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粮商的粮食投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商论文,宋代论文,粮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F1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2—0096—08
宋代商品经济固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毕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商品交换和流通领域，不等价交换极为普遍，奸商贪贾到处都有。与其他各种商贾相比，宋代粮商的投机性最厉害。南宋李之彦在《东谷所见》一书“谋利”条中讲：
最是不仁之甚者，粜籴一节。聚钱运本，乘粒米狼戾之时，贱价以籴。翘首企足，俟青黄不接之时，贵价以粜。其籴也，多方折挫以取赢；其粜也，杂糠秕而亏斗斛。天生百谷，以存活一世，而谋利之徒，不欲其丰而幸其歉，不喜其饱而愿其饥。
李之彦将他们称为“最是不仁之甚者”；有的官员将其特别恶劣者定为“不义户”（注：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谯殿撰墓志铭》。），都不是偶然的。所以，对宋代投机商的典型代表——粮商的投机性进行一番剖析，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宋代商人的真实面目。
一 向官府贩粜军需粮草中的投机行为
诚然，宋代官府在市籴军需粮草过程中，存在强迫摊派、不支钱、少付款等问题，对一般民户危害很大。学者们对此论述比较多。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粜卖者不乏奸诈之徒，不正当手段也很多。
早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九月， 允许商旅向京师官仓入中粮食的诏令中规定：“所有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并不得入中斛斗、及与人请求折纳。违者，许人陈告，主吏处死，本官除名贬配。仍委御史台科察。其所中斛斗，不许（计）多少，并支与告事人充赏。主吏自能陈告，并免罪，亦依告事人例施行。其监纳朝臣、使臣，不得受人嘱托纳中斛斗，违者并除名贬配。”（注：《宋会要辑稿》食货62之3。 ）“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属于宋代的官僚地主家庭，有权有势。这道诏令禁止他们入中粮食，规定可谓十分严密。至于禁止的原因，诏令并未明说，当时人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即在此前的入中过程中，这批人凭借权势，损公肥私。禁令颁布后，官吏家庭可以假手他人，很难查处。更何况，在京师之外的其它地区入中，后来虽然也有部分限制，但范围不大。这样，官僚地主家庭公开或暗中入中粮草，并无大碍。此类禁令，只不过证明这批人不正当行为太突出罢了。
粮商向官府贩运粮草中的投机活动，主要有四种手段和方式。
1 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十月， 权三司使公事范雍说：“天下和籴和买夏秋粮草，虽逐处开场，多被经贩行人小估价例，外面添钱收买。候过时，乘官中急市，即添价却将籴买者中卖。”（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0；《文献通考》卷21。）原来，宋朝官府向民间收买物品时，实行“时估”制度，每旬由官府召集当地行会商人共同评议决定收购价格。（注：参见魏天安：《宋代的科配和时估》，《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置场收购粮草， 也是如此。官府收购价，有时高于市价。但有的时候，粮食“经贩行人小估价例”，却不是为官府着想，节省收购资金，而是设计多赚官钱。官府籴场定价低，绝大多数贩运者当然不会卖给他们。而另一部分资本雄厚的粮商却在外面加价截留，收籴囤积。等到官府籴场完不成收购任务，无法向上级交差时，必然会加价收籴。奸商趁机将囤积之粮抛出，坐取暴利。粮商这种奸诈手段，也用于官府收购常平仓米。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在奏札中揭露得更加清楚：
又有官吏不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弊。当收成之初，农夫要钱急粜之时，故意小估价例，令官中收籴不得，尽入蓄积之家。直至过时，蓄积之家仓廪盈满，方始顿添价例，中籴入官。是以农夫粜谷止得贱价，官中籴谷常用贵价，厚利皆归蓄积之家。（注：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54，《乞趁时收籴常平斛斗白札子》。）
实际上，籴场官吏查清当地市价本非难事，不过投足之劳。他们之所以会“不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恐怕是官商串通一气的结果。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正月，户部尚书曾怀等人说：
访闻从来委官置场和籴米斛，多是被牙侩、公吏与中卖之人通同作弊，比之市直高抬价例，赢落官钱。所委官恬不省察。（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9，41之6。）
十分明显，这种抬高官价、损公肥商现象，是官商勾结的结果，是人为造就的，北宋与南宋都存在。
同时，自然灾害和军事形势所造成的供求关系紧迫，也为粮商邀取厚利提供了很多可乘之机。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上奏中说：“（在河北）每年客人虽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须待体探年岁丰俭、及伺候官中价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间，方始猛来入中。”（注：《欧阳修全集·河北奉使奏草》卷上，《乞展便籴斛斗限》。）元丰二年（1079）三月，提举河北籴便粮草王子渊说：“籴缘边军储，皆商人入中。岁小不登，必邀厚价。”（注：《长编》卷297，元丰二年三月丁丑。 ）宋神宗时宋军新开拓的熙河路，地理偏远，粮草供应非常困难。“置场和籴，则猾民得以乘时要价以困公上”，“常患客旅邀价”（注：《长编》卷270，卷383。）。宋徽宗时，陕西“西边拓地，增筑州军城寨，添屯军马，急于年计，添价籴买。兼并巨商蓄谷待价”（注：《历代名臣奏议》卷270，《李复论钱钞法疏》。）。
农民难于储藏和官府粮款不能及时拨下，也为奸商囤积居奇创造了条件。元丰七年七月陕西转运使说：“延州秋稼丰稔，民户不能蓄积以待价，必为射利之人乘时贱取，闭籴以待官场之急。”（注：《长编》卷347，元丰七年七月丙寅。 ）宋代农民丰收后急于粜粮换钱是普遍现象，因此，延州的情形是带有普遍性的。另据陈师道记述：“先君在冀州，主和籴。商车合而钱竭，故常闭籴。居者操其权，贱售而须厚价。由是商者不行，官费数倍。”（注：陈师道：《后山居士集》卷19，《先君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图宋刻本。）可知外地粮商贩运粮食到籴场后，如遇官府收购款用尽，则进退两难。本地粮商却压价收购，等待籴场价高时抛售。客商吃亏，官费数倍，本地奸商坐收暴利。
2 掺杂使假，诈骗官钱 宋仁宗天圣元年九月， “诏诸路籴场以滥恶高估入官，许人陈告，百石者全给，百石以上予半，余皆没官”（注：《长编》卷101，天圣元年九月丁亥。）。由此反映出， 在此之前的收籴中质次价高问题已相当严重。此后直到南宋时期，仍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天圣三年范雍说：粮商不仅设计操纵籴场粮价，高价“中卖”，并且“多方拌和均减，致粮草怯弱，又枉费官钱不少”（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0。）。天圣五年正月，“上封者言：体量得河北诸州军每年和籴便籴斛斗万数不少，官中估价不低，从来被诸色行人等将米粟两色入糠及粃谷，用温水拌和。入中在仓敖，及一二年间，便有陈次黑弱”（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3。）。奸商夹杂掺假活动能够屡屡得逞，“监官因循信容专斗及诸色人作弊”（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1。），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肆行贿。熙宁七年（1073）三月，权三司使曾布、判司农寺吕惠卿说：“臣等出使河北，看详边储，仰给便籴，自来措置无术，胥吏专斗，厚取贿赂。”（注：《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乙卯。）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 籴场官吏自己就是奸商，与民间商人沆瀣一气，公开地或隐蔽地大做投机生意。天圣七年二月六日，臣僚上言：
诸州军逐年夏秋例各置场和籴入中诸般粮草，准备军须。其中亦有所定物价高大，所入粮草位弱。察其弊源，盖逐处官员自将收获职田及有月俸余剩、或籴买粗弱斛斗中籴，是以互相容隐。不惟亏损官钱，兼且仓库守支易为损恶。以至军人请得陈次口食，或形嗟怨之语。乞严止绝。如今后尚敢辄将职田、月俸及粗弱粮草假立他人姓名中纳入官者，许诸色人告。（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5。）
后来的情况更加严重。据宋徽宗时的一道诏令中说：
陕西籴买帅司及州县城寨等处官吏，如敢缘籴事循私意，公受请托，乞取钱物；僭换变转，故损籴价；诡名借本，停塌入官；强籴搅拌，低估赢略，计会中纳，放债克除。若抑勒军兵，贱买交旁；复用转敖，搭带大量；不上亦（赤）历，诈作客人中官，及在任者冒法入纳，并以监守自盗论。挟私邀阻，鼓惑扇摇者，以违制论。（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8。）
可见，官吏本身就是最大的投机商。他们循私舞弊，花样繁多，手段极其卑鄙。南宋时期，故态依然。从淳熙六年正月户部尚书曾怀等人的奏言看，由于“牙侩、公吏与中卖之人通用作弊”，不仅“高抬价例赢落官钱”，而且“或籴湿恶米斛，不耐久贮，因而腐烂，失陷官物”（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9。）。这些丑恶行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政治之腐败和官吏之卑污。
3 钻政策空子，高价出卖 宋朝政府收购军需粮草， 主要用钱与物支付价钱，此外还有官告、度牒等。实物主要是茶、盐、布帛、矾、香药、象牙等。宋朝政府支付价钱，有时专用现钱，有时专用实物，有时钱物搭配兼用。一般说来，用现钱支付，一目了然，买卖双方都比较容易看清价格高低，也有利于中小商人入中粮草。专用实物或钱物搭配，买卖双方都不易确切掌握价格高低，官府的“加抬”、“加饶”、“虚估”往往偏高；中小商人资本有限，很难去远处支取茶盐等物进行长途贩运，只好将支取凭证卖掉，或者不再直接向官府入中；官府籴场开出的凭证过多，远远超过实物拥有量，凭证也不易出卖，中小商人更难以直接入中粮草了。由于宋朝政府的政策存在许多漏洞，对中小商人不利，豪商巨贾却有机可乘，大获厚利。据宋人记载：
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商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税。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峙，不受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入况趋焉……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钱，得券则转鬻於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为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以救之，然不能无弊。（注：《长篇》卷100，天圣元年正月壬午。）
庆历八年，河北路“沿边始废见钱入中，而以茶、盐、香药、见钱作四税；近里州郡，即依康定二年敕作三税。由是便籴州军积滞文钞至多，商贾不行，又为富室贱价收蓄，转取厚利，以至谷价增贵，米斗七百，甚至千钱”（注：韩琦：《安阳集·家传》卷4。）。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对宋神宗、文彦博、吴充说：
茶法本亦不善，须挟见钱、香药等乃能售。盖见钱、香药等已足办边籴，而茶乃更为贾人之累，以此小贾不能入中，惟大贾能之；惟大贾始能，则边籴之权制於大贾，此所以籴价常高，而官重费也。（注：《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戊辰。）
大商人操纵边籴之权，掠取高价，主要是宋朝政策造成的。这种情况，北宋、南宋都有，北宋时期最为严重。
4 利用承包之机，中饱私囊 宋朝政府收购军需粮草， 有时采用委托民间商人承包的方式，预贷粮款，由他们代理收购。像北宋时种世衡在陕北青涧城、熙河路的“结籴”、南宋张景荣兄弟为总领所收籴粮食等，都属于这种承包方式。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弊病之一，是有关的官吏“或与射利之民相为表里，贷以公帑，使营私利。取贵价于官，而以贱价籴之于民。专收其赢，利不及众”（注：《系年要录》卷100， 绍兴六年四月丙辰。）。当以官告、度牒等折价收购粮草时，也存在如下弊端：州县官员“容纵合干人并揽纳人于劝籴人户处乞取、辄受请托，入中伪揽（烂）湿恶不堪米斛”（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16。）。
有得者必有失者。宋朝政府长期投入巨额钱物收购军需粮草，粮商从中得到厚利是确凿无疑的。然而从上面的考察来看，并不是所有粮商都得利丰厚。得利丰厚者主要是那些官吏家庭及与之勾结的大粮商，一般粮商获利较少。能否获得暴利，往往取决于能否大搞粮食投机。而能否大搞粮食投机，又往往取决于宋朝政策是否有疏漏和官商是否串通一气。
二 城市粮食贸易中的投机商
军需粮草的收购供应，是国家大事，粮商的投机行为尚且如此严重，那么，在一般的城市粮食贸易中，针对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的粮食投机，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城市的粮食投机者，主要是米铺户、长途贩运商（包括地主）、米牙人。受害者主要是城市普通居民和城郊农民。
每当城市粮食短缺时，米铺户肯定趁机涨价。如宋宁宗时，湖北干旱，据知汉阳军的黄干说：“本军城下并汉口共三千家，除能自食者约千家，尚有二千家皆是贫乏籴食之人。米铺户乘此贵粜，日增米价，以困贫民。”（注：《勉斋集》卷30，《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在正常年景，这些人也惯于耍枰杆以取不义之财。例如，“衢州江山县峡口市山下祝大郎，富而不仁，其用斛斗权衡，巨细不一。”（注：《夷坚志补》卷7，《祝家潭》。 ）平江府常熟县直塘镇“仓廪帑库所贮钱米万计”的张五三，不仅诈骗外地粮商钱财，而且“常所用斗，大小各不同，凡十有三等”（注：《夷坚志补》卷7，《直塘风暴》。 ）。那些贪鄙之僧，也谙于此道。饶州城“沙棠庵一僧，正据案间阅算簿书，雷挟下而诛之，腰断为二，背上朱刻痕如小斗者十数。此庵素富，度僧七八员，一意牟利。所震者尤贪，专用升斗为轻重，大入小出，故婴天诛”（注：《夷坚志补》卷25，《鄱阳雷震》。）。城镇坐贾乘米缺之际公开涨价，大斗入小斗出则是变相地暗中涨价。还有一种办法是垄断城市市场，大肆涨价。江宁（建康）府的粮商即是如此。早在北宋仁宗时，知江宁府王随就说过：“民所以饥者，由兼并闭籴以邀高价耳。”（注：《长编》卷101。《宋史》卷311，《王随传》。）南宋时，该城居民大增，粮商垄断以图暴利的情况更厉害：“垄断之民每岁乘时闭籴要利。”（注：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3，岳珂语。）这种情形，决不是古都金陵一城独有，当为大中城市之常态。他们要寻找的机会，首先就是灾荒之年。宋哲宗时苏轼上奏札中说：“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谷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酪之费；所蓄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注：《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12，《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长编》卷482作“日夜祝词”。 ）饥荒年份不仅能把贱价收积之粮高价抛售，而且还能干其它投机活动。宋神宗熙宁六年秋至次年春，全国普遍干旱，不少河北逃荒贫民拥入京城开封，宋政府多次下令开仓赈粜。四月乙亥，“又诏三司以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于乾明寺米场听民赊请，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零粜与贫民。无与停贩之家，立许人告捕法”（注：《长编》卷251、252。）。三月份，开封市场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文，此时官场赈粜上等粳米每斗只有百文，并且是赊粜，可以延期付款。此前官府赈粜之价也是非常优惠的。诏令中严禁赊粜给“停贩之家”，反映出以前低价赈粜之米有些落入粮商之手。宋哲宗时，仍有官员揭露说，两浙灾伤州县赈粜之米，“多为贩夫、公吏相结冒籴”（注：《长编》卷464，元祐六年八月乙卯。 ）。连赈粜之米都不放过，粮商们的投机倒把活动可谓无孔不入、丑态毕露了。
从外地向城市贩运粮食的长途贩运商和地主，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投机的机会。其常见手段有二。一是在粮食中掺杂使假。宋宁宗“庆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晚，饶（州）城大雷震。城下一客舟载米三百石，客子贪恶无状，皆以水拌湿，仍杂糠壳夹和，将载往下江取厚息”（注：《夷坚志补》卷25，《鄱阳雷震》。）。在灾荒年份，官府于县城置场组织赈粜时，“上户却将湿恶粗糙米谷赴场出粜，有误民间食用”（注：《晦庵别集》卷7，《措置行下各场关防上户用湿恶糙米》。）。 二是价低时不来不粜，俟有机会赶来高价出粜。开宝五年（972）七月， 陈从信对赵光义说：“今（开封）市中米贵，官乃定价斗钱七十，商贾闻之，以其不获利，无敢载至京师者。虽富人储物，亦隐匿不粜，是以米益贵，而贫民将忧其馁殍也。”（注：《长编》卷13，开宝五年七月甲申。）熙宁十年赵抃知越州时，遇荒年米缺价高，他深知粮商惯于投机，“诸州皆榜衢路立告赏，禁增米价，抃独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价粜之。于是诸州米商辐辏，米价更低”（注：《涑水记闻》卷14，《太平治迹统类》卷12。）早贩运者得利，晚贩运者投机不成反倒失利。贩运商一般自己没有仓库储蓄粮食，但也想尽招数囤积居奇。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权两浙路转运副使沈诜上奏中说：“两浙州县，亦多饥疫……今来米价已高。若罢赈粜，窃虑翔踊。唯是在市之米辐凑，庶几其直日平。探闻商贩之家，多有积米藏寄碓坊、质当库户，犹欲待价。”（注：《宋会要辑稿》食货58之22。）在其它地区，贩运商每逢灾荒也会这样干。另据袁燮记载：“金陵军民杂处，舟车辐凑。米麦薪炭抃茗之属，民间日用所须者，悉资客贩。（宋宁宗时）商贾逆知旧会将废，人所不惜，骤增物价，以术笼之。米麦一旦绝市，旧会无所售。”（注：袁燮：《絜斋集》卷13，《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旧会子并非真的废除没有用处，只不过按时更换而已。因更换烦费等缘故，换界前夕再次贬值。而那些粮商等却乘机“骤增物价，以术笼之”，狠捞一把。
在实际生活中，投机商不会把上述两种投机手段刻意分开，而往往是既囤积居奇，又掺杂使假。如“乐平明口人许德和，闻城下米麦价高，令干仆董德押一船出粜。既至，而价复增，德用沙砾拌和以与人，每一石又赢五升。不数日货尽，载钱回”（注：《夷坚丁志》卷19，《许德和麦》。）。
米牙人本来多为城市奸诈之徒，又有垄断城市市场的优越条件，他们进行粮食投机也就屡见不鲜了。
米牙人的粮食投机，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常见的低价籴入，高价卖出，具体手段是大斗进，小斗出，掺杂使假。他们敲诈的目标，首先是外地客商。刘克庄记载说，在福建泉州，“奸驵射利，尽揽客舟于家”（注：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3，《宝学彦尚书神道碑》。）。宋政府于绍兴元年六月所下的诏令中也说：
浙西州县米价翔贵。虽有南船载到濒海诸州，多被米牙人邀阻，用大斗低价量籴私停，高价出粜。（注：《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02。）
米牙人瞄准的目标，还有进城粜粮的乡村农民。朱熹指出：
诸县乡村人户搬米入市出粜，多被米牙人兜揽拘截在店，入水拌和，增抬价值，用小升斗出粜，赢落厚利。遂致细民艰食，情实切害。合行约束。（注：《晦庵别集》卷6，《约束米牙不得兜揽搬米入市等事》。）
从中还可以看出，城市米牙人利用其地头蛇的优势，蛮横拦截货源，强行低价收购。当然，其盘剥目标和受害者还有城市普通居民。
米牙人的第二种也是其特有的做法，是强行插手别人的粜籴活动，多抽手续费。诚然，外地客商到一个陌生城市贩卖粮食，尤其是大规模的粜卖，确实有需要中介人斡旋、协助之处。但城市米牙人却不管你是否需要、是否情愿，总想一概插手其间，借以抽取牙钱，并且不厌其多。朱熹说：“寻常客人粜米，必经由牙人方敢粜，常被邀阻，多抽牙钱，是致不肯住粜。合严立榜赏上约，许从民旅之便，情愿交易，庶得牙人不敢骚扰。”（注：《晦庵别集》卷6，《措置赈恤粜籴事件》。 ）朱子制定了明确的告发、惩治办法，是鉴于当地灾荒，急需鼓励外地客商贩米进来。一般情况下，官吏对此类现象习以为常，严令禁止者很少。
三是骗买官府平价赈粜之粮。徐宁孙在《赈济三策》中说：“粜卖米斛，本谓接济艰食之民。今访闻州县，却是在市牙侩与有力强猾之徒，借请（原作倩）人力，假为烂缕之服，与卖所合干人通同搀夺，不及乡村无食之民。”（注：《救荒活民书》卷下。）宋代各地官府，每逢荒灾都在城市设法平价卖粮，牙人这种狡诈恶劣的投机倒把行为，估计是带有普遍性的。
总之，在宋代城市粮食买卖活动中，不论是米铺户还是长途贩运商、米牙人，都有严重的投机行为。同时，三者内部又互为投机对象，尔虞我诈，损人利己。但是，最终受害的则是广大的城市普通消费者。另外，城市郊区的农民，进城籴粮而食者也很多。朱熹曾指出：“近城乡民，全籍将些小系税之物入城货卖，办籴口食。”（注：《晦庵别集》卷6，《晓示乡民物货减饶市税》。）他们无疑也是一批受害者。
三 乡村粮食投机之猖獗
城市商人的粮食投机确很严重，但比起乡村地主家庭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两宋时期，粮食投机最为丧心病狂的，是乡村中的地主之家；受害最深的，是广大乡村中的小农家庭。如“黄州村民闾丘十五者，富于田亩，多积米谷，每幸凶年，即闭廪腾价，细民苦之”（注：《夷坚志补》卷3，《闾丘十五》。）。
乡村的粮食投机之所以最猖獗，主要是因为广泛存在这种客观条件。大多数农民比较贫困，为应付各种官私急需而不得不贱价粜粮，难以待价而沽。南宋思想家陆九渊说：“今农民皆贫，当收获时，多不复能藏，亟须粜易以给他用，以解逋责。使无以籴之，则价必甚贱，而粟泄于米商之舟与富民之廪，来岁必重困矣。”（注：《陆九渊集》卷8， 《与陈教授书》。）到青黄不接和耕种季节，为应付生产生活急需而又不得不高价籴粮。北宋思想家李觏对此已有切实描述。（注：《李觏集》卷16，《富国策第六》。）地主家庭本来收租很多，又乘贱收购，竭力囤积，伺机而发，务求暴利。
每遇水旱灾荒，其投机活动便达到高潮，其卑鄙无耻也暴露无遗。绍兴二十七年（1157）九月，殿中侍御史王珪说：“每岁禾稼未登，或小有水旱，民力艰食，富人闭籴以规厚利。”（注：《系年要录》卷177，绍兴二十七年九月丙子。）所谓闭籴，就是暂停粜卖， 等待时机，当粮价一涨再涨时方才抛售。“饶州富民段二十八，绍兴丁卯（1147），岁大饥，流民满道，段积谷数仓，闭不肯粜。一日，方与家人评论物斛低昂。”（注：《救荒活民书》卷下。）真德秀说：“富民观望，争事闭籴。商贾窥伺，愈索高价。”（注：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6。）他们大多欲壑难填，贪得无厌， 并不在乎贫民们的饥饱死活。真德秀在《浦城劝粜》一诗中写到：
阳和二月春，草木皆生意。
那知田野间，斯人极憔悴。
殷勤问由来，父老各长喟。
富室不怜贫，千仓尽封闭。
只图价日高，弗念民已弊。
去年值饥荒，自分无噍类。
………………………………
岂期新春来，米谷更翔贵。
况又绝市无，纵有湿且碎。
何由充饥肠，何由饱孥累？
恨不死荒年，免复见忧畏！（注：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
地主之家只顾攫取暴利，哄抬物价，并趁粮食奇缺之际把又湿又碎的劣米高价抛售。抚州临川县官府督促赈粜时，“叶十九官人（家）为奴仆夹杂鹿（粗？）谷，每斗粜百单五”（注：黄震：《黄氏日抄》卷78，《委周知县发廪第二榜》。）。地主之家“多有坐视火客、佃户狼狈失业，恬不介意”（注：《晦庵集》卷99，《约束粜米及劫掠榜》。），不肯救济。更有甚者，“乐安县康十六官人、周九十官人两宅，米最多，而独不粜。为其邻甲、火佃者，多饿死”（注：《黄氏日抄》卷78。）。这种逢荒不赈、见死不救的地主，并非乐安县独有。陆九渊说：金溪县“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则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所谓客庄，亦多侨寄官户，平时不能赡恤其农者也。当春夏缺米时，皆四出告籴于他乡之富民，极可怜也。”（注：《陆九渊集》卷8， 《与陈教授书》。）黄震说：
富家大室，不惠乡井而反祸乡井，闭籴长价，放债吞并，田连阡陌。（注：《黄氏日抄》卷80，《引放词状榜》。）
地主之家对自己的邻里乡亲和佃户尚且见死不救，对待他乡之人就更不会有仁慈可言。对邻里乡亲见死不救，是为了乘灾荒之机兼并其田产。“富者乘时高价取赢，反遂其吞并之计。”（注：《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41。）粮食投机，成为地主兼并穷人田产的一种手段。
地主家庭闭籴待价，是为获取最高价钱。“价脱不高，廪终不发。”（注：范浚：《香溪集》卷15，《议钱》。）他们大致采用三种做法。一是唯高价是求，若外地价高而本地价低，便设法卖到外地，本地农民即使饥不可耐、饿殍遍野亦不管不问。黄干在江西看到：由于干旱欠收，“承积年饥馑，无终岁仓箱之积。富商巨室，乐于兴贩，利于高价。多方禁遏，人免艰食。忽闻其将有远行，乡落米价为之顿增”（注：《勉斋集》卷27，《申江西提刑辞差兼节干》。）。遇到灾荒，有些地方官员往往禁增米价、封锁粮食外运渠道。富商巨室力图运至外地价高之处。即使外运不成，消息传开后，本地粮价也会被他们哄抬上去。大灾之年，多是如此。南宋末期，据黄震说：“本州（抚州）今岁（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米贵，民多饿死……寄居前谷城县尉饶立，积米累巨万而性吝啬。”可能是嫌本地米价偏低，“遂一粒不贷，唯深其扃鐍，以待客贩”。并且还贿赂官员，“纵容仓干搬贩出界”（注：《黄氏日抄》卷75。）。一般说来，城市居民货币储藏量要大大高于乡村农民，城市粮价也因此要明显高于乡村。所以，即使荒年饥岁，有些财迷心窍的地主也不顾农民死活和官府封锁，一心要把粮食贩卖出去。其二，进行高利借贷和赊粜，牟取厚息。地主“多是春间将米谷等先放下户，秋冬随例收息”（注：《晦庵别集》卷7，《再谕上户借贷米谷事》。）。“贫者输倍称之息”（注：《宋大诏令集》卷198， 《禁约民取富人谷麦贷息不得输倍诏》。）。遇灾荒年份，地主又把高息借贷改行高息赊卖。乾道三年（1167）八月，“诏诸路州县约束人户，应今年生放借贷米谷，只备本色交还，取利不过五分，不得作米钱算息。以臣僚言：临安府诸县及浙西州军旧来冬春之间，民户缺食，多诣富家借贷。每借一斗，限至秋成交还，加数升，或至一倍。自近年岁歉艰食，富有之家放米人立约，每米一斗，为钱五百。细民但救目前，不惜倍称之息。及至秋成，一斗不过百二三十，则率用米四斗方粜得钱五百以偿去年斗米之债。农民终岁勤动，止望有秋。旧逋宿欠，索者盈门，岂不重困？”（注：《宋会要辑稿》食货58之5。）从中可知， 很多贫穷的农民因无钱籴粮，不得不接受地主非常苛刻的条件赊籴粮食。南宋政府的约束令，只是针对“今年”而言，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干涉。北宋政府即曾下令干涉，但不过限制其过高的价息而已，对赊粜本身并不禁止。其三，就地伺机贵粜。当上述两种手法都不宜再用时，便行此策。但是，他们大都不肯随便出售，而是一拖再拖、一等再等，寻取暴利。咸淳七年，根据黄震的耳闻目睹，江西抚州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贵官大室，固多出粜（指听从官府劝谕，及时赈粜）；乃闻间有利在增价，密售客贩，反不恤邻人之告急者；又有尚欲待价，未肯出粜，忍不思取数之已多者。”“凡仰籴之人，非其宗族，则其亲戚；非其亲戚，则其故旧；非其故旧，则其奴佃；非其奴佃，则其乡邻。”实际上，“固多出粜”，是黄震在到达抚州之前所写《四月初一日中途预发劝粜榜》的客气、劝谕之辞，后两种情况才是多数。根据他到抚州后十余天的不全面的调查，仅乐安一县就有“三十余家官、民户之蓄米者”闭籴不粜，等待更高米价。他多次散发榜文，摆事实，讲道理，反复劝谕，均不见效。于是，他仿效黄干的作法，派知县、官兵亲自到地主之家，强行开仓赈粜。并扣押一拒不从命的官僚地主饶氏。乐安县一周姓地主，“尤不可劝。提督黄省元代之哀痛，至誓天食素者两月，而周宅不恤也，至反申县诬其骚扰”（注：此处所述抚州的情形，均见于《黄氏日抄》卷78。）。抚州农民对地主的囤积居奇、残忍无道行为恨之入骨。临川县地主张曾十翁“至为人镂榜呪骂：‘落地狱，担铁枷。’”抚州的情形，可见宋代乡村地主粮食投机之一斑。随着官僚地主日益增多，这种投机日趋严重，到南宋后期已是利令智昏、登峰造极了。
当然，宋代地主中也有富而布仁、荒年赈粜、救济贫乏者。可惜这种人太少了。
两宋时期，其他的商品交换领域和商人的投机活动也不罕见，但粮食买卖领域和粮商的投机活动则是最为典型、最为严重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乃至整个古代商业和商人的一些真实状况。当人们慨叹人心不古时，究竟对古代人的真实行为和道德水准又有多少了解？
【收稿日期】1999—06—15