明，他所追求的平易并非不加琢磨的浅易，而是深思熟虑后兼及意新语工与平易流畅的表述。刘几对欧阳修的赏识持何态度，今已不可知；可知的是欧阳修的文学观念在他的学生苏轼、曾巩、朱长文等那里得到认同与传承，并最终成为宋代诗文风气的主流。
三、斯文之传承
庆历元年（1041），年轻的曾巩第一次写信给欧阳修，他称后者之文为“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又对欧阳修“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表示钦敬，说自己“亦粗可以为多士先矣，执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7](卷15)表达了强烈的追随之意。其后，曾巩在《寄欧阳舍人书》中提出“畜道德”与“能文章”的古文创作的二重标准，而“（畜道德）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7](卷16)认为欧阳修正是道德文章的典范。曾巩的文道观念以及对文人身份的儒道内涵的强调，显然与欧阳修一脉相承，也正因如此，曾巩很快得到欧阳修的赏识，成为欧阳修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同样继承文道观念的还有欧阳修另一位弟子苏轼。如果说在被欧阳修擢拔之前，苏轼的文风与欧阳修所主张的相符，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巧合的话，苏轼被取为高第后，写信向欧阳修表示感谢，并充分认同了欧阳修抑制太学体之举，这就是对自己偶合于欧阳修的革新思想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理论的思考；同时苏轼也以此表明了追随之意，从此确立了与欧阳修的师生关系，“受教于门下十有六年”。[8](P1937，卷63)
与曾巩一样，苏轼认同欧阳修的文道观念，并进一步提出了颇具文学家色彩的“道统”说。元祐时期，以程颐为首的洛学派和以苏轼为首的蜀学派是北宋新儒学的代表，二派都致力于提出自己的儒家统绪。以儒学正统自居的洛学派认为自己直承孔孟，而苏轼在为欧阳修文集所作序中提出，道统当为：孔子之后为孟子，孟子之后为韩愈，韩愈之后则有欧阳修。④ 苏轼将以文学知名于世的韩愈、欧阳修列于道统中，正体现了致力于塑造新型文士的欧阳修的文道思想，而苏轼不仅以这一道统的传入自任，还在继任文坛盟主后，又致力于寻找斯文传承之人。他在《太息一首送秦少章秀才》中说：“昔吾举进士，试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曰：‘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今吾衰老废学，自视缺然，而天下士不吾弃，以为可以与于斯文者，犹以文忠公之故也。”[2](P1979，卷64）“斯文”一词，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与《六一居士集叙》中都曾提到，在他的解释中显然并非纯粹的文学的概念，而是承载着儒家道统。⑤ 苏轼不仅乐于成为欧阳修的“我辈人”，又在对秦观、张耒、秦觏等人的称扬中，表达了斯文传承之意；所谓天下士不吾弃乃文忠公之故，当然是苏轼的自谦之语，但也正表明了自己所继承并希望后生晚辈代代相传的是欧阳修的文道观念。
苏轼又有“文如其人”之说，同样是对欧阳修思想的继承。如前所述，欧阳修着力于培养新型文士，要求文之“道”首先体现在文人之“道”上，这就涉及到“文如其人”的命题。 “文如其人”，强调的是作品之中体现的作者的道德人品或性情气质，而欧阳修所关注的，既有体现修养、风神的性情气质，更有体现价值判断色彩的道德人品。在欧阳修主持殿试的嘉祐四年（1059）中第的朱长文，曾在其书法专著《墨池编》中引欧阳修所论字法曰：“古之人岂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者，随纸与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⑥ 显然，欧阳修认为字以人存，并且尤其强调的是具有道德价值的作者的人品。又如他论颜真卿字：“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唐颜鲁公二十二字帖》）；[1](P2261，卷141)论于夐字：“夐之为人，如其所书，盖笃于信道者也”（《唐于夐神道碑》），[1](P2279，卷141)更是明确将书品与人品联系起来。而在宋代诗文书画相通的大文化观念下，强调作者道德人品的重要性，这既是欧阳修对书法创作的认识，无疑也是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如欧阳修评价自己的好友、著名诗人梅尧臣：“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 （《梅圣俞墓志铭》）[1](P496，卷33)所谓“仁厚乐易”，自然有出于天性的性情因素在其中，但欧阳修强调的“用以为欢而不怨怼”的“君子”之诗，显然更是一种体现儒家道德修养的人品气质。他在《仲氏文集序》中说：“其为文抑扬感激，劲正豪迈，似其为人”，[1](P617，卷43)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说：“其于文章气质纯深而劲正，盖发于其志，故如其为人”，[1](P618，卷43)不难看出，欧阳修所赞赏的劲正豪迈、纯深劲正之“文”，体现的也都是具有道德力量的作家之人品。
文品能否与人品保持一致，这是一个历代争论不休的问题。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论诗绝句三十六首》）元好问的诘问，代表了否定“文如其人”这一命题者的态度；而在欧阳修来说，既然已有强调作家道德品性的前提条件，“文如其人”自然是可以成立的命题；他的学生苏轼、王安石、朱长文等对此也都抱着认同的态度。
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去世，王安石在为他所写祭文中说：“……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9](卷86)和世所公认的欧阳修与曾巩具有师生关系不同，尽管曾巩一再向欧阳修举荐王安石，欧阳修对王安石也赞誉有加，可是王安石“终身何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赠》）之语，被认为并不赞同欧阳修，再加上他在变法之后与欧阳修的分歧，使二者的师生关系颇具疑义，不过，从祭文来看，王安石对欧阳修的尊敬和认同还是不难感受到。所谓“读其文，则其人可知”，正是对欧阳修重视作家人品的思想的回应。
苏轼亦将书法与为人联系起来。他在《书唐氏六家书后》提出的“凡书像其为人”、论书须“兼论其平生”、“心正则笔正”的观点，[2](P2206，卷69)正与其师一脉相承。苏轼又曾称赞他的弟子黄庭坚：“观其文，求其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评价其弟苏辙：“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不管是以文观人还是以人观文，显然都是建立在认同“文如其人”说的基础之上，亦即认同欧阳修对于作家道德品性的强调。苏轼本人也正被他的弟子认为是“文如其人”的道德文章之典范：“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10](卷5)“先生文章忠义为当世准的”，[11](卷6)“其正直之风，忠义之节，德行之实，文章之望，凛然著于四朝，蔼然闻于四海”。[12](卷6)正是在对道德品性与“文如其人”的认同中，从欧阳修到苏轼，再到以“四学士”、“六君子”为核心的苏门弟子，构成了兼具道德底蕴与审美追求的宋代文人与文学的典型特色。
在具体的创作思想上，欧门弟子也多有继承，从而将欧阳修草创的宋代诗文的基本特点最终发展和确立为区别于前代的“宋调”。例如“禁体物”诗的创作便极具代表性。苏轼有《聚星堂雪》诗，其小序曰：“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祷雨张龙公，得小雪，与客会饮聚星堂。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尔来四十余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继公后，虽不足追配先生，而宾客之美，殆不减当时，公之二子，又适在郡，故辄举前令，各赋一篇。”[13](P1813，卷34)欧阳修“禁体物语”是指于皇祐二年（1050）作《雪》诗，自注云：“时在颍州作，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1](P764，卷54)这首《雪》诗，从创作成就来说并未成为诗史上的名篇，但它所体现的创作特色和诗歌史意义是深远的。欧阳修这种“禁体物”的诗歌实验，首先，与他在《六一诗话》中记载的九僧困于许洞之事⑦ 体现出同样的创作思想，所谓“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即要求脱出狭小、陈旧的格调，追求自出己意的阔大气象；其次，“禁体物”所体现的脱略形似、遗貌取神，与欧阳修“古画画意不画形”中“以意为主”的思想出自同一圭臬。欧阳修之后，苏轼、朱长文及南宋的杨万里皆有这类“禁体物”诗创作。事实上，欧阳修的“禁体物”诗对于宋人的创作而言，其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了某种具体的诗歌体式或范式，而更体现着重“意”、自立等具有典型“宋调”特征的普泛性的创作精神。这类成功的创作实践，和欧阳修在与后学的书信往来中所明确提出的创作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对宋人影响深远的文学教育思想。
四、结语
在倡导以儒为本、复兴儒学的同时，欧阳修很好地解决了文与道、意与辞的关系问题，为形成宋代切于实用、平易畅达、又充分保持文学本质特征的诗文风气奠定了基础。既有深刻的理论思考，又有成功的创作实践，这本是“作与识原是一家”的中国古代很多优秀文学家的常态，而欧阳修超越他们的地方在于，他有着将“斯文”传承下去的自觉意识，又有着培养继任者的正确方式。欧阳修并非简单地向后学传授诗文创作的具体方法，而是从塑造士人品格和精神境界入手，着力于培养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文士，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当时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弊端。欧阳修对于文学发展方向和审美新变的敏锐感觉，也在后学当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回响，他的诗文创作则为后学提供了优秀的范例。因此，欧阳修除了是深刻的文学批评家、优秀的作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教育家，这正是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能够取得成功并最终确立宋代文学独特风貌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 参见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第三章《理学与宋代古文》，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
② 据祖无择《龙学文集》卷十二，此信是“龙学未第时，发书求教，差人诣洪州投下，文忠公时为职官，次年龙学第三名及第”，即作于景祐四年（103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朱刚《“太学体”及其周边诸问题》（《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提出，欧阳修所反对的太学体的险怪奇涩不是指文风而主要针对其思想内容，并以程颐的落榜为例证之。笔者以为，若果如此，视程颐为理学宗师的朱熹当不会站在欧阳修的立场批判太学体。
④ 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苏轼文集》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第315页。
⑤ 参见马东瑶《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⑥ 朱长文《墨池编》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段话不见于欧阳修文集，但从其意来看，是符合欧阳修的一贯思想的。
⑦ 欧阳修《诗话》：“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风、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二十八，第19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